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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自古意象便是诗歌中重要的组成要素，不同的意象被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同一意象不同时期的使用也有着不同含义，意象的流变不仅意味着诗歌内容的改變，同时也体现诗人情感体验的转换。本文从翟永明以90年代为界前后两个阶段诗歌中的三种典型意象的流变，分析诗人蕴含在其中的思想转变和对女性诗歌文学的思考。
关键词：翟永明 意象 流变 女性诗歌
新时期以来女性诗歌创作中意象的运用体现了女性与男性审美特征的差异性，摆脱传统历史社会经验下的男权思想，直观自己的躯体提取书写的来源。阅读翟永明的诗歌文本，我们能够发现她90年代前后诗歌创作上的转变能够通过其中的意象表现出来，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核心意象存在。横向的看，这些意象能够反应出某一阶段诗歌创作的情感表达和主题倾向；纵向的看，这些意象之间又存在着某种联系和流变。本文将翟永明诗歌创作前后两个阶段所出现的核心意象的流变分为三类：一是二元对立意象的异样共存，二是同一意象不同阶段的不同含义，三是从一种意象到另一种意象的转移，试图从中窥见意象流变中诗人创作心理的转变和对女性文学的思考。
一.“黑”与“白”的二元共存
1986年唐晓渡先生曾预言：终有一天女性诗歌将由翟永明从黑夜走向白昼。翟永明的诗歌以90年代为界前后两个时期从“黑色”到“白色”二元对立意象的改变，不是对性别差异的漠视，而是在充分意识到性别差异与女性个性特征的基础上，对其社会地位和属性的重新认识，女性不仅要拥有“黑夜”，也要拥有“白昼”。
（一）“黑夜”意象群的表达
中国传统虽有阴阳和谐之说，但女性相对于男性仍处于弱势，因此中国当代女诗人认同黑夜的主体性。1985年翟永明的《黑夜的意识》问世，公开认为：“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①翟永明揭示出了女性生存中最本能的一面，选择“黑色”、“黑夜”、“黑房间”等意象象征着女性生命的最高真实，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此，“黑夜”意象既代表女性改变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思想后形成本体性别的自信感，又是反叛男性中心主义的隐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君权、父权和夫权为重，“天空”和“太阳”成为男性的象征，因而始终处于男性桎梏之下的女性激化了渴望建立自我世界的反抗决心，因此，选择了与“天空”和“太阳”你相反的“黑夜”意象颠覆与反抗男权秩序。
（二）“白色时期”的转变
90年代以后，翟永明明显在努力从以往的黑色氛围中走向“白色时期”。在文章《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中表示：“我已倦于被批评家塑造成反抗男权统治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形象……要求一种无性别的写作以及对作家身份的无性别定义也是全世界女权主义作家所探讨的重要问题……”。②翟永明在此提出了两种观点：一是提出新的写作形式，超越原有的束缚；二是冲出女性诗歌的创作的局限，走向超性别写作，此时的翟永明已经完成了从“黑夜”向“白色时期”的转变。“如今我梦的脚步挨门走过，像是多年积累，如今太阳的呼声使心欢动”（《称之为一切·九月》），诗中的“太阳”以象征白天代替了男权的独裁，此时她的诗作中“白色”意象被称为“颜色中的颜色”取代了“黑色”意象成为中心意象，继而翟永明此时诗歌的语言与风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二.“母亲”意象的流变
