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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女总管家
1956年是宋庆龄工作非常忙碌的一年，仅从一月初到四月中旬，她就接连出国访问了印度、缅甸与巴基斯坦三个国家；参加了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六周年、前往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吊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莱斯瓦夫·贝鲁特逝世等十多项国内的活动；还在寓所接见了前去拜访的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这对时年63岁的宋庆龄来说，其疲惫劳累的程度可想而知。
就这年，李燕娥的女儿李园也七八岁了。
终身未曾生育的李燕娥怎么会有女儿？
说来话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来决定单身过上一辈子的李燕娥改变了初衷，尤其是当哮喘病缠上她、迫使她不得不倒卧病榻后，她那需要身边有个孩子养老送终的念头愈发明确了。
解放前，宋庆龄家中就有一个名叫谭明德的专职“跟班”（类似通讯员与采购员）。谭明德是孙中山家中早年的广州籍保姆谭老太太家的儿子，他自从1942年春天起到宋庆龄身边担任“跟班”后，宋庆龄外出活动时他大多跟随左右；1945年抗战胜利后，谭明德跟随宋庆龄从重庆来到上海，住在桃江路46号；解放后，谭明德因患肺病，不得不离开宋庆龄，由政府调到上海市政府大礼堂任服务员，不久病故。谭明德故世后，留有一个名为谭园的女儿无人照管。这时，正好李燕娥欲领养一个孩子，于是，经宋庆龄同意，才咿呀学语的谭园就很自然地被李燕娥领养为了女儿，并很自然地把谭园易姓为李园。
谭明德因病故世后，宋庆龄又请原任孙中山副官的陆天麟为“跟班”。这时，“跟班”一称显然不合适新时代，所以，陆天麟到了宋家后，上上下下都仍称他“老管家”或“陆副官”。遗憾的是，陆天麟做了没几年，也患上了骇人的肺结核。于是，陆天麟回家治病，由他的亲弟弟陆志辉前来顶替。
但是，陆志辉不是共产党员，他也不适合在一个国家副主席的身边从事如此重要的工作。经考虑，宋庆龄决定向组织提出要求，请党组织委派一位更为合适的人才，来寓所配合李燕娥，全面负责家中内务管理的工作。
于是，一名叫周和康的年轻党员成为了组织上最为理想的人选。
在距离1956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还有几天的那一天，周和康怀揣着组织上的介绍信，前往淮海中路1843号的宋庆龄上海寓所报到了。
墨绿色的大门，银灰色的围墙，四周绿树成荫；三面环绕着40余株高大挺拔、葱葱郁郁的香樟树。它们枝干笔直，树叶婆娑，一片翠绿；黄昏时分，淡幽幽的清香，四溢宜人。更使宋庆龄心仪的是，在万物凋零的冬季，香樟树仍四季常青，生机勃勃；而且它除了拥有芬芳的香味、象征着主人坚韧不拔、高贵典雅的品质外，还能驱虫防腐，治疗皮肤疾病。
周和康进得寓所，第一个接待他的是隋学芳和李燕娥。
李燕娥第一次就给周和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这么写道：
“我是1956年到宋庆龄寓所报到的，首先接待我的是警卫秘书隋学芳和李妈（宋庆龄当时称李燕娥为李妈，日后改称为李姐，我们则多称她李同志）。当时，李燕娥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她个头不高，体态健胖，短鬓齐耳，朴实无华，忠厚善良，心直口快，有话就说，毫不留情，讲话嗓门大，说一口带浓重广东音的上海话，衣着朴素，穿一身剪裁得体深灰色开襟上衣，下着宽大的长裤，手里经常拿着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放在上衣口袋里，常会习惯性地抚摸一下，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上下楼梯，咚咚作响，一听就知道李同志下楼来了。”
当时，李燕娥接过介绍信后，让周和康在客厅小坐片刻，便一个人上楼去禀报宋庆龄了。不一会儿，李燕娥下得楼来，笑眯眯地把家里人员的组成情况、周和康的主要工作及需要注意的事项，一一向他作了一遍介绍与叮嘱。
上海家中有司机刘春生、厨师何元光、绿化工王宝兴、文字秘书黎沛华、警卫秘书隋学芳、警卫员张建俊与程瑞庭、保姆李燕娥与钟兴宝。连宋庆龄一起正好10个人。
家中除黎沛华每天只在上午上班、下午在家休息，其他工作人员每周末放假一天回家休息外，其余6天一律住在寓所里。
李燕娥住在主楼上，睡在紧邻宋庆龄卧室的隔壁的房间里；钟兴宝住在辅楼的楼下；其他工作人员包括警卫人员全部住在西边那幢辅楼里。
未经宋庆龄亲自许可，不是因修理水、电、煤、卫的工人必须上主楼的话，任何男子都不得上主楼。
周和康被安排住在辅楼靠西楼上的那个房间，与隋学芳为邻。
楼下则分别住着绿化工王宝兴、厨师何元光与司机刘春生。
刘春生是从上海市政府车队调到宋庆龄上海寓所的专职司机，他和王宝兴一样，都是1956年调到宋庆龄上海寓所工作的。后因工作需要，王宝兴于1972年调到上海东湖宾馆工作，由卫四弟接替。1979年，卫四弟因工作调动，由沈根林接替，一直工作到宋庆龄逝世后才退休。
接着，李燕娥俨然以总管家的身份，先领着周和康在上海家中走了一遍，如数家珍般地向周和康介绍着家中的一切。
1948年秋天，宋庆龄的家从位处上海市桃江路46号上迁居到这里。
淮海中路1843号是个拥有主、辅两幢小楼的花园式大院，院中有主、辅两幢两层的楼房，均是朝南坐北、冬暖夏凉的好住宅。楼前是一大片草坪，绿草茵茵、赏心悦目；中间两旁放有四只花鼓型彩釉圆凳，既可落座休息，又起装点作用；每当风和日丽的日子，女主人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悠悠漫步，来到这里闲庭赏花，在这瓷凳上休息片刻；或缓缓徜徉在软绵绵的大草坪上，活动手脚，舒展筋骨。
在上海寓所的屋前，种有几棵桂花树，夏不畏暑，冬不畏寒，繁叶满枝，郁郁葱葱。每年中秋前后，花蕊重重，香飘四方。还有一排爬藤蔷薇，攀登直上二楼阳台，枝叶茂盛；春秋季节，幽幽的花香中，鲜红的、鹅黄的、粉红的蔷薇花，繁花似锦，连绵一片，逗人喜爱。朝南的大阳台上，摆着几盆朱德委员长亲自赠送的各种兰花，绿叶似箭，花香扑鼻。在通向大阳台的落地门窗前，也摆着几盆白兰花和茉莉花。每当洁白清香的花朵含苞待放时，宋庆龄就走向阳台，自己动手折下几朵，用手帕包好，放在自己胸前的口袋里。芳香四溢，心旷神怡，象征着女主人的秀外慧内、典雅朴素的特有性格。 李燕娥还向周和康逐一介绍了布置在家中的各种四季鲜花和盆景。宋庆龄平时喜爱的插瓶花有玫瑰花、香水月季、菖兰、康乃馨、阿丽斯、菊花、象牙红（圣诞红）、水仙、腊梅、天竹、银柳等。每当家里接待中外重要来宾时，宋庆龄总是事先做好周密的布置，亲自巡视，调整插瓶花与盆花的布置，有时还拿起剪刀，亲自修剪一番。
事实确也如此：1956年10月接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前一天，宋庆龄在客厅里曾对李燕娥与周和康说：“插花是一门很有讲究的艺术。在厅室里，插上一束绚丽多彩的鲜花，可以起到画龙点睛、满室生辉、给人以美的享受。周同志，你看，李妈插的瓶花，千态百姿，多么有趣呀！你要向她好好学习。”接着又说，“插花要和季节相结合，在元旦，要插上象牙红、腊梅和水仙，给人以艳红、青翠迎新年的喜庆祥瑞气氛；在春节要插上腊梅、天竹和银柳，这是传统中国式的插花，给人以吉祥如意、凝重幸福的感觉。要使鲜花开得鲜艳、饱满而又持久，花瓶里的用水很讲究，早晨在花瓶里加水、换水，可使花朵在较长时间里不会枯败；盆花要在临夜时搬到室外，放在阳台上，让它吃些露水，才能长期保养好。”
宋庆龄的这番话，充分显示了她对养花、护花、插花的渊博知识。
百花丛中，宋庆龄最喜爱梅花，可谓与梅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光从她每年寄给国内外亲友的贺年片上来看就知道了。她专用的就是一幅天蓝色的梅花图，那是周和康根据她的意愿，从中华书局印刷厂选来制版印成的。宋庆龄生前每年寄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的贺年片，用的都是这一张梅花图。这也许是梅花喜欢漫天雪，在寒冬腊月照样吐蕊开花、体现了蕴藏在宋庆龄心底的那种斗志昂扬、不屈不挠精神的缘故吧？
就连宋庆龄在上海寓所的办公室内那张偌大的办公桌后面墙上，也正中挂着一幅梅花图，那是友人用以祝贺她华诞的礼品，画面上那傲霜斗雪、卓然不群的梅花，象征着她那坚强不屈的性格，显示出她那对中国革命、对孙中山先生和中国人民的忠诚、坚贞和信念。
