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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无着，参加反英示威大游行，热血沸腾的杨梅生就此走上革命道路
1905年1月13日，杨梅生（原名杨勋梅）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淦田镇（今属株洲市）一个小药商家庭。杨梅生在家排行老大，上过两年私塾，因家境贫困辍学，后做过药铺帮工。
1927年2月，杨梅生去长沙找事做。当时长沙失业者众多，杨梅生无法找到工作，衣食无着时，正赶上湖南省总工会联合各界举行10万人的反英大示威游行，他情不自禁地加入了斗争行列。后来，湖南省总工会给了杨梅生两块银元作路费，推荐他去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当兵。到了武汉，杨梅生才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控制的队伍，团长是共产党员卢德铭。杨梅生暗自庆幸自己找对了队伍。
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杨梅生所在的武汉警卫团未赶上起义，辗转到江西修水休整待命。
1927年9月初，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将修水、铜鼓、安源地区的工农武装和警卫团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杨梅生被编入第一团任班长，参加了9月9日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起义军第一、第二团在战斗中相继失利，第三团进攻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浏阳城东南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召开会议。这天正好是杨梅生带班值勤。身材高大穿着长袍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正要步入会场，杨梅生一见不认识，便让毛泽东在外面等着，自己进去报告营长陈浩说：门口有个姓毛的找你。陈浩听后急步走出会场，指着毛泽东对杨梅生说：“这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杨梅生马上向毛泽东行军礼，表示歉意。毛泽东对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给予了表扬。
1928年4月24日前后，毛泽东率部在宁冈砻市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两支队伍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改编为第四军第三十一团，杨梅生调任该团警卫班班长。由于杨梅生行军、打仗总是一马当先，勇敢顽强，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进入井冈山后，他很快被党组织确定为党员培养对象。团部司号员、共产党员曾仁贵经常找他谈话，使他思想觉悟提高很快。1928年8月上旬，在井冈山茅坪，杨梅生由张风鸣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杨梅生成了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8月下旬，国民党军第八军乘毛泽东率部去湖南桂东之机，调集1个师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29日，杨梅生奉命率警卫班随第三十一团赶赴黄洋界阵地。 黄洋界系高山峻岭，四周悬崖峭壁，仅有一条上山的羊肠小道，是通往井冈山的咽喉要道，地势十分险要。杨梅生和全班战士紧急抢修工事，挖掩体、布竹钉、垒石块，作好战斗准备。30日，天刚蒙蒙亮，国民党军在机枪的掩护下，匍匐前进。当国民党军进入红军枪支有效射程时，第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一声令下:“打!”杨梅生从堑壕里站起来，端起机枪连续扫射，国民党官兵一个个倒在阵地前沿。正当战斗激烈时，一颗子弹从杨梅生右肋穿过，顿时鲜血直流，一阵剧痛，杨梅生右手失去知觉。简单包扎后，杨梅生顽强地坚持用左手射击，直至因失血过多昏倒在阵地上。黄洋界保卫战取得胜利后，杨梅生被送往红军医院疗伤。
1929年3月，红军占领闽西长汀后，部队整编，红四军改为三个纵队。杨梅生被编入第三纵队队部。一次，部队在汀州圳下与国民党军遭遇。此时，毛泽东未及转移，处境危急。杨梅生当机立断，带领一个手枪班巧妙地将国民党军火力引开，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掩护，毛泽东得以安全转移。不久，杨梅生被提拔为中队长。
1930年6月，红四军与红十二军、红六军组成红一军团，杨梅生任红十二军特务大队大队长。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月底，杨梅生率部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敌我双方对峙半个多月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红军撤出长沙，经株洲到醴陵、茶陵、攸县等地做群众工作。此时，杨梅生离别家乡已3年多， 很想念家乡的亲人。有人劝他说：部队离家乡才几十里，回去看看吧！但他以革命为重，抑制住自己的思乡之情，始终没有回去。
11月，蒋介石调集数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企图将红军消灭在吉安、东固地区。12月30日晨，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及2个旅的兵力进犯龙冈以东，已担任红十二军三十六师一○六团团长的杨梅生奉命率部配合主力迎击。当时大雾迷漫、细雨绵绵， 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于龙冈城边的落方山下毛家坪，对国民党军发起总攻。杨梅生指挥全团勇猛冲杀。龙冈一仗，红一方面军凭着有利地形顽强战斗，全歼国民党军两个旅，毙伤俘国民党军近1万人，缴获武器9000多件，活捉师长张辉瓒。在这次战斗中，杨梅生左臂中弹负伤，被送进了医院。
