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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看法和大部分人一样时,就是我不用写作,可以放心去过活的时候了
朱天心:对,当时他在文化大学教书,他的课太受欢迎,就有一些教授以“汉奸”之名揭露他是汪精卫政府的人,鼓动学生把他赶出学校。只要上升到民族大义,谁敢保护“汉奸”?当时我家隔壁刚好空出来,父亲就赶紧把他接来住。那个时期,光是听他在饭桌上给我们讲,我们平时读惯的诗,在他口中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当时他讲《禅是一枝花》,很希望能讲给更多人听,很多人礼拜六会过来听他讲。他比较系统地讲述了《易经》和禅宗,有时听不懂也会在那里打瞌睡。
但对于胡老师,我的心境和天文不同。天文内心一直有悲愤,总想有一天能帮胡老师在一定程度上澄清名誉,我没有。如果他的书被大家读到了,他还希望有人帮他辩护,或者如果没人帮他辩护他就一攻即倒,那也就不值得我们去帮他了。不知道这是因为我对胡老师的作品太有信心还是太没有信心。
人物周刊:胡兰成有一个提法叫“无名目的大志”,去年朱天文接受我采访时也说,如果没有当年的大志,或许今天只是个闺阁作家,你呢?
朱天心:很多人都很轻率地想,作家就是终其一生把小说写好,这就是最了不起的事情。但我和天文会想,光把小说写好有什么用?心胸和视野更开阔才可能写出好东西。在一个好的时代,你就算画一个扇面也是伟大的作品,但在糟糕的时代,你死心推究也很难。其实在一个领域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过我仍然觉得不能只做好一样东西,否则知识格局怎么看都是比较小的。起码我所关心的事物不止于文学。胡兰成也说,写《国风》要兼《雅》、《颂》。
人物周刊:胡兰成是作家同时也通政治,晚年为什么会对还是小孩的你们有那么高的期望呢?
朱天心: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位老人会把那么大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和天文现在也保持和年轻学生的交流,也会收到一些作品,但我们有时会没有耐心,抱怨有的作品差。所以我们很奇怪当年胡老师对我们那么有耐心,他到底看到了我们的什么特质?我们也没宝贵到一眼就能被看出来。没当面问他原因,只是很受鼓舞。
本来只是对文学有兴趣,后来觉得士的传统是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是挺不自量力的,做了很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好比台湾也有清华大学,我们跟清华大学学生谈量子论,挺吓人的。所以我不太愿意谈过往。回忆过往,你会发现你说了太多超乎能力和理解,尽管你感觉上相信的话。
人物周刊:现在对人生会不会有某些焦虑?
朱天心:以前完全没有,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去想一些生死的大问题。但这两三年因为气喘病身体不太好,生活步调被打乱了,有很多变得不可测了。以前我以为每天能有一大段时间在咖啡馆里头写作,这样过一辈子。很快发现不行了,因为我吃的药可能有副作用,我很快就会想躺下去睡觉,或者去的咖啡馆恰好是刚刚装潢过的,当场就会气喘发作。今年就有好几次很紧急地被送去急诊,好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医院。可是即便这样,我也还没有想过特别终极的问题,可能有时会避免让自己去想,就好像阿城讲的“你不要去接受那个暗示”,当你接受了那个暗示你就会一直往那边走。
人物周刊:在台湾典型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朱天心:如果没有任何意外打断,早上我会跟唐诺到同一个咖啡馆,因为它生意不太好,没有太多人。如果它生意很好,坐久了就会不安心。它有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就比较安全。我们会呆到下午2点,再呆下去就是装的了,看书没问题,要写作就会精神不足。回到家之后就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看看书,逗逗猫,过得很平凡,但还觉得每天过得喘不过气来似的。
政党好坏是一时的,公民社会是长久的
人物周刊:在台湾你是特别关注政治和现实的作家,这种关注什么时候开始的?
朱天心:就像胡老师讲的“士”在他所处的时代要有一种责任,对知识分子来说,这个传统一直存在。即使你不想理现实政治,它也会来找你。就算你想要逃脱、拒绝,你也要知道你逃脱的、拒绝的是什么。我觉得那种完全不接触现实政治的态度并不能对抗它或拒绝它,那只会使人变得无知,连判断一个信息的是非能力都没有,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人物周刊:你关心和参与了什么议题?
