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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华夏五千年的历史，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其超越了地域和时空的界限，传播到世界各地，备受尊奉，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探究儒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历程、传播现状和共性特点，对于探讨新时代下中华经典文化如何进行对外传播，如何更好地“走出去”，被世界各国人民认同和接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一带一路”;儒家文化;对外传播;共性特点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4-0004-03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沿线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不仅是实现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战略构想，也有利于构建沿线人民“互联互通”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在此时代背景下，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不断增进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深度，对于重塑中国的全球形象，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跻身世界文化强国之列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儒学不仅形塑了周边国家相对独立的“汉文化圈”，而且遍及世界各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千百年来，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跌宕起伏，但华夏之礼、儒教之道延绵至今，早已融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民族意识和道德观念的形成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
一、儒家文化在沿线国家的传播历程
“一带一路”沿线覆盖65个国家与地区，贯穿东亚、南亚、中亚、西亚、东非与欧洲等地，其中的许多国家自古以来就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三个深受儒学熏陶的国家进行深入研究，即越南、印尼、蒙古，发现这三个国家的儒学传播具有共性：基本都历经了“初传-发展-高潮-回落-再复兴”的过程，并且在儒学影响下形成了兼具本土特色，且彰显时代生机与活力的文化特征。
（一）越南（初传-发展-顶峰-衰微-再复兴）
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漫长曲折。总的来说，历经了初传-发展-顶峰-衰微-再复兴的过程。
公元前111年，随着汉朝的扩张，汉武帝在越南设立了3个郡县，大力推行同化政策，要求越人严格遵循汉朝封建礼教，儒学初步传入越南，在当地设立学校讲授儒学经典，宣扬“三纲五常”等思想，为统治当局培养得力属员。越南独立时期（10～19世纪），建立封建君主制国家，但与中国保持了长达900余年的藩属关系，在该阶段儒学的传播走向鼎盛。其后的一段时间内，统治者为了巩固新生民族政权，实施了“崇佛抑儒”的政策。但随着政权的稳固，蕴含“大一统”思想的儒学又重新受到重视，统治阶级下令修建文庙、国子监，推行科举制度。直至后黎朝，尊儒教為国教，大兴儒学教育并制定法典条例推行儒学，如将科举考试制度化、改革会试制度、统治者亲自主持廷试等，建立了一套非常正规的培养儒士的制度。儒学自此走向独尊，被统治者奉为治国安邦的主导思想。
19世纪下半叶，法国竭力干涉越南内政，发动侵越战争。在此局势下，封建礼教与儒家信条被利用，沦为外国殖民者剥削和奴役广大民众的工具和手段。20世纪中叶，越南成立民主共和国，涌现出了一批反对和批判儒学的学者和革命者，他们认为儒学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绊脚石。但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对待儒学时，采取客观且科学的态度，他说：“虽然孔子是封建者，但孔子学说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学习”[1]。他以儒学价值观为母本，利用儒学道德范畴来解释和传播革命道德，形成了以儒学为基础的胡志明思想，儒学再这一阶段又走向了复兴。
（二）印度尼西亚（初传-发展-高潮-衰落-复兴）
儒学在印度尼西亚（下文简称“印尼”）的发展主要历经了五个阶段，即初传-发展-高潮-衰落-复兴，最终发展成被列为印尼六大合法宗教之一的“孔教”（孔子思想学说）。
19世纪中晚期，印尼华人翻译了大量儒学经典，推动了两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自汉人移民印尼到1900年中华会馆建立，是儒学在印尼传播的起始阶段。20世纪初，印尼进入荷兰殖民阶段，儒学在华人社会的传播扩大开来。1900年巴城中华会馆成立[2]，作为印尼第一个华侨社团，其成立的最初目的即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宣扬孔子思想、改良社会风气，明确“孔教”为印尼华人宗教等。其后，印尼孔教总会、印尼中华党相继成立，华文报刊蓬勃发展，都极大地推动了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对印尼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影响深远。1945年，印尼重获独立，伴随印尼孔教联合会的成立，以及苏加诺颁布的第一号总统令，即正式对外承认“孔教”在印尼的合法性和宗教地位，至此“孔教”在印尼的传播达到高潮。
