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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1日晚，当我踏进审查室那一刻，真是天崩地裂，整个人都彻底崩溃了，泪流满面，悲痛欲绝……悔恨交加。”骆国清在悔过书中写道。其实，当骆国清指使其司机驱车在泉州后渚大桥以100多公里时速仓皇逃窜，最终被拦截带走之时，其内心已然崩溃。
在接受审查的日子里，骆国清终日以泪洗面，短时间内交代出其在任职期间收受多名企业主1300多万元钱款的事实。2013年12月，骆国清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2015年1月9日，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骆国清有期徒刑15年，没收犯罪所得。
向组织交代完一切，骆国清一身轻松。“组织上对我的查处，是正确的，应该的。要不然在我的晚年生活中，直到我生命终结前，我将是恐慌的，不得安宁的，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难舍“衣锦还乡”情结 在讲排场比阔气的路上越走越远
1973年，21岁的骆国清刚一入伍，就立了三等功，并光荣地入了党。从军24载，他从最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副师职领导干部。
据骆国清回忆，当时他转业后可以选择去北京，也可以选择去部队所在地，但他却依然决定回泉州老家。“闽南人常说，回家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任一官半职能为家人和朋友办一些事。”这成为骆国清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
如愿回到家乡的骆国清受到组织上的重用，历经多岗位多职务锻炼。2005年，他被任命为泉州南安市委书记，成了主政一个县级市的“一把手”。当时骆国清怀着干事创业的激情，提出招商引资创业工程，在较短时间内使南安市财政总收入排名全省第二。这本得益于全体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可骆国清却认为，取得这样的成绩全靠他这个“一把手”，因此，“走到哪里都到处显耀自己的能量和作用”。
骆国清躺在功劳簿上，逐渐滋生出享乐和拜金思想。而由于年龄等原因，骆国清认为自己“再往上升可能性很小”，已然是“船到码头车到站”。是该一如既往地干好工作，还是选择保持现状“不上不下”，多考虑自己晚年生活该怎么过？这两种想法在骆国清心中徘徊不定。
工作上冲劲不足、干勁减退，但接待应酬的时间却多了起来。当时很多企业家在南安投资创业，骆国清常被邀请参加南安或泉州同乡会等活动，经常到外地参观考察。住的是星级酒店，吃的是山珍海味，享的是高标准接待，听的是酒桌上恭维人的甜言蜜语，这让骆国清“顿时觉得飘飘然忘乎所以，身价好像高很多，本来虚荣心就比较重，（听到恭维话后）感到很中听、很舒服”。
听惯了奉承话，享惯了“清福”，骆国清思想觉悟渐渐退化，讲排场、摆阔气成了他的一大追求。他在南安的公务接待和私人宴请繁多，接待标准一年高过一年。回家过年他都要讲排场——孩子们的拜年红包别人如果给500元，他就要给1000元。平时参加企业的公益慈善事业、各种救灾活动，骆国清认为这是给企业家个人捧场、给他们面子，要让企业老板感谢他、赞扬他。后来接受调查的骆国清回想起这些过往，不由在悔过书中写道：“这是多么幼稚、多么可笑。”
第一次破纪“彻夜难眠” 猖狂时“开门迎客”
“我反思第一次收钱时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内心）斗争十分激烈，那时确实非常害怕。”当时，一名企业老板来到骆国清家，聊了半个多小时后，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包钱塞给骆国清。双方在客厅里推来推去，折腾了五六分钟。
“我知道你是军人出身，爽快耿直，但你不要做不食人间烟火的正人君子，这样将来你在这里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好吧，这算是向你借的，下不为例。”
据骆国清回忆，当晚他彻夜难眠，一边是烫手的钱，像随时可以爆炸的定时炸弹；另一边是企业老板的所谓“感慨之言”。“结果我听了老板的谗言，有了第一次必然就会有第二次，接二连三收了别人的钱，走向了犯罪的不归路。”
