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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钟：起草《连队支部工作条例》的“文胆”
在所有1614位开国将帅中，傅钟的党内资历是最深的，早在1921年冬赴法勤工俭学时他便入了党，先后在法国和苏联工作、生活9年，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担任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他曾列席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的工作，可以说是喝“洋墨水”成长的。1935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傅钟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成为最早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两位开国上将之一。
傅钟的军内职务在从事政治工作的上将中也是最高的。他1930年初回国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从事人事和兵运工作。1931年夏被派到红四方面军，从政治部秘书长做到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长征期间，他曾抵制过张国焘“左”的错误和分裂活动，拒绝在张国焘自立的“中央”机关担任职务。到陕北后，任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从上述一系列职务看，傅钟主要在我军各个时期的总政治部机关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在红四方面军时期，主要辅佐陈昌浩；在抗战时期，主要辅佐王稼祥；在解放战争时期，主要辅佐刘少奇。由此，傅钟被戏称为开国上将中的“军委总部四大才子”之一，且排在首位，其他三位是李涛、李克农和周桓。
傅钟的贡献主要在军队政治工作领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中央军委机关翻译了从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秘密带回来的《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还同刘伯承、聂荣臻一起，完成了由周恩来主持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游击队怎样动作》等译文的定稿工作。这些著作在中央苏区出版发行后，对加强主力红军建设起到了借鉴和指导作用。在红四方面军工作时，他利用战斗间隙，编写了《红军须知》《连队指导员手册》等文章，并亲自授课，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政治工作骨干和基层干部。还兼任《红军报》《干部必读》主编。他主持起草的《军、师政治部暂行工作细则》《团政治处暂行工作细则》《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等重要文件，对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加强机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他执笔制定的“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16字《军训》词，由人谱曲在部队广为传唱，起到了鼓斗志、壮军威和发扬优良传统作风的作用。长征后期，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的傅钟，在高级干部中积极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党的统一。西北局是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经中共中央同意成立的。为促成尽快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傅钟主持起草了《西北局告同志书》，要求每个同志深刻了解，巩固与红一方面军兄弟的团结，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坚强集中的领导与指挥下，保持行动一致，是争取当前伟大胜利的先决条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傅钟任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他一面随部队行军作战，一面将所见所闻用生动流畅的文字撰写成《第八路军是怎样战斗着的》前线通讯，刊登在11月13日出版的《解放周刊》和《游击线上》。这篇通讯真实地描写了八路军东渡黄河，经山西侯马、太原到达前线，一路备受群众欢迎的情景；讲述了八路军平型关首战大捷，再战收复平鲁，三战夺回涞源，四战五战，一直打了大小仗30多次，连战皆捷的战况；详细分析了八路军之所以打胜仗的原因，主要是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模范地执行了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38年1月，傅钟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后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长期转战在太行山区。他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和敌后抗战的特点以及部队的实际情况，及时以八路军政治部或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名义下达文电，在部队贯彻执行。与此同时，他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各种会议，部署、检查工作，总结交流政治工作经验。他还和八路军领导联合发布一些重要文电，在报刊上发表个人署名文章，用以指导工作。在工作中，他强调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注意团结抗战友军，努力传播和发扬我军建军与作战的经验和优良传统，不断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
傅钟所起草和撰写的《关于整军的训令》《政治整军方案》《政治整军训令》《八路军抗战中政治工作的经验》《论革命军队建设问题》《时局紧张中部队教育要点》《关于加强战时政治工作的训令》《论目前政治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部队民运工作的几点基本要求》等文件和文章，对部队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政治工作，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11月15日，根据抗战新阶段形势任务的需要，傅钟及时召开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组织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中部队的党政工作》的报告。
1945年，傅钟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反对山头主义》的长篇发言。在发言中，他首先说：“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我是有错误的。尤其在1935年，张国焘成立伪中央的松岗会议上，我对于党中央，尤其是对毛主席，那种极不尊重的鲁莽态度，我应该好好检讨的。”
