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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交流对于有意识的人类来说，是一个人与人关系的问题，这种信息流动传播的过程，是一个集自我思想、社会认知和时代冲突等为一体的复杂体。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一书中从哲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人性的解读构建出不完美交流的认识论框架，又从历史观出发辩证分析精神与精神之间不可交流性的现实与人类追求心灵互通的幻想之间矛盾关系的社会意义。本文以彼得斯在该书中的思想观点出发，简述人类不懈追求的完美交流最终会走向失败 “宿命”的现实，继而立足当下分析互联网新技术时代在四个层面的不可交流性：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媒介、群体与群体、文化与文化，最后试图探讨走出交流困境，弥合交流鸿沟，走向和谐交流的应对态度。
关键词：交流;媒介;网络;社会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4-0076-03
一、交流可谓对空言说
彼得斯以“Speaking into the air”为本书题目来暗寓其关于交流的整体思想。他从交流作为人的本体论出发，提出完美交流的不可能性，他在绪论中谈到交流是现代人诸多渴望的记录簿，他召唤的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在乌托邦里，没有被误解的东西，人人敞开心扉，说话无拘无束[1]。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由于个体意识的相互隔绝，同样也不可能有完全契合的精神思想存在。但看不见的东西，渴望愈加迫切，我们渴望交流，这说明，我们痛感社会关系的缺失，于是人对完美交流的永恒追求又陷入了诸多交流困境，如驾驭承载政治渴望与内心渴望的传播技术困境，深思唯我论与他者客观存在的哲学困境，一切理解即误解的语义困境以及人类应对困境所带来的次生困境等。由此可见，人类追求“灵魂”交流的步伐是无止境的，人类追求完美交流失败的结局也是注定的，此悖论即彼得斯所言的交流为对空言说的本质所在，“她是一个落水洞，我们的希望和畏惧，似乎多半都流走消失，不见踪影了”[1]。
二、网络化生存环境的不可交流性
从口语到文字、广播再到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每一次媒介更替都上演着“人的延伸”，感官看似延伸越远，与完美交流的梦想越接近，实则更加遥远也更加难行，正如彼得斯所说：“由于媒介的中介作用，我们身处其中的交流情景基本上是解释性的，而不是对话式的”。即使在互联网、新媒体与社交媒体横行的今天，在这似乎开放的虚拟网络世界中，完美交流的无奈依然存在，我们仍然是心灵孤独之人。
（一）个体完美交流的无奈：网络符号的短暂“狂欢”
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赫拉别恩的研究也证明语言和副语言在表达情感和态度中的占比分别是：7%和93%。网络中的人际交往可谓“社会真空”，由于缺乏身体在场的关键要素，姿态、眼神、语调、环境、距离、外在形象等能够强化感情及印象的情景语言也自然而然地被消除了。而作为高语境文化的汉语，在以文字为主的网络传播中必然呈现出天然的缺陷。这种文字交流的不足促使了表情包、感叹号等网络符号作为强化作用活跃在交流圈中，但网络符号的使用同样也存在甚至加剧了交流的无奈，从发展过程来看，网络符号存在从自觉或不自觉的形成、模仿、复制、传播、滥用到逐渐消退的过程无奈;从传播语境来看，符号互动的前提是满足交换双方处于相同符号体系的条件，即能够对符号有共通的理解才能完成符号及意义交换，以如今流行于社交媒体对话框中的感叹号为例，熟悉并习惯用感叹号的人群认为没有感叹号的对话是缺乏温度和感情的，而对方可能不以为然;从符号本身的呈现来看，网络符号所传达的情绪也许并非是个体真实情绪的再现，亦或虚假表演的面具，通過对网络符号的操纵来掌控交流方向，这也是符号交流无法真实辨别对方意图的无奈所在。
（二）“媒介焦虑”：人与媒介之间的完美交流冲突 根据彼得斯的观点，媒介是交流的“灵魂”，但媒介的更新换代不仅是人类本身为了满足自身信息交流的需求，还是不断提高信息生产力和传播效率的技术手段。因此，首先大众媒介不得不屈从于某种目的，这也是媒介更替伴随着技术与文化道德冲突、技术与人文精神等冲突的原因;其次，当人类的媒介技术与完美交流梦想愈加接近之时，也是身体在场愈加被取代之时，那么人类在缺乏亲身感知的网络交流中是否会被浩渺的虚无感所吞没？我们在脑海中构筑的图景是否会与外部世界完全剥离？那么这种机械式的交流方式可能会拓宽人与人之间的心灵鸿沟;再者，人类在追求交流梦想时有陷入“危险境地”的可能，在网络能够打破空间壁垒代替面对面交流的现实条件下，我们通过网络社交排遣孤独感，沉迷于网络的交感幻觉中，并逐步呈现出网络社交向现实转化的趋势;同时网络中的海量碎片化信息会混淆视听，“信息茧房”效应又使我们丧失独立批评思考的能力，在虚拟与现实混淆的“超真实”世界中，我们最终沦为“网络木偶人”。
