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陆信强矛盾起来。作为DV记者，一跳桥就去拍，这是工作职责。但另一面，拍得越多，跳得也就越多
　　
　　“这段时间跳桥的事情太多，大家都‘审美疲劳’了。”陆信强自我打趣，从4月份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广州仅海珠桥就出现“跳桥秀”14起。几乎每隔4天，就有一起。
　　因为“跳桥秀”频繁，陆信强干脆搬到了广东省人民医院旁的新“家”，尽管房子还没装修好，但这里离海珠桥近，“打的5分钟就到”。
　　从2006年开始，陆信强用DV记录了50起试图从高处跳下的自杀者。起初，还都是真跳，但到了后来，一切都变味了。
　　
　　“没一个人真往下跳”
　　
　　47岁的陆信强原本是一家国有企业老总的司机，因为3年前的一个偶然，改行拍起了DV。
　　那是2006年6月5日，陆信强带着刚买来的DV，去广州大桥附近的二沙岛试机。
　　下午5点过，广州大桥上一片警报声。围观者中间，一个穿灰衬衣的男人蹲在大桥外侧的铁架上，作势欲跳。赶来的消防员，不断地劝救他。眼看消防员就已经握住了轻生者的手，不料，男子却主动放弃了，跳入了江里。
　　陆信强拍摄了整个过程。他至今保留着当时的带子。当晚，他拍到的素材被广东电视台制作成现场新闻，在“今日关注”栏目播出，时长1分钟。
　　这是陆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自杀者。此后，他便走上了这条路，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陆信强拍了近千条的突发新闻，其中，“至少50条跟跳桥、跳楼有关”。
　　2009年3月16日晚上9点多，广州市少年宫前，31岁的周仕想因为不堪重负，爬上离地6米多高的龙门架欲自杀。陆信强当时就在旁边。
　　周仕想不但频频向桥下围观者挥手致意，纵身跳下之前，还张开双臂，向桥下的围观者抛去飞吻。
　　这是少见的主动跃下的案例。据陆信强不完全统计，他记录的50条自杀者新闻里，只有差不多1/3。
　　真正轻生或者选择自杀的，一般会选择高层商住楼或大厦，即使跳桥，也不会爬上海珠桥的桥顶。“那摔不死人，”陆信强说。
　　剩下的2/3，一般选择海珠桥、人民桥或者海印桥。陆信强说，从2006年至今，他拍过20多个爬上海珠桥声言自杀的人，但除了陈富超被人推下属于例外，一次都没见他们主动跳下来，全都是被消防员或者警察劝下来的。
　　早些年，海珠桥上的跳桥者还不多，一两个月一次。当时，包括陆信强自己在内的现场围观者，大多对跳桥者报以同情或者理解。
　　后来，尤其到了今年4月以来，上海珠桥的爬桥者多了，大家发现也没有人真跳桥了，反倒是每一次跳桥，桥面交通就封闭一次，受影响的人多了，现场于是“骂声一片”。
　　“真要跳桥自杀，没人会选择海珠桥的，爬海珠桥的都是作秀，没一个人真往下跳。”陆信强总结。
　　
　　“一有事就爬海珠桥”
　　
　　日益增多的跳桥者，让主管部门把值守桥面的治安员人数从此前的2人增加到4人，最后加到6个人。即使24小时轮班值守，仍不乏铤而走险的人。
　　5月25日，下午6点30分。陈富超跳桥的阴影尚未消除，一个背着小孩的男子，在路人的嘘声中，又开始往海珠桥上爬。
　　眼看就要翻上桥顶，所幸治安员及时赶至，将男子截了下来。
　　5月27日，晚上8点40分左右，一名中年男子趁守桥治安员不注意爬上海珠桥东北端斜拱钢架上，称因举报“黄、赌、毒”遭人毒打后得不到赔偿，约一个小时后被警方劝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陆信强不止一次这样问过那些当事人，与陈富超的解释相差无几，大多数人都给出两个理由：“海珠桥好爬、有影响。”
　　一个叫郑龙的双腿残疾者，爬上海珠桥后曾得意地对陆信强说，“你看我，我还是一个残疾人，照样能爬上去。”这座桥的设计者或许压根就没有想到，当初以全钢结构为特点的桥身，76年后却为“自杀者”提供了方便。
　　此外，陆信强还发现，跳桥事件一般发生在上午8点左右和下午6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是每天的上下班高峰，人流车流大，影响大，关注度也高。