起初，大部分行贿者抱着投石问路的心态，以曾经的战友、朋友的名义，逢年过节向骆国清送一点儿小礼品、小红包示好。骆国清将别人送钱的举动当作“是对我的敬重，是兄弟朋友之间的感情”，他对这些“小礼小钱”没当回事，认为这是“经济活跃地区的潜规则”。当行贿者发现骆国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便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骆国清送钱送物。
南安本为侨乡，一些企业老板在香港、澳门等地谋事创业，每逢年节才回乡省亲。骆国清就任南安市委书记后，也经常带队去港澳等地。一到目的地，骆国清除了正常的走访、会议之外，哪儿都不去，就待在下榻的酒店中“开门迎客”。
骆国清回忆说，当时人来了一批又一批，酒店房间内堆满来访者送的礼物和“茶水费”。客人走后，骆国清都不记得哪个礼物是哪位送的了。好在送礼的人也有“心机”，往往会在礼品袋内放上个人名片，以便领导“审阅”。
为了体现“关心”，过年期间，成了骆国清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每年初一到十五这些天，骆国清马不停蹄，走访于各乡镇回乡省亲者家中，换来的又是各位送上的一捆捆钞票。
“以前烟酒茶等礼品都不要，而这时对企业家馈赠的礼品、手表、金首饰等贵重物品都收，最后发展到对企业老板送来的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钱也收，丧失了原则，丧失了方向，丧失了人格，触犯了党纪国法。”骆国清在悔过书中说道。他在用地审批、项目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拿人手短”，一次骆国清接到关于一个违规开发项目的通报，却并没有派人去调查处理，采取措施挽回损失，原因就是，他收了老板的钱。
南安商人吴某，为求得骆国清支持帮助，取得某旧城改造项目，先后7次送给骆国清18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
长期纵容，弟妹等只把他视作“摇钱树”
骆国清的弟弟长期打着骆国清的招牌，在南安地界承揽电杆广告牌项目。有一次骆国清弟弟得知某企业新投资了一个房地产项目，就直接打电话给企业老板，直言“我是小骆，你的新房广告给我做！”该房地产老板不明所以，就问“你是哪个小骆？”骆国清弟弟立即怒气冲冠，叫嚣道：“我是小骆你都不知道，你还要不要在南安混了！” 有一次，南安商人吕某想拿下一块11亩多的工业用地盖厂房，奈何“朝中无人”，后来通过某副镇长从中撮合，认识了骆国清的妹妹。骆国清妹妹开口便是100万元。骆国清办妥此事，吕某将100万元如数奉上，骆国清让妹妹代为保管。
然而，“人走茶凉”的不单单是一些曾被骆国清视为“兄弟朋友”的行贿者，更让纪律审查人员扼腕叹息的是，由于骆国清对弟弟妹妹的长期纵容、疏于管教，其弟妹只把他视作“摇钱树”，“关键时刻”竟毫无手足之情。
当纪律审查人员让骆国清的妹妹退出这100万元贿金时，其妹撒泼抵赖，大叫着说：“你们把我关起来吧，骆国清的事和我没关系，我没钱！”在退赃期间，骆国清的各位兄弟姐妹个个对退钱之事避如蛇蝎。
骆国清被羁押于福建省第二看守所后，监管干警告诉调查人员，他时常“一日三哭”。骆国清所哭的不仅是面对法律惩罚时的恐惧，更是对那些兄弟姐妹失望与心冷。
从“一线选贤”变质为“金钱开道” 选人用人的天平严重失衡
选人用人历来社会关注度高，影响面广。骆国清在悔过书里写道：“我到南安后，提出要在经济发展一线、项目建设一线、矛盾调处一线选拔干部。刚开始确实是这样做的，当时干部群众反映较好……但后来丧失党性、违背了组织原则，在干部任用事項上听从各方打招呼。”骆国清说的各方打招呼的人，就是他所谓的一些朋友。
南安人洪某，应骆国清的邀请回乡置业，双方熟络之后，洪某就向骆国清提出帮助他的一个兄弟、南安市公安局某领导提拔一下，酬劳100万元。骆国清见“兄弟”开口，本着“兄弟的兄弟就是自己兄弟”的认识，欣然应允，在短时间内就落实了此事，各方皆大欢喜。
有其一就有其二，骆国清在南安任职的这些年间，经过各位经商的“兄弟朋友”推荐，以钱开路而得到提拔的大小干部就有十数人之多。
上梁不正下梁歪，对于那些买官的干部而言，用巨资得来的位置一旦到手，必然想方设法收回成本，或是通过各种方式回报出资的企业老板。这样的干部又怎能履好职尽好责，真正为群众办事？在骆国清案发后的一段时期内，南安相继出现多起窝串案，骆国清在位时的胡作非为难辞其咎。
