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化史上，“圣化”是一种常见而独特的文化现象。说其常见，是因为几乎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圣人；说其独特，是因为每一种文化造就圣人的原因和途径各不相同。在中国历史上，“圣人”最初是用来称颂那些聪明睿智、道德高尚的人。因此，圣人本质上也是普通人中的一个，虽然他有优秀的一面，但也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其人格逐渐被升华，人们不仅尊敬他，而且开始膜拜祭祀，希望能得到他的保佑。这时，圣人实际上已经被神格化，有了神的特点和秉性。开漳圣王陈元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他的形象实际上经历了人—王—圣—神的变迁。
　　陈元光（657～711年）是唐朝的一名将领，唐高宗时，继父陈政之后领兵平定了泉、潮间“蛮獠”（即山越人）的地方叛乱。为促进当地的发展，陈元光在平定叛乱以后奏请建立了漳州，并任首任刺史，期间他厉行法治，兴办学校，兴修水利，发展农桑，对山越人以招抚为主，恩威并重，使荒蛮落后的闽粤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因为陈元光为漳州的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被称为“开漳圣王”。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寻根热的兴起，河南、福建、台湾等地学术界争相展开了对“开漳圣王”陈元光的研究。一时间，陈元光声誉鹊起，被誉为唐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边塞诗人。但是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学者根据某些记载指出，陈元光其实还有凶残的一面，如唐人张《朝野佥载》卷二就记有一个陈元光滥杀无辜并煮尸待客的故事，五代人王定保编撰的《唐摭言》将陈元光列为“四凶”之一。可见，陈元光作为“人”的形象并不全是光明美好的一面。有关陈元光的事迹，唐代正史中少有记载，说明在当时，陈元光的影响还不是十分大，其声望可能也不是十分高。
　　公元711年，陈元光被敌将蓝奉高伤及腰部，因伤势过重不治而死。死后，在历代朝廷的一次次追封下，陈元光完成了从“人”到“王”再到“圣”的转变。
　　严格地说，由人到王不应该称为转变。因为“王”只是一个称号，仍然在广义的“人”的范畴内，封侯封王只是反映了历代朝廷对其卓越功绩的承认和嘉赏。陈元光受到的嘉封包括：唐睿宗诏赠其为豹韬卫镇军大将军，并诏令立庙；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追赠其为颍川侯，赐乐器、祭器，春秋享祀，建“盛德世祀”牌坊；南宋加封其为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明代封其为威惠开漳圣王等。从历代朝廷的加封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陈元光的地位越来越高：先是大将军，继而是侯，再是王，以至最后上升为圣王。这些加封无疑增加了陈元光的知名度，但是对陈元光真正的尊敬和崇拜还是来自民间，陈元光形象神格化的实现和完成也是在民间。
　　民间对陈元光的纪念和供奉是从陈元光逝世以后开始的。据《颍川陈氏开漳族谱》记载，陈元光逝世的消息传开以后，“百姓闻之，如丧考妣，相与制服哭之，画像祀之”。宋代晋江人吕季玉曾写七律《威惠庙》一首，诗云：
　　当年平贼立殊勋，时不旌贤事忍闻。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乱萤夜杂阴兵火，杀气朝参古径云。灵贶赛祈多响应，居民行客日云云。
　　可见，虽然史书无载，但是在老百姓心中，陈元光不仅保护了一方安宁，还改善了当地的生活，因此为他建庙祭祀，作为对死者的纪念。
　　因为陈元光的影响有一定的地域性，因此也只有一些特定的地方会祭祀他。从大的方面说，这样的地方有二。一是陈元光的家乡—河南固始。陈氏家族从东汉开始累世居此，陈元光和他父亲陈政就是从这里出发入闽平叛的。陈元光死后，他的孙子陈酆回到固始祖籍修建了祠堂，即“陈氏将军祠”，至今该祠堂犹存，不过已经不是原来的了，而是清嘉庆年间重修的。该祠堂正堂匾额为“尘净东南”、“威震闽粤”，堂联为“开闽数十年烽火无惊称乐土，建漳千百载香火不断祀将军”，充分说明了固始人民对陈元光功绩的认可。
　　再就是陈元光影响所及的地方，这包括福建、广州、台湾等地的一些县市。在福建漳州、云霄等地，民间修建了大量的“威惠庙”和“陈王庙”，把对陈元光的崇拜纳入宗教神系，定期供奉祭祀。明清时期，随着郑成功收复台湾，闽人大量向台湾迁移，对陈元光的信仰和崇拜也随之传向台湾。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台湾，较大规模的“开漳圣王”庙就有70多座，他们都是由漳籍移民修建的。
　　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虽然河南固始和福建、广州、台湾等地都有对陈元光的祭祀，但是他们祭祀的性质并不一样。简而言之，河南固始人只是把陈元光当作一个卓有贡献的先人，像祭祀祖先那样不时上香供奉。而在福建、广州、台湾等地，陈元光的形象逐渐神化，变成了可以予人庇佑的神灵。有的学者称之为“开漳圣王”信仰，并指出此信仰在台湾的情况是，伴随着台湾社会形态由“移民社会”向“安定社会”、“现代社会”的不断演进，台湾开漳圣王信仰的社会职能也不断演变，发挥着抚慰移民心理、凝聚漳籍人心、供人消灾祈福等作用。（林国平、吴云同：《开漳圣王信仰与台湾社会的变迁》，《漳州职业大学学报》1999年4期）
