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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藏传佛教僧尼的传统家庭供养模式，具有选择的普遍性、经济合理性以及抗风险能力差等特点。近年来，随着甘南农牧家庭的小型化、家庭权威的下移、市场化风险的增加，僧尼家庭供养难以为继，因此应急需转变传统的供养模式，使广大僧尼的生存有持续的保障。甘南藏区积极实施的各项社会保障措施化解了广大僧尼的生存风险，稳定了生活来源，提高了生活质量，体现了社会公正，具有重大社会意义。
关键词：藏传佛教僧尼；生存模式；家庭供养；社会保障
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宗教事务的法律化研究”，本课题组于2011年1-2月和7-8月，对甘南州藏传佛教僧尼的社会保障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本文是基于这次调研的相关情况和数据而完成的。[1]
传统社会中，藏传佛教僧尼供养有家庭、民众布施、官方补助等不同形式，在儿童初入寺学习和年老时主要由其家庭供养。民主改革后，寺院开展以寺养寺，僧尼的主要生活来源包括寺院补助、自身出外念经所获和家庭供养。目前，甘南大多数藏传佛教寺院自养能力差，信教民众普遍贫困及宗教观念的变迁，僧尼自身提供宗教服务所获收入不足以保障其生存，家庭就成为最基本的依靠。然而，由于甘南农牧民家庭普遍欠富裕，加之随着家庭的小型化，家庭对于僧尼的供养已力不从心。因此，急需转变传统的供养模式，使广大僧尼的生存有持续的保障。当今国家大力实施的“让人人享有社会保障”政策，惠及了甘南藏传佛教僧尼，使他们充分享受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基本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贫有所扶、困有所济。尽管这些社会保障措施的实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通过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制度创新，完善僧尼社会保障措施、提高保障标准，使他们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是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的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社会公正的要求。
一、甘南藏传佛教僧尼的传统家庭供养模式
考察藏传佛教传承发展的历史，僧尼的传统供养模式可以分为以家庭供养为主，兼有施主布施、平民供养、庄园供养、政府供养等形式。在藏传佛教开始受到吐蕃官方支持之际，基本由政府供养。据现有史料记载，赤松德赞的儿子木尼赞普，他为支持佛教发展，从国库为僧人支付生活费，开国家供养佛僧之先河。除了西藏地方政府从官方财政给付僧尼的生活费之外，元、明、清各朝中央政府也曾有过对部分上层僧尼发放生活费的情况。平民对僧尼的供养，在吐蕃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如赤松德赞时，为了使僧侣的生活不受战争、瘟疫、饥荒、外敌入侵等因素的影响，他赐给桑耶寺150户百姓，赐给每个僧人3户百姓作为供养户，以保证寺院的供养和僧人的生活费用。[2]更典型的如赤热巴巾时期，推行了“七户养僧制度”，这一制度的内容是每七户庶民负责供养一个僧人，保证这个僧人的吃穿和佛事活动所需费用。据史料记载，寺院庄园对僧尼的供养形式始于达玛王的后裔、古格王朝的国王意希沃的孙子，他继位后，大力扶持佛教，尊敬佛学大师，将普兰的协尔地区作为封地赐给了仁钦桑布，并把封地称之为“曲西”，即供养庄园，这是藏族史上第一次出现“曲西”一词，也是政府把土地赏赐给僧人的先例。
上述各种对僧尼的供养都只是暂时的或辅助的形式，家庭供养是贯穿僧尼生存始终的最基本的形式。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出家僧人不再参加任何生产劳动，由于寺院不予负担僧人的生活，衣食住行和学经的支出由僧人家庭提供。通常小孩入寺后，会寄居在本寺的喇嘛亲属家，或师傅的家中，家人不定期地送来糌粑、牛羊肉等食品。等成年后，家人便为其修建房屋，大部分僧人在寺院都有自己的院落，属僧人私有财产，可以在寺内进行买卖和转让，也可以师徒相传。因此，僧人的生活水平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新的历史时期，藏传佛教民主改革后，寺院要开展自养，以寺养寺。由于寺院大小和影响力的区别，寺院开展自养和施主的布施情况也具有较大差别。半个世纪以来，开展自养的情况不尽如人意。据调查，西藏自治区境内的1700座寺院中，已经完全达到以寺养寺条件的占15-20%，基本达到以寺养寺条件（包括僧人生活一半靠寺院，一半靠家庭者）的寺院占40%左右，其余寺院被界定在经济贫困状态线。[3]甘南藏传佛教寺院的自养事业开展情况与西藏类似，全州除了拉卜楞寺、郎木寺、西仓寺等个别寺院外，绝大部分寺院以寺养寺能力差，许多偏远和小型寺院的僧尼，其生存来源完全依靠家庭。据统计，到2009年底，甘南州贫困人口42.1万人，贫困面达63.9%。[4]这表明全州各地普遍发展比较落后、居民收入较低，供养能力有限，表现为家庭的贫富直接影响了住寺僧尼的生活情况。据笔者实地调查，有些僧尼家庭富裕，亲属帮其修建的僧舍宽敞，装修漂亮，室内用具齐全，比如有电视机、电磁炉、烤箱等，还有手机、电脑、摩托车等现代用品。但是，偏远地区的小型寺院的僧尼衣食住行普遍比较差，形成了僧尼的生活状况的贫富差距。对于年老或有病的僧尼来说，家庭的持续供养和医疗不能继续，使其生存陷入了困境。