1965年苏哈托政府上台，全力压制儒学传播，上级下令取消孔学课程、封禁华人学校、禁止华人宗教活动等。还通过内政部、宗教部和教育部颁布法令：规定身份证上宗教信仰一栏禁填 “孔教”，不再承认由孔教主持的婚礼仪式等[3]，“孔教”地位遭受冲击。在之后的20余年内，“孔教会”依然坚持与政府势力作斗争，坚持开展孔教活动，使得社会各界仍有机会了解“孔教”。苏哈托政府下台后，新任总统开始转变对“孔教”的态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例如，解除文化禁令、取消民族歧视、允许华人开展文化活动等，甚至将春节定为全国公共假日。直至2006年，苏西洛总统执政，政府终于恢复了印尼孔教的合法地位。
（三）蒙古（初传-高潮-回落-鼎盛-断层-再复兴）
蒙元政权前后，儒学开始与以游牧为核心的蒙古文化交融碰撞，最终形成了以流动性、定居性和城镇化为核心的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三者并存的局面[4]。总的来说，其传播历经了初传-高潮-回落-鼎盛-断层-再复兴的历程。
蒙元初期（公元1271年前后），因与游牧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儒学历经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后，在一批中原儒士的推动下，统治者开始采纳推行汉法的建议，如迁都北京、创办学校、推崇儒家、实行科举制度等，逐渐打破了儒学与上层的隔阂。可以说，上至皇帝，中至官员士大夫，下至民间百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儒学的影响，由此便掀起了第一次蒙汉文化交流的高潮。而后蒙古退回大漠，儒学的影响逐渐回落。清初至清中叶，满清王朝为了维系民族关系，极力宣扬儒家思想，其被统治者作为维护全国稳定的根本指导思想。顺治帝入关至乾隆年间，清王朝在蒙古采取了大量宣扬儒学的措施，如在蒙设立学校、编辑印刷儒家经典、举行科举考试、制定法律法规等，儒学对蒙古族的影响由此更加深远。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侵华活动相继爆发，蒙汉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鼎盛时期。这不仅冲击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蒙古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蒙古儒学家。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苏联对蒙古进行意识形态的同化改造，蒙古人在行为和思想层面被严重西化，儒学在蒙古的传播进入断层期。东欧剧变（1989年）后，中蒙两国在文化和经济等领域的交往逐步恢复，儒学在蒙古的传播开始复兴，这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亦彰显了蒙古人民对汉族文化和汉族人民的认同与接纳。
二、儒家文化在沿线国家的传播现状与共性特点
（一）传播现状
越南改革开放后，学界开始重新讨论与评价儒学，认为儒学对于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越南来说并没有过时，反而有助推之力，理应成为越南民族复兴和发扬的重要内容。正如越南著名学者潘玉所言：“越南文化，不管是文学、政治、风俗、礼仪、艺术、信仰，没有哪一点不带有儒教性质的印记，任何一个越南人，不管他怎样反对儒教，都不可能摆脱儒教的影响”[5]。
孔教自取得合法化地位以来，早已蕴含在印尼人的日常生活、工作事业与社会交往之中。对印尼华裔来说，儒学是维护华人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在特定历史时期也是唯一的合法途径，如今依然是印尼信徒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作为蒙古当前最大的投资者和贸易伙伴，推动着蒙古人主动接触中国和学习汉文化。近年来，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蒙古国立教育大学孔子学院、科布多大学孔子学院的相继成立[6]，以及蒙语版儒家经典在蒙畅销，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
（二）共性特点
从政治层面看，儒学在沿线地区的传播得益于各国领导者的认可与接纳，本质上都是以政权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封建统治时期，越南传播儒学是为了建立尊卑有序、等级分明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蒙古统治者推崇儒学，同样是为了长期稳定的统治，是一次从政治层面出发的文化领域的举措。
从经济层面看，儒学的传播深刻影响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陷区经济一度低迷。泰国以儒家仁政观作为基点形成了强调国家权力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复苏领域取得成功。越南遭遇法国殖民后，华人资本依然在商业规模中占据主导地位，可见华人华侨和中华文化对其经济贡献巨大。
