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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余华和胡塞尼于2013年推出了各自的长篇力作，《第七天》与《群山回唱》。余华的《第七天》试图通过一个孤独的亡灵七天的游走见闻，叙述当今社会的群体性游离状态；胡塞尼的《群山回唱》则以家庭亲情为环绕核心，讲述了阿富汗人民在现实苦难中对人性的执着追求和守护。七个“天”与九座“山”，在现实观望的世界橱窗中，找到了人性叙事表意的契合点——善。通过对两部作品的分析比较，可以发现两位作家表现人性之善的共通性和写作叙事的新元素，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另一种“对话”。
[关键词]余华；胡塞尼；镜像；人性内核；叙事技巧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5）01-0129-04
究其本质而言，文学应当是美的灵魂向真的求索、向善的呼唤。批判的确是文学叩问现实的重要方式，但批判现实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寻“善”。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关于人性的挖掘和塑造，也应当是以“善”为旨归的。因此，我们说“善”是文学的一种镜像，是人性主体与现实客体的对照统一。
我们通过《第七天》和《群山回唱》两部作品可以发现，余华和胡塞尼的文学创作以自身对于人的存在和人的境遇的观望视角勾勒出各自所属环境中人性的价值和意义，最终实现了文学对于人性“善”的追求。《第七天》以一个死去的亡灵为视角，叙述了主人公杨飞在死后的七天游走中的见闻和追忆。七个“天”像是一场游魂漂浮于现实的荒诞图景，在表象肤浅游离的背后是作家深层次的打靶式尝试。余华试图通过《第七天》在现实的长途跋涉中继续观望人性与社会充满寓言性的荒诞，探索中国当代社会的群体性游离状态。《群山回唱》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讲述了九个独立而又相互勾连的故事。胡塞尼“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灰尘，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以宏阔的时空跨度与思想深度勾勒出不为人知的阿富汗社会。九座“山”就是一幅环绕于寓言式现实的人物镶嵌画。孤独的人、迷失的人、被抛弃的人都是其中一座荒凉的大山，低声浅唱着自己不幸的现实。
《第七天》和《群山回唱》均以一种淡淡的忧伤感讲述了现实苦难中人性“善”所散发的熠熠光辉。余华选择的途径是以现实“恶”的再现去追问人性“善”的去向，胡塞尼则是坚定人性“善”的力量去反观现实“恶”的渺茫。两位作家，如镜像般存在的双子星，驰骋挥鞭于各自的文学沙场，给予读者一场灵魂向善的心灵涤荡。
一
“善”作为文学作品叙事的表意方式，凝聚了作者高度的生活经验与情感，是精神内蕴之于日常生活的深度浓缩与思考。那么，要实质探究两部作品关于文学镜像中“善”的存在关系，必须从本体与现象的角度出发。余华当然肯定人性是向善的，在《第七天》中，他以创世的气魄为本体之“善”寻找到存在于彼世的栖息地。但是，余华的批判和讽喻锋芒也直插社会现实的种种弊端，控诉人性被现世卑琐碾压后的异化裂变状态以及对现世无善可言的嘲弄。胡塞尼则将本体之“善”归于家庭亲情，并以此为核心折射现象之“善”的宽广和深刻。因此，两位作家关于人性善的叙事特征是截然相反的，胡塞尼关于“善”的镜像的描摹是一个圆锥体，以虔诚的信仰为最高引向，辐射至整个阿富汗社会和人民的人性之美。余华关于“善”的镜像的描摹则是一个倒过来的圆锥体，因为现实无本体之“善”的立足之处，所以需要不停向上追寻和叩问，直至彼世。虽然两位作家的人性叙事逻辑不同，但是余华和胡塞尼都不约而同将“善”作为人性叙事的最终旨归。“扬善”理应作为一个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需要坚守的基本底线。
萨特说：“当我欣赏一处风景的时候，我很明白不是我创造出这处风景来的，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没有我，树木、绿叶、土地、芳草之间在我眼前建立起来的关系就完全不能存在。”[1]（P125）萨特的世界观是存在先于本质，并且直接告诉作家，创作需要找到这个社会存在的关系，然后通过主体性的文学创，继而承担起为读者寻找理想社会存在关系的重任。创作的动力、写作的豪情正源于此。本体与现象的存在关系督促作家不断发掘新事物、新现象，然后继续寻找自我、寻找内心对现实本质关系的真实表达。寻找，将是作家创作的一个永恒的现实主题。我们通过两部作品可以发现，主体之善是作家寻找的根源。《第七天》里的彼世是主体之“善”，现世就是现象之“善”。彼世与现世就是“镜”与“像”的存在关系，二者的联结点就是小说关于善的追求。余华在作品中描摹了一系列现世“非善”的现象：因暴力拆迁家破人亡的郑小敏家庭、医院肆意处理的所谓“医疗垃圾”是二十七个婴儿、殡仪馆对死者骨灰的添补混淆、被生计逼迫甚至考虑卖淫赚钱的刘梅、走上袭警不归路的李姓男子、被严刑逼供冤死枪毙的男子、为女友买墓地而去黑市卖肾的伍超以及二人被残酷现实击碎的爱情。但是笔者认为，作家对现世“非善”的大量雕摹正是为了表达对彼世“极善”的无限向往和期待。或者说，余华为自己的内心开垦了彼世的“极善”之地，是为了去嘲弄现世之象的荒诞和人性异化后的扭曲状态。在小说中，余华寻找到一个平等互爱的人性社会，“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2]（P225）。