1931年2月，杨梅生伤愈出院，回到原部队参加“肃反”，后被调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学习。时值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他边打仗边学习，既增长了指挥才干，也提高了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水平。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他留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担任第三期学员团管理处处长。
巧接周恩来，妙斗饥饿，胜利完成“东线行动”任务
1931年底，杨梅生奉命率1个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到闽赣边游击区迎接从上海来的周恩来到中央根据地。此处山高林密，国民党军封锁很严。途中与国民党军1个保安团遭遇时，杨梅生机动灵活，率部与国民党军保安部队周旋，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用2个连引开国民党军保安部队，用1个连武装护送周恩来安全到达长汀。1999年1月12日，杨梅生夫人刘坚回忆，解放后周恩来对此次行动仍记忆犹新，亲切地称呼刘坚“梅嫂”，说“杨梅生很用脑筋，很会打仗，我那次通过封锁线时，他指挥部队声东击西，把敌人引开，不然过封锁线是很危险的”。
1932年1月，湘赣军区成立，杨梅生调任湘赣军区独立第九师第四十三团政治委员，与团长何紫云指挥部队配合主力，打击湘赣边地区国民党军。一次，国民党军在湘赣边地区发现红军主力后，立即调集兵力逼进。杨梅生指挥所部，配合兄弟部队向北佯攻，吸引国民党军。接着又在小布以北地区进行游击活动，与地方武装一道破坏国民党军交通，封锁消息，做群众工作。他还指挥少数部队趁夜间天黑上山放火，假装大部队转移的样子，迷惑国民党军。国民党军进入根据地后，连连扑空。由于当地群众“坚壁清野”，国民党军连饭都吃不上，被拖得疲惫不堪，最后只好撤退。在这次长达两个多月的战斗中，杨梅生率部队打了不少硬仗、恶仗，还克服了饥饿与疲劳等各种困难。
1933年9月，杨梅生任红一军团第三师师长，同月改任该师第八团团长。10月，红一军团第三师转隶红九军团。1934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寻淮洲、乐少华领导的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为配合这次行动，红九军团受命专程护送。杨梅生率领的第八团参加了这次“东线行动”。
8月11日，当抗日先遣队由闽东北向赣东南挺进时，红九军团带着缴获的火药和大批物资，返回苏区。杨梅生带领全团指战员肩挑背扛向苏区前进，每人携带的火药、食盐及其他物品足有二三十公斤。他自己体质单薄，也和战士们一样，负重爬山越岭，脚板起了血泡，也不让别人分担。杨梅生的模范行动，给全团指战员增加了克服困难的勇气。红九军团冒雨前进，经五城、宁泽、大吴池等地，终于在8月28 日抵达苏区，将全部400多箱火药和大批食盐等物资安全运送到位。近2个月的“东线行动”胜利结束。
长征中，指挥机枪连击落敌机；过草地时喜结良缘
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可此时杨梅生不幸患上了疟疾，畏寒怕冷，不停地“打摆子”。红九军团个别领导嫌杨梅生累赘，想把他留下。但军团主要领导坚持要杨梅生随队长征，下令军团担架队队长夏朝安（建国后曾任北京军区财务部部长）负责杨梅生的安全，用担架抬着杨梅生随队行军，并特批一百块光洋给夏朝安掌管，以备万一。1934年10月21日晚，红九军团从安远、信丰间的新陂、小溪和赣县的马岭等地突围，从左翼掩护军委野战纵队行进。中央红军进占新田、古陂后，突破了他们所谓的“钢铁封锁线”。接着，又突破了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湘江战役后，杨梅生身体慢慢地好起来。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关于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转战贵州的建议，决定红军改道西进。同日，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后又改称中央纵队）。杨梅生受命担任军委警卫营营长，随军委纵队第一梯队（邓发任司令员）行动，主要担负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的保卫任务。1935年3月的一天下午，正当警卫营随中央纵队在茅台镇附近的蜿蜒山路上行进时，忽然远处传来了司号员吹出的“嘀哒嘀哒”的防空警报声，部队马上疏散隐蔽到两旁的丛林中。一会儿3架敌机飞过来，耀武扬威地盘旋一阵，扔下了一串串炸弹，好几个战士倒在了血泊中。危急时刻，杨梅生请示总参首长同意后，不顾一切冲过敌机轰炸掀起的烟雾，来到机枪连的位置。命令机枪连的战士们架起了四挺机枪。这时敌机正好进入机枪连的火力范围，四挺机枪一齐射击，织成了愤怒的火网。一架敌机被击中，冒着浓烟向茅台镇方向坠落下去。另外两架敌机落荒而逃。事后，警卫营受到军委首长的嘉奖和慰问。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抗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率领右路军北上。第三十二军与第五、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编为左路军。杨梅生所在的警卫营改编为第三十二军第七团，杨梅生任团长，赖毅任政治委员。
左路军在张国焘、朱德和刘伯承率领下，向阿坝方向前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东发展的指示，按兵不动，重弹“西进”的老调。张国焘在他的意见被中共中央否定后，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充耳不闻，擅自命令部队停止北上，并于9月13日召开“阿坝会议”，诬蔑北上是“右倾逃跑”，10月5日公然成立“第二中央”。杨梅生认为毛泽东北上不会错。第三十二军宣传部部长王度问他：“有人反党的话，你的态度怎样？”杨梅生知道是指张国焘，便理直气壮地回答：“谁反党，我就反对谁。”