从教育层面看，儒学推动了沿线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越南封建时期，在儒学影响下修建了大量供官吏和平民学习的场所，科举制度延续了800余年，形成了浓郁的学习风气。印尼兴办了数量众多的孔子学院，极大地提升了国民对儒学的认可度，以及各界对教育的投资力度。
从伦理道德层面看，儒学对主流价值观、民族精神和社会礼仪规范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儒家“三纲五常”等传统文化，深深根植于沿线人民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之中。越南在其影响下，爱国精神空前高涨，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反抗外侵、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并且，儒学中包含的文化精髓如“仁爱、效忠、廉政、勤俭”等，至今仍影响着沿线国民的价值观念。
三、结 语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面临难以抉择的问题，如若“盲人摸象”则无从下手，探索过去的思想资源，则有助于找寻解决的方法与途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思想虽是封建时代的精神产物，但并不因封建社会的消亡而消亡。它不是当代社会进步发展的绊脚石，而是现代化进程的助推器，其具有合理性和价值性的内容，理应并且能够被当代吸收、借鉴和利用。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儒学历久弥新、愈久弥珍。正如越南学者阮才书所言：“在未来的21世纪，人类和每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人的各个方面也将发展到空前的程度。为了迎接这个世纪，每个国家都要把培养新人作为重要任务。儒学是人类最悠久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学说之一，儒学价值观对21世纪新人的形成有着一定作用”[7]。
參考文献：
[1] （越）胡志明.学习问题[M].河内：河内真理出版社，1977：22.
[2] 温广益.印度尼西亚华侨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429.
[3] 毛起雄.华人华侨百科全书·法律条例政策卷[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528.
[4] 陈巴特尔.试论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变迁及其特点[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
[5] （越）潘玉.越南文化本色[M].河内：文化通讯出版社，1998：209.
[6]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网[EB/OL].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7] （越）阮才书.儒学的价值观与21世纪的越南新人[J].哲学研究，1994（11）.
[责任编辑：杨楚珺]
关键词：“一带一路”;儒家文化;对外传播;共性特点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4-0004-03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沿线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不仅是实现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战略构想，也有利于构建沿线人民“互联互通”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在此时代背景下，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不断增进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深度，对于重塑中国的全球形象，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跻身世界文化强国之列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儒学不仅形塑了周边国家相对独立的“汉文化圈”，而且遍及世界各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千百年来，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跌宕起伏，但华夏之礼、儒教之道延绵至今，早已融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民族意识和道德观念的形成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
一、儒家文化在沿线国家的传播历程
“一带一路”沿线覆盖65个国家与地区，贯穿东亚、南亚、中亚、西亚、东非与欧洲等地，其中的许多国家自古以来就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三个深受儒学熏陶的国家进行深入研究，即越南、印尼、蒙古，发现这三个国家的儒学传播具有共性：基本都历经了“初传-发展-高潮-回落-再复兴”的过程，并且在儒学影响下形成了兼具本土特色，且彰显时代生机与活力的文化特征。
（一）越南（初传-发展-顶峰-衰微-再复兴）
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漫长曲折。总的来说，历经了初传-发展-顶峰-衰微-再复兴的过程。
