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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乃中国诗词史上的一大家，同样也是中国美学史上的重要一员。他的作品不仅在诗词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见微知著地反映着唐宋美学的精神面貌。现以林语堂所著的《苏东坡传》为参照，着重分析其作品蕴含的儒、佛、道三家哲学思想，以期更为深入地探索苏轼思想的美学意义。
作为林语堂最为骄傲的作品之一，《苏东坡传》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长篇传记的滥觞，也正是因为林语堂了解苏轼，喜欢苏轼，所以才能在这本书中向读者展示出一位与众不同的东坡居士。“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这些只是林语堂笔下苏东坡魅力的一部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林語堂笔下的苏轼，可谓是泱泱华夏麒麟子，赤县神州只一人，而苏轼也的确担得起这些。
一、儒、道、佛合一的哲学思想
苏轼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佛、道的思想，儒、道、佛兼收并蓄，互补互用。
（一）儒家的大成
苏轼是当之无愧的圣人君子，林语堂这样形容他：“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及其他许多言行……”苏轼为国出仕，凭着手中狼毫，激扬文字，涤荡世间不平之事，以期实现那太平盛世的宏愿。他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宠辱偕忘，以至于一生历经了风雨，如浮萍飘摇。
世人皆以东坡居士为文人墨客，其实苏轼更是一位清廉父母官。他饱读圣贤之书，怀抱儒家大义，触摸生民疾苦，孑然长叹。在《工程与赈灾》《百姓之友》两章中，林语堂集中描述了苏轼在杭州当政期间，修官舍建城门缮谷仓、实施公共卫生方案、兴修水利、改善供水系统、疏竣运河、改造西湖、设立医院、公布药方、赈济灾民、破除陋习等有利于社会安定发展的举措，这些都表明了苏轼是实实在在的“百姓之友”。他也曾七次上表朝廷，希望能够减免贫民的债务，以此来削弱新政的不良影响;他未雨绸缪，深信“一份预防胜过十分救济”，灾年饥荒是可以防止的……尽管文字为祸，却嫉恶如仇，遇见不平，虽九死而不悔，而且环境越险恶，诗文越丰富多彩。因此，苏轼除了山水田园的优美诗文，还留下了大量动人的抗暴诗、奏议、政论、札记等作品，用文章说话。他要求“广开言路”，力争文人应独立思考、敢于批评;他要求体恤民生，对社会底层的苦恼劳动者报以同情;他孑然一人、孤胆英豪，直言朝廷的腐败无能，但也流露了对未来的隐忧不安，对无能为力的无奈叹息……
（二）佛道的自由
道家强调返归自然。仕途和世故上的受挫让苏轼开始接触佛学和道教并受其影响。因老庄，苏轼不慕荣利，恬静淡然，开始向往陶渊明在南山悠然的生活情调。而佛学又促使他放下，即看穿世间的忧患苦难，不求患得患失，一切随缘。在佛道的思想影响下，他放浪形骸，悠然自得，即使在苦难岁月中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写的最好的文章总是在自然中汲取了力量，他的意象、他的题材、他的精神都来源于自然的给予。他吟诗作画、题字建屋、游山玩水、赏花观月、宴饮歌舞、酿酒造食、练功炼丹、健体养生，无论身处何地，总能自得其乐。苏轼遭贬黄州，贫困并未消其志趣，反而成就了“东坡居士”的美名，他整日与自然为伍，《赤壁赋》一章中，饮酒夜游处处体现了苏轼的旷达自在。
荣华富贵时的显赫，颠沛流离时的凄孤，不管经历了多少的大悲大喜，大起大落，苏轼依旧保持着他的那颗赤子之心。正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即使是浪漫潇洒的李白，也不可能放下心里的苦闷忧愁，正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放下，所以才更能显得苏轼的豁达。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一生的风雨成就了他丰富的感情，一生变迁升华了他的理想与抱负。因此，当他以超脱的思想悠然浮于滚滚红尘中时，灵魂也终于摆脱枷锁，自在逍遥。是故林语堂称之为：“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
（三）儒、道、佛合一
儒家是出仕的哲学，佛道则是隐世的生活态度。但在苏轼身上，儒、道、佛是一体的，初而为官，他放达旷逸，遭贬流放，仍忧国忧民。林语堂说：“他是地道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他为儒，则体恤民生疾苦，悬壶济世，则希望大展宏图，实现胸中的凌云壮志;他入佛，则大彻大悟大自在，无花无叶亦无尘;他入道，则浑然自在，超脱自然。他融儒、道、佛为一体，将入世之志，超脱之性，任逍遥之行集于一身。
二、苏轼诗文的文艺美学思想