那里就是《第七天》人性叙事的内蕴旨归：“死无葬身之地。”一群买不起墓地、没有亲人带黑袖、孤苦伶仃、不能火化的亡魂在“那边”创造了自由、美丽、幸福、博爱、团结……还有平等。我们反而发现，在病态社会中的“无地”之人情感坚定而虔诚，灵魂健康而向善，人性原始而质朴。《群山回唱》里的亲情是主体之“善”，在作品中的意象寄托是“群山”。群山回唱实际上是一曲描绘家庭亲情与爱的人性环绕之歌。阿富汗社会的苦难、贫困、战争是现实之“善”，在作品中的意象寄托是“荒漠”。胡塞尼企图以群山的巍峨和坚韧去守护荒凉沙漠中的人性温度。他通过对阿富汗各类家庭的形态塑造，把现实的矛头对准了贫穷、战争和人性等三大因素。贫穷的阿富汗底层民众不仅要承受家庭生计的巨大压力，还要面对战争的不断破坏。苏联的入侵、军阀的统治、塔利班的极端压制、美国驻军，阿富汗社会所承受的战争苦痛远远难以想象。但是，胡塞尼始终坚持向世人展示贫困潦倒、战火阴霾覆盖的阿富汗现实中，阿富汗人民对人性的维护和尊重，努力影响世人对阿富汗人民的认知，最终渴望改观世界对阿富汗的非理性态度。这是胡塞尼为阿富汗做出的最大贡献。《群山回唱》正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引导读者关注战乱和贫穷背后，寻找阿富汗人民对人性的关怀和思考。 毫无疑问，余华和胡塞尼都是人性本体之善的守护者。余华的作品是以“非善”求“极善”，流露了理想主义者在冷漠的现实社会中关于人性本真的最终思考。从某个程度来说，《第七天》为我们讲述了“极善”的存在方式与可能，这是目前很多作家所没能触及的人性挖掘领域。胡塞尼则紧紧环绕家庭亲情这一现实存在，从人性角度出发，编织了一幅关于爱与希望的美好图景。“家庭”是胡塞尼文学创作的核心及人性叙事的根本出发点，离开了家庭，胡塞尼构建的文学叙事形态将不复存在。在家庭伦理秩序的探索中，胡塞尼发现了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但更重要的是，胡塞尼想要表达的关于人性质朴和本善的存在状态。文学需要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存在关系，承担着讲述人类文明的使命。那么，人性叙事之于文学的最终意义应当是引人向善，唤醒人们处于沉睡之中的至真至美的情怀，用诗意的语料和感悟引导人们在苦难荒凉的精神沼泽地里涅槃重生，培育人们坚韧超然的精神力量和精神境界。
二
文学对于“人”的重新发现可谓当代文坛重要的突破之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的情感状态、精神欲望和心灵感知都发生了深刻显著的变化。因此，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前必须反思一个问题：人性叙事的美学内核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打开人性叙事的审美张力空间。
情感是作品感染读者的重要因素。当人性作为一部作品的叙事中心时，作家需要以情感内核为中心，探索人性在选择境遇中的波澜与起伏，挖掘人性的内在精神力量。亲情作为人性中最为原始质朴的情感力量，始终是人性健康延续的联系枢纽，牵引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但是在两部作品中，“遗弃”却不约而同成为人性叙事关注的情感抉择因子。我们发现，两部小说都有一个不谋而合的关于亲情“遗弃”的情节。《第七天》养父杨金彪遗弃杨飞和《群山回唱》里农夫萨布尔贩卖自己的女儿帕丽，但二人“遗弃”的出发点不同。杨金彪是为了满足女友的要求不得已抛弃捡来的孩子。萨布尔是为家庭生计所迫抛弃女儿，但他更多地考虑到女儿将来会拥有一个富贵无忧的豪门小姐生活。正因为如此，萨布尔无论多么煎熬和思念都没有再去过喀布尔一次。而杨金彪在第二天就返回那块石头处，抱回杨飞，终于在亲情的迷失道路中找到了心灵的归途。两个故事都是站在同情和怜悯的角度叙述的，故事中的“父亲”因现实中的不可抗因素被迫抛弃子女是对“父亲”人性尊严的一种践踏。另一方面，亲情“遗弃”这一情节结构在小说中蕴含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从整个社会的情感状态出发探寻，人性的异化和裂变在社会不良病态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通过群体性失语和个体接受无奈这一现实特性，以一系列普通人的悲惨境遇表现出来，亲情“遗弃”仅仅是其中某一个具体的行为诠释。作者不禁发问，人性在家庭亲情之间的真善美力量为何一进入社会就开始扭曲和异化？在余华看来，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是游离的，没有真正的信仰，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没有心灵的约束力。充满理性的人，反而以一种彷徨迷惘的姿态漂浮在社会的表层，无法融进集体社会情境。那些物欲膨胀、利欲熏心的社会群体却因为没有精神敬畏和忏悔救赎意识的牵制力，大行其道，无所畏惧。《第七天》批判社会的着眼点就在于人性之“恶”对于社会良知的无所畏惧。在社会责任感极度缺失的集体氛围里，膨胀的物欲主义、金钱主义是当今社会的“主旋律”，奏响了人性与道德滑坡的交响曲。以“恶”寻“善”的叙事方式恰恰完成文学对现实的倒逼，作家通过这种方式将现世非善的种种还原呈现给人们，引发人们对现代社会文明的深沉反思。这是文学作品中人性叙事所带来的充满无限可能的精神张力空间。