在寓所后面有前后两个较大的花圃，里面种着宋庆龄喜爱的香水月季花：那都是从上海市郊漕河镇一个专种此花的徐姓小弟处移植来的，颜色有红、黄、紫和粉红的。每天早晨，绿化工王宝兴总会剪来一束束各色的香水月季花，交给李燕娥，然后再由李燕娥分别插在楼下客厅和楼上卧室里。
在二楼卧室，有四件柚木大家具，一张素色的藤木结构的双人床，大衣橱、五屉橱、梳妆台，这是宋庆龄父母从广东老家给她定做的嫁妆；室内另有的单人沙发、茶几、八音钟，也都是孙中山生前曾经用过的遗物，是从孙中山故居搬过去的。在卧室正中挂着宋庆龄与孙中山先生于1915年10月在日本东京结婚后的合影。
在二楼的办公室内，靠近壁炉的正中置放着一架“斯特劳斯”（STRAUSS）钢琴，根据她的嘱咐，每逢阴雨天气，需要在钢琴的背后插上一只100W光的电灯泡，利用它发出的光与热，起到防潮去湿的作用。每当宋庆龄在上海的时候，遇到星期天上午，工作人员便会从不同方向听到楼上传来的叮叮当当、美妙悠扬的琴声。宋庆龄除了弹奏她最爱听的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外，有时还弹奏肖邦的小调叙事曲和舒伯特降B大调奏鸣曲以及《黄河大合唱》等乐曲。
后来，周和康有机会在李燕娥的引导下上得主楼，在宋庆龄上海寓所主楼的客厅里，铺着红色的梅花地毯。李燕娥告诉周和康：这幅梅花地毯是解放后毛泽东主席送的。
上海家中的主楼里，还有一块名为“百鸟朝凤”的玉摆件，那是解放后林伯渠来拜访宋庆龄时赠送的。这块玉摆件中的凤凰，是指宋庆龄，寓意着宋庆龄是凤凰。
在主楼的客厅时，还摆放着一套组合音响。那是1958年6月20日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20周年之际，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赠送的，共计7件。其中有放在卧室茶几上的一架收音机；上海试制成功的第一块手表等物……
这套在当时还被人们视为珍贵家电的音响，根据宋庆龄的指示摆放在客厅里。紧邻客厅的西书房里，放置有一张单人木床。宋庆龄在中午休息时或等候华东医院保健医生和按摩医生的过程中，就在西书房内，躺在这张单人床上休息，一边静静地享受着美妙的音乐，一边等候医生前来为她服务。李燕娥告诉周和康：在医生到来的一个小时前，才可停止播放唱片。
李燕娥边引领周和康熟悉家中环境与摆设，还简单指导周和康操作音响，播放唱片。周和康熟悉英文，见这些唱片大都是《蓝色安琪儿》《你的眼睛告诉我》《今夜梦中相会》《漫漫乡间路，蜿蜒向前行》和《可怜的蝴蝶》等世界名曲，便知宋庆龄对音乐也有着较高的艺术鉴赏水平。
宋庆龄藏书甚多，楼上卧室门外走廊并排放着的两个书橱里，楼下东书房和西书房的大书橱里，都分上下两格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书。这众多的书籍中，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等各方面都有。其中以英文为主，中文次之。至于宋庆龄在楼上办公室里的时候，她用书时很方便，随时可以拿来阅读；但到了楼下就费劲了，她必须亲自上下楼梯去书橱里翻寻。为此，宋庆龄把她所需要看的书名摘录在纸条上，请李燕娥下楼转交给周和康，然后由周和康到大书橱中去查找，找到后，即把书籍交给李燕娥，再让李燕娥拿到楼上去交给宋庆龄。
博览中外群书，手不释卷，是宋庆龄人生的一大乐趣。
宋庆龄喜欢养鸽子，是众所周知的事。鸽子是她的宠物，她在上海寓所与后来的北京寓所里，分别饲养了许多鸽子。这些小精灵长着红红的眼睛尖尖的嘴，一只只或白或灰色，在鸽笼里拥拥挤挤、熙熙攘攘地嬉闹。它们啄麦粒、吃豌豆，饮清水、拍翅膀，不时发出咕咕的欢叫声，并有时展翅飞上蓝天，有时又忽然降落了下来。宋庆龄每次散步到鸽棚前时，总要饶有兴致地驻足留步，抓起一小把豌豆或绿豆，摊放在掌心中，等待鸽子们闻声前来争抢与啄食。每次从北京回上海，或是外出回家，一进门，她也总要先来到鸽棚前，看望那些活泼可爱的鸽子们。宋庆龄喜爱这些小精灵，除了喜欢它们的单纯可爱美丽外，还因为它们象征着和平，象征着她那颗纯洁无瑕的心。 不过，宋庆龄还喜欢其他小动物。如饲养小猫咪也是她的乐趣。在上海孙中山故居楼上的卧室里，朝西正中的墙上，就挂有一幅亲友送给她的小猫的刺绣珍品。那只小猫绣得那么的逼真：猫的两只眼睛，栩栩如生，活龙活现，你无论从那一个角度去看，它的两只眼睛始终是对着你看的。这就是名闻中外的乱针绣。宋庆龄生前十分喜欢这幅绣品，特地把它挂在故居的卧室里。每当她前往孙中山故居去整理文物和视察工作时，她总要走上楼进入卧室，端详上几眼她所喜爱的这幅“猫”。
在上海寓所里，饲养过四只猫。第一只名叫“彼德根”，是黑白相间、毛色油亮的中国花猫，它爱清洁，从不随地大小便，总是在小扶梯旁边指定的地点方便；“彼德根”性情温顺，善解人意：宋庆龄走到哪里，它就跟随到那里，而且一边柔声地叫唤，一边甩尾巴；宋庆龄在办公时，它就一声不响，一动也不动地蜷伏在主人的脚边；主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休息时，它就卧在沙发旁，闭着眼睛，陪伴着主人入梦；主人在餐厅用餐时，它就抢先一步坐在餐桌下，用前爪抹嘴洗脸，等待着主人给它美食，然后津津有味地吃个不停。午饭后，只要是晴朗气爽的好天气，宋庆龄总要到大阳台上去散步，它亦来回追逐着主人跟着小跑步；当主人静坐在藤椅上休息晒太阳时，“彼德根”亦懒洋洋地卧在地上晒太阳，时而睁开眼睛瞅瞅主人，时而活蹦乱跳，不断翻身嬉耍；高兴时，它纵身一跳，跃入主人的怀抱里撒娇……令人称奇的是，到后来，每当宋庆龄外出归来，只要汽车开到大门口，一按响喇叭声，“彼德根”就会连蹦带跳地从楼上窜下来，等候在大扶梯旁，“喵呜、喵呜”地轻轻叫唤着，欢迎主人的归来，然后不住地摇头摆尾，跳跃着跟随主人上楼而去。
令人惋惜的是，“彼德根”由于逐年衰老，不幸死亡。根据宋庆龄的意见，周和康和李燕娥把它深埋在了庭院东侧的竹林中。
上海寓所里还饲养过一对波斯猫，宋庆龄分别为它们取名为“珍妮”和“汤米”。它们分别长着一身洁白蜷曲的长毛，生着一双碧绿似翡翠的大眼睛，从外表看，确实好看迷人。但是它们不争气，到处大小便，弄得家里整天臭哄哄的。根据宋庆龄的意见，周和康把它们物归原主，退还给了西郊公园。
最后一只猫，是黄色虎狸斑的，它娇小伶俐，活泼可爱，是从外面逃进家里来的不速之客。宋庆龄依据它的来历，为它取名为“来宾”。可惜“来宾”野性不改，经常要到外面去，直到饥饿才回家。1979年冬天，“来宾”在又一次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宋庆龄再也没有在上海寓所里饲养过猫。
但上海寓所里饲养过鸡、鸭、广东的狮头鹅与亲友送来的火鸡。这些家禽饲养了大都在一两个月后，不是送给亲友了，便成了寓所餐桌上的美味。
或许是长期革命斗争生涯的磨难，又或许是年纪大了，使晚年宋庆龄的神经非常脆弱。这在宋庆龄1973年4月30日那封致廖梦醒的信中可以得到佐证：
“我的神经不好，我现在不能忍受任何突如其来的大声的声音。如果听到什么声音，我会像一只受惊的猫那样跳起来！我的脊椎骨都会颤抖起来，就像冰水浇在我的背上一样。”（引自《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459页）。
在宋庆龄上海寓所里，放着四只铜铃（钟）。
一只较大的铜铃放在主楼卧室靠近门旁的一架收音机上面，是宋庆龄在楼上招呼李燕娥与钟兴宝时用的。只要听到铜铃声，她俩便会召之即来，听候宋庆龄的指示；第二只放在主楼楼下电话间红木茶几的上端，是宋庆龄在楼下有事招呼李燕娥和钟兴宝用的；第三只是一只最小的铜铃，就放在楼下工作人员吃饭间的窗台上，这是专为工作人员准备的。如有国内信件、报刊、文件送到，需要及时送呈宋庆龄阅示的，就由工作人员通过摇晃这只小铜铃，召唤李燕娥或钟兴宝从速下楼领取，以免误事。
还有一只大铜钟，挂在上海寓所楼下工作人员餐厅北首的转角处（即现在接待前往故居瞻仰参观换鞋的那间）；这只大铜钟是用木架子吊起来的，钟上串有一根绳子，轻轻一拉，就会发出“当当”的洪亮的声音。这只大铜钟同样是用来传达信号的：敲一下是喊警卫秘书；敲两下是喊管理员周和康；敲三下是通知全体工作人员用餐。通常情况下，只有李燕娥有权力敲响这只大铜钟。每当她敲响这只大铜钟时，大家便知道李大姐又有要事找人布置工作或传达宋庆龄的指示了。
事后，周和康才知道，宋庆龄白天在主楼卧室里时，就不一定使用摇铃的方式，而是采用独特的拍手方式：拍一下手是召唤李燕娥；拍两下是召唤钟兴宝。李燕娥的卧室就在宋庆龄办公室外间，靠近宋庆龄的卧室。所以在她俩的卧室床头，还各自安装着一只电铃。更深人静的晚上，宋庆龄如有事，只要一按电铃，李燕娥就会立即赶到宋庆龄的身边。
面对寓所中严明的纪律与家规，说实话，周和康当时心中确实非常忐忑不安。