在苏轼的眼里，似乎自然万物，乃天工之造物，一山一水，其各不同也。他赞美巫山是“天工运神巧，渐欲作奇伟”;称赞白水佛迹是“神工自炉鞲，融液相缀补。至今余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欲合时，天匠麾月斧”。苏轼认为，文学艺术之创作，需效仿自然，追求的是文章的浑然天成，不应过多地雕饰。苏轼写西湖，写的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一首七言绝句将西湖的美丽传神形容得惟妙惟肖，而却不显富华，平淡自然。
苏轼曾言，“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也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审美理想，所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念奴娇·赤壁怀古》才会体现出一种壮烈豪迈之胸怀与激昂澎湃之思想。但实际上，他一生也无法写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舍我之志，因为苏轼的一生起伏，壮志未酬，而又放之不下，故难免会生出英雄迟暮之感。苏轼的那个年代，大一统王朝的气运已经消失，盛世不在，而当他被流放岭南之时，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仕途被贬的郁郁凄苦，又已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洒脱、淡漠所稀释。这个时候，在哲学思想上，他已经由儒学而转向佛老，同样在艺术的审美领域，他也从对凌云壮志、不羁一生的憧憬迈向对一花一世界、宁静而高远的向往，由追寻李杜之志走向淡薄南山的陶渊明，“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正是寻求一种清新自然、和谐至臻的艺术理想，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有我与无我的境界，达到物我两忘、主客浑然一体，超脱内心，只为自在，优美而恬静的审美感受。
三、苏轼思想的意义
苏轼天真淳朴，温柔敦厚，终身不渝。朝堂之上的阴谋旋涡卷他不进，他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他的诗词文章，不论是即兴所赋，还是直抒胸臆，都是顺之天性，无需雕琢，即使身陷囹圄，却依然能够以乘风破浪之姿，高越于苟且的政治之上。他与世无争，寄情于山水，却也会忧心于朝廷。他的作品，是他本心、本性的直接流露，四分儒，四分佛老，还有两分悠然自得，所以，虽已过千年，却依然读之切切，震动心弦。苏轼，他用心中的那几经磨难却依然闪耀的豪情，撞击人们的灵魂。他用师法自然、“简远疏淡”的美学原则，影响着后世文艺理论和艺术创造，其更是在后世诗歌与绘画美学理论中得到了十分广泛的运用。
（安庆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赵敏慧（1994-），女，安徽安庆人，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作为林语堂最为骄傲的作品之一，《苏东坡传》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长篇传记的滥觞，也正是因为林语堂了解苏轼，喜欢苏轼，所以才能在这本书中向读者展示出一位与众不同的东坡居士。“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这些只是林语堂笔下苏东坡魅力的一部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林語堂笔下的苏轼，可谓是泱泱华夏麒麟子，赤县神州只一人，而苏轼也的确担得起这些。
一、儒、道、佛合一的哲学思想
苏轼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佛、道的思想，儒、道、佛兼收并蓄，互补互用。
（一）儒家的大成
苏轼是当之无愧的圣人君子，林语堂这样形容他：“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及其他许多言行……”苏轼为国出仕，凭着手中狼毫，激扬文字，涤荡世间不平之事，以期实现那太平盛世的宏愿。他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宠辱偕忘，以至于一生历经了风雨，如浮萍飘摇。
世人皆以东坡居士为文人墨客，其实苏轼更是一位清廉父母官。他饱读圣贤之书，怀抱儒家大义，触摸生民疾苦，孑然长叹。在《工程与赈灾》《百姓之友》两章中，林语堂集中描述了苏轼在杭州当政期间，修官舍建城门缮谷仓、实施公共卫生方案、兴修水利、改善供水系统、疏竣运河、改造西湖、设立医院、公布药方、赈济灾民、破除陋习等有利于社会安定发展的举措，这些都表明了苏轼是实实在在的“百姓之友”。他也曾七次上表朝廷，希望能够减免贫民的债务，以此来削弱新政的不良影响;他未雨绸缪，深信“一份预防胜过十分救济”，灾年饥荒是可以防止的……尽管文字为祸，却嫉恶如仇，遇见不平，虽九死而不悔，而且环境越险恶，诗文越丰富多彩。因此，苏轼除了山水田园的优美诗文，还留下了大量动人的抗暴诗、奏议、政论、札记等作品，用文章说话。他要求“广开言路”，力争文人应独立思考、敢于批评;他要求体恤民生，对社会底层的苦恼劳动者报以同情;他孑然一人、孤胆英豪，直言朝廷的腐败无能，但也流露了对未来的隐忧不安，对无能为力的无奈叹息……
（二）佛道的自由