谈及“母亲”，本能的读出慈爱、无私、孕育生命等，这是历史强加在“母亲”身上的伟大属性，而遗忘了“母亲”最初女性的本质。翟永明的诗歌中剥离了重压在“母亲”形象上的沉重负担，既歌颂了母性的伟大，又还原了现实生活充满各种欲望的真实女性，也让我们理清了“母亲”在“女儿”眼中的形象，这是女性追求主体意识的一种过程。
（一）对“母亲”的质疑控诉
在翟永明心中，“母亲”是她一个矛盾的心结，《女人》组诗的写作时期正是她和母亲发生强烈冲突的时候。翟永明曾坦白说：“《母亲》是在一种焦虑的情况下写的，与我当时青春的激情有关，也与那时的叛逆心理有关。”③因此该诗是诗人对于爱、死亡和生命等全部思考的表达。在诗的开篇孤独和痛楚使作者对母爱提出了质疑：“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痛，母亲，你没有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女人·母亲》），这种质疑成为贯穿整首诗的感情基调。作者完全解构了关于母亲的思维定式，将这一形象塑造成一个可以质疑也值得质疑的普通人。
（二）对“母亲”的理性认知
《十四首素歌》反应的是母女两者的成长过程，此时“母亲”不再是女儿质疑的对象，当女儿成为“母亲”时，也是诗人重新理解“母亲”二字的内涵和理性审视“母亲”的开始，诗人在谈到《十四首素歌》时说：“随着自己的成熟，也跟年龄有关，我和母亲的关系有了缓和，对我母亲及那一代人有了理解，我母亲对我也有一些改变和理解，所以在我1996年写的《十四首素歌》里，就谈了这个问题，其中矛盾也有一种理解和缓和。”④《十四首素歌》由十四首小诗组成，是诗人母女之间关系改善的一个体现，女儿开始站在女人的角度来观察“母亲”这个角色，理性的认识“母亲”，理性的纵览女性的命运。
（三）对“母亲”的平静审视
当面对无情的命运和未知的死亡时，内心冷漠与质疑的波澜似乎又归于平静，只剩下母女之间的爱。在翟永明回忆下：“有七个夜晚我和一个垂危的病人与一个精神病患者待在一起，我与死亡接触，我亲眼目睹生死交织的生命的图案，死亡把我推到了恐惧的极致，在《死亡的图案》中我又把死亡推到了经验的极致。”⑤《死亡的图案》叙述的是诗人母亲七天七夜与死亡抗争的过程，一个女儿目睹自己的母亲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是多么无助和痛苦，无论先前的隔阂矛盾何等强烈都禁不住这样短暂的生死离别，女儿留给母亲的是暂时的温暖陪伴，而母亲给女儿留下的却是一生的痛惜回忆。正是诗人对母女两人共同经历生死别离的痛苦过程的书写，揭示出“母亲”形象在诗人内心的转变。 三.从“蝙蝠”到“壁虎”的意象转换
翟永明在上世纪80年代写下了关于蝙蝠的诗歌（《蝙蝠》、《我的蝙蝠》），1992年从美国归来后，“壁虎”（《壁虎与我》）形象的选择不能不说是耐人寻味的。“蝙蝠”与“壁虎”同为“夜晚使者”，通过对两种意象的分析，从野生动物到家居的生物的转变是翟永明从生活之外走到了生活之内的体现，也是一种“白色时期”下的自我坚守。
（一）夜晚的使者
“蝙蝠只是蝙蝠，夜晚的使者，白天的敌人，一个干瘦枯小的孩子，它是黑色的不眠者的灵魂，天空的一个窟窿，水上倒影的传说。”（《蝙蝠》）“你好壁虎，你的虔诚刻到天花板，你害人的眼睛在黑暗中流来流，走吧壁虎的你，离开阴影如我一样。”（《壁虎与我》）蝙蝠，白天消失，晚上活动，通常栖息在树上、洞穴或石壁，生活于黑暗中。壁虎，属于“古老的房间”，白天潜伏与壁缝、瓦檐下，夜间出来活动。无论是蝙蝠还是壁虎，它们都是常活动于黑暗之中的动物，这种诗歌描写对象的选择显然不是偶然的发生。无论是蝙蝠还是壁虎都是“夜晚的使者”，它们寓意着诗人对“黑夜的意识”的独特阐释：白昼是白昼，黑夜是黑夜。
（二）女性的隐喻
翟永明开拓黑色的空间从女性内心深处抒发女性意识，解构传统的男权主位思想，“蝙蝠”和“壁虎”作为黑色意象的代表显然就是女性的隐喻。上世纪80年代翟永明受到欧美女性主义的影响，建构了女性的世界來消解文学当中的固化思维，诗歌《壁虎与我》的书写则是在自我世界的思索中艰难前行。懂得“我”的只是“我的蝙蝠”，“蝙蝠”和“我”是同质的，是黑暗的，是“女人”的。在《壁虎与我》中，“我”和“壁虎”两个书写对象能够互相理解，是出于同一社会地位的，是女性与隐喻女性的关系。因为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早已被整个社会看穿，诗人早已否定了两者之间能够互相理解的可能性。所以，能够理解“我”的“壁虎”只能是“女人”。