（三）疏离的亲情：代际交流的鸿沟
当数字化遇到老龄化，代际交流鸿沟产生并呈现扩大趋势。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只有在生存等物质基础需求得到满足之际，通过接触新媒介而进行自我精神需要的满足才会被考虑。在代际交流中，经济水平的差异以及由于年龄和惯性所带来的兴趣、操作技能的差异加剧了年轻与老年群体之间的交流鸿沟。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有寻求所属群体获得群体归属感的意愿，除了相同时代背景和相似成长经历等客观因素外，共同的语言则是最具有凝聚力和认同感的条件，因此思维方式和媒介素养上的差别，主动参与和被动接受的活动定势不同，接受信息速度上的快慢等导致了代与代之间话语体系上存在偏差，当沉溺于虚拟符号世界子辈的话语体系与因主客观等原因与网络距离较远的父辈的话语体系发生交集与冲突时，父辈对新的话语解读障碍将会使其陷入越来越“沉默”的螺旋式发展中，最终老年群体在情感和社会联系层面被置于“孤岛”境地。人类在追求精神完美交流梦想之际，网络化生存环境是将人类最为亲近的血缘关系剥离为“最遥远的距离”的存在。
（四）政治和伦理冲突：跨文化交流的困境文化载体的意义不仅来自可复制的东西——原来的模式、符号的含义或言论的力度，而且还来自于一整套关系，历史、时间和地点的关系。在西方拍摄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如《功夫熊猫》《花木兰》等都可以看出迪士尼塑造的主人公形象都是“穿着中国外衣的西方人”，花木兰黝黑皮肤、桃花眼的外在形象并不符合中国观众内心对“东方美”的认知，故事内核所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也被改写为个人崇拜主义和利己主义。从对东方面孔的刻板印象到文化语境的误读再到塑造美国价值观的载体，无不体现中西方在文化认知、解码体系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这是国人认知和他国想象之间存在错位的跨文化传播困境，也是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的表现。同时，政治文化冲突也是跨文化交流不可避免的困境。交流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也就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问题，在民族与国家层面，虽然全球数字化革命的浪潮推动了“地球村”的形成，但在试图通过交流达到文化同一性的过程中，文化、政治与伦理的冲突困境一直存在，如文化帝国主义、种族歧视、西方中心主义、战争、动乱等，今后各国关于信息主权与安全、民族文化独特性等问题的斗争将愈演愈烈。 三、无奈与超越：从“心连心”到“手拉手”
彼得斯说“交流”是盘根错节的思想文化问题，它把时代的种种自我冲突编进了自己的代码之中。弄清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答案，以便解决我与他、私密与公众、内心思想与外在词语的分裂所引起的痛苦。那么既然交流只是走出自我围城的一次次徒劳突围，“灵魂”对话也不可能出现，交流便无需执着于固守，而应走向寻求弥合与理解之路径，即跨越交流的无奈，放弃“心连心”的幻想，营造“手拉手”的和谐。
（一）改变交流转向，培养“共情”心态
在通常情况下，传递信息者是在认知框架内通过信息编码尽可能地把意义表达清晰，而接受的一方则遵循自己的固有认知来解码，个体认知差异越大，传递的信息意义差异也越大。为了建立相对公正和谐的社会交流环境，改变交流转向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即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基本路径，视对方为中心，扭转自我意志为主体的思维惯性，以坦然接受交流边界、承认他人的特性为前提，相互尊重双方主体性，不固守自身思想的传递，寻求一种能让对方理解的说话方式，让交流建立在“共情”之上。
（二）媒介非罪恶本源
如果坚守“灵魂交流”的对话立场而哀叹壁垒之高，抱怨媒介“非人化”，且把交流失败的心理焦虑完全归因于媒介，这着实让媒介背了“黑锅”。媒介并非罪恶本源，媒介仅仅是作为解释意识载体而存在，人与社会的内心冲突问题是社会系统诸多子系统以及子系统内部矛盾的综合折射，媒介可以反映社会，但是作为社会子部分的媒介并不能决定社会，因而媒介不应成为社会情绪的替罪羊。从社会发展上来看，媒介形态的演变既是人类追求交流梦想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媒介还是社会发展的“助力器”，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正是传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性——它在多种多样的物质条件下一再重现——而不是特定的讯息内容，构成了传播媒介的历史行为功效。”