接着，他回顾了红四方面军光荣的历史，也指出了张国焘的严重问题。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张国焘的个人野心越来越大，问题愈演愈烈，直到在长征中犯下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罪恶，涂污了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
然后，他赞颂了“西路军的广大指战员为着党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了最大与最后的责任”。当他讲到在西路军拼死斗争中，红一、二方面军的干部同样表现了英勇牺牲的精神，“四方面军同志的鲜血与一、二方面军干部的鲜血交流在一起”时，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最后，他着重讲了加强团结、反对山头主义的倾向和情绪。他指出，要解决山头主义问题，必须正确处理山头与党、个人与党的关系。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依靠山头看得很重，而把依靠党看轻了，不能一事当前先考虑有无山头的依靠，而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正确解决了个人与党的关系，依靠党依靠人民，才能力量无穷，稳如泰山，万事好办。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只说大山头、小山头，其结果是山头背在背上，山头是很重的，把自己压得既是驼子，又是瞎子，使得举步艰难，阻碍前进。只要大家真正认清山头主义的危害，下决心克服山头主义，我们就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傅钟大会发言完毕，毛泽东带头鼓掌，全场一片热烈掌声。第二天，在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毛泽东说：“昨天傅钟同志在这里讲了一篇很好的话，我全篇都赞成。”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傅钟于1946年2月赴重庆出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兼《新华日报》社代理社长。作为周恩来的政治智囊之一，他在宣传工作方面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进行了不懈努力。他还为《新华日报》撰写了《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主权在民、法统在民》《究竟谁是爱国主义者》等多篇社论、专论，宣传解放区军民八年抗战的丰功伟绩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揭露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进攻解放区、发动内战的罪恶事实。
1948年春，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为总政治部起草了《新式整军初步总结》，指出：这种完全有领导有秩序地采取民主方法进行的整军，乃是人民解放军长期经验积累与发展的成果，为任何古典军事学说所没有，因而它是一种新式的整军方法，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具体体现。
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制成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我军政治工作的创建、发展与壮大，得益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亲手创立的许多“老章程”。经过一年的努力，总政治部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委员会条例（草案）》《连队支部工作条例》《革命军人委员会条例》等条例草案，颁发全军实行，使我军政治工作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规化、制度化。傅钟自始至终参与了以上各项条例的制定。7月，傅钟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作题为《论部队文艺工作》的报告。8月1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22周年，傅钟撰写了《必须记取的经验》的文章，在解放区报刊上发表。
新中国成立后，傅钟继续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并兼任总政宣传部部长，主管全军宣传、理论教育和文艺工作。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断章取义。他通过学习，写出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胜利》《毛泽东军事科学永远是中国人民之瑰宝》等著作，在军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陈伯钧：从“三湾改编”时的红军排长到长征时的军团长
陈伯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历和战绩相当辉煌。他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在武汉分校读书。因国民党军的破坏与阻挠，他没有赶上南昌起义，但参加了秋收起义，又参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艰苦斗争。陈伯钧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井冈山红四军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红六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第一军团第二十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第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第五军团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等职。
从任职履历表上看，陈伯钧担任第二十军参谋长虽然只有4个多月，却是在开国上将中最早走上军级岗位的人。接着，他担任了一年半多的第七师师长，后来又最先担任军级主官。在担任过军团参谋长的开国上将中，陈伯钧仅次于陈奇涵，比郭天民早一年，比彭绍辉早三年半。任军团长时，陈伯钧也仅比萧克要晚两年。经统计，开国上将中只有陈伯钧等4人任过军团参谋长，仅有陈伯钧和萧克2人任过军团长，可谓凤毛麟角。
由于陈伯钧与毛泽东结缘很早，因此受毛泽东的教导与提携也较多。
1927年2月开始，陈伯钧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一大队第二队当学员。学校坐落在武昌两湖书院。学习期间，学校时常请毛泽东、沈雁冰、李达等给学生们演讲。毛泽东充满哲理与激情的演讲，给陈伯钧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时他却没有机会与毛泽东多接触。
1927年9月10日，毛泽东从浏阳脱险来到江西省铜鼓县。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团部驻地萧家祠，毛泽东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就举行秋收起义的重要意义和具体行动、方法和手段等进行了讲话。时任独立团新兵训练处主任的陈伯钧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心情很激动。会后，陈伯钧与毛泽东见了面。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陈伯钧的年龄、籍贯和经历。此后，独立团等部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陈伯钧任该团第三营第六连第一排排长。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直接领导第三团行动。从此，陈伯钧开始了在毛泽东麾下的革命戎马生涯。