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均遭到围攻和斗争。朱德知道杨梅生性格耿直，于是几次找杨梅生谈话，要他“嘴巴不要乱说，应很好的团结四方面军的干部，并以实际模范行动感动他们，促使他们回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那里去”。同时，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也告诫杨梅生少发牢骚。
1936年2月，杨梅生被排挤出第三十二军，任川康省军事部参谋长，明升暗降，被剥夺了指挥部队的权利。当时，军委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罗若遐（曾任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营营长），因被张国焘无端怀疑而受到排挤，被停止无线电发报工作，安排在新闻台专门负责抄收新闻。杨梅生和同受张国焘迫害的张令彬经常到新闻台同罗若遐聊天。杨梅生从罗若遐那里得知，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已经到了陕北，打了不少胜仗，受到极大鼓舞。
5月，杨梅生改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纵队参谋长。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7月初，红四方面军开始北上。在过草地途中，经朱德、康克清夫妇介绍，杨梅生与跟随红军长征的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刘坚结婚。经过近1个月的艰难跋涉，红四方面军终于第三次穿过草地，8月1日到达包座地区。
“抗日战争”中，先入新疆学院担任军事教官，后在战场上大显神威，痛歼日伪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争取，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杨梅生在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中央军委派他去八路军一一五师工作，但他因身体不好没有到职，留在八路军总部担任警备科科长。1937年9月初，他随八路军总部由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出发，开赴恒山地区抗日前线。途中他患急性支气管炎，不适应前线工作，便于次年2月重返延安，经组织批准去苏联学习，同时治病疗养。
1938年4月16日，杨梅生和赴苏联开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等同乘一架飞机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邓发劝说和挽留下，杨梅生答应留在新疆。休养一段时间后，杨梅生病情好转，于同年7月担任新疆学院军事教员，化名杨永生。当时，新疆学院是新疆惟一的高等学校，学院里有不少教职员是共产党员，制定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开设了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新课程。杨梅生在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学用一致”的原则，经常采用课堂讨论的教学方法，以培养学生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他运用在抗大学到的知识和办学经验，重视对学生的政治教育，经常向学生讲解抗战的形势，宣传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用延安精神教育青年学习，被青年学生们视为良师益友。不到半年，新疆学院呈现出一派蓬蓬勃勃的景象，被誉为“第二抗大”。因不满共产党在新疆学院青年学生的影响不断扩大，盛世才借口支援地方工作，把新疆学院的中共干部全部排挤出来。
1939年5月，杨梅生返回延安，立即要求到抗战第一线工作，于是被调任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参谋长。9月，改任新四军华中江北指挥部副参谋长。1940年4月，杨梅生任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联防司令部下辖4个独立团，杨梅生兼任独立第三团团长。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是淮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侵华日军总部所在地、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隔江对峙。杨梅生等指挥联防部队进行一系列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巩固和扩大了路东抗日根据地。8月，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撤销，所属地方武装归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直接指挥。9月初，日伪军调集1万余人，分七路对路东地区进行大“扫荡”。11日，日军1个小队和伪军1个团由来安向嘉山县白沙王一带进攻。杨梅生率独立第三团在白沙王山地进行伏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日军1个小队、伪军3个连，缴获长短枪200余支。其余日伪军逃窜至仇集附近，杨梅生率独三团乘胜追击，进行夜袭，再歼日伪军数十人。路东地方部队配合新四军主力，分散游击，集中打击，苦战12天，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年底，路东各县开展扩军运动，路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发展到2万多人，为在淮南地区坚持反“扫荡”、 反“蚕食”斗争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为适应新四军军部重建后武装斗争的需要，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重建，杨梅生任司令员，刘顺元任政治委员。杨梅生和刘顺元领导和发动各县成立军事科或县总队，在根据地边沿地带普遍建立区中队、乡分队。津浦路东地区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抗日武装力量，与新四军主力部队共同担负起保卫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1942年1月，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改称为淮南苏皖边军区，下辖独立第三、第四和第五团。在杨梅生、刘顺元的统一指挥下，路东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开始主动向日伪据点攻击。当年春天，杨梅生指挥部队攻打来安县相官集，毙伤伪军20余人，俘虏130余人。4月16日，攻打仪征、六合间重镇东沟，歼灭伪军100余人，并收复了该镇。同年秋天，杨梅生指挥独立第三、第四团进攻六合县新集，俘伪团长刘开太以下160 余人，收复该镇。