　　5月11日，残疾人郑龙第二次爬上海珠桥，陆信强拿DV对着郑问，“旁边不是有解放桥、海印桥、江湾大桥吗，为什么只选择海珠桥？”
　　郑龙说：如果我去那边，“如果真的跳下来，也没有人会发现我”。
　　在陆信强看来，早些年的跳桥者把海珠桥当作了伸斥的场所，而今年以来，跳桥者的诉求更加多元化，“不管大事小事，一有事就爬海珠桥”。
　　从今年4月开始，陆信强经历的10起跳桥事件中，矛盾多集中在土地纠纷、医疗纠纷、和感情问题上。比如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甚至工作压力大等问题，也会成为一些跳桥者的理由。
　　“5月3日，一个中年男子坐在海珠桥顶，拿着儿子的照片。”陆信强回忆，小男孩今年4岁，两个月前在三元里走失，男子怀疑被人拐走了，虽然当时报了警，但至今没有消息。情急之下，他就想到了跳桥。
　　同时，陆信强还发现，如今在海珠桥寻短见的，绝大部分都不是本地人。
　　4月1日，背着幼女上海珠桥的男子是台山人；4月14日，为解决土地纠纷爬上海珠桥顶端的两兄弟来自惠州；5月3日，拿着儿子照片上海珠桥寻求帮助的男子则是广西人；除此之外，还有广东湛江、茂名等地的人。
　　海珠桥推人跳桥事件发生后，曾有人质疑，是否是人们正常诉求渠道缺失所致？
　　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黄周海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透露，4月以来的12起跳桥当事者中，没有一位通过信访表达自己的诉求。
　　“就算广州的信访渠道在全国来说是健全得比较早的，那别的地方呢？”陆信强问。
　　
　　“爬桥就是为了见记者和官員”
　　
　　根据陆信强多次现场跟踪拍摄的经验，爬桥者往往是趁值守的保安不备，悄悄爬上海珠桥顶的钢架。接下来，有的会坐在上面，或者蹲在上面，甚至躺在上面，“主要是为了吸引桥下路人的注意。”
　　消防车、公安、水警、救护车这时一般都会出动，消防车一到，要铺救生气垫，道路就要半封闭或者全封闭，桥下的围观者就会越聚越多。此时，爬桥者就会打出早已准备好的横幅或者提出自己的要求。
　　当然，也有例外，有的在海珠桥上漫步，有的向营救人员索要饮料，看起来他们根本没有对于因为跳桥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的担心。
　　跳桥者除了向上桥劝解的警察或消防员反映自己的诉求之外，更多的跳桥者提出的要求一般就是两条：要见记者，要见政府官员，而且是职位最高的政府官员。
　　这个时候，陆信强除了记录者的身份，还会热心协助现场的警察和消防员。他和海珠桥辖区派出所的所长因此成了朋友。
　　为此，陆信强充当过数次调解专家。
　　“每次上去，我就拿摄像机对着对方。”陆信强说，这一招特灵，一般爬桥者对着摄像机说完话，都会“乖乖地”进云梯下桥。
　　令陆信强印象深刻的是，是5月3日那个失去孩子的父亲。男子对着摄像机念叨一阵子后，决定下桥，在最后看陆信强的时候，还一再询问，“能不能播？能不能播？”
　　如今，陆信强矛盾起来。作为DV记者，一跳桥就去拍，这是工作职责。但另一面，拍得越多，跳得也就越多。
　　当无力者都盯上了这座桥，陆信强的工作就变得繁复起来。
　　陆信强现在有两部手机，为了接听报料电话，他专门购买了一个尾号为“119”的手机号码。他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刚端起碗吃晚饭，跳桥的报料电话就响了。
　　早两年，即使在吃晚饭，陆信强都会毫不犹豫丢下饭碗就往现场跑。现在，同样时间段电话响起的话，他会紧闭双眼，在胸前连画两个十字，嘴里默念“不要是跳桥”“不要是跳桥”。
　　5月28日，陈富超被推下的一周后，傍晚7点，陆信强的两部手机同时响起，报料人说，珠江大桥有人跳桥。
　　挂掉电话，这个广东电视台的DV记者赶紧向台里汇报，台里回复算了，陆信强又给广州几家报社的朋友报料，对方都说，“不搞了，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