二、甘南藏传佛教僧尼的社会保障实施情况
（一）僧尼医疗和养老保险情况
作为社会保障核心制度的社会保险，是指一国政府对全体社会成员在生、老、病、死、残、失业和退出劳动或服务年限时，提供经济生活方面的各种保障性措施。[5]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现状下，城镇企业职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与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实施、范围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和不平衡性。甘南藏区农牧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2%，城镇化水平低，僧尼几乎都是农牧户口。在这些保险种类中，僧尼最关心和急迫需要的是医疗和养老保险。
1.僧尼参加医保情况。甘南州自2006年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试点，2007年实现全覆盖，截至2011年1月18日，根据甘南州新农合办的统计，全州有近51万农牧民参加了新农合，占农牧民总人口的97.22%。有4517名僧尼参加了新农合，占全部僧尼总数的46.18%。 2.僧尼参加养老保险情况。养老是僧尼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老有所养是每一个人都期盼的人生结局，但总有一些人因为各自的不幸而变成鳏寡无靠。随着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少子高龄化，“农牧村出家少年僧尼越来越少，年事已高的僧尼来自家庭和徒弟的照顾越来越少，生活上得不到布施和接济，养老成为目前寺院最大的难题。”[6]甘南全州60岁以上的僧尼有618人，[7]这部分老年僧尼全州各县已纳入农牧村低保范围或者列入了五保供养中，按二类家庭标准每人每月支付65元生活补助。2010年，甘南州7县1市全部被列入新型农牧村社会养老保险国家试点范围，并于7月1日起正式启动实施这一惠民政策。按照相关政策，符合参保条件的农牧民群众，可在户籍地自愿参加养老保险，享受省级财政补贴每人每年30元，60周岁以上人员，每人每月享受中央财政补助的基础养老金55元。[8]
（二）僧尼社会救助情况
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对于遭受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低收入公民给予救济和帮助，以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甘南属于多自然灾害地区，农牧劳动生产率低，贫困面大。据西北人口信息中心的统计，甘南州贫困人口42.1万人，贫困面达63.9%。考虑到物价上涨、CPI变动等因素，实际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的严重程度应该会大于统计数量。[9]僧尼是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不组建家庭，不参与农牧业生产和经营，生存主要靠寺院法会的布施和家人的供给，因年老、疾病或其他风险而陷入生存困境的概率极高。全州僧尼普遍比较贫困，年收入在500-900元之间，其中，年收入728元以下的有8304人，占僧尼总数的82.5%；有僧舍者6229人，无僧舍和僧舍成为危房者5437人。[10]2006年，甘南州建立农牧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试点和推进过程中，首次将僧尼纳入最低保障范围，通过近5年扩面、提标，扩大保障范围，截至目前，已有6339名僧人纳入低保，约占全州僧尼总数的64.81%；纳入农牧五保供养的特困僧尼441人，约占全州僧尼总数的4.3%。据州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全州寺院敬老院有2个，建在碌曲县西仓寺院和郎木寺中。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将建成并投入使用10个寺院敬老院。
三、甘南藏传佛教僧尼从传统家庭供养到社会保障的重大意义
（一）僧尼社会保障的实施体现了社会公正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11]我国藏传佛教僧尼是指按照藏传佛教教义教规，从事教务活动的僧人（含活佛）。[12]他们是自身有信仰、实践信仰活动并为广大信教群众提供宗教信仰服务的特殊群体。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作为我国公民，藏传佛教僧尼享有宪法规定的这些权利，应当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将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一体对待，使其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有尊严、体面地生活是社会公正的要求。