9月29日，在著名的三湾改编时，工农革命军缩编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辖第一、三两个营。陈伯钧当时虽患疟疾，但经推荐，仍担任了第三营第八连第一排排长，还一度代理连长。后来他奉毛泽东之命，随军上井冈山，参加改造袁文才部。同年底，陈伯钧任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并参加了攻打遂川、西门的战斗。
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陈伯钧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
1930年1月，江西红军合编为红军第六军，陈伯钧调任第一纵队参谋长。7月，成立红军第二十军，上级任命正在医院治伤的陈伯钧为该军参谋长。11月，陈伯钧从河西回来后，担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
陈伯钧指挥第七师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先后在龙岗伏击战、东韶追击战、白云山伏击战、白沙围歼战、甘竹阻击战、莲塘攻击战、良村围歼战、黄陂佯攻战、老营盘围歼战、方石岭追击战中有上佳表现。后来，第七师整编为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在长征途中勇当先锋，冲破险阻，克敌制胜，一路向前，成为中央红军的王牌。
陈伯钧在红五军团任职期间，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黄陂、草台岗、乐安和宜黄战役中，积极协助军政主官指挥作战，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这是中革军委对建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的奖赏。
在长征前期9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陈伯钧先作为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率部参加了湘江血战；再作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在军团参与的一系列后卫行动中，辅佐有力，谋划得当。在三渡、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爬雪山等过程中，他率部积极抗击追敌，浴血苦战，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功勋。 长征中期，中央军委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几个当过主力师师长的名将到红四方面军任职，以加强军事指挥工作。如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任第九军参谋长，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宗逊任第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师长彭绍辉任第三十军参谋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任第三十一军参谋长，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任第三十二军参谋长，不久，随红五军团一起行动的朱良才任第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但是，陈伯钧等在红四方面军并没有人尽其才，反而受到张国焘的排挤和打压，他们也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抗争。一年时间里，陈伯钧先被降职到红军大学主任教员，后又任第四军参谋长。
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陈伯钧升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率部通过大沼泽、大草地，尔后，夜袭天水以南之娘娘坝，激战罗家堡，均获得胜利。毛泽东闻讯，亲笔来函祝贺，称陈伯钧是红军干才。
抗日战争之初，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陈伯钧因资历老、战功大、职务高，加上当时正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遂被任命为第三五九旅旅长，成为八路军著名的6大首任旅长之一。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陈伯钧先后担任东北军区第一前方指挥所、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在几次大战中尽职尽责，屡建功勋。
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担负解放长春的任务。司令员萧劲光和政治委员萧华以10万大军包围长春国民党10万守军，用一比一的比例，采取严密的经济封锁、坚决的军事打击和强大的政治攻势这“三套组合拳”，阻止守军突围。1948年10月15日，第一兵团抓住锦州解放这一极为有利的战机，派陈伯钧到兴隆山与长春守军六十军接洽起义事宜。陈伯钧向走投无路的该军军长曾泽生提出3个条件，即“起义必须有行动表示；听我命令开到集结地点；派高级主官前来谈判”。滇系杂牌出身的曾泽生完全接受上述条件。17日，陈伯钧随先头部队向长春急进，一是掩护曾泽生弃暗投明，率部起义；二是威逼蒋介石王牌嫡系部队新七军投降。21日，敌我双方对峙长达5个月之久的长春围城战取得胜利，中央军委来电嘉勉：“对六十军及新七军之分别处理办法得当。甚慰。”
平津战役中，陈伯钧积极协助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做好军事指挥工作。1948年11月24日，陈伯钧和兵团部随第五、第六纵队，作为东北野战军右翼进关主力的先头部队，从沈阳出发，夜行晓宿，经义县、凌源，从喜峰口古长城秘密入关，再出遵化，直插三河。接着，总部命令第十二兵团指挥第三、第五纵队向北插到南口、昌平间，阻击怀来东进之敌，并牵制敌第九十四军的行动。后因敌情变化，第十二兵团又奉命指挥第三、第五、第十纵队及华北第七纵队，占领通县、廊坊及黄村，从东面和东南面包围了北平，后又攻占南苑飞机场，隔断了平津之敌，并保证兄弟部队总攻天津时的侧翼安全。
1949年10月1日，兼任第四十五军军长的陈伯钧率部作为中路军的先锋军，进至湘乡、潭市地区。至3日拂晓，第四十五军即突破黑田铺至蒋市街段白崇禧第一线防御阵地，并乘胜向纵深猛插。10月5日凌晨，该军前锋第一三五师插向衡宝路南灵官殿之线，由于在急行军途中顾不上架设电台，因此没有接到林彪“停止前进”的电令，一下子孤军深入，竟插进了白崇禧的要害。这次无意中的突进，却使该师咬住了敌人，也为中路军主力追上和抓住南撤国民党军，赢得了一天的宝贵时间，并为最终在衡宝地区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中路军将开始撤退的白崇禧主力4个师团团围住。10月10日，经过一天激战，将敌绝大部歼灭。第一三五师因在衡宝战役中表现优异，被称为“虎师”，也为陈伯钧的军事指挥生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聚奎：兵起平江长征建功秣马东北
李聚奎是开国上将中最后一名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其革命生涯充满着传奇色彩。
1955年9月27日，李聚奎被授予3枚一级勋章，却没有被授予上将军衔，有点遗憾。因为在此之前不久，他被周恩来亲自点将，保留军籍，担任新中国石油工业部的第一任部长，为国家找石油。李聚奎不负众望，组织钻井队伍于1956年夏季在新疆西部维语称为“克拉玛依”的地方，打出了原油和天然气井。11月26日，新华社发表了这条振奋人心的消息，引起全国的关注。1957年，李聚奎又组织力量对东北松辽平原进行重点勘探，从此，大庆油田的开发拉开了序幕。1958年2月，李聚奎带着从石油战线取得的丰硕成果回到了部队，担任总后勤部政委，并被授予上将军衔，终于实至名归。
