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新简》上有一条简载云：
　　愿君加治食永安万年为国爱身(E.P.T44:4B)。
　　此简出自内蒙古破城子第四十四探方，依内容推断，当是汉代私人书信里相互祝福的话。其“为国爱身”，饶有深意。
　　《汉书·王莽传》曰：“每有水早，莽辄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诏莽曰：‘闻公菜食，忧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于职，以时食肉，爱身为国。’”《三国志·魏书·臧观传》注引王沈《魏书》：“(臧观)攻(孙)权，为流失所中，伤左足，力战不顾，太祖劳之曰：‘将军被创深重，而猛气益奋，不当为国爱身乎?’”
　　明代梁云构《豹陵集·与张忝生年兄》：“乞原慈节痛，为国爱身，不日且移孝以作忠。”身体本该由自己掌控和珍惜，却同“为国”的政治行为发生联系。为了国家贡献忠心，似乎是“爱身”这一个人要求得以成立的前提，体现了中国古人意识中的泛政治化倾向。
　　而就连人之常情的爱身，很多人也是有顾虑而不敢为之的，唯恐对不住君恩，违反忠孝之道。《旧唐书·陆贽列传》载：“贽以受人主殊遇，不敢爱身，事有不可，极言无隐。”“朋友规之，以为太峻，贽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白居易也指出：“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旧唐书·李君球列传》记李君球在反对唐高宗讨伐高丽的上疏中有“食君之禄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禄矣，其敢爱身平?”在皇权至上的阴影下，臣子身体并不属于自己。《旧唐书·权德舆列传》说：“臣之事君，如子事父，今当圣明不讳之代，若犹爱身隐情，是不忠不孝，莫大之罪。”在臣子看来，不敢上疏直指国家弊病与君主过失的“爱身隐情”，乃是不忠不孝的重罪。
　　“爱身”的另一面即是“忘身”。“身”、“家”都是比不得“主”与“国”的。汉代贾谊《治安策》提到，若君主“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就会“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君主礼遇臣下，臣子为主忘身、为国忘家。贾谊描绘出一副君臣关系的理想图景。《后汉书·李通列传》记大司徒侯霸赞赏李通的话：“破家为国，忘身奉主”。明代陈孝逸《痴山集·祭壶山兄文》中也有“忘家为国”、“忘身为主”的话。看来这成为对人美誉的用词之一。
　　“为国忘身”，在战争舞台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尉缭子·兵教下》说，“兵有五致：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汉书·霍去病传》说，汉武帝想为战功累累的霍去病建造府第，孰料霍去病答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唐代诗人王维《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诗，则有“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句，表现出唐代诗人群体忘身报国、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
　　至于“为国亡身”，那更是值得旌扬之事。《晋书·檀凭之列传》载义熙年间皇帝表彰在平定桓玄之乱时战死的檀凭之的诏书，其中有“忠烈果毅，亡身为国”之语。诸葛亮《出师表》云：“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晋书·庾亮列传》也记庾亮语：“先帝谬顾，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轻，遂感遇忘身”。东汉潘勖上书日：“臣闻媚上以希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忧国者，臣之所难，主之所愿。是以忠臣背利而修所难，明主排患而获所愿。”蜀汉后主刘禅则说诸葛亮能“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唐高宗问诸将优劣时，贾言忠回答：“诸将夙夜小心，忘身忧国，莫过于李劫者。”《明史·于谦列传》也说于谦：“至性过人，忧国忘身。”唐代诗人白居易《赠裴珀官制》说：“故太子宾客裴垍，忠正恭慎，佐予为理，事君尽礼，徇国忘身。”南宋状元王十朋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参加殿试时还曾提及：“若夫所谓训迪者，盖将以忠义训迪之，使其忘身徇国而已。”
　　从“为国爱身”与“为国忘身”两语中，我们可以体悟到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些内涵。比如叮嘱别人“爱身”时，要表明“为国爱身”。“爱身”这一个人行为似乎只有在“为国”的前提下才算合理。个人行为与政治行为相联系，是中国古人泛政治化思维的显著特点。
　　而与“忘身”相比较，“爱身”不总是含有褒义。“爱身”中的贬损之义当与统治者唯恐臣民过于“爱身”而不忠于己、不忠于国的想法有关。《汉书·张敞传》载：“勃海、胶东盗贼并起，敞上书自请治之，曰：‘臣闻忠孝之道，退家则尽心于亲，进宦则竭力于君。夫小国中君犹有奋不顾身之臣，况于明天子乎。……臣敞不敢爱身避死，唯明诏之所处，愿尽力摧挫其暴虐，存抚其孤弱。’”这种竭力于君、蹈死不顾的精神自然为君主所赞许。宋代蔡戡《定斋集·广东提举到任谢表》也云：“念主恩未报，何敢爱身?”而“忘身”，则成为统治者评价臣子是否忠直的标准之一。金世宗就认为臣子“若果刚直，则当忘身以为国，履正以无偏”。《明史·许赞列传》也记许赞：“以年逾七十，数乞休。帝责其忘君爱身，落职闲住。”看来“爱身”的臣子，还会受到皇帝的责备。
　　应该看到，在中国古代皇权至上的政治现实中，诸事以皇帝好恶为是非。不少“夙夜匪懈”、“为国忘身”的忠臣，实际并非死于为国为民的正义战争或正义之举中，而是成为君王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可谓死未得其所。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