需要确认的第二个人性内核是个体生命意志中的精神“欲望”。印度当代思想家阿肖克·高勒克里在《人性的思考》一书中专门谈到了人性欲望：“当一个欲望被满足的时候，另一个欲望随即产生，然后又是一个。显然，心灵的本性就是不停地产生欲望。”[3]（P12-13）他认为，唯有理解欲望，方能得到心灵的平静。带着这种缓和与理解的心态，我们来审慎地谈论两部作品中关于欲望描绘最鲜明的两个人物形象，《第七天》中的李青和《群山回唱》里的妮拉。李青是一个有超强人际交往和工作能力的女强人。在众多追求者中，却和平凡的杨飞走到了一起。后来，在度过一段平庸琐碎的生活后，还是离开了杨飞。 因为“她是一个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人”[3]（P44）。其实，李青自始至终都遵从内心的真实选择，无论是选择杨飞，还是抛弃杨飞。她的人性欲望始终驾临在现实情感之上，因此才会有她仍然爱着杨飞却还是选择离开的状态。《群山回唱》里的妮拉是一个同样不“安分”的人，她内心对自由欲望的渴求超越一切精神和现实需求。出身阿富汗贵族家庭的妮拉，常常做出被阿富汗文化认为出格的举动，而这一切在她的认识之中只是人性的自由发展。她在丈夫瓦赫达提中风瘫倒以后，毅然跑到了自由的巴黎。李青和妮拉两个人物的命运轨道竟是惊人的相似。先是过着压制本性的生活、继而背叛自己的丈夫、寻找个人欲望的满足，最终以自杀作为人生的悲剧收场。两个形象所反映的一个人性问题是，当人性欲望与约束环境发生冲突，我们该如何抉择，如何找到个体生命意志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契合点。两位作家给主人公选择了一条遵循内心真实欲望、打破约束传统的道路。可最后却给了她们一个惨淡的悲剧收场，这能说明李青和妮拉的选择错了吗？如果说余华借李青的灵魂之口表露出对爱情迷失的丝丝悔恨，那么胡塞尼是坚定维护妮拉的人性欲望。她虽然日子拮据、寄居在男友的公寓中，但她成为自己梦想中的诗人，她可以在巴黎自由地生活，不必担心周围人们的议论。她的人性欲望得到了满足。但是正如阿肖克·高勒克里所言，人性欲望又是没有尽头的，作家用自杀给她们的人生画上句号，不是为了说明她们的选择错误，而是在理解欲望的基础上为她们的勇气喝彩，进而表明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在集体意志的摧残下个人欲望的妥协退让。李青与妮拉的自杀恰恰是完成她们的人性救赎。
第三个需要确认的人性内核是“心灵”。伟大的作家都是洞察力极强的心灵侦探。他们对于一个时代的心灵状态的细致把握确保他们创作出经典的作品。进一步说，伟大的心灵需要伟大的作品来叙述。《第七天》中为养子终身未娶的杨金彪、卖肾为女友买墓地的伍超、给予杨飞母亲般关怀的李月珍；《群山回唱》中思念妹妹的阿卜杜拉、给予朋友女儿无限关怀与爱的奥蒂、照顾中风主人半个多世纪不离不弃的仆人纳比、不愿拖累妹妹而独自在沙漠面对死亡的姐姐马苏玛。他们都是一群拥有伟大心灵的人，给我们的现实世界带来了健康向善的引导力量。心灵的真善美是人性最真实的呼唤，心灵与爱的回归便是人性最渴望的叙述。人性叙事的审美张力空间将以此为轴不断渲染铺展，在文学的疆域中寻找到现实破碎边缘处心灵的升华与超然。 三
“小说争取读者的唯一优势是其依靠文字激发读者想象，通过个体对存在本身独特的思考去关注那些为社会主体现实所忽略了的存在。这是一个无限敞开的领域，许多可能性尚未被穷尽”[4]（P16）。因此，在文本上所呈现的就是作者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卓越超群的叙述能力，而那些存在“许多可能性”“无限敞开的领域”则需要作家通过对现实的观望去开垦、延伸，继而再创造。小说的本质是讲故事，作家的叙述能力其实就体现在对一个原本完整的故事线索的重新编排、解构、重组，按照作家本身主观表意的需要去挖掘“讲”的无限可能。进一步说，作家的叙述技巧或叙述语式也作为读者审美体验的关注点。我们发现，《第七天》和《群山回唱》的叙事特征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的严谨叙事。如轻缓随性的叙述语言、文本时间对现实时间的解构重组、“现在”与记忆的交互穿插、情节叙述的片段性和情节铺垫的隐失感、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物角色……若即若离，是笔者对两部叙述文本的整体感官印象和审美体验。它是一种游离于现实，同时囿于回忆的萦绕氛围，在毫无征兆的遗失和背叛、没有缘由的回归和重逢中，一切都以满足作者表意和叙述的需要为核心，为读者呈现叙事的存在艺术。
人性叙事的无限可能性在于寓言文本的营构。余华的《第七天》以寓言的文本性特征向读者阐释了现实的荒诞，并将自己对于人性的思考推向形而上。人性彷徨于“无地”，即是对现实社会的抽象概括。小说的叙述视角“我”，一个刚刚死去的孤魂，正在赶往殡仪馆，目的是火化自己。“我”为自己净身，给自己带上黑纱，悼念自己。我们看到杨飞已经不是作为生命个体的现实人的存在，却仍然被催促去完成作为现实人的最后一道工序。事实上，杨飞就是余华孤独精神气质的浓缩。他们都是发现社会失衡点的边缘人，“游荡在生与死的边境线上”[2]（P63）。余华通过寓言的方式让杨飞在彼世以魂灵的叙述视角道出现实的荒诞与人性的裂变感，寄托自己人性孤独的深切表述。鬼魂叙事本应是一种极具节奏性的叙述基调和恐怖阴森的叙述氛围，但是在杨飞的身上，余华的叙事笔触娓娓道来，不紧不慢，充满了怜悯和同情。颇为奇异的是，鬼魂所讲述和回忆的一切，就像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平凡琐碎之事，与所处的现实环境竟没有隔阂感。余华要为这个在扭曲病态的现世中无立足之地的人安置一个彼世游魂的视角，从而探析现实中人性与社会的张力。胡塞尼《群山回唱》的寓言表意所指是人性中关于“爱”的叙述，这是整部小说主要叙事线索。小说围绕开篇的寓言故事就讲述了一个在爱的杠杆下，人性的艰难抉择。小说跨越六十年的悲欢离合故事，贫穷、战争和生死下的人性、现实从这铺展而来。事实上，农夫萨布尔的家庭写照只是阿富汗社会现实的一隅，胡塞尼意欲传递的是当今阿富汗社会仍有成千上万的社会底层人民流离失所、彷徨度日的现实状态。在我们看来，只有生活于“无地”的人，才会充分暴露最为原始的人性渴望。