骆国清在这些别有用心的“朋友兄弟”金钱攻势下，在所谓“哥们儿义气”的口蜜腹剑下，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人牟取私利，失去了最起码的公平正义，也失去了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最基本的操守，换来的只能是无尽的悔恨和泪水。
案件剖析：
分析许多贪官的堕落轨迹，都能发现其“哥们儿朋友”推波助澜的身影，骆国清一案正是其中典型。
骆国清在担任南安市委书记后，手握重权，成为别有用心之人“围猎”的对象。这些人挖空心思与骆国清套近乎，从请客吃饭、登门送礼开始，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步步为营，最终把骆国清拖下水。令人遗憾的是，骆国清并没有把“慎交友”当回事，甚至见有利可图便欣然就范，与“狐朋狗友”一拍即合，把党纪国法抛在脑后，等待着他的必然是身败名裂的结局。
领导干部与什么人交往、怎样交往，往往成为考察其志趣、境界和追求的“晴雨表”。广大干部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骆国清一案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对那些怀着个人目的拉拉扯扯、搞感情投资的人，对那些特别敢花钱、特别能套近乎的人，对那些趣味庸俗、社会关系混杂的人，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高度警觉，绝不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迷惑、利用。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辨别力和坚定的自我控制力，才能真正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让那些投机取巧、四处钻营的人无处得利，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贡献出正能量。
（摘自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在接受审查的日子里，骆国清终日以泪洗面，短时间内交代出其在任职期间收受多名企业主1300多万元钱款的事实。2013年12月，骆国清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2015年1月9日，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骆国清有期徒刑15年，没收犯罪所得。
向组织交代完一切，骆国清一身轻松。“组织上对我的查处，是正确的，应该的。要不然在我的晚年生活中，直到我生命终结前，我将是恐慌的，不得安宁的，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难舍“衣锦还乡”情结 在讲排场比阔气的路上越走越远
1973年，21岁的骆国清刚一入伍，就立了三等功，并光荣地入了党。从军24载，他从最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副师职领导干部。
据骆国清回忆，当时他转业后可以选择去北京，也可以选择去部队所在地，但他却依然决定回泉州老家。“闽南人常说，回家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任一官半职能为家人和朋友办一些事。”这成为骆国清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
如愿回到家乡的骆国清受到组织上的重用，历经多岗位多职务锻炼。2005年，他被任命为泉州南安市委书记，成了主政一个县级市的“一把手”。当时骆国清怀着干事创业的激情，提出招商引资创业工程，在较短时间内使南安市财政总收入排名全省第二。这本得益于全体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可骆国清却认为，取得这样的成绩全靠他这个“一把手”，因此，“走到哪里都到处显耀自己的能量和作用”。