1943年3月，杨梅生奉命调离淮南赴延安，由于路途艰险，辗转11个月才到达延安。随即参加延安整风，并于1944年7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中，杨梅生率部随四野大军从黑龙江一直打到湘南
1945年11月，杨梅生调任晋察冀军区热河军区副司令员兼冀晋纵队（亦称热河纵队）副司令员。1946年1月，国民党军进攻古北口，杨梅生指挥所部第一旅并冀东第十四军分区部队迎战。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敌我兵力悬殊。他独自带着一个参谋两个警卫员指挥着约3个旅的兵力，利用高山陡坡的有利地形，3天内击溃了敌人4个师的猛烈进攻。战斗快要结束时，国民党军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臀部被弹片击中，再次负伤。
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议，调集大批兵力，进攻中原解放区，进而发展到对所有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奋起反击。8月，中央军委命令杨梅生任热河军区代司令员。27日，国民党军集中3个军兵力进攻承德，形势异常紧张。杨梅生遵照中央不计一城一地得失、机动灵活打击敌人的战略方针，主动放弃承德，率领军区机关和热河纵队第二、第三旅共1万多人，在热河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灵活机动地打击国民党军。由于连年征战劳累和游击战争的艰苦条件，杨梅生体质虚弱，免疫力低，经常患感冒、支气管炎等疾病。于是，领导决定他到赤峰（今内蒙古赤峰）治疗休养。
1948年7月，杨梅生调任东北合江军区司令员。他随即奉命率领合江军区、龙江军区9个独立团，配合主力围困长春。当时机关干部不齐，通讯器材缺乏，部队又是两个军区合拢来的，困难不少。但当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下达任务后，杨梅生没有丝毫犹豫，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率领部队提前一天赶到长春前线，参与围困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所部10万余人，为解放长春立下了功劳。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在哈尔滨召开的高干会议上，东北军区领导罗荣桓对杨梅生克服重重困难，坚决执行命令的可贵精神给予了表彰。
11月，杨梅生任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副司令员。同月底，杨梅生同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等一起，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天津解放后，第九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詹才芳任军长，李中权任政治委员，杨梅生任副军长。
平津战役后，经过4个多月休整，四十六军奉命挥师南下，于7月上旬渡过长江，直逼长沙城下，促进了长沙的和平解放。
10月2日，第四野战军中路军分三路，向衡宝地区的国民党军全线出击。杨梅生同军长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一起率领第四十六军主力火速向耒阳逼进，从右侧钳制国民党军。当国民党军退却时，他们又率部向耒阳方向急进，于8日解放衡阳、耒阳，歼灭国民党军3000余人。
当时，湘南地区有国民党军队残余和土匪武装共5.4万余人，还占据着一些县城。194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为加强湘南地区剿匪力量，将第四十六军留在湘南执行剿匪和建政任务。中旬，第四十六军军部进驻衡阳市。14日，任命詹才芳为湘南剿匪指挥部司令员，李中权为政治委员，杨梅生为副司令员。同时任命杨梅生为衡阳警备司令员。
湘南剿匪指挥部决定直接组织指挥嘉（禾）蓝（山）临（武）剿匪战役。杨梅生协助詹才芳、李中权，指挥第一三六、第一三七两个师和郴县军分区部队共2万人的兵力，采取先完成大包围，然后分进合击的战术，对盘踞嘉禾、 蓝山、临武地区以王春晖、谢声溢等为首的国民党匪特武装1万余人进行围歼。12月19日，嘉蓝临战役结束，歼灭股匪1万余人，俘匪王春晖、谢声溢等“少将”以上头目12人， 基本消灭该地区的大股土匪武装，解放了嘉禾、蓝山、临武、江华4 座县城及广大地区，巩固了向广西进军的战役后方。
1950年3月，詹才芳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四十六军军长。11月，杨梅生接任第四十六军军长。至年底，第四十六军基本肃清了湘南地区的匪患，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并帮助建立了人民政权，为湘南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
1952年2月，杨梅生被任命为湖南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9月，任湖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9月，杨梅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8年1月9日，杨梅生因患肺癌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病逝，终年73岁。
