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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得以全面展开，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下，对外宣传媒体、新闻院校、党政机关加大了研究力度和投入力度，对外传播研究空前繁荣，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一、研究主体全力协同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对外传播研究领域，研究主体空前强大。总的来看，目前国内的对外传播研究，是以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为主体，同时还有为数众多的对外传播业者，以及一些对此抱有浓厚兴趣的党政官员也加入到了这一议题的研究行列。
学界、业界的对外传播研究，与以往同类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过去的研究者大多是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基本是个人的自发行为。如今，在对外传播研究领域，这种个人自发的研究行为在总量上越来越少，而以研究团队、研究平台为核心的有组织的系统研究成为一种明显趋势。这些研究团队要么立足于省部级的研究平台（研究基地、研究所、研究中心），要么以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为纽带，如北京大学关世杰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重大课题“中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重大课题“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新华社唐润华为首席专家的国家重大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中国外文局姜加林为首席专家的国家重大课题“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等。因为研究团队有重大课题为依托，研究经费也有保障，同时由于研究者能够集结在相对固定的研究平台，学者之间的交流、协作，以及更大范围的研讨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成果也呈现出系列化、集成化的特征。
二、研究领域全方位拓展
近年来对外传播研究的又一趋势，是研究领域的全方位拓展。1990年代以来，在学界、业界，几乎不约而同地以对外传播代替了对外宣传。这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变化，最重要的还是理念的改变。它意味着，对外传播机构及其业者开始注意到，面对自己的对象不能满足于单向的灌输，而应该尊重对象的需求及其感受能力，要高度地重视来自对象的反馈。对外传播代替对外宣传，还意味着对传播规律的尊重，意味着对外传播政治色彩、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这实际是对国外目标对象的适应性贴近，对于提高传播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在实现从宣传到传播的转换的同时，对外传播研究还逐渐地由狭义传播（小传播）朝着大传播的方向转变。此前，学界、业界讲的对外宣传，基本上是指专门对外宣传媒体（如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外文局等）的对外宣传活动。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外传播的内涵和外延逐步拓展。即便是传统意义上专门的对外宣传媒体，其内涵也得到极大的拓展。尤其是20世纪末期兴起的网络新兴媒体，在对外宣传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拓展后的对外传播还包括如下内容。一是文化交流。它涉及体育、戏剧、电影、旅游、各种文物展览及商业会展，所有这些渠道都是对外传播的重要平台，都是展示国家形象，传播国家意志，型塑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二是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三是一般意义上的经贸活动。一个国家的企业、产品和品牌，也是代表国家形象的名片。对外传播内涵的拓展，促进了对外传播学的转型。
三、课题来源更加多元
近年来，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得到了官方、民间乃至国外基金越来越多的资助。
首先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及其他部委社会科学基金，各大学及科研单位的研究基金，每年都会为对外传播研究设立数十项的研究课题，给予程度不等的经费支持。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这类基金资助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如国家及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单项资助力度为80万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单项资助25万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青年课题单项资助15万元。这些课题资助，为对外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是对外传播机构自身的研究项目。对外传播媒体是国家对外传播的物质承担者，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这些机构本身都是知识密集型组织，也是典型的学习型组织。要减少对外传播的盲目性，提高针对性、贴近性、科学性，提升对外传播的效果，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余，必须结合工作的需要，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近年来，新华通讯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中国外文局等，自己也设立了不少研究项目，其资助的力度虽然不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但是因为其结合实际工作，面对现实问题，所以其成果的应用价值并不比那些重大课题差多少。由于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基金资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身于对外传播的研究工作。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趋势还会继续加强。
四、多学科融合日益强化
进入21世纪，随着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媒介融合的进程，媒介化社会俨然成为现实。媒介及其传播渗透到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在这种背景下，对外传播研究者们逐渐打开了自己的视野，思考使用其他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解决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如国际关系学、文化学、政治学、符号学等领域的学者，产生了对对外传播的浓厚兴趣，也纷纷涉足这一领域。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对外传播，其关注的焦点迥异于新闻传播学，前者更加重视国家形象塑造、国际舆论引导、公共外交、舆论战等，也关注政治领导人魅力及国家权力对媒介系统的管理，由此，对外传播的政治功能得以充分地彰显出来。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对外传播，研究者更加关注专门的新闻媒介之外的文化交流手段，其他渠道的文化交流更加受到重视，特别是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及由此造成的跨文化传播的障碍，更是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对外传播，对外传播媒介及其从业者应该认真地审视符号的含义，尊重符号传播的规律。符号作为人类认识事物的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是实现信息存储和记忆的工具，又是表达思想感情的物质手段。只有依靠符号的作用，人类才能实现知识的传递和相互的交往。在国际化背景下，国家的意志、国家的形象，都要借助于符号来表达。而符号的传播是有其客观规律的，“概念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对外传播要想收到预想的效果，传播工作者既要注重概念，又要重视直观与生动，这样一来，对外传播的目的才能顺利实现。
从研究方法看，越来越多的对外传播研究者开始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借助民意调查测量国外公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或者采用心理学层面的方法，通过心理学理论探讨国际关系决策者对世界形势的认知及影响。更多的学者采用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实现了思辨论证与数据力量的结合。还有一些学者根据传统的历史文献研究法，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梳理与中国相关的国家形象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彰显对外传播研究的学术价值的同时也增强了对外传播研究的实践意义。
总之，中国对外传播研究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变化，显示出以上四大发展趋势。这些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不仅影响到对外传播学科自身，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全球战略。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024）的研究成果之一。）