李聚奎是参加过1928年平江起义的两位开国上将之一。7月22日起义时，李聚奎是第一团第三营第九连的一名中士班长；起义后，7月24日，李聚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第七团排长。之后不到一个月，由团长贺国中领读誓词，李聚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8月下旬的一天早晨，红军队伍在湘鄂赣边界的白沙岭集合，请红五军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彭德怀到队前讲话。突然，第一团团长雷振辉伸手抢夺彭德怀警卫员手里的驳壳枪，企图枪杀彭德怀。这时，站在队伍前边的李聚奎，一个箭步冲上前将雷抱住，把他摔倒在地。紧接着，大队长黄云桥也冲上来，一枪结束了雷振辉的性命。跟随彭德怀的一些老部下在多年后还不忘李聚奎奋勇救军长的故事，都夸他当时反应快，从枪口下为我军抢回了一个战功赫赫的共和国元帅。
1928年11月，在第三纵队第九大队第三中队任中队长的李聚奎跟随彭德怀、滕代远奔赴井冈山。12月11日，红四军和红五军在宁冈县新城胜利会师，并召开大会庆祝。在这里，李聚奎头一次见到朱德、毛泽东、陈毅等。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李聚奎内心很振奋，憧憬着毛泽东的那句铿锵有力的话：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1929年1月上旬，彭德怀指挥红五军主力留守井冈山，进行第三次反“会剿”作战。1月下旬，李聚奎带领第三中队在黎坪山坚守黄洋界哨口阵地，阻击敌人的“会剿”部队。激战三日，红五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但掩护红四军大部队突出了敌人重围。
1930年8月18日，时任红一军团红三军第三纵队第九支队支队长的李聚奎，奉命率部一路奔袭到湘赣交界的文家市后山，与兄弟部队隐蔽待敌。20日拂晓，红一军团各部按计划向进至文家市之敌发起猛攻。李聚奎的第九支队如猛虎下山，与兄弟支队迅速占领了高升岭、棺材岭等制高点。但第一纵队向下猛冲时，遭敌顽抗，未能突破敌阵地。这时，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再次发起冲锋的号令，李聚奎指挥第九支队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向敌人冲锋，红军各支队都随着冲锋号声和喊杀声从山顶上压了下来。数小时后，红一军团一举歼敌3个团又1个营，毙敌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取得了成立后的第一次大捷。战斗结束后，李聚奎的第九支队缴获步枪和子弹颇多，装备得到了很大加强。 12月28日上午，红一军团红三军展开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从正面主攻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的第十八师，时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七团团长的李聚奎，率团作为第九师的右翼，从王竹岭和五门岭两山之间的山沟里向敌第十八师先头部队戴岳旅发起攻击，同时，第二十五团也从左侧山梁进攻。战斗异常激烈，由于受地形限制，加之雾雨蒙蒙，第二十七团和第二十五团混在一起与敌人拼搏，展开不顺，伤亡也很大。第二十五团团长负伤退下火线，李聚奎果敢地挺身而出，统一指挥两个团部队与敌人继续战斗。不久，红军吃掉了戴岳旅全部和敌增援的一个团，然后，一鼓作气直奔龙岗敌张辉瓒的指挥部。李聚奎在激战中也英勇负伤，当担架员把他抬下阵地时，正遇上毛泽东。毛泽东关切地问起他的伤情，令李聚奎感动不已。
1931年5月19日，伤愈归队的李聚奎又赶上了一场大仗。红军由西向东横扫，夜晚时分，赶到吉水县白沙镇，向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的残部和第四十三师一部发起攻击。李聚奎带着一个传令班，乘夜间敌人混乱之际，冲入敌人之中，大吼着缴枪不杀。敌人也不知我们有多少人，就乖乖投降了。后来，团长李聚奎带十几个人抓了100多个俘虏兵的故事在红一方面军被传为佳话。
1931年8月，李聚奎作为第二十七团团长，率团和兄弟部队一起，为红军首战莲塘，次战良村，再战黄陂，三战三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四战高兴圩、老营盘的战斗中，红三军单独负责迅速截击向北撤退的国民党军第九师先头独立旅同后续部队的联系。接着，红军从北、南、西三面向敌独立旅发起攻击。为确保速战速决，军长黄公略果断将原本作为预备队的李聚奎第二十七团调上前线，命令他坚决向敌猛攻。结果，经1个小时激战，红三军将该旅全部歼灭，毙伤敌2000余人。
1933年2月26日，时任红九师师长的李聚奎挟江西金溪西南黄狮渡、浒湾战役大胜之威，在江西宜黄南部的大龙圩，果断指挥组织全师勇猛穿插，袭击集结在此的国民党军。在距敌约半公里处时，李聚奎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判断当面之敌可能是其指挥所，遂命令部队以急袭战法向大龙圩包抄。仅用40分钟便结束战斗，红九师以伤亡46人的较小代价，消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个旅，生俘敌师长李明以下官兵3000余人。战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来到红九师，李聚奎赶紧跑去报告了战斗情况，聂荣臻听说活捉了李明，非常高兴，激动地将李聚奎抱了起来，高呼“红军万岁！红军万岁！”当年8月1日，李聚奎由于英勇善战，战绩显著，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2月，国民党军以3个师的兵力向福建建宁西北的三岬嶂攻击，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命令红一团占领三岬嶂，从正面顶住进攻之敌，坚守住阵地，不让国民党军前进一步；命令红三团从侧后佯攻，红二团从右翼打击国民党军。红一团顶住了敌3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猛烈进攻，使阵地岿然不动。紧急时刻，红四团支援部队赶到，由李聚奎统一指挥。他命令：红二、四两团从侧翼向敌人攻击，红一团从正面压下，红三团从侧后攻击。一声令下，4个团的红军将士向敌人猛烈攻击，把敌人一下子打乱了。敌人慌忙撤退，红军乘胜追击，守住了三岬嶂。接着，李聚奎率红一师在兴国西北的高兴圩、狮子岭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战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总政治部的《红星报》撰写了《把第一团顽强作战的精神发扬光大起来》的社论，号召学习红一团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李聚奎被中央军委点将，由后卫变为前锋，率红一师出潇水，战湘江，抢渡乌江，四渡赤水，攻占遵义城，强渡大渡河，为掩护中央和红军主力摆脱险境，打开北上通道建立了奇功。其中，抢渡乌江、强渡大渡河，使他名震全军。
1943年10月，时任决死第一旅旅长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的李聚奎，率部在山梁、山沟间地与日军兜圈子。一天，部队被日军包围了，李聚奎命令大家绝地反击，以旅部警卫连的两个排在前头开路，一个排断后掩护，突出重围。当部队冲过一道山弯时，从一侧的山石后面蹿出几个日本兵，其中一个的枪刺闪着寒光，嗖地捅到李聚奎胸前。紧急之中，李聚奎顺势扬起手中的一根棍子把刺刀拨到一边。警卫员及时把日本兵击毙。这时，日军的一梭子子弹打过来，把李聚奎身边的骡子打死，他手里的棍子也被打断。李聚奎紧紧贴着右侧山根，利用高山陡崖向前迅跑，尾追的日军火力受到死角的限制，山上的敌人一时又下不来，眼瞅着李聚奎带领部队冲出了伏击圈。
解放战争时期，李聚奎主要是在东北野战军及后来的第四野战军担任后勤领导职务，成为我军优秀的后勤工作领导者之一。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至第五次战役中，李聚奎主要是组织指挥后勤部队担负供应物资的运输任务，保障了每次战役作战的胜利。