时年30岁的周和康结婚早，妻子是同乡人，名叫李秀菊。他俩从小青梅竹马，听从媒妁之言，双双在22岁时就结婚成家了。所以当时他俩膝下已有了二男一女3个孩子，大的5岁，最小的才1岁。刚到宋庆龄上海寓所工作时，周和康的家在南市区尚文路138弄，后来为便于工作与生活，才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照顾下，举家搬迁到离开淮海中路1843号附近的淮海中路1754弄61号。
但尽管自己的家就近在咫尺，周和康仍坚守着严明的纪律，未经批准，决不能轻易擅自回家。
然而，一周回家休息一天的铁的纪律，锁得了周和康的身，锁不住他的心。每逢思念妻儿心切的时候，他常常长夜难眠，推窗眺望家的方向，遥寄自己对妻儿的思念。
试想，这该要何等坚定的纪律性与坚强的意志才能做得到？
李燕娥向周和康介绍完家中的情况后，又就工作方面的事宜叮嘱道：
“周同志，你的信件登记簿上的字，应写正楷，不要潦草，因为这本簿子每月都要送夫人亲自看的。家里用的账簿，也是如此。每张发票，你要重新写一张，把品名、金额核算清楚后，贴在原来的发票上面。这样可以让夫人看起来省力，做到一目了然。还有，你每天早晨到四川中路上的上海食品公司特种食品供应站购买小菜，所有东西都要挑选新鲜的，质量好的。买回来后，就直接交给厨师何元光验收。凡是一切外边买进来的食品，你要绝对负责；食品拿到手后，你就不能离手，要一手抓到底，亲自交给我，绝对不能交给别人转手。因为这些食品，都是直接给夫人吃的，责任重大啊！出了事情，你我可担当不起的。所以，你要提高警惕，谨慎小心，保证食品的清洁卫生，千万不可疏忽大意！客厅里古董橱的钥匙，今天我就交给你保管好，不要乱放。这些古董瓷器，其中有一套是夫人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送的，你每月都要揩一次，用软布轻擦细拭，经常保持清洁，不能沾有灰尘。这些都是很贵重的古董，你要小心轻放，千万不能碰坏。对楼下每个厅室的清洁卫生工作，你要仔细认真检查，镜框、门框、护墙板的上面，都要用自己的手去摸一下，看看是否有灰尘；对不清洁的地方，你要及时指出补搞。夫人是十分重视清洁卫生工作的，检查起来要求高，很严格。你千万不要马马虎虎、疏忽大意……” 面对李燕娥如数家珍般的侃侃而谈，周和康不由肃然起敬，她那对宋庆龄的一片赤胆忠诚，深深感动了周和康，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像李燕娥那样，忠于事业，忠于首长，把工作干好。
在1956年5月1日前的那几天，宋庆龄因整整一个月被外事国事所忙累，没有下楼，一天三餐均由李燕娥或钟兴宝端上楼。所以，周和康刚到淮海中路1843号时的这几天里，没有见到他崇敬仰望已久的宋庆龄副主席。直到5月1日那天，宋庆龄设宴招待亲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时，他才第一次见到宋庆龄。
其实，李燕娥不但是宋庆龄上海家中的总管家，更是宋庆龄最最贴身的心腹女警卫、女保镖！
据周和康回忆：
“平时在寓所里，李同志的主要工作是侍奉宋庆龄，端水沏茶，送上早点、水果和食品，传递文档和信函，传达宋庆龄的指示。
“她事事处处以保护、关心宋庆龄的安全为重。她每天都睡得最晚，每天都要检查一遍家里所有的门窗是否关好，室内温度如何，电灯、煤气、自来水的开关是否拧紧关好……在上海家里，宋庆龄走到哪里，李同志就跟随到哪里，从不轻易离开。每次国外邮包寄来，李同志立即送上楼去，先请宋庆龄过目，再把邮包拿到自己房间的阳台上去拆封，经过仔细检查，送回宋庆龄处收下。这样做法，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外曾经多次发生邮包拆封时突然爆炸的事故。为了保证宋庆龄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李同志总是自告奋勇地担当这一任务。”
周和康刚到上海家中上班时，外面寄给宋庆龄的邮件都是由李燕娥亲手签收的。她不识字，更不会写字，所以有些挂号的邮件来后，她就从腰间取下那枚私章，代替自己的签名。一天上午，邮递员送来一只四方的邮包，李燕娥签收后，即拿到楼上交给宋庆龄去了。但没一会儿，她就又捧着这个原封未动的邮包下了楼，一个人走到花园中，向正在花园中忙碌的周和康命令道：“走，你走开。”
“去哪里？”周和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走得越远越好。”李燕娥不耐烦地向周和康挥了挥手。
直到周和康远远地退到厨房那边，李燕娥才又捧着那个被拆开了封的邮包走了回来，回到楼上。
事后，周和康曾担着违反纪律的风险，私下里悄悄地向李燕娥打探个中的秘密。
李燕娥这才笑着告诉周和康：“什么秘密呀！这是我和夫人几十年的规定了，凡是外面有邮包来，一律都由我先拆封，没事后，才能给夫人的。解放前这样，解放后也这样，一直不变。”
一经李燕娥说穿，周和康这才恍然大悟。
面对李燕娥没事人一般的样子，周和康不由对这位忠诚的保姆更加崇敬了。
后来，李燕娥因身患绝症不得不离开上海赴京时，周和康就根据李燕娥的指示，接过了这个特殊而又重要的任务。这是后话。
有关李燕娥赤胆忠心为夫人服务的事例，周和康还能举上一大堆。
随着岁月的流失，宋庆龄的身体也难以遏制地开始发胖了，原来的一些衣裤已穿不上身；要想亲自外出去裁缝店，又唯恐惊扰了市民、违反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内部规定。无奈，李燕娥只得奉命请外面的裁缝师傅到家里专门为宋庆龄量体裁衣。
每当裁缝师傅前往寓所为宋庆龄量体裁衣时，周和康便根据李燕娥的安排，站在楼下电话间的红木圆台旁，担当临时警卫。李燕娥陪同着宋庆龄下楼后，就寸步不离、侍奉在侧，既做了首长的参谋，又当了保护神，直到裁缝的工作结束后，她才搀着宋庆龄一起回到楼上。
李燕娥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当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时，每逢星期日上午，她就会赶往乌鲁木齐路北路的一个教堂去做祈祷。整个上午，她就在那里度过，风雨无阻，从不缺席。而当宋庆龄离开上海赴京工作时，她就足不出户，就连教堂也不去了，日夜守候在寓所里，看管这个家，集中精力做好家里的每一件工作。
据周和康回忆：
“李燕娥每天早晨五时即起来，打开门窗让新鲜空气吹进来。遇到阴雨天，紧闭门窗，不让潮湿空气侵入室内，以免物件家具受潮霉变损坏。接着开始打扫楼上房间。别看她人胖体重，干起活来，却是干劲十足，步履矫健，把卫生间的一套三件洁具，墙面瓷砖擦得洁白干净。为了保持室内清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她爬上蹲下，有时不惜跪在地上，把角角落落都揩得干干净净。每年大伏天，她格外忙碌，我们在楼下翻晒地毯，她独自奔向二楼朝南的大阳台，翻箱倒柜，翻晒孙中山先生的珍贵文物和宋庆龄的裘皮衣服，然后拿进房间内，用电风扇不断地吹，待凉透后，一件件折叠整齐，放进原来的衣箱内，再加些樟脑丸防蛀。接着，她和我们一起，把宋庆龄放在书橱里的所有藏书和唱片、照相簿等，进行清洁整理，先用棕刷轻轻地刷去浮灰，再用软布把藏书一本本轻擦细拭，揩得干干净净，按照原样放回书橱，在书的上端放好樟脑丸防蛀。连续几天的辛勤劳动，确实搞得李同志大汗淋漓，筋疲力尽，可是她从不叫苦，毫无怨言，总是乐呵呵地，她深情地说：‘这是夫人交给我的任务，为了保护好孙中山先生的珍贵文物和夫人的衣物，再苦再累，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因此，家里所有的衣服、家具、书籍、唱片、地毯等物，从未发生过霉变损坏的现象。今天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文物能够完整无损地保存得这样完美，确实离不开李同志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劳动。”