叙事时间是作家的文本体验方式，是主体性创作对客观存在的审美超越。那么，作家对于时间的敏感性必须远高于常人。创作可以不受空间的束缚，甚至可以抛弃“现世”，以亡魂“彼世”的存在体征去比对现实。但创作必须遵循时间的逻辑体验，时间可以消解但不能消失，尤其在长篇小说中，时间体验的消失意味着叙述的无意义存在。在确定时间的存在性和体验特征后，我们来探讨《第七天》与《群山回唱》的叙事时间顺序。《第七天》里的故事时间顺序是杨飞出生、成长过程、感情经历、寻找父亲、意外死亡、亡魂游走、寻找父亲。但是小说的文本时间顺序则是从杨飞的亡魂接到火化通知开始，逐渐回忆死亡过程、成长经历、情感历程、亡魂游走。这样的叙述时序安排，有利于直接抓住读者好奇的审美情绪。倘若从杨飞出生的那段开始讲起，便大大收窄了文本阅读的期待视野，并且丢失了小说叙事的表意需要。《第七天》是期望通过杨飞的亡魂视角在理想寻找道路上的见闻感受去管窥当下社会的人性裂变与失衡状态。所以文本的主要叙述视角是“彼世”的杨飞，而不是“现世”的杨飞，文本叙述表意的中心线索自然就需要从“彼世”游走的那刻起始。准确地说，《第七天》对于“现在”的叙述时序是主人公杨飞的感官体验过程。“我”因为眼前的景象触动了某个时间点的记忆阀门，故事时间就回到那一刻。每一个文本时间的来临与离去都没有任何征兆，仅仅是主人公个人思绪的自由游走和飘离。而读者的审美体验就像蜻蜓点水、蛱蝶穿花般地靠近与疏离，表现为一种忽远忽近的审美分寸和审美距离。从《群山回唱》来看，胡塞尼对于叙述时间顺序的编排则体现为更加刻意地打乱、重构。小说讲述了从1949年春至2010年冬跨越六十余年的故事，从叙述时距来看，文本时间要远远短于故事时间。我们发现，《群山回唱》的文本体验方式是通过转换叙述视角来呈现的。小说中故事时间的变化节点无迹可寻，往往都是随着叙述视角的不断切换呈现在文本时间中。读者需要根据每一个叙述视角的感性体验去领悟岁月推移给现实存在带来的复杂变化。同时，《群山回唱》的每个章节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有独立的主题表达，有独立的叙事视角，抽掉中间任何一个章节都不会破坏小说的连贯性。但每个章节又不可或缺，胡塞尼希望通过不同的时代特征、不同的人物群体、不同的社会风貌去讲述阿富汗人民在现实苦难中依然延续和屹立的人性光辉点。
叙事记忆是两部作品另一个重要的叙事技巧。传统小说的创作逻辑往往是以“现在”为主体，在情节转换和主题表达时穿插记忆叙事。但是在《第七天》中叙述“现在”和叙述“回忆”几乎同时并轨前行，甚至是记忆占据主要地位，引领现实叙述的前行。一方面，杨飞的亡灵视角游走于“现在”，一路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的叙事骨架和灵魂；另一方面，杨飞对于“现世”的回忆不断穿插于游走之间，如血肉般丰满了小说的整体美感。在小说中，记忆的叙述穿插随着情节发展的必要性有逻辑地嵌入。胡塞尼在《群山回唱》中的叙事逻辑创新可通过两个经典的叙述片段来分析。一是关于妮拉与帕丽的叙事。章节基本可以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现在”讲述的是帕丽与妮拉在巴黎的生存状态，“记忆”讲述的是作为诗人的妮拉与期刊编辑的访谈，主要内容是妮拉关于自己年轻时的回忆。胡塞尼的叙述方式独树一帜，既没有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也没有创造合适的情节逻辑。而是把现实生活的叙述和妮拉的期刊访谈交叉分离，一段访谈的稿件文字连接一段现实生活的经历，二者没有任何叙事逻辑联系，表现为极其任性随意的叙述风格。我们如果把分解后的访谈记录或者现实生活的情节发展各自串联起来，都是一个完整的叙事逻辑。胡塞尼恰恰要刻意分裂间断故事叙述的完整性，用片段和片段的连接去构建自己的表意逻辑。第二个叙事创新是马科斯给萨丽娅在海边拍照。萨丽娅要求马科斯数到一百二才可以按下快门，于是胡塞尼创造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叙述逻辑。一方面，拍照的马科斯在查数，另一方面，在数字间隔的中间，是一段又一段马科斯在世界旅途中的经历回忆，而这些经历都与正在拍摄的这张照片存在某种联系。直到叙述文字查到一百二，马科斯放下快门，同时回忆结束。那台照相机就像叙述与故事的联结点，呈现给你的照片，就是叙述本身。
《第七天》与《群山回唱》关于人性叙事的探索，是在社会表层与心理深层的精神空间内展开的。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深层次挖掘以及各自的人性叙事伦理营构，将当代人性的存在关系和人性发展的可能方向呈现给读者。余华和胡塞尼以人性之善为旨归传达了对各自理想社会的寻找和期待，同时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叙事体验方式。回到阅读的起始点，《第七天》的楔子引用了《圣经》的一段话，表达了理想创世的期待；《群山回唱》的楔子则引用了《古兰经》的一段话，表达了对亲情家庭的绝对信仰。通过对两部作品人性叙事的比较解读，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余华和胡塞尼在不同的国度以他们各自的人性观望视角表现了现实种种。
[参考文献]