（责任编辑：徐 嘉）
在所有1614位开国将帅中，傅钟的党内资历是最深的，早在1921年冬赴法勤工俭学时他便入了党，先后在法国和苏联工作、生活9年，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担任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他曾列席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的工作，可以说是喝“洋墨水”成长的。1935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傅钟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成为最早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两位开国上将之一。
傅钟的军内职务在从事政治工作的上将中也是最高的。他1930年初回国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从事人事和兵运工作。1931年夏被派到红四方面军，从政治部秘书长做到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长征期间，他曾抵制过张国焘“左”的错误和分裂活动，拒绝在张国焘自立的“中央”机关担任职务。到陕北后，任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从上述一系列职务看，傅钟主要在我军各个时期的总政治部机关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在红四方面军时期，主要辅佐陈昌浩；在抗战时期，主要辅佐王稼祥；在解放战争时期，主要辅佐刘少奇。由此，傅钟被戏称为开国上将中的“军委总部四大才子”之一，且排在首位，其他三位是李涛、李克农和周桓。
傅钟的贡献主要在军队政治工作领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中央军委机关翻译了从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秘密带回来的《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还同刘伯承、聂荣臻一起，完成了由周恩来主持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游击队怎样动作》等译文的定稿工作。这些著作在中央苏区出版发行后，对加强主力红军建设起到了借鉴和指导作用。在红四方面军工作时，他利用战斗间隙，编写了《红军须知》《连队指导员手册》等文章，并亲自授课，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政治工作骨干和基层干部。还兼任《红军报》《干部必读》主编。他主持起草的《军、师政治部暂行工作细则》《团政治处暂行工作细则》《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等重要文件，对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加强机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他执笔制定的“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16字《军训》词，由人谱曲在部队广为传唱，起到了鼓斗志、壮军威和发扬优良传统作风的作用。长征后期，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的傅钟，在高级干部中积极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党的统一。西北局是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经中共中央同意成立的。为促成尽快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傅钟主持起草了《西北局告同志书》，要求每个同志深刻了解，巩固与红一方面军兄弟的团结，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坚强集中的领导与指挥下，保持行动一致，是争取当前伟大胜利的先决条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傅钟任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他一面随部队行军作战，一面将所见所闻用生动流畅的文字撰写成《第八路军是怎样战斗着的》前线通讯，刊登在11月13日出版的《解放周刊》和《游击线上》。这篇通讯真实地描写了八路军东渡黄河，经山西侯马、太原到达前线，一路备受群众欢迎的情景；讲述了八路军平型关首战大捷，再战收复平鲁，三战夺回涞源，四战五战，一直打了大小仗30多次，连战皆捷的战况；详细分析了八路军之所以打胜仗的原因，主要是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模范地执行了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38年1月，傅钟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后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长期转战在太行山区。他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和敌后抗战的特点以及部队的实际情况，及时以八路军政治部或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名义下达文电，在部队贯彻执行。与此同时，他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各种会议，部署、检查工作，总结交流政治工作经验。他还和八路军领导联合发布一些重要文电，在报刊上发表个人署名文章，用以指导工作。在工作中，他强调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注意团结抗战友军，努力传播和发扬我军建军与作战的经验和优良传统，不断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
傅钟所起草和撰写的《关于整军的训令》《政治整军方案》《政治整军训令》《八路军抗战中政治工作的经验》《论革命军队建设问题》《时局紧张中部队教育要点》《关于加强战时政治工作的训令》《论目前政治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部队民运工作的几点基本要求》等文件和文章，对部队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政治工作，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11月15日，根据抗战新阶段形势任务的需要，傅钟及时召开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组织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中部队的党政工作》的报告。
1945年，傅钟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反对山头主义》的长篇发言。在发言中，他首先说：“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我是有错误的。尤其在1935年，张国焘成立伪中央的松岗会议上，我对于党中央，尤其是对毛主席，那种极不尊重的鲁莽态度，我应该好好检讨的。”
接着，他回顾了红四方面军光荣的历史，也指出了张国焘的严重问题。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张国焘的个人野心越来越大，问题愈演愈烈，直到在长征中犯下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罪恶，涂污了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