上海寓所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有着明确的分工：周和康负责寓所里的全面管理工作，主要任务是家中一切物品的采购、财务记账、来往邮件登记，骑着自行车，把宋庆龄下达的信件与文件，分送给上海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委统战部、中国福利会及宋庆龄在上海的众多亲友，同时包干主楼工作人员餐厅、辅楼南面自己的一间卧室、北面一间储藏室、楼梯、走廊等处的清洁卫生工作；李燕娥包干主楼楼上的全部清洁卫生工作；驾驶员刘春生除日常保养维修两辆汽车的清洁工作外，还包干车间前面两扇大门、鸽棚旁的一扇小门、辅楼楼下走道、洗衣间以及平台的清洁卫生工作；厨师唐江除负责日常的伙食外，还包干主楼楼下厨房、客厅、餐厅、电话间、东西书房的清洁卫生工作；绿化工王宝兴负责花卉养护绿化等工作，每天清扫鸽子棚，清扫花园，包干大阳台、楼上南面平台和东面平台的保洁工作；两个警卫员负责日常的保卫工作，收发信件、报刊，并送到工作人员餐厅的窗台上，然后摇动铜铃，通知李燕娥、钟兴宝及时下楼领取，送呈宋庆龄阅审。此外，两个警卫员还包干了大门口的大铁门、传达室与通往主楼道路和后花园的保洁与清扫工作。 此外，上海寓所里每月还要开展一次全面的清洁卫生大扫除，每人根据分工负责的范围去进行，随时迎接着宋庆龄的亲自检查。尽管所有的工作人员在宋庆龄身边工作是紧张而忙碌的，但在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的驱动下，每个工作人员却总是那么的热情饱满与干劲十足，都是那么的不在乎，除了吃饭、睡觉外，谁也不会计较工作时间的长短，谁也不会埋怨劳动的脏累；事情无论大小，大家团结一致，力争圆满地完成任务。特别是保密纪律，每个人来到宋庆龄身边工作前，都是上海市机关事务局首先关照的要点，更是每位工作人员要时刻牢记与忠实执行的。无论是在上班时还是下班后，大家都是慎言谨行，不应该说的事不说，不应该问的事不问，对在自己职责范围之外的事和寓所内的工作情况，从不议论和探听，严格执行保密纪律。
对此，周和康也有相关的回忆：
“李同志在日常工作中，态度严谨，十分细心，一是一，二是二，容不得半点马虎，她掌握家里所有的钥匙，保管得很严格。每次关门后，都要亲手把门推一推，试试门是否关牢，才放心离去。家里每次大修房屋，必须把主楼各厅室出清，把所有家具全部搬到辅楼去存放。李同志就搬到秘书室去住，所有重要的东西，集中在这间房里。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一只铁质深褐色的文件箱，一定要放在她触手可及的床旁，因为这是宋庆龄存放重要文件和贵重物品的铁箱。她一定要日夜看管好，以确保该箱的安全。她对我说：‘这是夫人交给我的任务，我要全力以赴保护好这个铁箱。’由此可见，这个铁箱的重要性。宋庆龄逝世后，在清理上海家里财产时，一些重要文件，如毛主席和周总理邀请宋庆龄到北京开会的亲笔信以及孙中山印章等物，都是从该铁箱中取出来的。”
然而，使周和康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李燕娥对宋庆龄的一片赤胆忠诚，后来竟然招来了一场杀身之祸！
十二 厨房血案
时光匆匆，光阴似箭。转眼，已是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高峰期的1961年了。
在周和康没担任宋庆龄上海寓所管理员之前，寓所所用的菜与大米都是厨师何元光采购的。
不分春夏秋冬，每天早晨，周和康总是5时起床，5时30分骑着自行车出门，前往四川中路的特种食品公司采购寓所一天所需的菜与大米；购买回来后，就按纪律直接交给厨师何元光，然后由何元光验收合格后藏入冰箱里。
然而，他又怎么会想到，他每天采购回来的食物，不管是荤还是素的，都会发生数量减少的误差呢？
起先，他还以为是特种食品供应公司的差错，所以回家后特意用秤称了一下，认定半两不差后，才交给厨师何元光。然而，随着每顿饭、菜数量的依然减少，大家都喊吃不饱、没吃好时，他困惑了。周和康搔头摸耳，弄不清问题出在哪里。
面对大家投向他的猜疑与误解的目光，周和康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悄悄地把心中的疑惑告诉了李燕娥。
何元光，1916年出生于广东顺德县，1936年任宋庆龄家中厨师。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在李燕娥陪同下离开香山路7号寓所前往香港后，寓所就托付何元光和李燕娥共同负责看管。但是，何元光财迷心窍、胆大妄为，竟敢背着李燕娥，擅自把房屋分租出去，私自侵吞房租，中饱私囊。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从重庆回到上海，李燕娥把何元光的不规之举向她汇报后，宋庆龄仍以她那博大的胸怀，教育何元光认识错误，使其改过自新，并仍旧留用在身边工作，一起带到上海市淮海中路寓所担任厨师。何元光和李燕娥一样，都是最早在宋家服务的人。
淮海中路1843号寓所中的厨房，并不大，有一个灶，还有可以做西餐的一些家什。餐厅里的那个饭桌是广东式红木镶边大理石的老式小圆桌，边上六个小圆凳，可以想见是无法大摆筵席的；一台冰箱虽说容量较大，但式样也很老很旧了，装备丝毫也不现代化。可见从帝制转向共和，当年孙中山这位中国的第一位大总统和夫人的生活确是简朴的，与封建宫廷的富丽堂皇、淫逸奢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周和康的日记本上清楚地记录着，那是1961年8月31日。
那天上午，周和康采购来两条鲳鱼，交给何元光验收、清洗、切片放入冰箱。上午8时50分，何元光就借口向周和康请假说有事要出去一下。当他匆匆离开后，周和康和李燕娥、警卫员程瑞庭就打开冰箱，取出了何元光刚放进去的鲳鱼。可是，两条鲳鱼始终拼不成整条的鱼，其中各少中间的鱼块。当时，大家便初步认为是被何元光偷拿去了。何元光很有可能是借口有事外出，把鱼块送回家去了。
但光凭一次，大家还不能马上作决断，大家决定再试一次。
第二次是1961年9月7日上午。周和康采购了两斤重的猪肝一块，交给何元光验收。没多久，何元光又请假外出了。于是，周和康和李燕娥、程瑞庭打开冰箱，取出了猪肝。一秤，只有一斤十两，缺六两（旧式秤的衡量度为16两一斤）。
对于何元光，别人不怎么了解，李燕娥还是清楚的。因为何元光跟随宋庆龄20多年，也可以说是一直忠心耿耿的。这从李云那篇《党派我给宋庆龄当秘书》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那天一早，我去宋家，看到门内李妈和帮工何元光正清扫庭院，一人用橡皮管引水冲洗地面，一人用竹扫帚反复洗刷。他们告诉我，夜里有人将一包包粪便丢进来，臭气冲天……
“这年（1937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炮轰闸北，袭击虹桥机场，当时租界非常混乱。许多华界的居民都纷纷拥挤到租界来，靠近租界与华界的地方居民则纷纷往市中心逃。到处抢商店，米店纷纷关门。有一天，我去宋家，恰巧宋庆龄不在，李妈对我说，‘家里的米只能吃几天了，元光出去找米店，都关了门，他实在买不到米，急得不得了。’正这时，何元光来了，他说‘钱秘书（李云的化名），请你想想办法，买点米，我实在没有办法，又不敢对夫人说。’对这件事，我也没有把握，只好答应说：‘好，我去想想办法吧。’我找父亲帮忙，他托米店熟人买到了米，第二天，又雇了一辆汽车给宋家送去一担大米。事后，李妈、何元光看到我，再三谢谢我。” 所以，怀着多年的同事情和同乡情，李燕娥打算亲自找何元光谈一次，试着用旁敲侧击的方法，让何元光迷途知返，从此洗手不干。
“元光，问侬个事体。”因为李燕娥与何元光都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所以他俩对话也习惯了用夹杂着广东话的上海方言。当然，这也是为了让能不懂广东话的一边周和康一起听个明白的原因。
“什么事？”
“不知怎么搞的，近来家里的饭菜总是少，总是不够吃。侬晓得是什么原因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买菜的事情，我不是早就不管了吗？”言下之意：这个问题，要问，就得问采购员周和康去。
“肯定是少了嘛，昨天中饭时吃的那两碗猪肝的数量太少了，而周同志买回来的猪肝，有一斤半呢。”李燕娥两眼如锥直盯着何元光，不大的双眸里明显流露出一种怀疑的神色。
何元光被李燕娥犀利的目光盯得不自在，他一边手中忙碌着，一边随口回答道：“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猪肝放进冰箱里一冰冻，本来就是会缩水的嘛！”
“会缩水的？那么大米呢？月初买回来的三百斤大米，一向可以吃到月底的，现在怎么才20多天，就快米甏见底了呢？难道大米也会缩水吗？”
何元光被李燕娥的紧追不放惹急了，顿时发起了脾气，嗓门也大了，凶巴巴地冲着李燕娥嚷道：“都问我，都问我，什么都问我，难道你就不问问负责采购的人吗？！”
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无奈，周和康只好暗中拉了把李燕娥，撤退了。
但是，李燕娥回到主楼后，依然想不通，何元光那双明显与以往不同的躲躲闪闪的目光，始终在她眼前晃来晃去。她决意抓住何元光刚才随口吐露出来的“猪肝放在冰箱里一冰，本来要缩水”这句话中的破绽，非把此事弄个水落石出不行！
