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我有三个姐姐，她们这一生，都献身于让弟弟感到像待在极乐岛上一样温暖的这一重任。我善良的母亲总是把心思集中在家里的卫生、烧饭与精打细算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上。她给我的食物和对我的关心超过给我三个姐姐的总数，而她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工作，她们爱粗糙的肥皂和热水。这些具有铁的意志的“小保护人”一天要把我的身子擦洗三四遍。
　　我最小的姐姐5岁时就比较挑剔。她特别厌恶我脸上的雀斑，经常扯拉我的脸。她始终认为我面部那些葡萄干形的小斑是家庭的一个耻辱，她常常恳求母亲不准我出去，说直到我28岁才能让我走出房子。
　　我的姐姐们讨厌棒球棒、锤子、棍子、石头之类的东西，但这些都是我喜欢并带着疯狂的热情到处挥舞的东西。我从不被允许玩弄在她们看来能致人命的任何物件。从很早开始，我姐姐就要我相信手是仅仅为了摄取食物、渴望羊毛手套时用的。
　　那些年，我对姐姐们有一个清晰的、不带任何偏见的想法：姐姐长相丑陋，健康强壮犹如巨人，她们唯一的目的是使生活充满悲伤；她们嚼着蔬菜，饮着牛奶，拿着带有绣花边的小手绢；她们喜欢沐浴，热爱学校与老师，细心地料理家务。
　　我觉得，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应该走出家门，踏进绿色的田野。可她们把我放在一个框子里，让我坐在那里向往自由，真令人气恼。同时，她们在玩“白痴游戏”，或者在她们的红色的、钉有钉子的卷轴上工作，这些卷轴几十年后制造出一种不甚漂亮的针织带，而我无论如何也分辨不出这种带子会有什么用处。
　　我也有逃出去追逐欢乐的时候。由于受到母亲的指使，姐姐们经常以死的威胁及其他可怕的结局对我尖叫着。同时，她们围着邻近房子追着我，好像我是一只小疯狗似的。
　　有时，我的监护人把我带进一家电影院，她们喂我焦糖，可我躺在上胶的地板上打滚，对着屏幕上的怪人嚎叫，直到服务员、经理叫我放低声音才告一段落。一个姐姐常常放倒我的座位，把我夹在座位与靠背当中，我恳求她们放开我。一旦我被拖出来，我就会趁机逃掉，到处乱跑，用大拇指与食指组成的手枪向观众射击。尔后，我姐姐、服务员和经理在走廊空排座位的里里外外追逐我，直到他们把我逼到绝境我才罢手。由于我在电影院里的恶作剧，姐姐们不久就对我实行了一个“报复”计划。当我母亲出去购物时，她们把我捆在后院的篱笆上，或者逼迫我吃菠菜或煮过火候的卷心菜。
　　我十一二岁时，长了一头橙色头发，有点痴呆样。姐姐们开始与男孩约会。我记得星期六晚上是一片混乱，姐姐们在房子里翻箱倒柜，找鞋、找皮带、找衣服与丝带，她们愠怒、尖叫，为谁先使用洗澡间而争吵。但是，我喜欢那些疯狂的夜晚，对于我来说，观察她们的神情紧张、歇斯底里是一种乐趣，尤其是姐姐们经常想起需要购买某些东西，如小发夹、条状发夹、白鞋油时，我更加快乐。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等着她们叫我做一些事情。当然，这完全出于弟弟对姐姐们的爱。
　　有时，我为某位姐姐跑一遍商店，她给我十分钱，可我一趟只买一件物品，她们怕我了。大部分星期六，我利用她们的需要获得七十或者八十分钱的报酬。
　　尽管周末晚上姐姐们的兴奋给我每星期提供了相当大的收入，但与她们生活在一起还是不值得的。我们家安装了一部电话，它成了联系姐姐们与男孩的纽结，她们叫我报告消息。我那最讨人喜欢的姐姐一到家便问：“有人叫我吗？”我答道：“一个名叫弗兰克的小伙子。”她来不及休息就问：“弗兰克是谁？”我竭力忍住笑，答道：“人形的怪物。”
　　另外，来自糖果店的电话计划也起了作用。我打电话到家询问最小的姐姐情况，那时，她自认为她是电影明星琼·克劳通德，连走路、说话都像明星，并以琼·克劳通德的发式打扮自己。
　　当我姐姐接电话时，我向她解释我是麦德·戈尔德温的代理人，曾在拉帕波特糖果店看见过她，被她的走路姿态和潇洒的长头发深深打动，问她是否愿意到好莱坞工作，当一名替身。她立刻用最清晰的声音打听：“是谁的替身？”对于她如此轻信，我抑制不住好笑，但还是忍住了，答道：“国王。”
　　在我们的文明的玩笑行将结束时，我发现姐姐们都美丽善良且又通情达理。突然之间，我感到有责任保护她们，我讨厌那些到我家来的光头小伙子们。
　　我也发现姐姐们都有一颗博大宽宏的心灵。在圣诞节和我的生日时，她们会寄来许多贴心的礼物。后来，我离家参加海军时她们都哭了。我在部队期间，她们写了许多温暖的信，这些信件帮助我战胜了恐惧。
　　当我回想起她们不得不忍受幼小的弟弟所做的许多恶作剧时，我总很钦佩她们的耐心与恒心，我感谢她们让我的生活充满阳光。
　　（本文编译自2016年1期美国《家庭》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