1905年1月13日，杨梅生（原名杨勋梅）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淦田镇（今属株洲市）一个小药商家庭。杨梅生在家排行老大，上过两年私塾，因家境贫困辍学，后做过药铺帮工。
1927年2月，杨梅生去长沙找事做。当时长沙失业者众多，杨梅生无法找到工作，衣食无着时，正赶上湖南省总工会联合各界举行10万人的反英大示威游行，他情不自禁地加入了斗争行列。后来，湖南省总工会给了杨梅生两块银元作路费，推荐他去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当兵。到了武汉，杨梅生才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控制的队伍，团长是共产党员卢德铭。杨梅生暗自庆幸自己找对了队伍。
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杨梅生所在的武汉警卫团未赶上起义，辗转到江西修水休整待命。
1927年9月初，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将修水、铜鼓、安源地区的工农武装和警卫团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杨梅生被编入第一团任班长，参加了9月9日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起义军第一、第二团在战斗中相继失利，第三团进攻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浏阳城东南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召开会议。这天正好是杨梅生带班值勤。身材高大穿着长袍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正要步入会场，杨梅生一见不认识，便让毛泽东在外面等着，自己进去报告营长陈浩说：门口有个姓毛的找你。陈浩听后急步走出会场，指着毛泽东对杨梅生说：“这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杨梅生马上向毛泽东行军礼，表示歉意。毛泽东对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给予了表扬。
1928年4月24日前后，毛泽东率部在宁冈砻市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两支队伍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改编为第四军第三十一团，杨梅生调任该团警卫班班长。由于杨梅生行军、打仗总是一马当先，勇敢顽强，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进入井冈山后，他很快被党组织确定为党员培养对象。团部司号员、共产党员曾仁贵经常找他谈话，使他思想觉悟提高很快。1928年8月上旬，在井冈山茅坪，杨梅生由张风鸣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杨梅生成了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8月下旬，国民党军第八军乘毛泽东率部去湖南桂东之机，调集1个师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29日，杨梅生奉命率警卫班随第三十一团赶赴黄洋界阵地。 黄洋界系高山峻岭，四周悬崖峭壁，仅有一条上山的羊肠小道，是通往井冈山的咽喉要道，地势十分险要。杨梅生和全班战士紧急抢修工事，挖掩体、布竹钉、垒石块，作好战斗准备。30日，天刚蒙蒙亮，国民党军在机枪的掩护下，匍匐前进。当国民党军进入红军枪支有效射程时，第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一声令下:“打!”杨梅生从堑壕里站起来，端起机枪连续扫射，国民党官兵一个个倒在阵地前沿。正当战斗激烈时，一颗子弹从杨梅生右肋穿过，顿时鲜血直流，一阵剧痛，杨梅生右手失去知觉。简单包扎后，杨梅生顽强地坚持用左手射击，直至因失血过多昏倒在阵地上。黄洋界保卫战取得胜利后，杨梅生被送往红军医院疗伤。
1929年3月，红军占领闽西长汀后，部队整编，红四军改为三个纵队。杨梅生被编入第三纵队队部。一次，部队在汀州圳下与国民党军遭遇。此时，毛泽东未及转移，处境危急。杨梅生当机立断，带领一个手枪班巧妙地将国民党军火力引开，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掩护，毛泽东得以安全转移。不久，杨梅生被提拔为中队长。
1930年6月，红四军与红十二军、红六军组成红一军团，杨梅生任红十二军特务大队大队长。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月底，杨梅生率部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敌我双方对峙半个多月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红军撤出长沙，经株洲到醴陵、茶陵、攸县等地做群众工作。此时，杨梅生离别家乡已3年多， 很想念家乡的亲人。有人劝他说：部队离家乡才几十里，回去看看吧！但他以革命为重，抑制住自己的思乡之情，始终没有回去。
11月，蒋介石调集数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企图将红军消灭在吉安、东固地区。12月30日晨，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及2个旅的兵力进犯龙冈以东，已担任红十二军三十六师一○六团团长的杨梅生奉命率部配合主力迎击。当时大雾迷漫、细雨绵绵， 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于龙冈城边的落方山下毛家坪，对国民党军发起总攻。杨梅生指挥全团勇猛冲杀。龙冈一仗，红一方面军凭着有利地形顽强战斗，全歼国民党军两个旅，毙伤俘国民党军近1万人，缴获武器9000多件，活捉师长张辉瓒。在这次战斗中，杨梅生左臂中弹负伤，被送进了医院。