公元前111年，随着汉朝的扩张，汉武帝在越南设立了3个郡县，大力推行同化政策，要求越人严格遵循汉朝封建礼教，儒学初步传入越南，在当地设立学校讲授儒学经典，宣扬“三纲五常”等思想，为统治当局培养得力属员。越南独立时期（10～19世纪），建立封建君主制国家，但与中国保持了长达900余年的藩属关系，在该阶段儒学的传播走向鼎盛。其后的一段时间内，统治者为了巩固新生民族政权，实施了“崇佛抑儒”的政策。但随着政权的稳固，蕴含“大一统”思想的儒学又重新受到重视，统治阶级下令修建文庙、国子监，推行科举制度。直至后黎朝，尊儒教為国教，大兴儒学教育并制定法典条例推行儒学，如将科举考试制度化、改革会试制度、统治者亲自主持廷试等，建立了一套非常正规的培养儒士的制度。儒学自此走向独尊，被统治者奉为治国安邦的主导思想。
19世纪下半叶，法国竭力干涉越南内政，发动侵越战争。在此局势下，封建礼教与儒家信条被利用，沦为外国殖民者剥削和奴役广大民众的工具和手段。20世纪中叶，越南成立民主共和国，涌现出了一批反对和批判儒学的学者和革命者，他们认为儒学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绊脚石。但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对待儒学时，采取客观且科学的态度，他说：“虽然孔子是封建者，但孔子学说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学习”[1]。他以儒学价值观为母本，利用儒学道德范畴来解释和传播革命道德，形成了以儒学为基础的胡志明思想，儒学再这一阶段又走向了复兴。
（二）印度尼西亚（初传-发展-高潮-衰落-复兴）
儒学在印度尼西亚（下文简称“印尼”）的发展主要历经了五个阶段，即初传-发展-高潮-衰落-复兴，最终发展成被列为印尼六大合法宗教之一的“孔教”（孔子思想学说）。
19世纪中晚期，印尼华人翻译了大量儒学经典，推动了两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自汉人移民印尼到1900年中华会馆建立，是儒学在印尼传播的起始阶段。20世纪初，印尼进入荷兰殖民阶段，儒学在华人社会的传播扩大开来。1900年巴城中华会馆成立[2]，作为印尼第一个华侨社团，其成立的最初目的即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宣扬孔子思想、改良社会风气，明确“孔教”为印尼华人宗教等。其后，印尼孔教总会、印尼中华党相继成立，华文报刊蓬勃发展，都极大地推动了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对印尼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影响深远。1945年，印尼重获独立，伴随印尼孔教联合会的成立，以及苏加诺颁布的第一号总统令，即正式对外承认“孔教”在印尼的合法性和宗教地位，至此“孔教”在印尼的传播达到高潮。
1965年苏哈托政府上台，全力压制儒学传播，上级下令取消孔学课程、封禁华人学校、禁止华人宗教活动等。还通过内政部、宗教部和教育部颁布法令：规定身份证上宗教信仰一栏禁填 “孔教”，不再承认由孔教主持的婚礼仪式等[3]，“孔教”地位遭受冲击。在之后的20余年内，“孔教会”依然坚持与政府势力作斗争，坚持开展孔教活动，使得社会各界仍有机会了解“孔教”。苏哈托政府下台后，新任总统开始转变对“孔教”的态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例如，解除文化禁令、取消民族歧视、允许华人开展文化活动等，甚至将春节定为全国公共假日。直至2006年，苏西洛总统执政，政府终于恢复了印尼孔教的合法地位。
（三）蒙古（初传-高潮-回落-鼎盛-断层-再复兴）
蒙元政权前后，儒学开始与以游牧为核心的蒙古文化交融碰撞，最终形成了以流动性、定居性和城镇化为核心的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三者并存的局面[4]。总的来说，其传播历经了初传-高潮-回落-鼎盛-断层-再复兴的历程。
蒙元初期（公元1271年前后），因与游牧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儒学历经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后，在一批中原儒士的推动下，统治者开始采纳推行汉法的建议，如迁都北京、创办学校、推崇儒家、实行科举制度等，逐渐打破了儒学与上层的隔阂。可以说，上至皇帝，中至官员士大夫，下至民间百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儒学的影响，由此便掀起了第一次蒙汉文化交流的高潮。而后蒙古退回大漠，儒学的影响逐渐回落。清初至清中叶，满清王朝为了维系民族关系，极力宣扬儒家思想，其被统治者作为维护全国稳定的根本指导思想。顺治帝入关至乾隆年间，清王朝在蒙古采取了大量宣扬儒学的措施，如在蒙设立学校、编辑印刷儒家经典、举行科举考试、制定法律法规等，儒学对蒙古族的影响由此更加深远。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侵华活动相继爆发，蒙汉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鼎盛时期。这不仅冲击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蒙古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蒙古儒学家。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苏联对蒙古进行意识形态的同化改造，蒙古人在行为和思想层面被严重西化，儒学在蒙古的传播进入断层期。东欧剧变（1989年）后，中蒙两国在文化和经济等领域的交往逐步恢复，儒学在蒙古的传播开始复兴，这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亦彰显了蒙古人民对汉族文化和汉族人民的认同与接纳。