[1]施康强萨特文论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3][印度]阿肖克·高勒克里.人性的思考[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4]格非.小说叙事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薄刚]
[关键词]余华；胡塞尼；镜像；人性内核；叙事技巧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5）01-0129-04
究其本质而言，文学应当是美的灵魂向真的求索、向善的呼唤。批判的确是文学叩问现实的重要方式，但批判现实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寻“善”。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关于人性的挖掘和塑造，也应当是以“善”为旨归的。因此，我们说“善”是文学的一种镜像，是人性主体与现实客体的对照统一。
我们通过《第七天》和《群山回唱》两部作品可以发现，余华和胡塞尼的文学创作以自身对于人的存在和人的境遇的观望视角勾勒出各自所属环境中人性的价值和意义，最终实现了文学对于人性“善”的追求。《第七天》以一个死去的亡灵为视角，叙述了主人公杨飞在死后的七天游走中的见闻和追忆。七个“天”像是一场游魂漂浮于现实的荒诞图景，在表象肤浅游离的背后是作家深层次的打靶式尝试。余华试图通过《第七天》在现实的长途跋涉中继续观望人性与社会充满寓言性的荒诞，探索中国当代社会的群体性游离状态。《群山回唱》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讲述了九个独立而又相互勾连的故事。胡塞尼“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灰尘，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以宏阔的时空跨度与思想深度勾勒出不为人知的阿富汗社会。九座“山”就是一幅环绕于寓言式现实的人物镶嵌画。孤独的人、迷失的人、被抛弃的人都是其中一座荒凉的大山，低声浅唱着自己不幸的现实。
《第七天》和《群山回唱》均以一种淡淡的忧伤感讲述了现实苦难中人性“善”所散发的熠熠光辉。余华选择的途径是以现实“恶”的再现去追问人性“善”的去向，胡塞尼则是坚定人性“善”的力量去反观现实“恶”的渺茫。两位作家，如镜像般存在的双子星，驰骋挥鞭于各自的文学沙场，给予读者一场灵魂向善的心灵涤荡。
一
“善”作为文学作品叙事的表意方式，凝聚了作者高度的生活经验与情感，是精神内蕴之于日常生活的深度浓缩与思考。那么，要实质探究两部作品关于文学镜像中“善”的存在关系，必须从本体与现象的角度出发。余华当然肯定人性是向善的，在《第七天》中，他以创世的气魄为本体之“善”寻找到存在于彼世的栖息地。但是，余华的批判和讽喻锋芒也直插社会现实的种种弊端，控诉人性被现世卑琐碾压后的异化裂变状态以及对现世无善可言的嘲弄。胡塞尼则将本体之“善”归于家庭亲情，并以此为核心折射现象之“善”的宽广和深刻。因此，两位作家关于人性善的叙事特征是截然相反的，胡塞尼关于“善”的镜像的描摹是一个圆锥体，以虔诚的信仰为最高引向，辐射至整个阿富汗社会和人民的人性之美。余华关于“善”的镜像的描摹则是一个倒过来的圆锥体，因为现实无本体之“善”的立足之处，所以需要不停向上追寻和叩问，直至彼世。虽然两位作家的人性叙事逻辑不同，但是余华和胡塞尼都不约而同将“善”作为人性叙事的最终旨归。“扬善”理应作为一个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需要坚守的基本底线。
萨特说：“当我欣赏一处风景的时候，我很明白不是我创造出这处风景来的，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没有我，树木、绿叶、土地、芳草之间在我眼前建立起来的关系就完全不能存在。”[1]（P125）萨特的世界观是存在先于本质，并且直接告诉作家，创作需要找到这个社会存在的关系，然后通过主体性的文学创，继而承担起为读者寻找理想社会存在关系的重任。创作的动力、写作的豪情正源于此。本体与现象的存在关系督促作家不断发掘新事物、新现象，然后继续寻找自我、寻找内心对现实本质关系的真实表达。寻找，将是作家创作的一个永恒的现实主题。我们通过两部作品可以发现，主体之善是作家寻找的根源。《第七天》里的彼世是主体之“善”，现世就是现象之“善”。彼世与现世就是“镜”与“像”的存在关系，二者的联结点就是小说关于善的追求。余华在作品中描摹了一系列现世“非善”的现象：因暴力拆迁家破人亡的郑小敏家庭、医院肆意处理的所谓“医疗垃圾”是二十七个婴儿、殡仪馆对死者骨灰的添补混淆、被生计逼迫甚至考虑卖淫赚钱的刘梅、走上袭警不归路的李姓男子、被严刑逼供冤死枪毙的男子、为女友买墓地而去黑市卖肾的伍超以及二人被残酷现实击碎的爱情。但是笔者认为，作家对现世“非善”的大量雕摹正是为了表达对彼世“极善”的无限向往和期待。或者说，余华为自己的内心开垦了彼世的“极善”之地，是为了去嘲弄现世之象的荒诞和人性异化后的扭曲状态。在小说中，余华寻找到一个平等互爱的人性社会，“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2]（P225）。那里就是《第七天》人性叙事的内蕴旨归：“死无葬身之地。”一群买不起墓地、没有亲人带黑袖、孤苦伶仃、不能火化的亡魂在“那边”创造了自由、美丽、幸福、博爱、团结……还有平等。我们反而发现，在病态社会中的“无地”之人情感坚定而虔诚，灵魂健康而向善，人性原始而质朴。《群山回唱》里的亲情是主体之“善”，在作品中的意象寄托是“群山”。群山回唱实际上是一曲描绘家庭亲情与爱的人性环绕之歌。