（三）通过交流“认识你自己”
追求完美交流的尝试终究是徒劳的“宿命”，但这并不值得惋惜，因为交流失败是对自我狂妄的有力制衡，失败促使我們相互认知，自我审视，促使我们真诚相待以更好地认识自我。根据库利在1902年出版的《人的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的观点，人类对自我的认知主要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获得，他人的评价和态度是反映自我的“镜子”，个人通过与他人交流的反馈来完成自己的心理行为，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把握自己，形成“镜中我”。
四、结 语
本文在彼得斯观点的基础上探讨了在网络化环境下四个维度的交流鸿沟现象，并从认知和心理层面分析应对交流失败“宿命”的态度。既然不可能做到理想的交流，我们的问题就不应该是：“我们能交流吗？”而是“我们能够相互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1]”这是彼得斯对全书观点的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车轮滚滚前进，但生而为人，应有博爱之心，多一些敞开心扉的接受，少一些征服他人的意志，用有限的注意去倾听，去理解，相信交流的无奈最终会转化为连接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美）彼得斯著.何道宽译.交流的无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2] 李悦.约翰·杜伦·彼得斯传播思想研究[D].河北大学，2019.
[3] 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J].国际新闻界，2018，40（12）：83-103.
[4] 邓建国.传播学的反思与重建：再读J.D.彼得斯的《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J].国际新闻界，2017，39（2）：151-173.
[5] 赵建国.身体在场与不在场的传播意义[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8）：58-62.
[6] 胡森林.放弃交流的幻想——读彼得斯《交流的无奈》[J].新闻与写作，2005（1）：16.
[7] 谢清果，杨芳.交流的无奈：老子与彼得斯的不谋而合[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5.
[责任编辑：武典]
关键词：交流;媒介;网络;社会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4-0076-03
一、交流可谓对空言说
彼得斯以“Speaking into the air”为本书题目来暗寓其关于交流的整体思想。他从交流作为人的本体论出发，提出完美交流的不可能性，他在绪论中谈到交流是现代人诸多渴望的记录簿，他召唤的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在乌托邦里，没有被误解的东西，人人敞开心扉，说话无拘无束[1]。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由于个体意识的相互隔绝，同样也不可能有完全契合的精神思想存在。但看不见的东西，渴望愈加迫切，我们渴望交流，这说明，我们痛感社会关系的缺失，于是人对完美交流的永恒追求又陷入了诸多交流困境，如驾驭承载政治渴望与内心渴望的传播技术困境，深思唯我论与他者客观存在的哲学困境，一切理解即误解的语义困境以及人类应对困境所带来的次生困境等。由此可见，人类追求“灵魂”交流的步伐是无止境的，人类追求完美交流失败的结局也是注定的，此悖论即彼得斯所言的交流为对空言说的本质所在，“她是一个落水洞，我们的希望和畏惧，似乎多半都流走消失，不见踪影了”[1]。
二、网络化生存环境的不可交流性
从口语到文字、广播再到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每一次媒介更替都上演着“人的延伸”，感官看似延伸越远，与完美交流的梦想越接近，实则更加遥远也更加难行，正如彼得斯所说：“由于媒介的中介作用，我们身处其中的交流情景基本上是解释性的，而不是对话式的”。即使在互联网、新媒体与社交媒体横行的今天，在这似乎开放的虚拟网络世界中，完美交流的无奈依然存在，我们仍然是心灵孤独之人。
（一）个体完美交流的无奈：网络符号的短暂“狂欢”