1931年2月，杨梅生伤愈出院，回到原部队参加“肃反”，后被调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学习。时值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他边打仗边学习，既增长了指挥才干，也提高了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水平。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他留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担任第三期学员团管理处处长。
巧接周恩来，妙斗饥饿，胜利完成“东线行动”任务
1931年底，杨梅生奉命率1个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到闽赣边游击区迎接从上海来的周恩来到中央根据地。此处山高林密，国民党军封锁很严。途中与国民党军1个保安团遭遇时，杨梅生机动灵活，率部与国民党军保安部队周旋，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用2个连引开国民党军保安部队，用1个连武装护送周恩来安全到达长汀。1999年1月12日，杨梅生夫人刘坚回忆，解放后周恩来对此次行动仍记忆犹新，亲切地称呼刘坚“梅嫂”，说“杨梅生很用脑筋，很会打仗，我那次通过封锁线时，他指挥部队声东击西，把敌人引开，不然过封锁线是很危险的”。
1932年1月，湘赣军区成立，杨梅生调任湘赣军区独立第九师第四十三团政治委员，与团长何紫云指挥部队配合主力，打击湘赣边地区国民党军。一次，国民党军在湘赣边地区发现红军主力后，立即调集兵力逼进。杨梅生指挥所部，配合兄弟部队向北佯攻，吸引国民党军。接着又在小布以北地区进行游击活动，与地方武装一道破坏国民党军交通，封锁消息，做群众工作。他还指挥少数部队趁夜间天黑上山放火，假装大部队转移的样子，迷惑国民党军。国民党军进入根据地后，连连扑空。由于当地群众“坚壁清野”，国民党军连饭都吃不上，被拖得疲惫不堪，最后只好撤退。在这次长达两个多月的战斗中，杨梅生率部队打了不少硬仗、恶仗，还克服了饥饿与疲劳等各种困难。
1933年9月，杨梅生任红一军团第三师师长，同月改任该师第八团团长。10月，红一军团第三师转隶红九军团。1934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寻淮洲、乐少华领导的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为配合这次行动，红九军团受命专程护送。杨梅生率领的第八团参加了这次“东线行动”。
8月11日，当抗日先遣队由闽东北向赣东南挺进时，红九军团带着缴获的火药和大批物资，返回苏区。杨梅生带领全团指战员肩挑背扛向苏区前进，每人携带的火药、食盐及其他物品足有二三十公斤。他自己体质单薄，也和战士们一样，负重爬山越岭，脚板起了血泡，也不让别人分担。杨梅生的模范行动，给全团指战员增加了克服困难的勇气。红九军团冒雨前进，经五城、宁泽、大吴池等地，终于在8月28 日抵达苏区，将全部400多箱火药和大批食盐等物资安全运送到位。近2个月的“东线行动”胜利结束。
长征中，指挥机枪连击落敌机；过草地时喜结良缘
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可此时杨梅生不幸患上了疟疾，畏寒怕冷，不停地“打摆子”。红九军团个别领导嫌杨梅生累赘，想把他留下。但军团主要领导坚持要杨梅生随队长征，下令军团担架队队长夏朝安（建国后曾任北京军区财务部部长）负责杨梅生的安全，用担架抬着杨梅生随队行军，并特批一百块光洋给夏朝安掌管，以备万一。1934年10月21日晚，红九军团从安远、信丰间的新陂、小溪和赣县的马岭等地突围，从左翼掩护军委野战纵队行进。中央红军进占新田、古陂后，突破了他们所谓的“钢铁封锁线”。接着，又突破了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湘江战役后，杨梅生身体慢慢地好起来。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关于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转战贵州的建议，决定红军改道西进。同日，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后又改称中央纵队）。杨梅生受命担任军委警卫营营长，随军委纵队第一梯队（邓发任司令员）行动，主要担负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的保卫任务。1935年3月的一天下午，正当警卫营随中央纵队在茅台镇附近的蜿蜒山路上行进时，忽然远处传来了司号员吹出的“嘀哒嘀哒”的防空警报声，部队马上疏散隐蔽到两旁的丛林中。一会儿3架敌机飞过来，耀武扬威地盘旋一阵，扔下了一串串炸弹，好几个战士倒在了血泊中。危急时刻，杨梅生请示总参首长同意后，不顾一切冲过敌机轰炸掀起的烟雾，来到机枪连的位置。命令机枪连的战士们架起了四挺机枪。这时敌机正好进入机枪连的火力范围，四挺机枪一齐射击，织成了愤怒的火网。一架敌机被击中，冒着浓烟向茅台镇方向坠落下去。另外两架敌机落荒而逃。事后，警卫营受到军委首长的嘉奖和慰问。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抗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率领右路军北上。第三十二军与第五、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编为左路军。杨梅生所在的警卫营改编为第三十二军第七团，杨梅生任团长，赖毅任政治委员。
左路军在张国焘、朱德和刘伯承率领下，向阿坝方向前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东发展的指示，按兵不动，重弹“西进”的老调。张国焘在他的意见被中共中央否定后，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充耳不闻，擅自命令部队停止北上，并于9月13日召开“阿坝会议”，诬蔑北上是“右倾逃跑”，10月5日公然成立“第二中央”。杨梅生认为毛泽东北上不会错。第三十二军宣传部部长王度问他：“有人反党的话，你的态度怎样？”杨梅生知道是指张国焘，便理直气壮地回答：“谁反党，我就反对谁。”
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均遭到围攻和斗争。朱德知道杨梅生性格耿直，于是几次找杨梅生谈话，要他“嘴巴不要乱说，应很好的团结四方面军的干部，并以实际模范行动感动他们，促使他们回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那里去”。同时，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也告诫杨梅生少发牢骚。