一、研究主体全力协同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对外传播研究领域，研究主体空前强大。总的来看，目前国内的对外传播研究，是以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为主体，同时还有为数众多的对外传播业者，以及一些对此抱有浓厚兴趣的党政官员也加入到了这一议题的研究行列。
学界、业界的对外传播研究，与以往同类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过去的研究者大多是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基本是个人的自发行为。如今，在对外传播研究领域，这种个人自发的研究行为在总量上越来越少，而以研究团队、研究平台为核心的有组织的系统研究成为一种明显趋势。这些研究团队要么立足于省部级的研究平台（研究基地、研究所、研究中心），要么以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为纽带，如北京大学关世杰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重大课题“中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重大课题“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新华社唐润华为首席专家的国家重大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中国外文局姜加林为首席专家的国家重大课题“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等。因为研究团队有重大课题为依托，研究经费也有保障，同时由于研究者能够集结在相对固定的研究平台，学者之间的交流、协作，以及更大范围的研讨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成果也呈现出系列化、集成化的特征。
二、研究领域全方位拓展
近年来对外传播研究的又一趋势，是研究领域的全方位拓展。1990年代以来，在学界、业界，几乎不约而同地以对外传播代替了对外宣传。这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变化，最重要的还是理念的改变。它意味着，对外传播机构及其业者开始注意到，面对自己的对象不能满足于单向的灌输，而应该尊重对象的需求及其感受能力，要高度地重视来自对象的反馈。对外传播代替对外宣传，还意味着对传播规律的尊重，意味着对外传播政治色彩、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这实际是对国外目标对象的适应性贴近，对于提高传播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在实现从宣传到传播的转换的同时，对外传播研究还逐渐地由狭义传播（小传播）朝着大传播的方向转变。此前，学界、业界讲的对外宣传，基本上是指专门对外宣传媒体（如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外文局等）的对外宣传活动。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外传播的内涵和外延逐步拓展。即便是传统意义上专门的对外宣传媒体，其内涵也得到极大的拓展。尤其是20世纪末期兴起的网络新兴媒体，在对外宣传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拓展后的对外传播还包括如下内容。一是文化交流。它涉及体育、戏剧、电影、旅游、各种文物展览及商业会展，所有这些渠道都是对外传播的重要平台，都是展示国家形象，传播国家意志，型塑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二是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三是一般意义上的经贸活动。一个国家的企业、产品和品牌，也是代表国家形象的名片。对外传播内涵的拓展，促进了对外传播学的转型。
三、课题来源更加多元
近年来，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得到了官方、民间乃至国外基金越来越多的资助。
首先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及其他部委社会科学基金，各大学及科研单位的研究基金，每年都会为对外传播研究设立数十项的研究课题，给予程度不等的经费支持。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这类基金资助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如国家及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单项资助力度为80万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单项资助25万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青年课题单项资助15万元。这些课题资助，为对外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是对外传播机构自身的研究项目。对外传播媒体是国家对外传播的物质承担者，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这些机构本身都是知识密集型组织，也是典型的学习型组织。要减少对外传播的盲目性，提高针对性、贴近性、科学性，提升对外传播的效果，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余，必须结合工作的需要，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近年来，新华通讯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中国外文局等，自己也设立了不少研究项目，其资助的力度虽然不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但是因为其结合实际工作，面对现实问题，所以其成果的应用价值并不比那些重大课题差多少。由于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基金资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身于对外传播的研究工作。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趋势还会继续加强。
四、多学科融合日益强化
进入21世纪，随着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媒介融合的进程，媒介化社会俨然成为现实。媒介及其传播渗透到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在这种背景下，对外传播研究者们逐渐打开了自己的视野，思考使用其他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解决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如国际关系学、文化学、政治学、符号学等领域的学者，产生了对对外传播的浓厚兴趣，也纷纷涉足这一领域。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对外传播，其关注的焦点迥异于新闻传播学，前者更加重视国家形象塑造、国际舆论引导、公共外交、舆论战等，也关注政治领导人魅力及国家权力对媒介系统的管理，由此，对外传播的政治功能得以充分地彰显出来。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对外传播，研究者更加关注专门的新闻媒介之外的文化交流手段，其他渠道的文化交流更加受到重视，特别是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及由此造成的跨文化传播的障碍，更是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对外传播，对外传播媒介及其从业者应该认真地审视符号的含义，尊重符号传播的规律。符号作为人类认识事物的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是实现信息存储和记忆的工具，又是表达思想感情的物质手段。只有依靠符号的作用，人类才能实现知识的传递和相互的交往。在国际化背景下，国家的意志、国家的形象，都要借助于符号来表达。而符号的传播是有其客观规律的，“概念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对外传播要想收到预想的效果，传播工作者既要注重概念，又要重视直观与生动，这样一来，对外传播的目的才能顺利实现。
从研究方法看，越来越多的对外传播研究者开始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借助民意调查测量国外公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或者采用心理学层面的方法，通过心理学理论探讨国际关系决策者对世界形势的认知及影响。更多的学者采用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实现了思辨论证与数据力量的结合。还有一些学者根据传统的历史文献研究法，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梳理与中国相关的国家形象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彰显对外传播研究的学术价值的同时也增强了对外传播研究的实践意义。
总之，中国对外传播研究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变化，显示出以上四大发展趋势。这些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不仅影响到对外传播学科自身，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全球战略。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024）的研究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