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赫拉别恩的研究也证明语言和副语言在表达情感和态度中的占比分别是：7%和93%。网络中的人际交往可谓“社会真空”，由于缺乏身体在场的关键要素，姿态、眼神、语调、环境、距离、外在形象等能够强化感情及印象的情景语言也自然而然地被消除了。而作为高语境文化的汉语，在以文字为主的网络传播中必然呈现出天然的缺陷。这种文字交流的不足促使了表情包、感叹号等网络符号作为强化作用活跃在交流圈中，但网络符号的使用同样也存在甚至加剧了交流的无奈，从发展过程来看，网络符号存在从自觉或不自觉的形成、模仿、复制、传播、滥用到逐渐消退的过程无奈;从传播语境来看，符号互动的前提是满足交换双方处于相同符号体系的条件，即能够对符号有共通的理解才能完成符号及意义交换，以如今流行于社交媒体对话框中的感叹号为例，熟悉并习惯用感叹号的人群认为没有感叹号的对话是缺乏温度和感情的，而对方可能不以为然;从符号本身的呈现来看，网络符号所传达的情绪也许并非是个体真实情绪的再现，亦或虚假表演的面具，通過对网络符号的操纵来掌控交流方向，这也是符号交流无法真实辨别对方意图的无奈所在。
（二）“媒介焦虑”：人与媒介之间的完美交流冲突 根据彼得斯的观点，媒介是交流的“灵魂”，但媒介的更新换代不仅是人类本身为了满足自身信息交流的需求，还是不断提高信息生产力和传播效率的技术手段。因此，首先大众媒介不得不屈从于某种目的，这也是媒介更替伴随着技术与文化道德冲突、技术与人文精神等冲突的原因;其次，当人类的媒介技术与完美交流梦想愈加接近之时，也是身体在场愈加被取代之时，那么人类在缺乏亲身感知的网络交流中是否会被浩渺的虚无感所吞没？我们在脑海中构筑的图景是否会与外部世界完全剥离？那么这种机械式的交流方式可能会拓宽人与人之间的心灵鸿沟;再者，人类在追求交流梦想时有陷入“危险境地”的可能，在网络能够打破空间壁垒代替面对面交流的现实条件下，我们通过网络社交排遣孤独感，沉迷于网络的交感幻觉中，并逐步呈现出网络社交向现实转化的趋势;同时网络中的海量碎片化信息会混淆视听，“信息茧房”效应又使我们丧失独立批评思考的能力，在虚拟与现实混淆的“超真实”世界中，我们最终沦为“网络木偶人”。
（三）疏离的亲情：代际交流的鸿沟
当数字化遇到老龄化，代际交流鸿沟产生并呈现扩大趋势。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只有在生存等物质基础需求得到满足之际，通过接触新媒介而进行自我精神需要的满足才会被考虑。在代际交流中，经济水平的差异以及由于年龄和惯性所带来的兴趣、操作技能的差异加剧了年轻与老年群体之间的交流鸿沟。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有寻求所属群体获得群体归属感的意愿，除了相同时代背景和相似成长经历等客观因素外，共同的语言则是最具有凝聚力和认同感的条件，因此思维方式和媒介素养上的差别，主动参与和被动接受的活动定势不同，接受信息速度上的快慢等导致了代与代之间话语体系上存在偏差，当沉溺于虚拟符号世界子辈的话语体系与因主客观等原因与网络距离较远的父辈的话语体系发生交集与冲突时，父辈对新的话语解读障碍将会使其陷入越来越“沉默”的螺旋式发展中，最终老年群体在情感和社会联系层面被置于“孤岛”境地。人类在追求精神完美交流梦想之际，网络化生存环境是将人类最为亲近的血缘关系剥离为“最遥远的距离”的存在。
（四）政治和伦理冲突：跨文化交流的困境文化载体的意义不仅来自可复制的东西——原来的模式、符号的含义或言论的力度，而且还来自于一整套关系，历史、时间和地点的关系。在西方拍摄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如《功夫熊猫》《花木兰》等都可以看出迪士尼塑造的主人公形象都是“穿着中国外衣的西方人”，花木兰黝黑皮肤、桃花眼的外在形象并不符合中国观众内心对“东方美”的认知，故事内核所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也被改写为个人崇拜主义和利己主义。从对东方面孔的刻板印象到文化语境的误读再到塑造美国价值观的载体，无不体现中西方在文化认知、解码体系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这是国人认知和他国想象之间存在错位的跨文化传播困境，也是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的表现。同时，政治文化冲突也是跨文化交流不可避免的困境。交流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也就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问题，在民族与国家层面，虽然全球数字化革命的浪潮推动了“地球村”的形成，但在试图通过交流达到文化同一性的过程中，文化、政治与伦理的冲突困境一直存在，如文化帝国主义、种族歧视、西方中心主义、战争、动乱等，今后各国关于信息主权与安全、民族文化独特性等问题的斗争将愈演愈烈。 三、无奈与超越：从“心连心”到“手拉手”