然后，他赞颂了“西路军的广大指战员为着党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了最大与最后的责任”。当他讲到在西路军拼死斗争中，红一、二方面军的干部同样表现了英勇牺牲的精神，“四方面军同志的鲜血与一、二方面军干部的鲜血交流在一起”时，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最后，他着重讲了加强团结、反对山头主义的倾向和情绪。他指出，要解决山头主义问题，必须正确处理山头与党、个人与党的关系。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依靠山头看得很重，而把依靠党看轻了，不能一事当前先考虑有无山头的依靠，而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正确解决了个人与党的关系，依靠党依靠人民，才能力量无穷，稳如泰山，万事好办。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只说大山头、小山头，其结果是山头背在背上，山头是很重的，把自己压得既是驼子，又是瞎子，使得举步艰难，阻碍前进。只要大家真正认清山头主义的危害，下决心克服山头主义，我们就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傅钟大会发言完毕，毛泽东带头鼓掌，全场一片热烈掌声。第二天，在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毛泽东说：“昨天傅钟同志在这里讲了一篇很好的话，我全篇都赞成。”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傅钟于1946年2月赴重庆出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兼《新华日报》社代理社长。作为周恩来的政治智囊之一，他在宣传工作方面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进行了不懈努力。他还为《新华日报》撰写了《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主权在民、法统在民》《究竟谁是爱国主义者》等多篇社论、专论，宣传解放区军民八年抗战的丰功伟绩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揭露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进攻解放区、发动内战的罪恶事实。
1948年春，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为总政治部起草了《新式整军初步总结》，指出：这种完全有领导有秩序地采取民主方法进行的整军，乃是人民解放军长期经验积累与发展的成果，为任何古典军事学说所没有，因而它是一种新式的整军方法，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具体体现。
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制成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我军政治工作的创建、发展与壮大，得益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亲手创立的许多“老章程”。经过一年的努力，总政治部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委员会条例（草案）》《连队支部工作条例》《革命军人委员会条例》等条例草案，颁发全军实行，使我军政治工作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规化、制度化。傅钟自始至终参与了以上各项条例的制定。7月，傅钟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作题为《论部队文艺工作》的报告。8月1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22周年，傅钟撰写了《必须记取的经验》的文章，在解放区报刊上发表。
新中国成立后，傅钟继续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并兼任总政宣传部部长，主管全军宣传、理论教育和文艺工作。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断章取义。他通过学习，写出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胜利》《毛泽东军事科学永远是中国人民之瑰宝》等著作，在军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陈伯钧：从“三湾改编”时的红军排长到长征时的军团长
陈伯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历和战绩相当辉煌。他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在武汉分校读书。因国民党军的破坏与阻挠，他没有赶上南昌起义，但参加了秋收起义，又参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艰苦斗争。陈伯钧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井冈山红四军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红六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第一军团第二十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第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第五军团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等职。
从任职履历表上看，陈伯钧担任第二十军参谋长虽然只有4个多月，却是在开国上将中最早走上军级岗位的人。接着，他担任了一年半多的第七师师长，后来又最先担任军级主官。在担任过军团参谋长的开国上将中，陈伯钧仅次于陈奇涵，比郭天民早一年，比彭绍辉早三年半。任军团长时，陈伯钧也仅比萧克要晚两年。经统计，开国上将中只有陈伯钧等4人任过军团参谋长，仅有陈伯钧和萧克2人任过军团长，可谓凤毛麟角。
由于陈伯钧与毛泽东结缘很早，因此受毛泽东的教导与提携也较多。
1927年2月开始，陈伯钧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一大队第二队当学员。学校坐落在武昌两湖书院。学习期间，学校时常请毛泽东、沈雁冰、李达等给学生们演讲。毛泽东充满哲理与激情的演讲，给陈伯钧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时他却没有机会与毛泽东多接触。
1927年9月10日，毛泽东从浏阳脱险来到江西省铜鼓县。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团部驻地萧家祠，毛泽东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就举行秋收起义的重要意义和具体行动、方法和手段等进行了讲话。时任独立团新兵训练处主任的陈伯钧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心情很激动。会后，陈伯钧与毛泽东见了面。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陈伯钧的年龄、籍贯和经历。此后，独立团等部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陈伯钧任该团第三营第六连第一排排长。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直接领导第三团行动。从此，陈伯钧开始了在毛泽东麾下的革命戎马生涯。