阿富汗社会的苦难、贫困、战争是现实之“善”，在作品中的意象寄托是“荒漠”。胡塞尼企图以群山的巍峨和坚韧去守护荒凉沙漠中的人性温度。他通过对阿富汗各类家庭的形态塑造，把现实的矛头对准了贫穷、战争和人性等三大因素。贫穷的阿富汗底层民众不仅要承受家庭生计的巨大压力，还要面对战争的不断破坏。苏联的入侵、军阀的统治、塔利班的极端压制、美国驻军，阿富汗社会所承受的战争苦痛远远难以想象。但是，胡塞尼始终坚持向世人展示贫困潦倒、战火阴霾覆盖的阿富汗现实中，阿富汗人民对人性的维护和尊重，努力影响世人对阿富汗人民的认知，最终渴望改观世界对阿富汗的非理性态度。这是胡塞尼为阿富汗做出的最大贡献。《群山回唱》正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引导读者关注战乱和贫穷背后，寻找阿富汗人民对人性的关怀和思考。 毫无疑问，余华和胡塞尼都是人性本体之善的守护者。余华的作品是以“非善”求“极善”，流露了理想主义者在冷漠的现实社会中关于人性本真的最终思考。从某个程度来说，《第七天》为我们讲述了“极善”的存在方式与可能，这是目前很多作家所没能触及的人性挖掘领域。胡塞尼则紧紧环绕家庭亲情这一现实存在，从人性角度出发，编织了一幅关于爱与希望的美好图景。“家庭”是胡塞尼文学创作的核心及人性叙事的根本出发点，离开了家庭，胡塞尼构建的文学叙事形态将不复存在。在家庭伦理秩序的探索中，胡塞尼发现了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但更重要的是，胡塞尼想要表达的关于人性质朴和本善的存在状态。文学需要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存在关系，承担着讲述人类文明的使命。那么，人性叙事之于文学的最终意义应当是引人向善，唤醒人们处于沉睡之中的至真至美的情怀，用诗意的语料和感悟引导人们在苦难荒凉的精神沼泽地里涅槃重生，培育人们坚韧超然的精神力量和精神境界。
二
文学对于“人”的重新发现可谓当代文坛重要的突破之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的情感状态、精神欲望和心灵感知都发生了深刻显著的变化。因此，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前必须反思一个问题：人性叙事的美学内核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打开人性叙事的审美张力空间。
情感是作品感染读者的重要因素。当人性作为一部作品的叙事中心时，作家需要以情感内核为中心，探索人性在选择境遇中的波澜与起伏，挖掘人性的内在精神力量。亲情作为人性中最为原始质朴的情感力量，始终是人性健康延续的联系枢纽，牵引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但是在两部作品中，“遗弃”却不约而同成为人性叙事关注的情感抉择因子。我们发现，两部小说都有一个不谋而合的关于亲情“遗弃”的情节。《第七天》养父杨金彪遗弃杨飞和《群山回唱》里农夫萨布尔贩卖自己的女儿帕丽，但二人“遗弃”的出发点不同。杨金彪是为了满足女友的要求不得已抛弃捡来的孩子。萨布尔是为家庭生计所迫抛弃女儿，但他更多地考虑到女儿将来会拥有一个富贵无忧的豪门小姐生活。正因为如此，萨布尔无论多么煎熬和思念都没有再去过喀布尔一次。而杨金彪在第二天就返回那块石头处，抱回杨飞，终于在亲情的迷失道路中找到了心灵的归途。两个故事都是站在同情和怜悯的角度叙述的，故事中的“父亲”因现实中的不可抗因素被迫抛弃子女是对“父亲”人性尊严的一种践踏。另一方面，亲情“遗弃”这一情节结构在小说中蕴含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从整个社会的情感状态出发探寻，人性的异化和裂变在社会不良病态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通过群体性失语和个体接受无奈这一现实特性，以一系列普通人的悲惨境遇表现出来，亲情“遗弃”仅仅是其中某一个具体的行为诠释。作者不禁发问，人性在家庭亲情之间的真善美力量为何一进入社会就开始扭曲和异化？在余华看来，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是游离的，没有真正的信仰，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没有心灵的约束力。充满理性的人，反而以一种彷徨迷惘的姿态漂浮在社会的表层，无法融进集体社会情境。那些物欲膨胀、利欲熏心的社会群体却因为没有精神敬畏和忏悔救赎意识的牵制力，大行其道，无所畏惧。《第七天》批判社会的着眼点就在于人性之“恶”对于社会良知的无所畏惧。在社会责任感极度缺失的集体氛围里，膨胀的物欲主义、金钱主义是当今社会的“主旋律”，奏响了人性与道德滑坡的交响曲。以“恶”寻“善”的叙事方式恰恰完成文学对现实的倒逼，作家通过这种方式将现世非善的种种还原呈现给人们，引发人们对现代社会文明的深沉反思。这是文学作品中人性叙事所带来的充满无限可能的精神张力空间。