（二）社会保障的实施化解了僧尼的生存风险，稳定了生活来源，提高了生活质量
从历史传统来看，藏传佛教僧尼家庭供养具有选择的普遍性、经济合理性、抗风险能力差等特点。由于其范围的局限性，这种模式缺乏社会统筹互济性，风险抵御能力比较弱。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村生产与生活风险不断上升，来自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风险的累积，使得这种家庭供养模式抵御风险的能力在逐渐降低，并且往往直接造成僧尼家庭供养水平的低下。比如，僧尼养老方面，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新出现的家庭子女人数减少、家庭结构核心化、代际关注重心下移、家庭财富向年轻人转移、部落或宗族制度瓦解、土地资源缩小或丧失等现象，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由家庭小规模向社会化大生产转移、家庭人向社会人转变等因素都导致了僧尼父母或兄弟姊妹在其各自家庭中的财权或话语权的丧失，导致不能再像传统社会中一样，由家庭供养和扶持着僧尼的生养死葬。社会保障具有强制性、社会性、福利性等特点，有助于僧尼在家庭供养不足或不济时依然能够维持基本生存，抵御年老、疾病、孤残等生活风险。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也不断提高，这种保障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加之，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项目的全面实施，比如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的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基本生存。其他如寺院社会化管理和民生建设的开展，把寺院的建设纳入到当地发展规划中，提高了僧尼的生活质量。
（三）僧尼社会保障的实施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保障切实解决了僧尼的生活困难和看病贵的实际问题，让他们切身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心，保障了宗教信仰活动的物质基础，既满足了僧尼自身的宗教信仰需求，又满足了为其他广大信众提供宗教服务的需求，极大地确保了宗教信仰自由的享有，强有力地改善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民族团结，培育了僧尼心系祖国的观念，筑牢了抵制诱惑和渗透的心理防线，有利于维护藏区稳定和谐及祖国统一。
总之，从传统家庭供养到现代社会保障的实施，极大地保障了甘南藏传佛教僧尼的基本生存，夯实了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有着重大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以下所引数据和资料，除注明来自报纸、网络、署名论文和著作之外，其他均引自笔者两次调研所获文字材料和调查笔记，特此说明。
[2]尕藏才旦.藏传佛教文化概览[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73.
[3]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19.
[4]金文俊.关于加强甘肃贫困地区人口工作的思考[J].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http：//www.gsjsw.gov.cn/html/lyyj/17_18_59_1.html，2011年8月3日访问。
[5]王飞跃.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并轨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79.
[6]同上。
[7]甘南州民政局内部材料.全州藏传佛教寺院特困僧尼生活及养老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Z].2009.05.
[8]甘南州被列为国家新农保试点范围[N]，兰州日报，2010.06.8③；王朝霞.全州新农保试点工作会召开[N].甘南日报，2010.7.20②.
[9]金文俊.关于加强甘肃贫困地区人口工作的思考[J].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http：//www.gsjsw.gov.cn/html/lyyj/17_18_59_1.html，2011年8月3日访问.