周和康和李燕娥自是将信将疑，于是，第二天他又去购买了一块两斤重的猪肝，经过何元光验收后，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特意把猪肝放在一只盖碗里，还在外面用绳子扎紧封住，这才放进冰箱里。
第二天，周和康和李燕娥、程瑞庭当着何元光的面解开盖碗外面的绳子，把猪肝拿出来，一秤，竟然仍是两斤。在事实面前，何元光无话可说了。
周和康和李燕娥他们确定何元光偷窃家中食物后，就向安培廉和隋学芳作了汇报。
1961年9月17日下午1时30分，安培廉和隋学芳找何元光谈话，何元光不得不承认自己把猪肝和鱼块偷回家去了，同时还承认以前曾贪污家中食堂里的粮票60余斤的事实。
何元光表面上承认了错误，但对李燕娥的仇恨，也从此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他恨李燕娥全然不顾同乡情，全然不顾他们之间那20多年的同事情，无情地揭露了他那小偷小摸的行为，从而使自己在全体工作人员与宋庆龄的面前抬不起头；当然，他更恨的是李燕娥从此阻挡了他把食品偷回家，切断了家中的妻儿老小能够借此一时摆脱饥饿长期纠缠的唯一途径。
要知道，1961年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高峰期，这些免费得来的食品，对他的全家来说，简直不亚于久旱的秧苗遇甘霖。
何况当时何元光膝下已有5个阶梯高的、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仇恨的种子一旦埋下，就随时会酿成灾祸。
何元光东窗事发后，李燕娥加强了对他的监督，从此每天一有空，就往厨房跑，直到亲眼看着何元光把整个烹饪蒸煮的过程全完成、饭菜端进餐厅后，才离开，她唯恐何元光贼心不死，故伎重演。
李燕娥的赤诚与顶真，终于使何元光深埋在心底的仇恨，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出来，引发了一桩当时视为国家一级机密的、60年后的今天才解密的宋庆龄上海寓所厨房血案。
这里，继续摘录周和康老人晚年（2005年）一段回忆录为证：
“关于‘宋庆龄始终称呼小了自己十几岁的燕娥为李姐’，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亲眼目睹的事实，是从1927年，李燕娥经谭洁怀的母亲谭妈的介绍，来到宋庆龄上海寓所香山路7号当保姆的。一开始，宋庆龄就称呼李燕娥为李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按照当时上海人对保姆的称呼，都是姓氏下面加一个‘妈’，姓李的称李妈，姓朱的称朱妈。一些老上海人对此都是一清二楚的。与宋庆龄关系密切、曾经长期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李云，就知道宋庆龄曾称呼李燕娥为李妈的。
“然而，宋庆龄改口李妈为李姐的称呼，则是鲜为人知。其中还有一个真实动人、感人肺腑的故事。过去由于保密纪律的约束，不能透露内情。现根据我的亲身经历与亲眼目睹事情的真相，深感有叙述的必要，让事实不得误传。这完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详细过程叙述如下：
“1961年11月25日早晨七时左右，当时，我正在小厨房前面走廊上扫地，突然听见李燕娥传来一声‘啊唷哇’的尖锐的喊叫声。我回头一看，只见厨师何元光在厨房里，所以我还起初以为李燕娥是在吃饭间里呢，即闻声奔进吃饭间大声叫喊：‘李同志，李同志！’但是得不到一声回答。我情知不妙，就转身奔到厨房门口，厉声责问何元光：‘老何你在干什么？’可是，何元光非但没有理睬我，反而反手把厨房的门给关上了。我急忙推门进去，却没有想到何元光就隐藏在上楼梯旁的门后，见我进去，何元光就举起一根铁棒（一根水汀炉子上的摇手柄），猛地朝我的头上打来。幸亏我眼捷手快，举起双手往头上一挡，才没有击中要害，但亦被当时打得头破血流了。
“当时，我就意识到出了大事情，所以不顾一切，就在小楼梯旁与何元光争夺起了铁棒。由于我年轻力大，何元光那时已四十开外，他夺不过我，被我夺下了铁棒。何元光见丢了凶器，连忙逃进厨房，在里面把厨房门反锁上，并紧紧顶住不放。我虽用尽力气拼命推门，仍推不开。于是，我一边努力，一边连声大喊：‘王宝兴快来啊，出大事情啦——’同时，我连喊带跑奔到大门口传达室，对警卫张建俊说：‘何元光要打死李同志了，快进去捉呀！’
“当我和张建俊一起奔到厨房门口时，绿化工王宝兴也闻声起来了，我们三人在吃饭间的窗口上连声向里面叫喊：‘何元光你快开门出来！’可是，何元光站在厨房里恶狠狠地威胁我们：‘你们谁敢进来，我就杀死谁！’ “见状，我们忍无可忍，三人齐心协力，奋力推门。破门而入后，张建俊首先冲进厨房。当时，只见何元光手中紧握一把菜刀，高高举起，面目狰狞，眼露凶光，还想杀人。时不宜迟，张建俊当机立断，拔出手枪，朝何元光的右手臂上开了一枪，顺势上前夺下了菜刀。
“我们三人合力制服了何元光后，把他拖到传达室看管起来。同时把躺在厨房地上、已是满头满身是血、不省人事、奄奄一息的李燕娥用救护车急送华东医院抢救。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抢救及时，李燕娥的生命保住了，但她的头部被何元光砍了又长又深的一刀，医生给她缝了十几针；身上各部也不同程度地被何元光砍伤。
“当时，宋庆龄正在北京开会，家里发生的血案一概不知。圣诞节快要到了，宋庆龄打电话回来，要李燕娥寄取贺年卡，因为每年的贺年卡都是宋庆龄从自己家里取来分寄国内外亲友的。无奈，我只得把李燕娥从医院接回家中，取出贺年卡后，再把她送回华东医院继续治疗休养。
“但是，纸总包不住火的。原来，宋庆龄与李燕娥之间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宋庆龄一周一封信来，李燕娥一周一封信去，互通信息。多少年来，双方从未间断过。这次不对了，宋庆龄多日没有接到李燕娥的亲笔签名信（由于李燕娥识字不多，凡是写信等文字工作，都是我到寓所后代笔的，她只是在信后以签上自己的名字为证），使首长感到十分不安，冥冥中，她总似感到家中出了什么事。后经再三询问警卫秘书隋学芳，隋秘书才不得不将情况如实向宋庆龄作了汇报。
“首长知悉李燕娥头部受伤住院，心急如焚，立即于1962年1月11日从北京乘飞机赶回上海。当宋庆龄步入家门，一眼看见站在大楼梯口迎接首长回来的、头上还绑着白纱布的李燕娥，当即上前紧紧拉着李燕娥的手，用动情的目光久久凝视着李燕娥受伤的头部，她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伤处，一边心疼得流下了眼泪。宋庆龄激动地表示：‘为了我，你受苦了。我在夜里梦见你满头是血，吓得我一夜难眠，这像是梦，亦真亦假，今天才算弄清楚了。’然后，俩人手挽着手，一起步上二楼。
“当天中午，李燕娥把首长的一封亲笔信交给我，信中说，‘周同志，今天本来想下来和你谈谈家里的事，但因神经痛得厉害，只好写在信上讲几句。首先，我要对你表示我衷心的感谢。你自己亦受了伤。这次如果你不这样做，或许李同志的命就没有了。这里其他同志也很负责，有勇敢的表现，值得表扬。李同志的身体很虚弱，虽出了医院，但须要休息，精神上受了这样大的刺激，必须放弃一切，好好休养。因此我请你暂时掌握李同志平时的责任为荷。匆匆，并致敬礼。1962年1——11日’。
“接着，宋庆龄又在1月18日上午10时，在客厅接见我时对我说：‘何元光这个人劳动改造是改造不好的，如果给他放出来是要害人的。现在处理定案否？为什么还不处理？我早已告诉过有关部门，一定要依法处理。据说张同志开了一枪，是吗？他们（指警卫处王济普处长和警卫秘书隋学芳）都骗我，说什么李同志在医院住了八天就出院了，一切都好，这是王处长打电话来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还要造谣冤枉诬蔑李同志，说她要他（何元光）同居，这真是胡说八道！老实说，前几天，我在夜里梦见李同志的头被刀砍了，满身是血。所以我就立即决定回家来了。我知道你也没有办法，他们不许你写信告诉我。其实这样大的事情，是应该及时向我报告的。今后我可以放心了，有你在家里。否则叫我下次怎么好放心去北京呢……’”
当时，曾有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诬蔑李燕娥，说她是因为何元光不肯与她同居而怀恨在心，所以故意整治何元光。当时周和康也有所风闻，但他根本不相信！因为他知道何元光平时还是个生活作风轻浮不检点的家伙，他见李燕娥终身未嫁，曾暗地里动她的歪脑筋，想占李燕娥的便宜。
周和康曾亲眼目睹过这样一幕：
一天上午10时许，李燕娥又像往常那样，在厨房里为自己准备中饭。