骆国清躺在功劳簿上，逐渐滋生出享乐和拜金思想。而由于年龄等原因，骆国清认为自己“再往上升可能性很小”，已然是“船到码头车到站”。是该一如既往地干好工作，还是选择保持现状“不上不下”，多考虑自己晚年生活该怎么过？这两种想法在骆国清心中徘徊不定。
工作上冲劲不足、干勁减退，但接待应酬的时间却多了起来。当时很多企业家在南安投资创业，骆国清常被邀请参加南安或泉州同乡会等活动，经常到外地参观考察。住的是星级酒店，吃的是山珍海味，享的是高标准接待，听的是酒桌上恭维人的甜言蜜语，这让骆国清“顿时觉得飘飘然忘乎所以，身价好像高很多，本来虚荣心就比较重，（听到恭维话后）感到很中听、很舒服”。
听惯了奉承话，享惯了“清福”，骆国清思想觉悟渐渐退化，讲排场、摆阔气成了他的一大追求。他在南安的公务接待和私人宴请繁多，接待标准一年高过一年。回家过年他都要讲排场——孩子们的拜年红包别人如果给500元，他就要给1000元。平时参加企业的公益慈善事业、各种救灾活动，骆国清认为这是给企业家个人捧场、给他们面子，要让企业老板感谢他、赞扬他。后来接受调查的骆国清回想起这些过往，不由在悔过书中写道：“这是多么幼稚、多么可笑。”
第一次破纪“彻夜难眠” 猖狂时“开门迎客”
“我反思第一次收钱时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内心）斗争十分激烈，那时确实非常害怕。”当时，一名企业老板来到骆国清家，聊了半个多小时后，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包钱塞给骆国清。双方在客厅里推来推去，折腾了五六分钟。
“我知道你是军人出身，爽快耿直，但你不要做不食人间烟火的正人君子，这样将来你在这里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好吧，这算是向你借的，下不为例。”
据骆国清回忆，当晚他彻夜难眠，一边是烫手的钱，像随时可以爆炸的定时炸弹；另一边是企业老板的所谓“感慨之言”。“结果我听了老板的谗言，有了第一次必然就会有第二次，接二连三收了别人的钱，走向了犯罪的不归路。”
起初，大部分行贿者抱着投石问路的心态，以曾经的战友、朋友的名义，逢年过节向骆国清送一点儿小礼品、小红包示好。骆国清将别人送钱的举动当作“是对我的敬重，是兄弟朋友之间的感情”，他对这些“小礼小钱”没当回事，认为这是“经济活跃地区的潜规则”。当行贿者发现骆国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便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骆国清送钱送物。
南安本为侨乡，一些企业老板在香港、澳门等地谋事创业，每逢年节才回乡省亲。骆国清就任南安市委书记后，也经常带队去港澳等地。一到目的地，骆国清除了正常的走访、会议之外，哪儿都不去，就待在下榻的酒店中“开门迎客”。
骆国清回忆说，当时人来了一批又一批，酒店房间内堆满来访者送的礼物和“茶水费”。客人走后，骆国清都不记得哪个礼物是哪位送的了。好在送礼的人也有“心机”，往往会在礼品袋内放上个人名片，以便领导“审阅”。
为了体现“关心”，过年期间，成了骆国清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每年初一到十五这些天，骆国清马不停蹄，走访于各乡镇回乡省亲者家中，换来的又是各位送上的一捆捆钞票。
“以前烟酒茶等礼品都不要，而这时对企业家馈赠的礼品、手表、金首饰等贵重物品都收，最后发展到对企业老板送来的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钱也收，丧失了原则，丧失了方向，丧失了人格，触犯了党纪国法。”骆国清在悔过书中说道。他在用地审批、项目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拿人手短”，一次骆国清接到关于一个违规开发项目的通报，却并没有派人去调查处理，采取措施挽回损失，原因就是，他收了老板的钱。
南安商人吴某，为求得骆国清支持帮助，取得某旧城改造项目，先后7次送给骆国清18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
长期纵容，弟妹等只把他视作“摇钱树”