彼得斯说“交流”是盘根错节的思想文化问题，它把时代的种种自我冲突编进了自己的代码之中。弄清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答案，以便解决我与他、私密与公众、内心思想与外在词语的分裂所引起的痛苦。那么既然交流只是走出自我围城的一次次徒劳突围，“灵魂”对话也不可能出现，交流便无需执着于固守，而应走向寻求弥合与理解之路径，即跨越交流的无奈，放弃“心连心”的幻想，营造“手拉手”的和谐。
（一）改变交流转向，培养“共情”心态
在通常情况下，传递信息者是在认知框架内通过信息编码尽可能地把意义表达清晰，而接受的一方则遵循自己的固有认知来解码，个体认知差异越大，传递的信息意义差异也越大。为了建立相对公正和谐的社会交流环境，改变交流转向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即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基本路径，视对方为中心，扭转自我意志为主体的思维惯性，以坦然接受交流边界、承认他人的特性为前提，相互尊重双方主体性，不固守自身思想的传递，寻求一种能让对方理解的说话方式，让交流建立在“共情”之上。
（二）媒介非罪恶本源
如果坚守“灵魂交流”的对话立场而哀叹壁垒之高，抱怨媒介“非人化”，且把交流失败的心理焦虑完全归因于媒介，这着实让媒介背了“黑锅”。媒介并非罪恶本源，媒介仅仅是作为解释意识载体而存在，人与社会的内心冲突问题是社会系统诸多子系统以及子系统内部矛盾的综合折射，媒介可以反映社会，但是作为社会子部分的媒介并不能决定社会，因而媒介不应成为社会情绪的替罪羊。从社会发展上来看，媒介形态的演变既是人类追求交流梦想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媒介还是社会发展的“助力器”，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正是传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性——它在多种多样的物质条件下一再重现——而不是特定的讯息内容，构成了传播媒介的历史行为功效。”
（三）通过交流“认识你自己”
追求完美交流的尝试终究是徒劳的“宿命”，但这并不值得惋惜，因为交流失败是对自我狂妄的有力制衡，失败促使我們相互认知，自我审视，促使我们真诚相待以更好地认识自我。根据库利在1902年出版的《人的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的观点，人类对自我的认知主要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获得，他人的评价和态度是反映自我的“镜子”，个人通过与他人交流的反馈来完成自己的心理行为，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把握自己，形成“镜中我”。
四、结 语
本文在彼得斯观点的基础上探讨了在网络化环境下四个维度的交流鸿沟现象，并从认知和心理层面分析应对交流失败“宿命”的态度。既然不可能做到理想的交流，我们的问题就不应该是：“我们能交流吗？”而是“我们能够相互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1]”这是彼得斯对全书观点的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车轮滚滚前进，但生而为人，应有博爱之心，多一些敞开心扉的接受，少一些征服他人的意志，用有限的注意去倾听，去理解，相信交流的无奈最终会转化为连接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美）彼得斯著.何道宽译.交流的无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2] 李悦.约翰·杜伦·彼得斯传播思想研究[D].河北大学，2019.
[3] 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J].国际新闻界，2018，40（12）：83-103.
[4] 邓建国.传播学的反思与重建：再读J.D.彼得斯的《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J].国际新闻界，2017，39（2）：151-173.
[5] 赵建国.身体在场与不在场的传播意义[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8）：58-62.
[6] 胡森林.放弃交流的幻想——读彼得斯《交流的无奈》[J].新闻与写作，2005（1）：16.
[7] 谢清果，杨芳.交流的无奈：老子与彼得斯的不谋而合[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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