需要确认的第二个人性内核是个体生命意志中的精神“欲望”。印度当代思想家阿肖克·高勒克里在《人性的思考》一书中专门谈到了人性欲望：“当一个欲望被满足的时候，另一个欲望随即产生，然后又是一个。显然，心灵的本性就是不停地产生欲望。”[3]（P12-13）他认为，唯有理解欲望，方能得到心灵的平静。带着这种缓和与理解的心态，我们来审慎地谈论两部作品中关于欲望描绘最鲜明的两个人物形象，《第七天》中的李青和《群山回唱》里的妮拉。李青是一个有超强人际交往和工作能力的女强人。在众多追求者中，却和平凡的杨飞走到了一起。后来，在度过一段平庸琐碎的生活后，还是离开了杨飞。 因为“她是一个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人”[3]（P44）。其实，李青自始至终都遵从内心的真实选择，无论是选择杨飞，还是抛弃杨飞。她的人性欲望始终驾临在现实情感之上，因此才会有她仍然爱着杨飞却还是选择离开的状态。《群山回唱》里的妮拉是一个同样不“安分”的人，她内心对自由欲望的渴求超越一切精神和现实需求。出身阿富汗贵族家庭的妮拉，常常做出被阿富汗文化认为出格的举动，而这一切在她的认识之中只是人性的自由发展。她在丈夫瓦赫达提中风瘫倒以后，毅然跑到了自由的巴黎。李青和妮拉两个人物的命运轨道竟是惊人的相似。先是过着压制本性的生活、继而背叛自己的丈夫、寻找个人欲望的满足，最终以自杀作为人生的悲剧收场。两个形象所反映的一个人性问题是，当人性欲望与约束环境发生冲突，我们该如何抉择，如何找到个体生命意志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契合点。两位作家给主人公选择了一条遵循内心真实欲望、打破约束传统的道路。可最后却给了她们一个惨淡的悲剧收场，这能说明李青和妮拉的选择错了吗？如果说余华借李青的灵魂之口表露出对爱情迷失的丝丝悔恨，那么胡塞尼是坚定维护妮拉的人性欲望。她虽然日子拮据、寄居在男友的公寓中，但她成为自己梦想中的诗人，她可以在巴黎自由地生活，不必担心周围人们的议论。她的人性欲望得到了满足。但是正如阿肖克·高勒克里所言，人性欲望又是没有尽头的，作家用自杀给她们的人生画上句号，不是为了说明她们的选择错误，而是在理解欲望的基础上为她们的勇气喝彩，进而表明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在集体意志的摧残下个人欲望的妥协退让。李青与妮拉的自杀恰恰是完成她们的人性救赎。
第三个需要确认的人性内核是“心灵”。伟大的作家都是洞察力极强的心灵侦探。他们对于一个时代的心灵状态的细致把握确保他们创作出经典的作品。进一步说，伟大的心灵需要伟大的作品来叙述。《第七天》中为养子终身未娶的杨金彪、卖肾为女友买墓地的伍超、给予杨飞母亲般关怀的李月珍；《群山回唱》中思念妹妹的阿卜杜拉、给予朋友女儿无限关怀与爱的奥蒂、照顾中风主人半个多世纪不离不弃的仆人纳比、不愿拖累妹妹而独自在沙漠面对死亡的姐姐马苏玛。他们都是一群拥有伟大心灵的人，给我们的现实世界带来了健康向善的引导力量。心灵的真善美是人性最真实的呼唤，心灵与爱的回归便是人性最渴望的叙述。人性叙事的审美张力空间将以此为轴不断渲染铺展，在文学的疆域中寻找到现实破碎边缘处心灵的升华与超然。 三
“小说争取读者的唯一优势是其依靠文字激发读者想象，通过个体对存在本身独特的思考去关注那些为社会主体现实所忽略了的存在。这是一个无限敞开的领域，许多可能性尚未被穷尽”[4]（P16）。因此，在文本上所呈现的就是作者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卓越超群的叙述能力，而那些存在“许多可能性”“无限敞开的领域”则需要作家通过对现实的观望去开垦、延伸，继而再创造。小说的本质是讲故事，作家的叙述能力其实就体现在对一个原本完整的故事线索的重新编排、解构、重组，按照作家本身主观表意的需要去挖掘“讲”的无限可能。进一步说，作家的叙述技巧或叙述语式也作为读者审美体验的关注点。我们发现，《第七天》和《群山回唱》的叙事特征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的严谨叙事。如轻缓随性的叙述语言、文本时间对现实时间的解构重组、“现在”与记忆的交互穿插、情节叙述的片段性和情节铺垫的隐失感、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物角色……若即若离，是笔者对两部叙述文本的整体感官印象和审美体验。它是一种游离于现实，同时囿于回忆的萦绕氛围，在毫无征兆的遗失和背叛、没有缘由的回归和重逢中，一切都以满足作者表意和叙述的需要为核心，为读者呈现叙事的存在艺术。
人性叙事的无限可能性在于寓言文本的营构。余华的《第七天》以寓言的文本性特征向读者阐释了现实的荒诞，并将自己对于人性的思考推向形而上。人性彷徨于“无地”，即是对现实社会的抽象概括。小说的叙述视角“我”，一个刚刚死去的孤魂，正在赶往殡仪馆，目的是火化自己。“我”为自己净身，给自己带上黑纱，悼念自己。我们看到杨飞已经不是作为生命个体的现实人的存在，却仍然被催促去完成作为现实人的最后一道工序。事实上，杨飞就是余华孤独精神气质的浓缩。他们都是发现社会失衡点的边缘人，“游荡在生与死的边境线上”[2]（P63）。余华通过寓言的方式让杨飞在彼世以魂灵的叙述视角道出现实的荒诞与人性的裂变感，寄托自己人性孤独的深切表述。鬼魂叙事本应是一种极具节奏性的叙述基调和恐怖阴森的叙述氛围，但是在杨飞的身上，余华的叙事笔触娓娓道来，不紧不慢，充满了怜悯和同情。颇为奇异的是，鬼魂所讲述和回忆的一切，就像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平凡琐碎之事，与所处的现实环境竟没有隔阂感。余华要为这个在扭曲病态的现世中无立足之地的人安置一个彼世游魂的视角，从而探析现实中人性与社会的张力。胡塞尼《群山回唱》的寓言表意所指是人性中关于“爱”的叙述，这是整部小说主要叙事线索。小说围绕开篇的寓言故事就讲述了一个在爱的杠杆下，人性的艰难抉择。小说跨越六十年的悲欢离合故事，贫穷、战争和生死下的人性、现实从这铺展而来。事实上，农夫萨布尔的家庭写照只是阿富汗社会现实的一隅，胡塞尼意欲传递的是当今阿富汗社会仍有成千上万的社会底层人民流离失所、彷徨度日的现实状态。在我们看来，只有生活于“无地”的人，才会充分暴露最为原始的人性渴望。