经历了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变，诗人翟永明完成了从女人到诗人再到女诗人的转变。在这转变的过程中，作为诗中最具体、最细小的形象单元，意象是诗人的思想和情感经过艺术处理的对象，正是通过翟永明诗歌作品中三类意象的流变明确出：前后两个阶段不是互相对立，而是后一阶段是对前一阶段女性社会地位、社会属性的重新思考和对女性意识的提高和升华。她的诗的转变，正如荒林所说：“走向了真实和纯洁，生命的过程与写作的过程就像‘冰块’的撞击与耗损发出的声音、线条与光影，呈现就是‘终极的面目’，这是生命的也是语言的真相”⑥，翟永明作为那个时代诗歌创作的实践者不断探索，未来也将在引领女性诗歌不断成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注 释
①翟永明：《黑夜的意识》，《磁场与魔方》，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翟永明：《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诗探索》，1995年第1期.
③陆正兰：《二十世纪诗歌中母亲形象及其文化含义变迁》，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2年.
④陆正兰：《二十世纪诗歌中母亲形象及其文化含义变迁》，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2年.
⑤翟永明：《面向心灵的写作》，《纸上建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97页.
⑥荒林：《女性诗歌神话：翟永明诗歌及其意义》，《诗探索》199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翟永明：《翟永明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2]翟永明：《最委婉的词：翟永明诗文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介绍：孙晨晨，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翟永明 意象 流变 女性诗歌
新时期以来女性诗歌创作中意象的运用体现了女性与男性审美特征的差异性，摆脱传统历史社会经验下的男权思想，直观自己的躯体提取书写的来源。阅读翟永明的诗歌文本，我们能够发现她90年代前后诗歌创作上的转变能够通过其中的意象表现出来，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核心意象存在。横向的看，这些意象能够反应出某一阶段诗歌创作的情感表达和主题倾向；纵向的看，这些意象之间又存在着某种联系和流变。本文将翟永明诗歌创作前后两个阶段所出现的核心意象的流变分为三类：一是二元对立意象的异样共存，二是同一意象不同阶段的不同含义，三是从一种意象到另一种意象的转移，试图从中窥见意象流变中诗人创作心理的转变和对女性文学的思考。
一.“黑”与“白”的二元共存
1986年唐晓渡先生曾预言：终有一天女性诗歌将由翟永明从黑夜走向白昼。翟永明的诗歌以90年代为界前后两个时期从“黑色”到“白色”二元对立意象的改变，不是对性别差异的漠视，而是在充分意识到性别差异与女性个性特征的基础上，对其社会地位和属性的重新认识，女性不仅要拥有“黑夜”，也要拥有“白昼”。
（一）“黑夜”意象群的表达
中国传统虽有阴阳和谐之说，但女性相对于男性仍处于弱势，因此中国当代女诗人认同黑夜的主体性。1985年翟永明的《黑夜的意识》问世，公开认为：“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①翟永明揭示出了女性生存中最本能的一面，选择“黑色”、“黑夜”、“黑房间”等意象象征着女性生命的最高真实，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此，“黑夜”意象既代表女性改变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思想后形成本体性别的自信感，又是反叛男性中心主义的隐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君权、父权和夫权为重，“天空”和“太阳”成为男性的象征，因而始终处于男性桎梏之下的女性激化了渴望建立自我世界的反抗决心，因此，选择了与“天空”和“太阳”你相反的“黑夜”意象颠覆与反抗男权秩序。