[10]甘南州民政局内部材料.全州藏传佛教寺院特困僧尼生活及养老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Z].2009.05.
[11]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12]参见《宗教事务条例》、《藏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的相关规定.
关键词：藏传佛教僧尼；生存模式；家庭供养；社会保障
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宗教事务的法律化研究”，本课题组于2011年1-2月和7-8月，对甘南州藏传佛教僧尼的社会保障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本文是基于这次调研的相关情况和数据而完成的。[1]
传统社会中，藏传佛教僧尼供养有家庭、民众布施、官方补助等不同形式，在儿童初入寺学习和年老时主要由其家庭供养。民主改革后，寺院开展以寺养寺，僧尼的主要生活来源包括寺院补助、自身出外念经所获和家庭供养。目前，甘南大多数藏传佛教寺院自养能力差，信教民众普遍贫困及宗教观念的变迁，僧尼自身提供宗教服务所获收入不足以保障其生存，家庭就成为最基本的依靠。然而，由于甘南农牧民家庭普遍欠富裕，加之随着家庭的小型化，家庭对于僧尼的供养已力不从心。因此，急需转变传统的供养模式，使广大僧尼的生存有持续的保障。当今国家大力实施的“让人人享有社会保障”政策，惠及了甘南藏传佛教僧尼，使他们充分享受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基本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贫有所扶、困有所济。尽管这些社会保障措施的实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通过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制度创新，完善僧尼社会保障措施、提高保障标准，使他们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是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的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社会公正的要求。
一、甘南藏传佛教僧尼的传统家庭供养模式
考察藏传佛教传承发展的历史，僧尼的传统供养模式可以分为以家庭供养为主，兼有施主布施、平民供养、庄园供养、政府供养等形式。在藏传佛教开始受到吐蕃官方支持之际，基本由政府供养。据现有史料记载，赤松德赞的儿子木尼赞普，他为支持佛教发展，从国库为僧人支付生活费，开国家供养佛僧之先河。除了西藏地方政府从官方财政给付僧尼的生活费之外，元、明、清各朝中央政府也曾有过对部分上层僧尼发放生活费的情况。平民对僧尼的供养，在吐蕃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如赤松德赞时，为了使僧侣的生活不受战争、瘟疫、饥荒、外敌入侵等因素的影响，他赐给桑耶寺150户百姓，赐给每个僧人3户百姓作为供养户，以保证寺院的供养和僧人的生活费用。[2]更典型的如赤热巴巾时期，推行了“七户养僧制度”，这一制度的内容是每七户庶民负责供养一个僧人，保证这个僧人的吃穿和佛事活动所需费用。据史料记载，寺院庄园对僧尼的供养形式始于达玛王的后裔、古格王朝的国王意希沃的孙子，他继位后，大力扶持佛教，尊敬佛学大师，将普兰的协尔地区作为封地赐给了仁钦桑布，并把封地称之为“曲西”，即供养庄园，这是藏族史上第一次出现“曲西”一词，也是政府把土地赏赐给僧人的先例。
上述各种对僧尼的供养都只是暂时的或辅助的形式，家庭供养是贯穿僧尼生存始终的最基本的形式。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出家僧人不再参加任何生产劳动，由于寺院不予负担僧人的生活，衣食住行和学经的支出由僧人家庭提供。通常小孩入寺后，会寄居在本寺的喇嘛亲属家，或师傅的家中，家人不定期地送来糌粑、牛羊肉等食品。等成年后，家人便为其修建房屋，大部分僧人在寺院都有自己的院落，属僧人私有财产，可以在寺内进行买卖和转让，也可以师徒相传。因此，僧人的生活水平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新的历史时期，藏传佛教民主改革后，寺院要开展自养，以寺养寺。由于寺院大小和影响力的区别，寺院开展自养和施主的布施情况也具有较大差别。半个世纪以来，开展自养的情况不尽如人意。据调查，西藏自治区境内的1700座寺院中，已经完全达到以寺养寺条件的占15-20%，基本达到以寺养寺条件（包括僧人生活一半靠寺院，一半靠家庭者）的寺院占40%左右，其余寺院被界定在经济贫困状态线。[3]甘南藏传佛教寺院的自养事业开展情况与西藏类似，全州除了拉卜楞寺、郎木寺、西仓寺等个别寺院外，绝大部分寺院以寺养寺能力差，许多偏远和小型寺院的僧尼，其生存来源完全依靠家庭。据统计，到2009年底，甘南州贫困人口42.1万人，贫困面达63.9%。[4]这表明全州各地普遍发展比较落后、居民收入较低，供养能力有限，表现为家庭的贫富直接影响了住寺僧尼的生活情况。据笔者实地调查，有些僧尼家庭富裕，亲属帮其修建的僧舍宽敞，装修漂亮，室内用具齐全，比如有电视机、电磁炉、烤箱等，还有手机、电脑、摩托车等现代用品。但是，偏远地区的小型寺院的僧尼衣食住行普遍比较差，形成了僧尼的生活状况的贫富差距。对于年老或有病的僧尼来说，家庭的持续供养和医疗不能继续，使其生存陷入了困境。