骆国清的弟弟长期打着骆国清的招牌，在南安地界承揽电杆广告牌项目。有一次骆国清弟弟得知某企业新投资了一个房地产项目，就直接打电话给企业老板，直言“我是小骆，你的新房广告给我做！”该房地产老板不明所以，就问“你是哪个小骆？”骆国清弟弟立即怒气冲冠，叫嚣道：“我是小骆你都不知道，你还要不要在南安混了！” 有一次，南安商人吕某想拿下一块11亩多的工业用地盖厂房，奈何“朝中无人”，后来通过某副镇长从中撮合，认识了骆国清的妹妹。骆国清妹妹开口便是100万元。骆国清办妥此事，吕某将100万元如数奉上，骆国清让妹妹代为保管。
然而，“人走茶凉”的不单单是一些曾被骆国清视为“兄弟朋友”的行贿者，更让纪律审查人员扼腕叹息的是，由于骆国清对弟弟妹妹的长期纵容、疏于管教，其弟妹只把他视作“摇钱树”，“关键时刻”竟毫无手足之情。
当纪律审查人员让骆国清的妹妹退出这100万元贿金时，其妹撒泼抵赖，大叫着说：“你们把我关起来吧，骆国清的事和我没关系，我没钱！”在退赃期间，骆国清的各位兄弟姐妹个个对退钱之事避如蛇蝎。
骆国清被羁押于福建省第二看守所后，监管干警告诉调查人员，他时常“一日三哭”。骆国清所哭的不仅是面对法律惩罚时的恐惧，更是对那些兄弟姐妹失望与心冷。
从“一线选贤”变质为“金钱开道” 选人用人的天平严重失衡
选人用人历来社会关注度高，影响面广。骆国清在悔过书里写道：“我到南安后，提出要在经济发展一线、项目建设一线、矛盾调处一线选拔干部。刚开始确实是这样做的，当时干部群众反映较好……但后来丧失党性、违背了组织原则，在干部任用事項上听从各方打招呼。”骆国清说的各方打招呼的人，就是他所谓的一些朋友。
南安人洪某，应骆国清的邀请回乡置业，双方熟络之后，洪某就向骆国清提出帮助他的一个兄弟、南安市公安局某领导提拔一下，酬劳100万元。骆国清见“兄弟”开口，本着“兄弟的兄弟就是自己兄弟”的认识，欣然应允，在短时间内就落实了此事，各方皆大欢喜。
有其一就有其二，骆国清在南安任职的这些年间，经过各位经商的“兄弟朋友”推荐，以钱开路而得到提拔的大小干部就有十数人之多。
上梁不正下梁歪，对于那些买官的干部而言，用巨资得来的位置一旦到手，必然想方设法收回成本，或是通过各种方式回报出资的企业老板。这样的干部又怎能履好职尽好责，真正为群众办事？在骆国清案发后的一段时期内，南安相继出现多起窝串案，骆国清在位时的胡作非为难辞其咎。
骆国清在这些别有用心的“朋友兄弟”金钱攻势下，在所谓“哥们儿义气”的口蜜腹剑下，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人牟取私利，失去了最起码的公平正义，也失去了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最基本的操守，换来的只能是无尽的悔恨和泪水。
案件剖析：
分析许多贪官的堕落轨迹，都能发现其“哥们儿朋友”推波助澜的身影，骆国清一案正是其中典型。
骆国清在担任南安市委书记后，手握重权，成为别有用心之人“围猎”的对象。这些人挖空心思与骆国清套近乎，从请客吃饭、登门送礼开始，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步步为营，最终把骆国清拖下水。令人遗憾的是，骆国清并没有把“慎交友”当回事，甚至见有利可图便欣然就范，与“狐朋狗友”一拍即合，把党纪国法抛在脑后，等待着他的必然是身败名裂的结局。
领导干部与什么人交往、怎样交往，往往成为考察其志趣、境界和追求的“晴雨表”。广大干部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骆国清一案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对那些怀着个人目的拉拉扯扯、搞感情投资的人，对那些特别敢花钱、特别能套近乎的人，对那些趣味庸俗、社会关系混杂的人，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高度警觉，绝不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迷惑、利用。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辨别力和坚定的自我控制力，才能真正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让那些投机取巧、四处钻营的人无处得利，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贡献出正能量。
（摘自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