因长期跟随宋庆龄，李燕娥已拥有了一手不错的烹饪手艺。为了改善生活，有时李燕娥要亲自下厨房，为宋庆龄做几个可口的菜肴。她的拿手好菜是咖喱鸡、烤羊腿、红烧牛肉腩、霉干菜笋红烧肉、鱼生（广东名菜：将活鱼宰好，细切成薄片，加上姜丝、葱丝、萝卜丝、炸粉丝、炸花生、熟芝麻等佐料，拌着生吃）、西式什锦炒饭等，尤其是她烩炒的生鱼、什锦饭，宋庆龄吃了更是赞不绝口。
这天，何元光自以为四周无人，从后面悄悄走过去，又嬉皮笑脸地向李燕娥动手动脚了。李燕娥顿时勃然大怒，舀起锅子里一勺滚烫的菜油，就泼向了何元光。幸亏何元光躲闪得快，才没受到皮肉之伤。从此，吓得何元光再也不敢对李燕娥动手动脚了。
对于李燕娥的为人，宋庆龄更是了如指掌，当她事后听到警卫秘书隋学芳向她汇报，说何元光在接受法院审判时贬损李燕娥，说她是因为不能达到与何元光同居的目的而恼羞成怒，处处对他寻衅滋事、打击报复时，她当即不假思索地愤怒地说道：“简直是乱说八道！”
没多久，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判决：何元光因犯有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直到1990年才获释的。
这起血案，在2006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年谱·下册》第1625页中有记载：
“据宋庆龄上海寓所的生活管理员周和康回忆，上海寓所厨师何某工作马虎，对李燕娥的指责心怀不满，企图加害报复。1961年11月的一天，李与何正好在厨房打扫卫生，何乘机用菜刀刀背猛砍李的头部，李顿时浑身是血倒在地上，立即送医院抢救脱险并住院治疗。当时宋庆龄正在北京，这一事件并没向她汇报。通常，宋庆龄去北京后总是与李燕娥互通信函，每周一封。由于一段时间未收到李燕娥的信，宋庆龄心中十分不安。有一晚，宋庆龄梦见李燕娥浑身是血，于是一夜难眠，第二天便决定回上海。得知宋庆龄要回上海，上海方面事先将李燕娥接回家，并由上海警备处处长王济普向宋庆龄汇报了李燕娥受伤之事。”
“1月11日，宋庆龄由北京回上海。
“（宋庆龄）知悉李燕娥受伤住院，心急如焚，于是即乘机赶回上海。宋庆龄一进家门，看着李燕娥受伤的头部，心疼得流下眼泪，双手轻轻抚摸着李的手，激动地表示：‘为了我，你受苦了。我在夜里梦见你满头是血，吓得我一夜难眠，这像是梦，亦真亦假，今天才算弄清楚了。’” 个把月后，李燕娥拆线出院了。
然而一出院，她便全然忘了医生在出院报告上作出的“轻微脑震荡”的结论，又忘我地回到了她那宋宅总管家的角色之中。
有关李燕娥全心全意恪尽女总管家职责的事情，在宋庆龄1973年3月26日致廖梦醒的信中也有所提及：
“……她早晨起得最早，而晚上睡得最晚。她要检查所有的煤气炉子是否都关了等等，之后才休息。她的双腿需要休息，我不忍心她工作时间拖得这么长。她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但她是不可替代的，而且那么忠诚。”
李燕娥回到了淮海中路1843号，家中便重又回复到了原先那种安宁平静与祥和的氛围之中。
宋庆龄正式把李妈改称为李姐，并和李燕娥一起在楼上小餐室共同用餐，就是在厨房血案发生后开始的。
这仍可以以周和康的回忆录为证：
“往常，首长总是在楼下餐厅用膳，有时遇到国事繁忙或身体不适时，就改在楼上兼作小餐室的办公室里用膳。小餐室里的中间，有一张小方桌，桌旁经常放着两把靠背椅，一把朝南，一把朝西。有一天用膳后，首长把朝南的一把椅子推开后，笑容可掬地对站在一边的李燕娥说道：‘李姐，这边坐吧，一起来和我吃饭。’李燕娥在感到激动之余，心中还是明白的，她知道这朝南的是主座，几十年来，一向该是首长坐的；而我是为夫人服务的，怎能这样就座呢？所以，她当即怀着不安的心情回答首长说：‘夫人，您是主人，怎么能这样客气，叫我怎么坐得下去？还是请夫人自己坐主座吧。’首长抿着嘴笑道：‘李姐，别这么说，侬跟随我几十年了，工作勤奋，忠心耿耿。长期以来，我们相处得很好，早就像亲姐妹一样了。侬坐、我坐还勿是一个样？’
“首长的这番肺腑之言，亲切动人，暖意融融，当场感动得李燕娥的眼眶都湿润了。
“这就是宋庆龄何以改口称比自己小了十几岁的李燕娥的原因的来龙去脉，是李燕娥后来私下里告诉我（周和康）的。李说：‘因为自从我拼死救下她以后，她也更是把我看作了她的亲人，基本上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了’。”
此外，在宋庆龄1976年3月26日致杨孟东的亲笔信中，也有更权威的佐证：
“我们不再叫李妈，因为她的地位变了。我叫她李姐。她从原来的岗位上退下来了，现在作为我的管家和我住在一起。”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宋庆龄何以称比自己小了十几岁的李燕娥为李姐，始终是一个谜，就连不少史书资料上，也以讹传讹，众说纷纭。现在，通过周和康老人的亲笔回忆，通过宋庆龄这封亲笔信中的记录，这个本来很可能永远成为历史之谜的谜底，现在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可以坦言，随着李燕娥这段舍命维护宋庆龄利益的故事，宋庆龄与李燕娥之间的感情，确实又更加深了一层，形成了名符其实的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手足之情。解放后，宋庆龄住北京时间居多，为了抚慰李燕娥的思念之情，宋庆龄把自己的照片和北京寓所主楼的照片寄给她。李燕娥把照片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以便随时都能看到。
何元光判刑入狱后，上海机关事务管理局重新向宋庆龄上海寓所中调派了一个名叫唐江的厨师。唐江当时在上海新亚饭店任厨师，是一名政治坚定、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共产党员。唐江来到宋宅后，整整工作了16年，才于1978年退休。1992年逝世。
从此，管家周和康、绿化工王宝兴、司机刘春山与厨师唐江，这4位年龄相仿、立场坚定不移的年轻人，在长期愉快、默契的合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是后话。
厨房血案发生后没多久，宋庆龄第一次向周和康透露了李燕娥不平常的身世及她对李燕娥的真挚感情。
这天，周和康正在楼下小餐厅里埋头记账，没有注意到宋庆龄已走下后面主楼，站在了厨房门口，并亲切地叫了一声“周同志。”
周和康闻声回头一看，正要连忙站起来，却被宋庆龄示意坐了下来，然后，她轻轻走到周和康的身边，悄悄地对他说道：“等一歇侬到客厅里来一下，我在等侬，有话要对侬讲。”
当周和康记好账来到客厅时，宋庆龄已端坐在那里等他了。她示意周和康坐下后，含着眼泪对周和康说道：“周同志，我从来呒没对侬讲过，李姐是一个没有亲人的孤独妇女，在旧社会里深受迫害，吃尽苦头。伊16岁时来到我身边当保姆，对我忠心耿耿，工作一丝不苟。解放前，在上海孙中山先生故居，国民党、反动派多次以金钱、地位、介绍对象或者威胁的手段，妄图引诱与迫使伊监视我的活动和与共产党的交往，搜集情报向特务机关告密，都被伊严词拒绝。伊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我，支持我的革命活动。1938年，我居住在香港，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飞机在头顶上盘旋，李姐伊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架好扶梯，帮助我翻越墙头，搀扶我到隔壁邻居的防空洞里避难……”说到这里，宋庆龄的泪水顺着两腮滚滚而下。
宋庆龄用手帕轻轻一揩，接着又神色庄重地吩咐道：“周同志，侬也许还勿晓得，李姐最近身体很虚弱，虽然出了医院，但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伊精神上受到这样大的打击，需要好好休息。所以请侬暂时代为兼管李姐平时的工作，让伊静养休息一段时间吧。好伐？”
周和康听了宋庆龄的这番嘱咐，他在感到宋庆龄对自己的高度信任外，还感到肩头的责任更大了，他庄重地点点头，受命接过了李燕娥暂时脱下的担子。因为他知道，李燕娥掌管着整个大家庭中所有事务：大到工作人员请假外出，小到鸡毛蒜皮，都有权力过问。李燕娥是家中威信最高、权力最大的总管家。别的不看，就看那串除了晚上就寝才拿下来、白天须臾不离身的满满一握的家中所有的钥匙就知道了。
1962年3月7日，宋庆龄从上海龙华机场乘飞机前往北京。她在北京，心系上海，情牵李姐，时刻惦记着她的身体健康和工作情况，设身处地为她着想，不忍心让她再做劳累的工作。5月10日，宋庆龄特地从北京致信周和康作出相关指示：
周同志：
