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中共中央一支笔”之称的胡乔木，是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他曾在毛泽东身边做过25年的秘书，改革开放后，又是邓小平的得力政治助手，很长一段时间，党内许多重要的政治文件都出自其手。胡乔木不仅才学文笔了得，而且性格耿直，襟怀坦荡，待人真诚，乐于助人。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身处高位的胡乔木，十分关怀知识分子，他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解决了一些知识分子工作生活待遇方面的难题，改善了他们的政治境地。

“等调查清楚再出书就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翻译大师吴寿彭在青岛从事化工工作，由于其曾在南京国民政府有过任职经历，所以遭受了不公正的政治对待，被逮捕批斗。作为“黑五类”分子，吴寿彭夫妇只得蜗居于一间阴暗潮湿、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储藏杂物的小屋。政治上的磨难并没有损减吴寿彭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热情。“文革”结束后，吴寿彭的政治境况有了一定改善，已过古稀之年的他经常到青岛市图书馆查阅资料进行翻译。
　　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被吴寿彭的执着精神所感动，1978年春天，该工作人员给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写信，反映了吴寿彭的翻译成就以及他住房困难和译作无法出版的问题，请求胡乔木能够帮助他。
　　胡乔木看信后很重视，他先指示有关出版社安排出版吴寿彭的译作，可出版社提出要想出版吴寿彭的书，首先必须把他的历史问题调查清楚，否则很难出版。 胡乔木批示说：“出译书，只要没有现行问题，书有价值，即可出。”“吴已七十多岁了，等调查清楚再出书就晚了。”
　　就这样，在胡乔木的直接关照下，吴寿彭翻译的亚里士多德所著的《动物志》得以在1979年出版。后来胡乔木又指示有关方面与青岛市委联系，帮助吴寿彭解决了房子、工作问题。吴寿彭告别了蜗居窘境，住进了两居室的房子，还成了青岛市的政协委员，迎来了他翻译生涯的第二春。

“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搞科研”

　　胡乔木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后，即把作家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
　　1978年9月，沈从文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沈从文除了谈及自己在服饰研究方面的情况，还提出了自己的实际困难，主要是住房太小，工作条件太差。“目下因住处过窄，材料分存数处，无从集中，即能集中一部分，也摊不开，工作难于取得应有进展，深盼得您帮助解决一下。不然，难免坐耗有限生命，无可奈何。”
　　胡乔木知道后，先让秘书去沈从文家了解情况，秘书回来反映确如信中所述。胡乔木又亲自带着儿子去沈从文家一看究竟，回家后还向妻子谷羽叙说了沈家住房的惨景。胡乔木不禁感叹：“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搞研究呢？”
　　当时社科院住房很紧张，如何解决沈从文的住房问题就成了摆在胡乔木面前的一个难题。最后他和家人商量后打算把自己居住的一套四居室的房子騰出来让给沈从文夫妇住。不过这个想法很快被主管部门否决了，但胡乔木依然想办法给沈从文解决了住房问题。胡乔木的妻子谷羽在回忆文章《五十年共风雨——怀念乔木》中写道：“在乔木和有关部门关心下，沈从文的住房问题不久就解决了。后来，他又出面帮沈配备了助手，解决了医疗问题，对沈从文的待遇，他也亲自特批，由四级研究员调到二级，沈从文晚年总算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

“逢此殊遇”不胜感激

　　杂文家聂绀弩1967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