道家强调返归自然。仕途和世故上的受挫让苏轼开始接触佛学和道教并受其影响。因老庄，苏轼不慕荣利，恬静淡然，开始向往陶渊明在南山悠然的生活情调。而佛学又促使他放下，即看穿世间的忧患苦难，不求患得患失，一切随缘。在佛道的思想影响下，他放浪形骸，悠然自得，即使在苦难岁月中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写的最好的文章总是在自然中汲取了力量，他的意象、他的题材、他的精神都来源于自然的给予。他吟诗作画、题字建屋、游山玩水、赏花观月、宴饮歌舞、酿酒造食、练功炼丹、健体养生，无论身处何地，总能自得其乐。苏轼遭贬黄州，贫困并未消其志趣，反而成就了“东坡居士”的美名，他整日与自然为伍，《赤壁赋》一章中，饮酒夜游处处体现了苏轼的旷达自在。
荣华富贵时的显赫，颠沛流离时的凄孤，不管经历了多少的大悲大喜，大起大落，苏轼依旧保持着他的那颗赤子之心。正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即使是浪漫潇洒的李白，也不可能放下心里的苦闷忧愁，正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放下，所以才更能显得苏轼的豁达。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一生的风雨成就了他丰富的感情，一生变迁升华了他的理想与抱负。因此，当他以超脱的思想悠然浮于滚滚红尘中时，灵魂也终于摆脱枷锁，自在逍遥。是故林语堂称之为：“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
（三）儒、道、佛合一
儒家是出仕的哲学，佛道则是隐世的生活态度。但在苏轼身上，儒、道、佛是一体的，初而为官，他放达旷逸，遭贬流放，仍忧国忧民。林语堂说：“他是地道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他为儒，则体恤民生疾苦，悬壶济世，则希望大展宏图，实现胸中的凌云壮志;他入佛，则大彻大悟大自在，无花无叶亦无尘;他入道，则浑然自在，超脱自然。他融儒、道、佛为一体，将入世之志，超脱之性，任逍遥之行集于一身。
二、苏轼诗文的文艺美学思想
在苏轼的眼里，似乎自然万物，乃天工之造物，一山一水，其各不同也。他赞美巫山是“天工运神巧，渐欲作奇伟”;称赞白水佛迹是“神工自炉鞲，融液相缀补。至今余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欲合时，天匠麾月斧”。苏轼认为，文学艺术之创作，需效仿自然，追求的是文章的浑然天成，不应过多地雕饰。苏轼写西湖，写的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一首七言绝句将西湖的美丽传神形容得惟妙惟肖，而却不显富华，平淡自然。
苏轼曾言，“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也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审美理想，所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念奴娇·赤壁怀古》才会体现出一种壮烈豪迈之胸怀与激昂澎湃之思想。但实际上，他一生也无法写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舍我之志，因为苏轼的一生起伏，壮志未酬，而又放之不下，故难免会生出英雄迟暮之感。苏轼的那个年代，大一统王朝的气运已经消失，盛世不在，而当他被流放岭南之时，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仕途被贬的郁郁凄苦，又已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洒脱、淡漠所稀释。这个时候，在哲学思想上，他已经由儒学而转向佛老，同样在艺术的审美领域，他也从对凌云壮志、不羁一生的憧憬迈向对一花一世界、宁静而高远的向往，由追寻李杜之志走向淡薄南山的陶渊明，“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正是寻求一种清新自然、和谐至臻的艺术理想，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有我与无我的境界，达到物我两忘、主客浑然一体，超脱内心，只为自在，优美而恬静的审美感受。
三、苏轼思想的意义
苏轼天真淳朴，温柔敦厚，终身不渝。朝堂之上的阴谋旋涡卷他不进，他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他的诗词文章，不论是即兴所赋，还是直抒胸臆，都是顺之天性，无需雕琢，即使身陷囹圄，却依然能够以乘风破浪之姿，高越于苟且的政治之上。他与世无争，寄情于山水，却也会忧心于朝廷。他的作品，是他本心、本性的直接流露，四分儒，四分佛老，还有两分悠然自得，所以，虽已过千年，却依然读之切切，震动心弦。苏轼，他用心中的那几经磨难却依然闪耀的豪情，撞击人们的灵魂。他用师法自然、“简远疏淡”的美学原则，影响着后世文艺理论和艺术创造，其更是在后世诗歌与绘画美学理论中得到了十分广泛的运用。
（安庆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赵敏慧（1994-），女，安徽安庆人，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