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与张灏先生畅谈过两次。第一次是2007年在华盛顿张家，访问了张先生的学思历程。第二次是2010年，张先生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讲者。张灏学术功底深厚而淡泊名利，他师从殷海光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自称“殷门余孽，班门弄斧”，深得两位名师真传，自成一家。张灏厚积薄发，几本著作皆颇有分量，精华已集成《幽暗意识与时代探索》一书。
　　“幽暗意识”一说，是张灏重要的学术创见：“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张灏从中西的学术思想追根溯源，理清了幽暗意识的脉络。
　　关于幽暗意识的形成与反思，张灏有一篇文章坦述心路。在台湾念大学的时代，张灏受到殷海光的思想启蒙，是一个五四型的自由主义者。1959年，张灏去了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在海外听到许多在台湾听不到的有关新中国的消息，读到在台湾读不到的“三十年代”文学，感觉第一次真正发现了中国和做中国人的意义，也第一次感到做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他的思想开始左转。
　　张灏相信幽暗意识一方面要求正视人性与人世的阴暗面，另一方面本着人的理想性与道德意识，对这阴暗面加以疏导、围堵与制衡，去逐渐改善人类社会。研究越深，张灏越发信之不疑的一个对人的基本看法：“人是生存在两极之间的动物，一方面是理想，一方面是阴暗；一方面是神性，一方面是魔性；一方面是無限，一方面是有限。人的生命就是在这神魔混杂的两极之间挣扎与摸索的过程。”
　　张灏对“幽暗意识”的研究，几十年来不断深入。《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政教关系》是他在第三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演讲。他追溯儒家有关政教关系的思想背景，又放在世界史的脉络来考虑。
　　在探索宋明理学时，张灏发现道学的人极意识不只是为个人生命的修身成德说法，不只是教人“希圣希贤”；同时它也是透过政治的运作，求群体生命的完善。这种修身与经世双管齐下、相辅相成，原是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在北宋道学开山人物的思想中，都有明白的展示。余英时在他的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已有详尽精辟的剖析。
　　张灏发现，到了明末清初，黄宗羲强调学校的重要性：学校是传承与维持天道的地方，是人极秩序的中心。黄宗羲有惊人的构想：太学祭酒主持太学，代表天道；因此祭酒讲学的时候，天子也是他的学生。就此而言，黄可说是把政教对等二元权威的观念在儒家传统里发展到空前的高峰。
　　不过，这种君师对立政教二元的论调，在宋明的传统里，维持大约四百年的光景；但在17世纪下半叶以后便逐渐消沉下来。这个消沉的直接背景就是清朝康熙皇帝对这个问题的表态。张灏指出：“他（康熙）重申源自传统天命论的政教合一的基本原则；从而禁止政教关系的讨论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君师对等二元权威的论调。经他这一番强势申告，群臣也都跟进唱和，歌功颂德。在这样一个气氛之下，二元权威的意识，以及政教关系的讨论，经过宋明清四百年，若断若续，若隐若现的发展，终告流产。”
　　张灏不但精研中国史，而且对世界史有独到的研究。他的《世界人文传统中的轴心时代》，可与余英时的收官之作《论天人之际》互为呼应。张灏认为：“就政治文化而言，‘轴心时代’出现的超越内化观念还间接产生另外一种思想发展，对于近现代世界的意义尤其重大。因为这个观念使得超越意识所涵有的终极意识与无限精神，变成人的内在本质的一部分，从而产生一个理念：人的生命可以有着彻底的自我转化能力，如果配上入世取向，这种自我转化的观念很容易进而形成另一种观念—由群体的自我转化可以通向人世的改造与完美的理想社会的出现。这就是现代社会大革命的一个间接的重要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