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商文明的重建,是一个百年命题。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场战争不是中国落后的开始,而是结果,是民族觉醒、觉悟和崛起的起点。从那时至今,数代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国家的伟大复兴。正如晚清思想家郑观应所说,“兵战”与“商战”是中国复兴的两大主题,而后者的主角就是企业家阶层。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对日抗战,从新中国的创建到改革开放,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国运转折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活跃的身影——而这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是被忽略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无意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遗忘。企业家阶层从来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甚至他们的职业属性使得他们在很多时候与激进主义背道而驰。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中国进步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过去百年间,国家与资本、政府与企业家阶层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很独特的命题。企业家阶层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十分微妙和暧昧。在这部著作中,我得到了三个基本的结论:
　　1.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辩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
　　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官方的主动性与市民社会的自发行动,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分工与冲突,构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所有表象。在这中间,企业家阶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时刻,他们甚至主导过历史的演进。在很多企业家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理想主义,比很多知识分子、政客要显得更加理性和真实。
　　2.在过去的130多年间,也就是从晚清洋务运动至今,中国商业世界的逻辑竟是如此惊人的一致。
　　作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在当今的中国经济界,一个经常被讨论却难以解答的课题是,国营垄断资本的日渐庞大,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未来很难被准确地预测,不过,历史却能够以自己的方式给出某些启示。一个很少被人观察到的历史事实是,在过去的130年里,中央政权曾经因同样的问题而遭到过致命的挑战。在清代末年,正是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所谓“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则显然给国家治理带来了重大的负面效应。这一历史的教训值得当世的人们予以警惕。
　　3.在中国百年变革史上,企业家阶层曾经最早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现代化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中国所出现的进步和改革开放的浪潮,恰恰来源于中国企业家阶层以往获得并留存至今的经验,正是这些经验使得企业家阶层得以幸存。它们虽然不可能占据历史的支配地位,却可以使得历史的发展更加充满活力,更加生机盎然。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的官吏和精英阶层一直致力于国家的重建与民族的复兴。而富有悲剧性的是,每隔30年-40年,这一进程就会被外乱或内患所打断,这使得中国的企业史成为一部缺乏传承感的历史。
　　对于中国商业进步的缓慢,不同领域的专家已经给出了无数个答案,在本书中,我们仅从企业史的视角来进行观察。我们看到的是三个现象:一是意识形态争论对现代化的干扰,二是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三是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对新生企业家阶层的影响。让人叹息的是,在洋务运动后的多次经济变革运动中,这三个命题都幽灵般地随影而至,无法摆脱。即便到了1978年,当中国再度开始经济变革的时候,这三大命题仍然困扰着这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没有跳出一个成长的逻辑圈。
　　本书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是:通过对企业家阶层的历史作用的还原、分析与辩驳,重新定义中国社会进步的某些逻辑。■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题目为编者所加
　　
　　出版社新书录
　　《宏观经济学》,易纲、张帆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李普曼传》,(美)罗纳德斯蒂尔著,于滨、陈小平、谈锋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