朱天心:其实我也很心虚,因为我去做的时候别人都做好了。惟一一个从头到尾都做的就是和天文一起参加的“流浪动物保护”,这个我们就比较有感触,现在也还是每天打电话去。平时我还可以帮忙,但今年暑假天文会很辛苦。因为现在是猫的发情期,所以得在晚上抓紧时间捉流浪猫,带去做结扎。其实这工作很辛苦,尤其是夏天。你要站得远远的,使自己的出现不至于打扰它们,你停得越久它们就越信任你。你还要懂得操作诱捕笼,蚊子多也不能搽防蚊液,因为猫的嗅觉很灵敏。所以每到夏天我和天文都不敢穿裙子,否则要一腿的“红豆冰”。
人物周刊:也有人不理解你们的行为吧?觉得保护流浪动物是很“中产”的。
朱天心:我觉得流浪动物保护对于社会其实是很重要的示范。比如说,在小学里,过了一个暑假,猫妈妈生了一窝小猫,那就可以想象出一个很生动的场景。老师说:“有一窝猫,怎么办?”校长说:“没关系,我来捉一捉。”他就把小猫给丢掉了。小孩就会得到一种生活教育——只要是对社会没贡献的,没有价值的,就可以被抛弃。如果他们受到这样的教育,将来很可能变成一层层地向所有弱势群体下手。一想起来就会不寒而栗。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朱天心:最大问题是一代人的价值观变得虚无。正直变得很可笑,诚实也很可笑,正直是笨,诚实也是笨。大家都不谈价值,也不愿相信。他们觉得那些仍然抱着价值不放弃的人很愚蠢,就像拖着条铁链走路,走得很笨拙。他们会想:为什么不把铁链丢掉,走得轻盈一点?
人物周刊:但你还愿意拖着铁链走路,这不就等于在和整个时代风气“较劲”吗?
朱天心:在10年前我会很愿意用“较劲”这个词,现在可能是人生阅历丰富了,也活到了一个年纪,看着身边和自己一起战斗的人节节败退,找到了各式各样的理由过自己的生活,在这种被迫的世故下,自己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现状。虽然不是妥协,但没办法再用那种激烈的姿态了。10年前我一定用“较劲”这个词,但现在我从对抗状态转向为公民社会努力的状态,算是一种改变。尤其针对台湾现在的情形,我还是觉得,不管那个政党是好是坏,都只是一时的,公民社会才是永远长久的。我觉得台湾该往这个方向努力,厚实我们的公民社会来对抗政治。
人物周刊:你之前说写作的意义就是“呐喊”,有没有担心过“呐喊”的可能是偏见?
朱天心:当然是有可能的,可又有什么关系?就像我们看到一条路上人潮汹涌,有人在两边透口风,有人在旁边吹口哨,甚至有人逆向而行,这都是美好的风景,你担心什么呢?一样的人已经那么多了,共同的偏见已经这么强有力了,有一个吹口哨的小小声音,社会应该包容它甚至欣赏它。就像萨义德说的,必须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始终处在“边缘”位置,和“主流”保持距离,也保持批判的态度。
(实习记者李敏对本文亦有贡献)
朱天心:对,当时他在文化大学教书,他的课太受欢迎,就有一些教授以“汉奸”之名揭露他是汪精卫政府的人,鼓动学生把他赶出学校。只要上升到民族大义,谁敢保护“汉奸”?当时我家隔壁刚好空出来,父亲就赶紧把他接来住。那个时期,光是听他在饭桌上给我们讲,我们平时读惯的诗,在他口中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当时他讲《禅是一枝花》,很希望能讲给更多人听,很多人礼拜六会过来听他讲。他比较系统地讲述了《易经》和禅宗,有时听不懂也会在那里打瞌睡。
但对于胡老师,我的心境和天文不同。天文内心一直有悲愤,总想有一天能帮胡老师在一定程度上澄清名誉,我没有。如果他的书被大家读到了,他还希望有人帮他辩护,或者如果没人帮他辩护他就一攻即倒,那也就不值得我们去帮他了。不知道这是因为我对胡老师的作品太有信心还是太没有信心。
人物周刊:胡兰成有一个提法叫“无名目的大志”,去年朱天文接受我采访时也说,如果没有当年的大志,或许今天只是个闺阁作家,你呢?
朱天心:很多人都很轻率地想,作家就是终其一生把小说写好,这就是最了不起的事情。但我和天文会想,光把小说写好有什么用?心胸和视野更开阔才可能写出好东西。在一个好的时代,你就算画一个扇面也是伟大的作品,但在糟糕的时代,你死心推究也很难。其实在一个领域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过我仍然觉得不能只做好一样东西,否则知识格局怎么看都是比较小的。起码我所关心的事物不止于文学。胡兰成也说,写《国风》要兼《雅》、《颂》。
人物周刊:胡兰成是作家同时也通政治,晚年为什么会对还是小孩的你们有那么高的期望呢?
朱天心: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位老人会把那么大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和天文现在也保持和年轻学生的交流,也会收到一些作品,但我们有时会没有耐心,抱怨有的作品差。所以我们很奇怪当年胡老师对我们那么有耐心,他到底看到了我们的什么特质?我们也没宝贵到一眼就能被看出来。没当面问他原因,只是很受鼓舞。
本来只是对文学有兴趣,后来觉得士的传统是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是挺不自量力的,做了很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好比台湾也有清华大学,我们跟清华大学学生谈量子论,挺吓人的。所以我不太愿意谈过往。回忆过往,你会发现你说了太多超乎能力和理解,尽管你感觉上相信的话。
人物周刊:现在对人生会不会有某些焦虑?