9月29日，在著名的三湾改编时，工农革命军缩编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辖第一、三两个营。陈伯钧当时虽患疟疾，但经推荐，仍担任了第三营第八连第一排排长，还一度代理连长。后来他奉毛泽东之命，随军上井冈山，参加改造袁文才部。同年底，陈伯钧任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并参加了攻打遂川、西门的战斗。
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陈伯钧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
1930年1月，江西红军合编为红军第六军，陈伯钧调任第一纵队参谋长。7月，成立红军第二十军，上级任命正在医院治伤的陈伯钧为该军参谋长。11月，陈伯钧从河西回来后，担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
陈伯钧指挥第七师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先后在龙岗伏击战、东韶追击战、白云山伏击战、白沙围歼战、甘竹阻击战、莲塘攻击战、良村围歼战、黄陂佯攻战、老营盘围歼战、方石岭追击战中有上佳表现。后来，第七师整编为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在长征途中勇当先锋，冲破险阻，克敌制胜，一路向前，成为中央红军的王牌。
陈伯钧在红五军团任职期间，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黄陂、草台岗、乐安和宜黄战役中，积极协助军政主官指挥作战，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这是中革军委对建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的奖赏。
在长征前期9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陈伯钧先作为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率部参加了湘江血战；再作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在军团参与的一系列后卫行动中，辅佐有力，谋划得当。在三渡、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爬雪山等过程中，他率部积极抗击追敌，浴血苦战，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功勋。 长征中期，中央军委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几个当过主力师师长的名将到红四方面军任职，以加强军事指挥工作。如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任第九军参谋长，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宗逊任第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师长彭绍辉任第三十军参谋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任第三十一军参谋长，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任第三十二军参谋长，不久，随红五军团一起行动的朱良才任第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但是，陈伯钧等在红四方面军并没有人尽其才，反而受到张国焘的排挤和打压，他们也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抗争。一年时间里，陈伯钧先被降职到红军大学主任教员，后又任第四军参谋长。
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陈伯钧升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率部通过大沼泽、大草地，尔后，夜袭天水以南之娘娘坝，激战罗家堡，均获得胜利。毛泽东闻讯，亲笔来函祝贺，称陈伯钧是红军干才。
抗日战争之初，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陈伯钧因资历老、战功大、职务高，加上当时正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遂被任命为第三五九旅旅长，成为八路军著名的6大首任旅长之一。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陈伯钧先后担任东北军区第一前方指挥所、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在几次大战中尽职尽责，屡建功勋。
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担负解放长春的任务。司令员萧劲光和政治委员萧华以10万大军包围长春国民党10万守军，用一比一的比例，采取严密的经济封锁、坚决的军事打击和强大的政治攻势这“三套组合拳”，阻止守军突围。1948年10月15日，第一兵团抓住锦州解放这一极为有利的战机，派陈伯钧到兴隆山与长春守军六十军接洽起义事宜。陈伯钧向走投无路的该军军长曾泽生提出3个条件，即“起义必须有行动表示；听我命令开到集结地点；派高级主官前来谈判”。滇系杂牌出身的曾泽生完全接受上述条件。17日，陈伯钧随先头部队向长春急进，一是掩护曾泽生弃暗投明，率部起义；二是威逼蒋介石王牌嫡系部队新七军投降。21日，敌我双方对峙长达5个月之久的长春围城战取得胜利，中央军委来电嘉勉：“对六十军及新七军之分别处理办法得当。甚慰。”
平津战役中，陈伯钧积极协助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做好军事指挥工作。1948年11月24日，陈伯钧和兵团部随第五、第六纵队，作为东北野战军右翼进关主力的先头部队，从沈阳出发，夜行晓宿，经义县、凌源，从喜峰口古长城秘密入关，再出遵化，直插三河。接着，总部命令第十二兵团指挥第三、第五纵队向北插到南口、昌平间，阻击怀来东进之敌，并牵制敌第九十四军的行动。后因敌情变化，第十二兵团又奉命指挥第三、第五、第十纵队及华北第七纵队，占领通县、廊坊及黄村，从东面和东南面包围了北平，后又攻占南苑飞机场，隔断了平津之敌，并保证兄弟部队总攻天津时的侧翼安全。
1949年10月1日，兼任第四十五军军长的陈伯钧率部作为中路军的先锋军，进至湘乡、潭市地区。至3日拂晓，第四十五军即突破黑田铺至蒋市街段白崇禧第一线防御阵地，并乘胜向纵深猛插。10月5日凌晨，该军前锋第一三五师插向衡宝路南灵官殿之线，由于在急行军途中顾不上架设电台，因此没有接到林彪“停止前进”的电令，一下子孤军深入，竟插进了白崇禧的要害。这次无意中的突进，却使该师咬住了敌人，也为中路军主力追上和抓住南撤国民党军，赢得了一天的宝贵时间，并为最终在衡宝地区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中路军将开始撤退的白崇禧主力4个师团团围住。10月10日，经过一天激战，将敌绝大部歼灭。第一三五师因在衡宝战役中表现优异，被称为“虎师”，也为陈伯钧的军事指挥生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聚奎：兵起平江长征建功秣马东北
李聚奎是开国上将中最后一名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其革命生涯充满着传奇色彩。
1955年9月27日，李聚奎被授予3枚一级勋章，却没有被授予上将军衔，有点遗憾。因为在此之前不久，他被周恩来亲自点将，保留军籍，担任新中国石油工业部的第一任部长，为国家找石油。李聚奎不负众望，组织钻井队伍于1956年夏季在新疆西部维语称为“克拉玛依”的地方，打出了原油和天然气井。11月26日，新华社发表了这条振奋人心的消息，引起全国的关注。1957年，李聚奎又组织力量对东北松辽平原进行重点勘探，从此，大庆油田的开发拉开了序幕。1958年2月，李聚奎带着从石油战线取得的丰硕成果回到了部队，担任总后勤部政委，并被授予上将军衔，终于实至名归。