　　正是因为有上述形象的不同，“陈氏将军祠”虽然仍屹立在河南固始，但是除了陈氏后裔和一些仰慕陈元光英名的人会时不时去拜祭一下之外，当地人很少去祭祀，所以“陈氏将军祠”的香火并不盛。然而，在福建、台湾等地，有很多信奉开漳圣王的家族，且一般都供奉有开漳圣王的小神龛，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祭拜。此外，人们还经常到附近的开漳圣王庙宇上香，或问事或谢恩。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比如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的圣王诞辰日，往往还举行大型活动，称“圣王生”。届时，神庙所在地的村子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有的地方还要举行盛大的“鉴王”、“走王”活动，即抬神像巡游，希望能够得到“圣王”永久的保护。显而易见，陈元光在他们的眼里，已经由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了拥有法力的神明：人们毕恭毕敬地供奉祭祀以求保佑，并相信他会尽心尽力地保护供奉者。
　　


　　那么，为什么陈元光的形象在福建等地完成了神化的转变，而在其他地方并非如此呢？主观方面应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陈元光虽然祖籍河南固始，他率领的将士大多是固始人，且是从固始走出去的，但是福建才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地，才是他们建功立业的地方。所以，固始人会为有陈元光这样一个名人骄傲，而福建等地则因为有陈元光而受惠，两处人对陈元光的感情当然不一样。第二，陈氏家族开发潮、漳的卓越贡献。从陈元光的父辈开始，数代陈氏人，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潮、漳等地的开发和建设，为当地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数代人包括陈元光的父辈陈政、陈敷、陈敏兄弟，陈元光子陈，孙陈酆，甚至曾孙陈谟等。陈元光是他们家族的卓越代表。第三，对陈元光及其部将勇猛战功的承认。“蛮僚叛乱”非常凶残，陈元光及其将士不畏艰险，击溃了叛乱之军，给人们带来了安定的生活。陈元光又是这批优秀军士的代表。第四，陈元光的个人品行。陈元光不仅对叛乱进行武力征服，还用各种方法感召蛮僚之人。比如他实行抚绥为主的策略，区别叛乱中的首恶与胁从。“落剑唯戎首，游绳系协从”，对归顺者“抚而籍之”，缓和了民族矛盾。陈元光对漳州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他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和治理方针；其次，在实践上，他传播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创办学校，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所以，陈元光既有威力又有能力，既能斩妖除魔，又能促进一方幸福。第五，现实生活的需要。陈元光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闽人，尤其是移民台湾的闽人。
　　从客观方面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崇拜自古有之，且有神化的趋向。《孟子·尽心下》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在这里讲的是人格美的问题,他把人格美分为六个等级:善、信、美、大、圣、神,逐步升级，逐步完善，圣和神只是一步之遥。其不同，只在祭祀之人心而已。
　　和西方的宗教信仰不一样，中国的宗教信仰有很大的“实用性”，即“用则祭”、“祭则用”。也就是说，祭祀一般都有一定的现实功利性。人们祭祀供奉神灵的目的是希望得到神灵的保佑和帮助。《国语·鲁语上》“展禽论祀爰居”条记载了展禽反对臧文仲祭祀海鸟的故事。其中，展禽提出了几条祭祀原则：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礼记·郊特牲》记载：“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所表现的，是同展禽相同的祭祀传统。
　　显而易见，陈元光的形象、事迹正符合以上标准，他恩威兼施，既有仁慈的一面，也有威严的一面。仁慈的一面能帮良善民众，威严的一面能抗魑魅魍魉。加上现实中他确实为人们消除了叛乱，带来了安定的生活，因此受到人们的祭祀就成为可能了。当人们把陈元光不仅当成一代英雄，而且当成一个可以庇佑一方的神灵去祭祀的时候，陈元光也就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转变。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