1936年2月，杨梅生被排挤出第三十二军，任川康省军事部参谋长，明升暗降，被剥夺了指挥部队的权利。当时，军委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罗若遐（曾任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营营长），因被张国焘无端怀疑而受到排挤，被停止无线电发报工作，安排在新闻台专门负责抄收新闻。杨梅生和同受张国焘迫害的张令彬经常到新闻台同罗若遐聊天。杨梅生从罗若遐那里得知，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已经到了陕北，打了不少胜仗，受到极大鼓舞。
5月，杨梅生改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纵队参谋长。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7月初，红四方面军开始北上。在过草地途中，经朱德、康克清夫妇介绍，杨梅生与跟随红军长征的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刘坚结婚。经过近1个月的艰难跋涉，红四方面军终于第三次穿过草地，8月1日到达包座地区。
“抗日战争”中，先入新疆学院担任军事教官，后在战场上大显神威，痛歼日伪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争取，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杨梅生在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中央军委派他去八路军一一五师工作，但他因身体不好没有到职，留在八路军总部担任警备科科长。1937年9月初，他随八路军总部由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出发，开赴恒山地区抗日前线。途中他患急性支气管炎，不适应前线工作，便于次年2月重返延安，经组织批准去苏联学习，同时治病疗养。
1938年4月16日，杨梅生和赴苏联开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等同乘一架飞机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邓发劝说和挽留下，杨梅生答应留在新疆。休养一段时间后，杨梅生病情好转，于同年7月担任新疆学院军事教员，化名杨永生。当时，新疆学院是新疆惟一的高等学校，学院里有不少教职员是共产党员，制定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开设了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新课程。杨梅生在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学用一致”的原则，经常采用课堂讨论的教学方法，以培养学生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他运用在抗大学到的知识和办学经验，重视对学生的政治教育，经常向学生讲解抗战的形势，宣传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用延安精神教育青年学习，被青年学生们视为良师益友。不到半年，新疆学院呈现出一派蓬蓬勃勃的景象，被誉为“第二抗大”。因不满共产党在新疆学院青年学生的影响不断扩大，盛世才借口支援地方工作，把新疆学院的中共干部全部排挤出来。
1939年5月，杨梅生返回延安，立即要求到抗战第一线工作，于是被调任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参谋长。9月，改任新四军华中江北指挥部副参谋长。1940年4月，杨梅生任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联防司令部下辖4个独立团，杨梅生兼任独立第三团团长。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是淮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侵华日军总部所在地、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隔江对峙。杨梅生等指挥联防部队进行一系列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巩固和扩大了路东抗日根据地。8月，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撤销，所属地方武装归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直接指挥。9月初，日伪军调集1万余人，分七路对路东地区进行大“扫荡”。11日，日军1个小队和伪军1个团由来安向嘉山县白沙王一带进攻。杨梅生率独立第三团在白沙王山地进行伏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日军1个小队、伪军3个连，缴获长短枪200余支。其余日伪军逃窜至仇集附近，杨梅生率独三团乘胜追击，进行夜袭，再歼日伪军数十人。路东地方部队配合新四军主力，分散游击，集中打击，苦战12天，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年底，路东各县开展扩军运动，路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发展到2万多人，为在淮南地区坚持反“扫荡”、 反“蚕食”斗争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为适应新四军军部重建后武装斗争的需要，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重建，杨梅生任司令员，刘顺元任政治委员。杨梅生和刘顺元领导和发动各县成立军事科或县总队，在根据地边沿地带普遍建立区中队、乡分队。津浦路东地区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抗日武装力量，与新四军主力部队共同担负起保卫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1942年1月，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改称为淮南苏皖边军区，下辖独立第三、第四和第五团。在杨梅生、刘顺元的统一指挥下，路东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开始主动向日伪据点攻击。当年春天，杨梅生指挥部队攻打来安县相官集，毙伤伪军20余人，俘虏130余人。4月16日，攻打仪征、六合间重镇东沟，歼灭伪军100余人，并收复了该镇。同年秋天，杨梅生指挥独立第三、第四团进攻六合县新集，俘伪团长刘开太以下160 余人，收复该镇。