接李同志七号的来信，藉悉家中情况，又知她的健康日有进步，并已做了许多清洁工作，我很安慰和高兴。 但是，李同志的身体刚好转，并血压高，工作不宜过于疲劳，请你转告她不要蹲下去打地板腊（蜡）。这些用气力较多的工作，还是请别位同志做做吧。希望她好好休息，早日完全恢复健康。
我仍腰背痛，关节炎痛等，尚在按摩及服药治疗中。
祝
同志们均好！
宋庆龄
1962-5-10
然而，因为当时正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整整5年过去了，何元光行凶杀人一案还是迟迟没有结案，致使宋庆龄感到焦急和不安。为此，1967年6月27日，她又从北京亲自致信周和康，并在信中另附一信，请周和康把信当面交给时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的张春桥，请张春桥亲自关注此案。全信如下：
周和康同志：
李燕娥同志是一个无亲人的孤独的妇女，在旧社会里受尽了迫害，我从来未对你们讲过。解放以后，她又受到何犯的侮辱，你是知内情人之一。她遭何犯的恶毒手后，据钟兴宝同志说，经常在屋里暗自哭泣，不让我知道，怕我为她难过。对她这样一个旧社会里受尽苦难，新社会中又遭到何犯的欺侮的妇女，必须使她亲身体会到人民当权时代的光明，使她真正懂得真理站在谁的一边，使她知道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对何犯，因此决不能由他蒙混过关，就此漏网。正因为这样，很想亲自到上海向张春桥同志面谈全案经过。但是由于这里有任务等原因，不能离开北京，只好写就一封信寄给你，由你把信面交张春桥同志。我深信，你一定会尽你的力量的。我们务必尽力使这一案件得到正确的结论。
此致
革命的敬礼
宋庆龄1967.6.27日
附言：请看完信后将（信）封好送去。谢谢！
宋庆龄的来信，谈到李燕娥的不幸身世和她遭到何犯毒手后经常躲在自己房间里暗自哭注，她为此深为不安，提出要依法严惩何犯的不法罪行。周和康看完此信后，即遵照宋庆龄的指示，立即封好信口，于1967年6月29日亲自送往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交由黄振家签收。这个签名，始终保留在周和康的收文簿上。
信送出不久，市革会公检法组即派人前往淮海中路宋庆龄寓所了解情况，由周和康向来人汇报李燕娥案件的全过程，当时张建俊和王宝兴一起参加了汇报会，发言补充案件现场情况。大家一致要求公检法依法办案，严惩何元光的不法罪行。
李燕娥身负重伤之后，虽经华东医院抢救脱险，但还是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她为此经常要头昏目眩，颇感不适，以致日常生活也不能完全自理。宋庆龄对此十分关心，请华东医院继续治疗，还希望有人在她身边有个陪伴。于是，宋庆龄建议让李燕娥的养女李园住到上海家中，帮助李燕娥处理一些日常生活琐事。
1973年6月17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里以便条形式向周和康作了亲笔指示：
周同志：
因李燕娥同志近来的身体不好，我看她需要她的女儿李园从本月19日起住进来照顾她一下才好，等我回来后再讲。
宋 1973.6.17
但是这个养女，不太争气，好吃懒做，不愿意积极主动地去照顾李燕娥的日常生活，每天连倒洗脚水等事都不肯做，拖拖拉拉，敷衍了事，使宋庆龄大失所望。特别是1979年4月8日李燕娥患了宫颈腺癌后，李园对她依然照顾不周，很不得力。为此，1981年李燕娥逝世后不久，宋庆龄指示让李园搬出了上海寓所。
厨房血案发生后，宋庆龄对李燕娥更加亲密有加了，她与李燕娥平起平坐、亲如姐妹的举止与品格，进一步折射出了她的崇高品德和人格魅力。
秋天是鸽子们产蛋的季节，也是工作人员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宋庆龄总要和大家一起玩她独创发明的“藏蛋”游戏。
鸽子产蛋季节一到，宋庆龄就要命钟兴宝与李燕娥把鸽蛋细心地收集起来，积蓄多了，利用游戏的方式，把鸽蛋分到大家手中。
游戏很简单，也很热闹。开始前，宋庆龄先把全体工作人员“禁闭”在家中，然后她一人提着一篮染成各种颜色的煮熟了的鸽蛋和鸡蛋来到花园里，把一只只彩蛋秘密地分藏于花丛草坪里与假山石之间。然后宋庆龄回上小楼，向众人宣布游戏开始。一声令下后，众人便快乐地蜂涌向花园里寻找，以谁寻找最多者为优胜。每当这时，宋庆龄便倚在二楼阳台上，居高临下，快活地观看众人争相寻找鸽蛋。
钟兴宝个子小，灵活，每次寻蛋游戏中，数她寻找到的鸽蛋最多，常常是满载而归；李燕娥身体肥胖，反应迟纯，眼力又差，所以，数她寻到的彩蛋最少。一场游戏结束，她只能寻到几枚，且还是色彩最鲜艳的。于是，在检阅战果时，宋庆龄总要为李燕娥动上恻隐之心，几乎每一次结束后，她都要向钟兴宝“借”上些许，然后转送给李燕娥。可是，说是“借”，却从不见宋庆龄还给钟兴宝。为此，钟兴宝只能埋怨宋庆龄对李燕娥“偏心眼”。据周和康回忆：
“每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李同志的生日。据我所知，首长从未忘记过。届时，首长住在上海家里，提前几天，就嘱咐我到上海大厦预订一只奶油大蛋糕，上面裱有‘生日快乐’的红字，连同两大包广柑、苹果，送给李同志作为祝贺她生日的礼物。宋庆龄还和大家一起吃寿面，为李燕娥祝寿。
“当首长住在北京时，在李同志生日前几天，她一定会有一封亲笔信来嘱咐我照例为李燕娥祝寿。”
在平时的生活上，宋庆龄对李燕娥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有时都入夜上床休息了，宋庆龄也会悄悄地走进李燕娥的卧室，轻轻地替她掖掖被褥。鉴于李燕娥人胖体重，她原来睡的一张铁床较高，上、下床不太方便，为了安全起见，宋庆龄嘱咐周和康到家具厂去，为李燕娥特地设计定做了一张低矮适宜、上下方便的席梦思床，使李燕娥得到了一种老年人特有的满足，舒舒服服地睡了十多年，直到她与世长辞。
宋庆龄不仅在日常生活上关心体贴李燕娥，在政治上也经常勉励她努力学习，提高文化。她常不惜抽出时间，手把手地亲自教李燕娥读书识字；宋庆龄到北京工作时，也经常从北京寄来《人民画报》《中国建设》和学习资料，并将有关重要报道，亲自用红笔划出来，提醒李燕娥着重学习。为了让李燕娥能及时收听广播，宋庆龄还把自己一只喜爱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赠送给她使用。（未完待续）
1956年是宋庆龄工作非常忙碌的一年，仅从一月初到四月中旬，她就接连出国访问了印度、缅甸与巴基斯坦三个国家；参加了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六周年、前往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吊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莱斯瓦夫·贝鲁特逝世等十多项国内的活动；还在寓所接见了前去拜访的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这对时年63岁的宋庆龄来说，其疲惫劳累的程度可想而知。
就这年，李燕娥的女儿李园也七八岁了。
终身未曾生育的李燕娥怎么会有女儿？
说来话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来决定单身过上一辈子的李燕娥改变了初衷，尤其是当哮喘病缠上她、迫使她不得不倒卧病榻后，她那需要身边有个孩子养老送终的念头愈发明确了。
解放前，宋庆龄家中就有一个名叫谭明德的专职“跟班”（类似通讯员与采购员）。谭明德是孙中山家中早年的广州籍保姆谭老太太家的儿子，他自从1942年春天起到宋庆龄身边担任“跟班”后，宋庆龄外出活动时他大多跟随左右；1945年抗战胜利后，谭明德跟随宋庆龄从重庆来到上海，住在桃江路46号；解放后，谭明德因患肺病，不得不离开宋庆龄，由政府调到上海市政府大礼堂任服务员，不久病故。谭明德故世后，留有一个名为谭园的女儿无人照管。这时，正好李燕娥欲领养一个孩子，于是，经宋庆龄同意，才咿呀学语的谭园就很自然地被李燕娥领养为了女儿，并很自然地把谭园易姓为李园。
谭明德因病故世后，宋庆龄又请原任孙中山副官的陆天麟为“跟班”。这时，“跟班”一称显然不合适新时代，所以，陆天麟到了宋家后，上上下下都仍称他“老管家”或“陆副官”。遗憾的是，陆天麟做了没几年，也患上了骇人的肺结核。于是，陆天麟回家治病，由他的亲弟弟陆志辉前来顶替。
但是，陆志辉不是共产党员，他也不适合在一个国家副主席的身边从事如此重要的工作。经考虑，宋庆龄决定向组织提出要求，请党组织委派一位更为合适的人才，来寓所配合李燕娥，全面负责家中内务管理的工作。
于是，一名叫周和康的年轻党员成为了组织上最为理想的人选。