朱天心:以前完全没有,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去想一些生死的大问题。但这两三年因为气喘病身体不太好,生活步调被打乱了,有很多变得不可测了。以前我以为每天能有一大段时间在咖啡馆里头写作,这样过一辈子。很快发现不行了,因为我吃的药可能有副作用,我很快就会想躺下去睡觉,或者去的咖啡馆恰好是刚刚装潢过的,当场就会气喘发作。今年就有好几次很紧急地被送去急诊,好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医院。可是即便这样,我也还没有想过特别终极的问题,可能有时会避免让自己去想,就好像阿城讲的“你不要去接受那个暗示”,当你接受了那个暗示你就会一直往那边走。
人物周刊:在台湾典型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朱天心:如果没有任何意外打断,早上我会跟唐诺到同一个咖啡馆,因为它生意不太好,没有太多人。如果它生意很好,坐久了就会不安心。它有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就比较安全。我们会呆到下午2点,再呆下去就是装的了,看书没问题,要写作就会精神不足。回到家之后就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看看书,逗逗猫,过得很平凡,但还觉得每天过得喘不过气来似的。
政党好坏是一时的,公民社会是长久的
人物周刊:在台湾你是特别关注政治和现实的作家,这种关注什么时候开始的?
朱天心:就像胡老师讲的“士”在他所处的时代要有一种责任,对知识分子来说,这个传统一直存在。即使你不想理现实政治,它也会来找你。就算你想要逃脱、拒绝,你也要知道你逃脱的、拒绝的是什么。我觉得那种完全不接触现实政治的态度并不能对抗它或拒绝它,那只会使人变得无知,连判断一个信息的是非能力都没有,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人物周刊:你关心和参与了什么议题?
朱天心:其实我也很心虚,因为我去做的时候别人都做好了。惟一一个从头到尾都做的就是和天文一起参加的“流浪动物保护”,这个我们就比较有感触,现在也还是每天打电话去。平时我还可以帮忙,但今年暑假天文会很辛苦。因为现在是猫的发情期,所以得在晚上抓紧时间捉流浪猫,带去做结扎。其实这工作很辛苦,尤其是夏天。你要站得远远的,使自己的出现不至于打扰它们,你停得越久它们就越信任你。你还要懂得操作诱捕笼,蚊子多也不能搽防蚊液,因为猫的嗅觉很灵敏。所以每到夏天我和天文都不敢穿裙子,否则要一腿的“红豆冰”。
人物周刊:也有人不理解你们的行为吧?觉得保护流浪动物是很“中产”的。
朱天心:我觉得流浪动物保护对于社会其实是很重要的示范。比如说,在小学里,过了一个暑假,猫妈妈生了一窝小猫,那就可以想象出一个很生动的场景。老师说:“有一窝猫,怎么办?”校长说:“没关系,我来捉一捉。”他就把小猫给丢掉了。小孩就会得到一种生活教育——只要是对社会没贡献的,没有价值的,就可以被抛弃。如果他们受到这样的教育,将来很可能变成一层层地向所有弱势群体下手。一想起来就会不寒而栗。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朱天心:最大问题是一代人的价值观变得虚无。正直变得很可笑,诚实也很可笑,正直是笨,诚实也是笨。大家都不谈价值,也不愿相信。他们觉得那些仍然抱着价值不放弃的人很愚蠢,就像拖着条铁链走路,走得很笨拙。他们会想:为什么不把铁链丢掉,走得轻盈一点?
人物周刊:但你还愿意拖着铁链走路,这不就等于在和整个时代风气“较劲”吗?
朱天心:在10年前我会很愿意用“较劲”这个词,现在可能是人生阅历丰富了,也活到了一个年纪,看着身边和自己一起战斗的人节节败退,找到了各式各样的理由过自己的生活,在这种被迫的世故下,自己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现状。虽然不是妥协,但没办法再用那种激烈的姿态了。10年前我一定用“较劲”这个词,但现在我从对抗状态转向为公民社会努力的状态,算是一种改变。尤其针对台湾现在的情形,我还是觉得,不管那个政党是好是坏,都只是一时的,公民社会才是永远长久的。我觉得台湾该往这个方向努力,厚实我们的公民社会来对抗政治。
人物周刊:你之前说写作的意义就是“呐喊”,有没有担心过“呐喊”的可能是偏见?
朱天心:当然是有可能的,可又有什么关系?就像我们看到一条路上人潮汹涌,有人在两边透口风,有人在旁边吹口哨,甚至有人逆向而行,这都是美好的风景,你担心什么呢?一样的人已经那么多了,共同的偏见已经这么强有力了,有一个吹口哨的小小声音,社会应该包容它甚至欣赏它。就像萨义德说的,必须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始终处在“边缘”位置,和“主流”保持距离,也保持批判的态度。
(实习记者李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