1943年3月，杨梅生奉命调离淮南赴延安，由于路途艰险，辗转11个月才到达延安。随即参加延安整风，并于1944年7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中，杨梅生率部随四野大军从黑龙江一直打到湘南
1945年11月，杨梅生调任晋察冀军区热河军区副司令员兼冀晋纵队（亦称热河纵队）副司令员。1946年1月，国民党军进攻古北口，杨梅生指挥所部第一旅并冀东第十四军分区部队迎战。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敌我兵力悬殊。他独自带着一个参谋两个警卫员指挥着约3个旅的兵力，利用高山陡坡的有利地形，3天内击溃了敌人4个师的猛烈进攻。战斗快要结束时，国民党军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臀部被弹片击中，再次负伤。
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议，调集大批兵力，进攻中原解放区，进而发展到对所有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奋起反击。8月，中央军委命令杨梅生任热河军区代司令员。27日，国民党军集中3个军兵力进攻承德，形势异常紧张。杨梅生遵照中央不计一城一地得失、机动灵活打击敌人的战略方针，主动放弃承德，率领军区机关和热河纵队第二、第三旅共1万多人，在热河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灵活机动地打击国民党军。由于连年征战劳累和游击战争的艰苦条件，杨梅生体质虚弱，免疫力低，经常患感冒、支气管炎等疾病。于是，领导决定他到赤峰（今内蒙古赤峰）治疗休养。
1948年7月，杨梅生调任东北合江军区司令员。他随即奉命率领合江军区、龙江军区9个独立团，配合主力围困长春。当时机关干部不齐，通讯器材缺乏，部队又是两个军区合拢来的，困难不少。但当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下达任务后，杨梅生没有丝毫犹豫，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率领部队提前一天赶到长春前线，参与围困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所部10万余人，为解放长春立下了功劳。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在哈尔滨召开的高干会议上，东北军区领导罗荣桓对杨梅生克服重重困难，坚决执行命令的可贵精神给予了表彰。
11月，杨梅生任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副司令员。同月底，杨梅生同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等一起，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天津解放后，第九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詹才芳任军长，李中权任政治委员，杨梅生任副军长。
平津战役后，经过4个多月休整，四十六军奉命挥师南下，于7月上旬渡过长江，直逼长沙城下，促进了长沙的和平解放。
10月2日，第四野战军中路军分三路，向衡宝地区的国民党军全线出击。杨梅生同军长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一起率领第四十六军主力火速向耒阳逼进，从右侧钳制国民党军。当国民党军退却时，他们又率部向耒阳方向急进，于8日解放衡阳、耒阳，歼灭国民党军3000余人。
当时，湘南地区有国民党军队残余和土匪武装共5.4万余人，还占据着一些县城。194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为加强湘南地区剿匪力量，将第四十六军留在湘南执行剿匪和建政任务。中旬，第四十六军军部进驻衡阳市。14日，任命詹才芳为湘南剿匪指挥部司令员，李中权为政治委员，杨梅生为副司令员。同时任命杨梅生为衡阳警备司令员。
湘南剿匪指挥部决定直接组织指挥嘉（禾）蓝（山）临（武）剿匪战役。杨梅生协助詹才芳、李中权，指挥第一三六、第一三七两个师和郴县军分区部队共2万人的兵力，采取先完成大包围，然后分进合击的战术，对盘踞嘉禾、 蓝山、临武地区以王春晖、谢声溢等为首的国民党匪特武装1万余人进行围歼。12月19日，嘉蓝临战役结束，歼灭股匪1万余人，俘匪王春晖、谢声溢等“少将”以上头目12人， 基本消灭该地区的大股土匪武装，解放了嘉禾、蓝山、临武、江华4 座县城及广大地区，巩固了向广西进军的战役后方。
1950年3月，詹才芳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四十六军军长。11月，杨梅生接任第四十六军军长。至年底，第四十六军基本肃清了湘南地区的匪患，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并帮助建立了人民政权，为湘南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
1952年2月，杨梅生被任命为湖南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9月，任湖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9月，杨梅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8年1月9日，杨梅生因患肺癌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病逝，终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