二、儒家文化在沿线国家的传播现状与共性特点
（一）传播现状
越南改革开放后，学界开始重新讨论与评价儒学，认为儒学对于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越南来说并没有过时，反而有助推之力，理应成为越南民族复兴和发扬的重要内容。正如越南著名学者潘玉所言：“越南文化，不管是文学、政治、风俗、礼仪、艺术、信仰，没有哪一点不带有儒教性质的印记，任何一个越南人，不管他怎样反对儒教，都不可能摆脱儒教的影响”[5]。
孔教自取得合法化地位以来，早已蕴含在印尼人的日常生活、工作事业与社会交往之中。对印尼华裔来说，儒学是维护华人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在特定历史时期也是唯一的合法途径，如今依然是印尼信徒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作为蒙古当前最大的投资者和贸易伙伴，推动着蒙古人主动接触中国和学习汉文化。近年来，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蒙古国立教育大学孔子学院、科布多大学孔子学院的相继成立[6]，以及蒙语版儒家经典在蒙畅销，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
（二）共性特点
从政治层面看，儒学在沿线地区的传播得益于各国领导者的认可与接纳，本质上都是以政权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封建统治时期，越南传播儒学是为了建立尊卑有序、等级分明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蒙古统治者推崇儒学，同样是为了长期稳定的统治，是一次从政治层面出发的文化领域的举措。
从经济层面看，儒学的传播深刻影响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陷区经济一度低迷。泰国以儒家仁政观作为基点形成了强调国家权力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复苏领域取得成功。越南遭遇法国殖民后，华人资本依然在商业规模中占据主导地位，可见华人华侨和中华文化对其经济贡献巨大。
从教育层面看，儒学推动了沿线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越南封建时期，在儒学影响下修建了大量供官吏和平民学习的场所，科举制度延续了800余年，形成了浓郁的学习风气。印尼兴办了数量众多的孔子学院，极大地提升了国民对儒学的认可度，以及各界对教育的投资力度。
从伦理道德层面看，儒学对主流价值观、民族精神和社会礼仪规范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儒家“三纲五常”等传统文化，深深根植于沿线人民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之中。越南在其影响下，爱国精神空前高涨，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反抗外侵、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并且，儒学中包含的文化精髓如“仁爱、效忠、廉政、勤俭”等，至今仍影响着沿线国民的价值观念。
三、结 语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面临难以抉择的问题，如若“盲人摸象”则无从下手，探索过去的思想资源，则有助于找寻解决的方法与途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思想虽是封建时代的精神产物，但并不因封建社会的消亡而消亡。它不是当代社会进步发展的绊脚石，而是现代化进程的助推器，其具有合理性和价值性的内容，理应并且能够被当代吸收、借鉴和利用。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儒学历久弥新、愈久弥珍。正如越南学者阮才书所言：“在未来的21世纪，人类和每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人的各个方面也将发展到空前的程度。为了迎接这个世纪，每个国家都要把培养新人作为重要任务。儒学是人类最悠久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学说之一，儒学价值观对21世纪新人的形成有着一定作用”[7]。
參考文献：
[1] （越）胡志明.学习问题[M].河内：河内真理出版社，1977：22.
[2] 温广益.印度尼西亚华侨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429.
[3] 毛起雄.华人华侨百科全书·法律条例政策卷[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528.
[4] 陈巴特尔.试论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变迁及其特点[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
[5] （越）潘玉.越南文化本色[M].河内：文化通讯出版社，1998：209.
[6]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网[EB/OL].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7] （越）阮才书.儒学的价值观与21世纪的越南新人[J].哲学研究，1994（11）.
[责任编辑：杨楚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