二、甘南藏传佛教僧尼的社会保障实施情况
（一）僧尼医疗和养老保险情况
作为社会保障核心制度的社会保险，是指一国政府对全体社会成员在生、老、病、死、残、失业和退出劳动或服务年限时，提供经济生活方面的各种保障性措施。[5]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现状下，城镇企业职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与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实施、范围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和不平衡性。甘南藏区农牧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2%，城镇化水平低，僧尼几乎都是农牧户口。在这些保险种类中，僧尼最关心和急迫需要的是医疗和养老保险。
1.僧尼参加医保情况。甘南州自2006年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试点，2007年实现全覆盖，截至2011年1月18日，根据甘南州新农合办的统计，全州有近51万农牧民参加了新农合，占农牧民总人口的97.22%。有4517名僧尼参加了新农合，占全部僧尼总数的46.18%。 2.僧尼参加养老保险情况。养老是僧尼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老有所养是每一个人都期盼的人生结局，但总有一些人因为各自的不幸而变成鳏寡无靠。随着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少子高龄化，“农牧村出家少年僧尼越来越少，年事已高的僧尼来自家庭和徒弟的照顾越来越少，生活上得不到布施和接济，养老成为目前寺院最大的难题。”[6]甘南全州60岁以上的僧尼有618人，[7]这部分老年僧尼全州各县已纳入农牧村低保范围或者列入了五保供养中，按二类家庭标准每人每月支付65元生活补助。2010年，甘南州7县1市全部被列入新型农牧村社会养老保险国家试点范围，并于7月1日起正式启动实施这一惠民政策。按照相关政策，符合参保条件的农牧民群众，可在户籍地自愿参加养老保险，享受省级财政补贴每人每年30元，60周岁以上人员，每人每月享受中央财政补助的基础养老金55元。[8]
（二）僧尼社会救助情况
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对于遭受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低收入公民给予救济和帮助，以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甘南属于多自然灾害地区，农牧劳动生产率低，贫困面大。据西北人口信息中心的统计，甘南州贫困人口42.1万人，贫困面达63.9%。考虑到物价上涨、CPI变动等因素，实际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的严重程度应该会大于统计数量。[9]僧尼是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不组建家庭，不参与农牧业生产和经营，生存主要靠寺院法会的布施和家人的供给，因年老、疾病或其他风险而陷入生存困境的概率极高。全州僧尼普遍比较贫困，年收入在500-900元之间，其中，年收入728元以下的有8304人，占僧尼总数的82.5%；有僧舍者6229人，无僧舍和僧舍成为危房者5437人。[10]2006年，甘南州建立农牧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试点和推进过程中，首次将僧尼纳入最低保障范围，通过近5年扩面、提标，扩大保障范围，截至目前，已有6339名僧人纳入低保，约占全州僧尼总数的64.81%；纳入农牧五保供养的特困僧尼441人，约占全州僧尼总数的4.3%。据州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全州寺院敬老院有2个，建在碌曲县西仓寺院和郎木寺中。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将建成并投入使用10个寺院敬老院。
三、甘南藏传佛教僧尼从传统家庭供养到社会保障的重大意义
（一）僧尼社会保障的实施体现了社会公正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11]我国藏传佛教僧尼是指按照藏传佛教教义教规，从事教务活动的僧人（含活佛）。[12]他们是自身有信仰、实践信仰活动并为广大信教群众提供宗教信仰服务的特殊群体。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作为我国公民，藏传佛教僧尼享有宪法规定的这些权利，应当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将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一体对待，使其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有尊严、体面地生活是社会公正的要求。
