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历程的极度艰难，使得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执政地位。这一代革命家对维护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抱有高度的敏感性。一旦出现任何带有阶级斗争苗头的群体事件和社会现象，他们往往给予高度关注。进入1966年，毛泽东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的历次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彻底发动广大群众，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才能解决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的严重动乱“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指出党政军内混入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这些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就会夺取政权，改变政权性质。会议决定成立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此后，“文化大革命”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成立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波及到党外，社会动乱开始出现。1966年8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接着，红卫兵运动在全国泛滥开来。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1968年10月，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给刘少奇强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并开除出党，酿成“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1967年1月，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即著名的“二月抗争”。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这些措施，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周恩来则利用时机，先后将王力、关锋、戚本禹隔离审查，沉重打击了造反派的嚣张气焰。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大会政治报告极力鼓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伟大贡献”。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会后，林彪由于抢班夺权，事败后驾机叛逃，最终机毁人亡。林彪事件给全党全国和毛泽东造成极大的打击，广大党员干部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4年初，“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攻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图谋有所察觉，并在中央领导层批评江青集团。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1975年1月，四届人大闭幕后，邓小平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始整顿，工农业生产均有较大幅度增长。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系统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整顿被迫中断，再度造成社会混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综观伟人毛泽东的一生，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