叙事时间是作家的文本体验方式，是主体性创作对客观存在的审美超越。那么，作家对于时间的敏感性必须远高于常人。创作可以不受空间的束缚，甚至可以抛弃“现世”，以亡魂“彼世”的存在体征去比对现实。但创作必须遵循时间的逻辑体验，时间可以消解但不能消失，尤其在长篇小说中，时间体验的消失意味着叙述的无意义存在。在确定时间的存在性和体验特征后，我们来探讨《第七天》与《群山回唱》的叙事时间顺序。《第七天》里的故事时间顺序是杨飞出生、成长过程、感情经历、寻找父亲、意外死亡、亡魂游走、寻找父亲。但是小说的文本时间顺序则是从杨飞的亡魂接到火化通知开始，逐渐回忆死亡过程、成长经历、情感历程、亡魂游走。这样的叙述时序安排，有利于直接抓住读者好奇的审美情绪。倘若从杨飞出生的那段开始讲起，便大大收窄了文本阅读的期待视野，并且丢失了小说叙事的表意需要。《第七天》是期望通过杨飞的亡魂视角在理想寻找道路上的见闻感受去管窥当下社会的人性裂变与失衡状态。所以文本的主要叙述视角是“彼世”的杨飞，而不是“现世”的杨飞，文本叙述表意的中心线索自然就需要从“彼世”游走的那刻起始。准确地说，《第七天》对于“现在”的叙述时序是主人公杨飞的感官体验过程。“我”因为眼前的景象触动了某个时间点的记忆阀门，故事时间就回到那一刻。每一个文本时间的来临与离去都没有任何征兆，仅仅是主人公个人思绪的自由游走和飘离。而读者的审美体验就像蜻蜓点水、蛱蝶穿花般地靠近与疏离，表现为一种忽远忽近的审美分寸和审美距离。从《群山回唱》来看，胡塞尼对于叙述时间顺序的编排则体现为更加刻意地打乱、重构。小说讲述了从1949年春至2010年冬跨越六十余年的故事，从叙述时距来看，文本时间要远远短于故事时间。我们发现，《群山回唱》的文本体验方式是通过转换叙述视角来呈现的。小说中故事时间的变化节点无迹可寻，往往都是随着叙述视角的不断切换呈现在文本时间中。读者需要根据每一个叙述视角的感性体验去领悟岁月推移给现实存在带来的复杂变化。同时，《群山回唱》的每个章节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有独立的主题表达，有独立的叙事视角，抽掉中间任何一个章节都不会破坏小说的连贯性。但每个章节又不可或缺，胡塞尼希望通过不同的时代特征、不同的人物群体、不同的社会风貌去讲述阿富汗人民在现实苦难中依然延续和屹立的人性光辉点。
叙事记忆是两部作品另一个重要的叙事技巧。传统小说的创作逻辑往往是以“现在”为主体，在情节转换和主题表达时穿插记忆叙事。但是在《第七天》中叙述“现在”和叙述“回忆”几乎同时并轨前行，甚至是记忆占据主要地位，引领现实叙述的前行。一方面，杨飞的亡灵视角游走于“现在”，一路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的叙事骨架和灵魂；另一方面，杨飞对于“现世”的回忆不断穿插于游走之间，如血肉般丰满了小说的整体美感。在小说中，记忆的叙述穿插随着情节发展的必要性有逻辑地嵌入。胡塞尼在《群山回唱》中的叙事逻辑创新可通过两个经典的叙述片段来分析。一是关于妮拉与帕丽的叙事。章节基本可以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现在”讲述的是帕丽与妮拉在巴黎的生存状态，“记忆”讲述的是作为诗人的妮拉与期刊编辑的访谈，主要内容是妮拉关于自己年轻时的回忆。胡塞尼的叙述方式独树一帜，既没有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也没有创造合适的情节逻辑。而是把现实生活的叙述和妮拉的期刊访谈交叉分离，一段访谈的稿件文字连接一段现实生活的经历，二者没有任何叙事逻辑联系，表现为极其任性随意的叙述风格。我们如果把分解后的访谈记录或者现实生活的情节发展各自串联起来，都是一个完整的叙事逻辑。胡塞尼恰恰要刻意分裂间断故事叙述的完整性，用片段和片段的连接去构建自己的表意逻辑。第二个叙事创新是马科斯给萨丽娅在海边拍照。萨丽娅要求马科斯数到一百二才可以按下快门，于是胡塞尼创造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叙述逻辑。一方面，拍照的马科斯在查数，另一方面，在数字间隔的中间，是一段又一段马科斯在世界旅途中的经历回忆，而这些经历都与正在拍摄的这张照片存在某种联系。直到叙述文字查到一百二，马科斯放下快门，同时回忆结束。那台照相机就像叙述与故事的联结点，呈现给你的照片，就是叙述本身。
《第七天》与《群山回唱》关于人性叙事的探索，是在社会表层与心理深层的精神空间内展开的。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深层次挖掘以及各自的人性叙事伦理营构，将当代人性的存在关系和人性发展的可能方向呈现给读者。余华和胡塞尼以人性之善为旨归传达了对各自理想社会的寻找和期待，同时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叙事体验方式。回到阅读的起始点，《第七天》的楔子引用了《圣经》的一段话，表达了理想创世的期待；《群山回唱》的楔子则引用了《古兰经》的一段话，表达了对亲情家庭的绝对信仰。通过对两部作品人性叙事的比较解读，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余华和胡塞尼在不同的国度以他们各自的人性观望视角表现了现实种种。
[参考文献]
[1]施康强萨特文论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3][印度]阿肖克·高勒克里.人性的思考[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4]格非.小说叙事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薄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