（二）社会保障的实施化解了僧尼的生存风险，稳定了生活来源，提高了生活质量
从历史传统来看，藏传佛教僧尼家庭供养具有选择的普遍性、经济合理性、抗风险能力差等特点。由于其范围的局限性，这种模式缺乏社会统筹互济性，风险抵御能力比较弱。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村生产与生活风险不断上升，来自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风险的累积，使得这种家庭供养模式抵御风险的能力在逐渐降低，并且往往直接造成僧尼家庭供养水平的低下。比如，僧尼养老方面，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新出现的家庭子女人数减少、家庭结构核心化、代际关注重心下移、家庭财富向年轻人转移、部落或宗族制度瓦解、土地资源缩小或丧失等现象，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由家庭小规模向社会化大生产转移、家庭人向社会人转变等因素都导致了僧尼父母或兄弟姊妹在其各自家庭中的财权或话语权的丧失，导致不能再像传统社会中一样，由家庭供养和扶持着僧尼的生养死葬。社会保障具有强制性、社会性、福利性等特点，有助于僧尼在家庭供养不足或不济时依然能够维持基本生存，抵御年老、疾病、孤残等生活风险。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也不断提高，这种保障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加之，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项目的全面实施，比如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的实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基本生存。其他如寺院社会化管理和民生建设的开展，把寺院的建设纳入到当地发展规划中，提高了僧尼的生活质量。
（三）僧尼社会保障的实施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保障切实解决了僧尼的生活困难和看病贵的实际问题，让他们切身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心，保障了宗教信仰活动的物质基础，既满足了僧尼自身的宗教信仰需求，又满足了为其他广大信众提供宗教服务的需求，极大地确保了宗教信仰自由的享有，强有力地改善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民族团结，培育了僧尼心系祖国的观念，筑牢了抵制诱惑和渗透的心理防线，有利于维护藏区稳定和谐及祖国统一。
总之，从传统家庭供养到现代社会保障的实施，极大地保障了甘南藏传佛教僧尼的基本生存，夯实了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有着重大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以下所引数据和资料，除注明来自报纸、网络、署名论文和著作之外，其他均引自笔者两次调研所获文字材料和调查笔记，特此说明。
[2]尕藏才旦.藏传佛教文化概览[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73.
[3]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19.
[4]金文俊.关于加强甘肃贫困地区人口工作的思考[J].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http：//www.gsjsw.gov.cn/html/lyyj/17_18_59_1.html，2011年8月3日访问。
[5]王飞跃.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并轨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79.
[6]同上。
[7]甘南州民政局内部材料.全州藏传佛教寺院特困僧尼生活及养老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Z].2009.05.
[8]甘南州被列为国家新农保试点范围[N]，兰州日报，2010.06.8③；王朝霞.全州新农保试点工作会召开[N].甘南日报，2010.7.20②.
[9]金文俊.关于加强甘肃贫困地区人口工作的思考[J].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http：//www.gsjsw.gov.cn/html/lyyj/17_18_59_1.html，2011年8月3日访问.
[10]甘南州民政局内部材料.全州藏传佛教寺院特困僧尼生活及养老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Z].2009.05.
[11]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12]参见《宗教事务条例》、《藏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