（二）“白色时期”的转变
90年代以后，翟永明明显在努力从以往的黑色氛围中走向“白色时期”。在文章《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中表示：“我已倦于被批评家塑造成反抗男权统治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形象……要求一种无性别的写作以及对作家身份的无性别定义也是全世界女权主义作家所探讨的重要问题……”。②翟永明在此提出了两种观点：一是提出新的写作形式，超越原有的束缚；二是冲出女性诗歌的创作的局限，走向超性别写作，此时的翟永明已经完成了从“黑夜”向“白色时期”的转变。“如今我梦的脚步挨门走过，像是多年积累，如今太阳的呼声使心欢动”（《称之为一切·九月》），诗中的“太阳”以象征白天代替了男权的独裁，此时她的诗作中“白色”意象被称为“颜色中的颜色”取代了“黑色”意象成为中心意象，继而翟永明此时诗歌的语言与风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二.“母亲”意象的流变
谈及“母亲”，本能的读出慈爱、无私、孕育生命等，这是历史强加在“母亲”身上的伟大属性，而遗忘了“母亲”最初女性的本质。翟永明的诗歌中剥离了重压在“母亲”形象上的沉重负担，既歌颂了母性的伟大，又还原了现实生活充满各种欲望的真实女性，也让我们理清了“母亲”在“女儿”眼中的形象，这是女性追求主体意识的一种过程。
（一）对“母亲”的质疑控诉
在翟永明心中，“母亲”是她一个矛盾的心结，《女人》组诗的写作时期正是她和母亲发生强烈冲突的时候。翟永明曾坦白说：“《母亲》是在一种焦虑的情况下写的，与我当时青春的激情有关，也与那时的叛逆心理有关。”③因此该诗是诗人对于爱、死亡和生命等全部思考的表达。在诗的开篇孤独和痛楚使作者对母爱提出了质疑：“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痛，母亲，你没有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女人·母亲》），这种质疑成为贯穿整首诗的感情基调。作者完全解构了关于母亲的思维定式，将这一形象塑造成一个可以质疑也值得质疑的普通人。
（二）对“母亲”的理性认知
《十四首素歌》反应的是母女两者的成长过程，此时“母亲”不再是女儿质疑的对象，当女儿成为“母亲”时，也是诗人重新理解“母亲”二字的内涵和理性审视“母亲”的开始，诗人在谈到《十四首素歌》时说：“随着自己的成熟，也跟年龄有关，我和母亲的关系有了缓和，对我母亲及那一代人有了理解，我母亲对我也有一些改变和理解，所以在我1996年写的《十四首素歌》里，就谈了这个问题，其中矛盾也有一种理解和缓和。”④《十四首素歌》由十四首小诗组成，是诗人母女之间关系改善的一个体现，女儿开始站在女人的角度来观察“母亲”这个角色，理性的认识“母亲”，理性的纵览女性的命运。
（三）对“母亲”的平静审视
当面对无情的命运和未知的死亡时，内心冷漠与质疑的波澜似乎又归于平静，只剩下母女之间的爱。在翟永明回忆下：“有七个夜晚我和一个垂危的病人与一个精神病患者待在一起，我与死亡接触，我亲眼目睹生死交织的生命的图案，死亡把我推到了恐惧的极致，在《死亡的图案》中我又把死亡推到了经验的极致。”⑤《死亡的图案》叙述的是诗人母亲七天七夜与死亡抗争的过程，一个女儿目睹自己的母亲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是多么无助和痛苦，无论先前的隔阂矛盾何等强烈都禁不住这样短暂的生死离别，女儿留给母亲的是暂时的温暖陪伴，而母亲给女儿留下的却是一生的痛惜回忆。正是诗人对母女两人共同经历生死别离的痛苦过程的书写，揭示出“母亲”形象在诗人内心的转变。 三.从“蝙蝠”到“壁虎”的意象转换