李聚奎是参加过1928年平江起义的两位开国上将之一。7月22日起义时，李聚奎是第一团第三营第九连的一名中士班长；起义后，7月24日，李聚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第七团排长。之后不到一个月，由团长贺国中领读誓词，李聚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8月下旬的一天早晨，红军队伍在湘鄂赣边界的白沙岭集合，请红五军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彭德怀到队前讲话。突然，第一团团长雷振辉伸手抢夺彭德怀警卫员手里的驳壳枪，企图枪杀彭德怀。这时，站在队伍前边的李聚奎，一个箭步冲上前将雷抱住，把他摔倒在地。紧接着，大队长黄云桥也冲上来，一枪结束了雷振辉的性命。跟随彭德怀的一些老部下在多年后还不忘李聚奎奋勇救军长的故事，都夸他当时反应快，从枪口下为我军抢回了一个战功赫赫的共和国元帅。
1928年11月，在第三纵队第九大队第三中队任中队长的李聚奎跟随彭德怀、滕代远奔赴井冈山。12月11日，红四军和红五军在宁冈县新城胜利会师，并召开大会庆祝。在这里，李聚奎头一次见到朱德、毛泽东、陈毅等。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李聚奎内心很振奋，憧憬着毛泽东的那句铿锵有力的话：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1929年1月上旬，彭德怀指挥红五军主力留守井冈山，进行第三次反“会剿”作战。1月下旬，李聚奎带领第三中队在黎坪山坚守黄洋界哨口阵地，阻击敌人的“会剿”部队。激战三日，红五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但掩护红四军大部队突出了敌人重围。
1930年8月18日，时任红一军团红三军第三纵队第九支队支队长的李聚奎，奉命率部一路奔袭到湘赣交界的文家市后山，与兄弟部队隐蔽待敌。20日拂晓，红一军团各部按计划向进至文家市之敌发起猛攻。李聚奎的第九支队如猛虎下山，与兄弟支队迅速占领了高升岭、棺材岭等制高点。但第一纵队向下猛冲时，遭敌顽抗，未能突破敌阵地。这时，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再次发起冲锋的号令，李聚奎指挥第九支队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向敌人冲锋，红军各支队都随着冲锋号声和喊杀声从山顶上压了下来。数小时后，红一军团一举歼敌3个团又1个营，毙敌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取得了成立后的第一次大捷。战斗结束后，李聚奎的第九支队缴获步枪和子弹颇多，装备得到了很大加强。 12月28日上午，红一军团红三军展开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从正面主攻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的第十八师，时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七团团长的李聚奎，率团作为第九师的右翼，从王竹岭和五门岭两山之间的山沟里向敌第十八师先头部队戴岳旅发起攻击，同时，第二十五团也从左侧山梁进攻。战斗异常激烈，由于受地形限制，加之雾雨蒙蒙，第二十七团和第二十五团混在一起与敌人拼搏，展开不顺，伤亡也很大。第二十五团团长负伤退下火线，李聚奎果敢地挺身而出，统一指挥两个团部队与敌人继续战斗。不久，红军吃掉了戴岳旅全部和敌增援的一个团，然后，一鼓作气直奔龙岗敌张辉瓒的指挥部。李聚奎在激战中也英勇负伤，当担架员把他抬下阵地时，正遇上毛泽东。毛泽东关切地问起他的伤情，令李聚奎感动不已。
1931年5月19日，伤愈归队的李聚奎又赶上了一场大仗。红军由西向东横扫，夜晚时分，赶到吉水县白沙镇，向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的残部和第四十三师一部发起攻击。李聚奎带着一个传令班，乘夜间敌人混乱之际，冲入敌人之中，大吼着缴枪不杀。敌人也不知我们有多少人，就乖乖投降了。后来，团长李聚奎带十几个人抓了100多个俘虏兵的故事在红一方面军被传为佳话。
1931年8月，李聚奎作为第二十七团团长，率团和兄弟部队一起，为红军首战莲塘，次战良村，再战黄陂，三战三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四战高兴圩、老营盘的战斗中，红三军单独负责迅速截击向北撤退的国民党军第九师先头独立旅同后续部队的联系。接着，红军从北、南、西三面向敌独立旅发起攻击。为确保速战速决，军长黄公略果断将原本作为预备队的李聚奎第二十七团调上前线，命令他坚决向敌猛攻。结果，经1个小时激战，红三军将该旅全部歼灭，毙伤敌2000余人。
1933年2月26日，时任红九师师长的李聚奎挟江西金溪西南黄狮渡、浒湾战役大胜之威，在江西宜黄南部的大龙圩，果断指挥组织全师勇猛穿插，袭击集结在此的国民党军。在距敌约半公里处时，李聚奎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判断当面之敌可能是其指挥所，遂命令部队以急袭战法向大龙圩包抄。仅用40分钟便结束战斗，红九师以伤亡46人的较小代价，消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个旅，生俘敌师长李明以下官兵3000余人。战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来到红九师，李聚奎赶紧跑去报告了战斗情况，聂荣臻听说活捉了李明，非常高兴，激动地将李聚奎抱了起来，高呼“红军万岁！红军万岁！”当年8月1日，李聚奎由于英勇善战，战绩显著，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2月，国民党军以3个师的兵力向福建建宁西北的三岬嶂攻击，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命令红一团占领三岬嶂，从正面顶住进攻之敌，坚守住阵地，不让国民党军前进一步；命令红三团从侧后佯攻，红二团从右翼打击国民党军。红一团顶住了敌3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猛烈进攻，使阵地岿然不动。紧急时刻，红四团支援部队赶到，由李聚奎统一指挥。他命令：红二、四两团从侧翼向敌人攻击，红一团从正面压下，红三团从侧后攻击。一声令下，4个团的红军将士向敌人猛烈攻击，把敌人一下子打乱了。敌人慌忙撤退，红军乘胜追击，守住了三岬嶂。接着，李聚奎率红一师在兴国西北的高兴圩、狮子岭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战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总政治部的《红星报》撰写了《把第一团顽强作战的精神发扬光大起来》的社论，号召学习红一团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李聚奎被中央军委点将，由后卫变为前锋，率红一师出潇水，战湘江，抢渡乌江，四渡赤水，攻占遵义城，强渡大渡河，为掩护中央和红军主力摆脱险境，打开北上通道建立了奇功。其中，抢渡乌江、强渡大渡河，使他名震全军。
1943年10月，时任决死第一旅旅长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的李聚奎，率部在山梁、山沟间地与日军兜圈子。一天，部队被日军包围了，李聚奎命令大家绝地反击，以旅部警卫连的两个排在前头开路，一个排断后掩护，突出重围。当部队冲过一道山弯时，从一侧的山石后面蹿出几个日本兵，其中一个的枪刺闪着寒光，嗖地捅到李聚奎胸前。紧急之中，李聚奎顺势扬起手中的一根棍子把刺刀拨到一边。警卫员及时把日本兵击毙。这时，日军的一梭子子弹打过来，把李聚奎身边的骡子打死，他手里的棍子也被打断。李聚奎紧紧贴着右侧山根，利用高山陡崖向前迅跑，尾追的日军火力受到死角的限制，山上的敌人一时又下不来，眼瞅着李聚奎带领部队冲出了伏击圈。
解放战争时期，李聚奎主要是在东北野战军及后来的第四野战军担任后勤领导职务，成为我军优秀的后勤工作领导者之一。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至第五次战役中，李聚奎主要是组织指挥后勤部队担负供应物资的运输任务，保障了每次战役作战的胜利。
（责任编辑：徐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