翟永明在上世纪80年代写下了关于蝙蝠的诗歌（《蝙蝠》、《我的蝙蝠》），1992年从美国归来后，“壁虎”（《壁虎与我》）形象的选择不能不说是耐人寻味的。“蝙蝠”与“壁虎”同为“夜晚使者”，通过对两种意象的分析，从野生动物到家居的生物的转变是翟永明从生活之外走到了生活之内的体现，也是一种“白色时期”下的自我坚守。
（一）夜晚的使者
“蝙蝠只是蝙蝠，夜晚的使者，白天的敌人，一个干瘦枯小的孩子，它是黑色的不眠者的灵魂，天空的一个窟窿，水上倒影的传说。”（《蝙蝠》）“你好壁虎，你的虔诚刻到天花板，你害人的眼睛在黑暗中流来流，走吧壁虎的你，离开阴影如我一样。”（《壁虎与我》）蝙蝠，白天消失，晚上活动，通常栖息在树上、洞穴或石壁，生活于黑暗中。壁虎，属于“古老的房间”，白天潜伏与壁缝、瓦檐下，夜间出来活动。无论是蝙蝠还是壁虎，它们都是常活动于黑暗之中的动物，这种诗歌描写对象的选择显然不是偶然的发生。无论是蝙蝠还是壁虎都是“夜晚的使者”，它们寓意着诗人对“黑夜的意识”的独特阐释：白昼是白昼，黑夜是黑夜。
（二）女性的隐喻
翟永明开拓黑色的空间从女性内心深处抒发女性意识，解构传统的男权主位思想，“蝙蝠”和“壁虎”作为黑色意象的代表显然就是女性的隐喻。上世纪80年代翟永明受到欧美女性主义的影响，建构了女性的世界來消解文学当中的固化思维，诗歌《壁虎与我》的书写则是在自我世界的思索中艰难前行。懂得“我”的只是“我的蝙蝠”，“蝙蝠”和“我”是同质的，是黑暗的，是“女人”的。在《壁虎与我》中，“我”和“壁虎”两个书写对象能够互相理解，是出于同一社会地位的，是女性与隐喻女性的关系。因为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早已被整个社会看穿，诗人早已否定了两者之间能够互相理解的可能性。所以，能够理解“我”的“壁虎”只能是“女人”。
经历了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变，诗人翟永明完成了从女人到诗人再到女诗人的转变。在这转变的过程中，作为诗中最具体、最细小的形象单元，意象是诗人的思想和情感经过艺术处理的对象，正是通过翟永明诗歌作品中三类意象的流变明确出：前后两个阶段不是互相对立，而是后一阶段是对前一阶段女性社会地位、社会属性的重新思考和对女性意识的提高和升华。她的诗的转变，正如荒林所说：“走向了真实和纯洁，生命的过程与写作的过程就像‘冰块’的撞击与耗损发出的声音、线条与光影，呈现就是‘终极的面目’，这是生命的也是语言的真相”⑥，翟永明作为那个时代诗歌创作的实践者不断探索，未来也将在引领女性诗歌不断成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注 释
①翟永明：《黑夜的意识》，《磁场与魔方》，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翟永明：《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诗探索》，1995年第1期.
③陆正兰：《二十世纪诗歌中母亲形象及其文化含义变迁》，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2年.
④陆正兰：《二十世纪诗歌中母亲形象及其文化含义变迁》，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2年.
⑤翟永明：《面向心灵的写作》，《纸上建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97页.
⑥荒林：《女性诗歌神话：翟永明诗歌及其意义》，《诗探索》199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翟永明：《翟永明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2]翟永明：《最委婉的词：翟永明诗文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介绍：孙晨晨，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