在距离1956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还有几天的那一天，周和康怀揣着组织上的介绍信，前往淮海中路1843号的宋庆龄上海寓所报到了。
墨绿色的大门，银灰色的围墙，四周绿树成荫；三面环绕着40余株高大挺拔、葱葱郁郁的香樟树。它们枝干笔直，树叶婆娑，一片翠绿；黄昏时分，淡幽幽的清香，四溢宜人。更使宋庆龄心仪的是，在万物凋零的冬季，香樟树仍四季常青，生机勃勃；而且它除了拥有芬芳的香味、象征着主人坚韧不拔、高贵典雅的品质外，还能驱虫防腐，治疗皮肤疾病。
周和康进得寓所，第一个接待他的是隋学芳和李燕娥。
李燕娥第一次就给周和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这么写道：
“我是1956年到宋庆龄寓所报到的，首先接待我的是警卫秘书隋学芳和李妈（宋庆龄当时称李燕娥为李妈，日后改称为李姐，我们则多称她李同志）。当时，李燕娥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她个头不高，体态健胖，短鬓齐耳，朴实无华，忠厚善良，心直口快，有话就说，毫不留情，讲话嗓门大，说一口带浓重广东音的上海话，衣着朴素，穿一身剪裁得体深灰色开襟上衣，下着宽大的长裤，手里经常拿着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放在上衣口袋里，常会习惯性地抚摸一下，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上下楼梯，咚咚作响，一听就知道李同志下楼来了。”
当时，李燕娥接过介绍信后，让周和康在客厅小坐片刻，便一个人上楼去禀报宋庆龄了。不一会儿，李燕娥下得楼来，笑眯眯地把家里人员的组成情况、周和康的主要工作及需要注意的事项，一一向他作了一遍介绍与叮嘱。
上海家中有司机刘春生、厨师何元光、绿化工王宝兴、文字秘书黎沛华、警卫秘书隋学芳、警卫员张建俊与程瑞庭、保姆李燕娥与钟兴宝。连宋庆龄一起正好10个人。
家中除黎沛华每天只在上午上班、下午在家休息，其他工作人员每周末放假一天回家休息外，其余6天一律住在寓所里。
李燕娥住在主楼上，睡在紧邻宋庆龄卧室的隔壁的房间里；钟兴宝住在辅楼的楼下；其他工作人员包括警卫人员全部住在西边那幢辅楼里。
未经宋庆龄亲自许可，不是因修理水、电、煤、卫的工人必须上主楼的话，任何男子都不得上主楼。
周和康被安排住在辅楼靠西楼上的那个房间，与隋学芳为邻。
楼下则分别住着绿化工王宝兴、厨师何元光与司机刘春生。
刘春生是从上海市政府车队调到宋庆龄上海寓所的专职司机，他和王宝兴一样，都是1956年调到宋庆龄上海寓所工作的。后因工作需要，王宝兴于1972年调到上海东湖宾馆工作，由卫四弟接替。1979年，卫四弟因工作调动，由沈根林接替，一直工作到宋庆龄逝世后才退休。
接着，李燕娥俨然以总管家的身份，先领着周和康在上海家中走了一遍，如数家珍般地向周和康介绍着家中的一切。
1948年秋天，宋庆龄的家从位处上海市桃江路46号上迁居到这里。
淮海中路1843号是个拥有主、辅两幢小楼的花园式大院，院中有主、辅两幢两层的楼房，均是朝南坐北、冬暖夏凉的好住宅。楼前是一大片草坪，绿草茵茵、赏心悦目；中间两旁放有四只花鼓型彩釉圆凳，既可落座休息，又起装点作用；每当风和日丽的日子，女主人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悠悠漫步，来到这里闲庭赏花，在这瓷凳上休息片刻；或缓缓徜徉在软绵绵的大草坪上，活动手脚，舒展筋骨。
在上海寓所的屋前，种有几棵桂花树，夏不畏暑，冬不畏寒，繁叶满枝，郁郁葱葱。每年中秋前后，花蕊重重，香飘四方。还有一排爬藤蔷薇，攀登直上二楼阳台，枝叶茂盛；春秋季节，幽幽的花香中，鲜红的、鹅黄的、粉红的蔷薇花，繁花似锦，连绵一片，逗人喜爱。朝南的大阳台上，摆着几盆朱德委员长亲自赠送的各种兰花，绿叶似箭，花香扑鼻。在通向大阳台的落地门窗前，也摆着几盆白兰花和茉莉花。每当洁白清香的花朵含苞待放时，宋庆龄就走向阳台，自己动手折下几朵，用手帕包好，放在自己胸前的口袋里。芳香四溢，心旷神怡，象征着女主人的秀外慧内、典雅朴素的特有性格。 李燕娥还向周和康逐一介绍了布置在家中的各种四季鲜花和盆景。宋庆龄平时喜爱的插瓶花有玫瑰花、香水月季、菖兰、康乃馨、阿丽斯、菊花、象牙红（圣诞红）、水仙、腊梅、天竹、银柳等。每当家里接待中外重要来宾时，宋庆龄总是事先做好周密的布置，亲自巡视，调整插瓶花与盆花的布置，有时还拿起剪刀，亲自修剪一番。
事实确也如此：1956年10月接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前一天，宋庆龄在客厅里曾对李燕娥与周和康说：“插花是一门很有讲究的艺术。在厅室里，插上一束绚丽多彩的鲜花，可以起到画龙点睛、满室生辉、给人以美的享受。周同志，你看，李妈插的瓶花，千态百姿，多么有趣呀！你要向她好好学习。”接着又说，“插花要和季节相结合，在元旦，要插上象牙红、腊梅和水仙，给人以艳红、青翠迎新年的喜庆祥瑞气氛；在春节要插上腊梅、天竹和银柳，这是传统中国式的插花，给人以吉祥如意、凝重幸福的感觉。要使鲜花开得鲜艳、饱满而又持久，花瓶里的用水很讲究，早晨在花瓶里加水、换水，可使花朵在较长时间里不会枯败；盆花要在临夜时搬到室外，放在阳台上，让它吃些露水，才能长期保养好。”
宋庆龄的这番话，充分显示了她对养花、护花、插花的渊博知识。
百花丛中，宋庆龄最喜爱梅花，可谓与梅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光从她每年寄给国内外亲友的贺年片上来看就知道了。她专用的就是一幅天蓝色的梅花图，那是周和康根据她的意愿，从中华书局印刷厂选来制版印成的。宋庆龄生前每年寄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的贺年片，用的都是这一张梅花图。这也许是梅花喜欢漫天雪，在寒冬腊月照样吐蕊开花、体现了蕴藏在宋庆龄心底的那种斗志昂扬、不屈不挠精神的缘故吧？
就连宋庆龄在上海寓所的办公室内那张偌大的办公桌后面墙上，也正中挂着一幅梅花图，那是友人用以祝贺她华诞的礼品，画面上那傲霜斗雪、卓然不群的梅花，象征着她那坚强不屈的性格，显示出她那对中国革命、对孙中山先生和中国人民的忠诚、坚贞和信念。
在寓所后面有前后两个较大的花圃，里面种着宋庆龄喜爱的香水月季花：那都是从上海市郊漕河镇一个专种此花的徐姓小弟处移植来的，颜色有红、黄、紫和粉红的。每天早晨，绿化工王宝兴总会剪来一束束各色的香水月季花，交给李燕娥，然后再由李燕娥分别插在楼下客厅和楼上卧室里。
在二楼卧室，有四件柚木大家具，一张素色的藤木结构的双人床，大衣橱、五屉橱、梳妆台，这是宋庆龄父母从广东老家给她定做的嫁妆；室内另有的单人沙发、茶几、八音钟，也都是孙中山生前曾经用过的遗物，是从孙中山故居搬过去的。在卧室正中挂着宋庆龄与孙中山先生于1915年10月在日本东京结婚后的合影。
在二楼的办公室内，靠近壁炉的正中置放着一架“斯特劳斯”（STRAUSS）钢琴，根据她的嘱咐，每逢阴雨天气，需要在钢琴的背后插上一只100W光的电灯泡，利用它发出的光与热，起到防潮去湿的作用。每当宋庆龄在上海的时候，遇到星期天上午，工作人员便会从不同方向听到楼上传来的叮叮当当、美妙悠扬的琴声。宋庆龄除了弹奏她最爱听的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外，有时还弹奏肖邦的小调叙事曲和舒伯特降B大调奏鸣曲以及《黄河大合唱》等乐曲。
后来，周和康有机会在李燕娥的引导下上得主楼，在宋庆龄上海寓所主楼的客厅里，铺着红色的梅花地毯。李燕娥告诉周和康：这幅梅花地毯是解放后毛泽东主席送的。
上海家中的主楼里，还有一块名为“百鸟朝凤”的玉摆件，那是解放后林伯渠来拜访宋庆龄时赠送的。这块玉摆件中的凤凰，是指宋庆龄，寓意着宋庆龄是凤凰。
在主楼的客厅时，还摆放着一套组合音响。那是1958年6月20日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20周年之际，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赠送的，共计7件。其中有放在卧室茶几上的一架收音机；上海试制成功的第一块手表等物……
这套在当时还被人们视为珍贵家电的音响，根据宋庆龄的指示摆放在客厅里。紧邻客厅的西书房里，放置有一张单人木床。宋庆龄在中午休息时或等候华东医院保健医生和按摩医生的过程中，就在西书房内，躺在这张单人床上休息，一边静静地享受着美妙的音乐，一边等候医生前来为她服务。李燕娥告诉周和康：在医生到来的一个小时前，才可停止播放唱片。
李燕娥边引领周和康熟悉家中环境与摆设，还简单指导周和康操作音响，播放唱片。周和康熟悉英文，见这些唱片大都是《蓝色安琪儿》《你的眼睛告诉我》《今夜梦中相会》《漫漫乡间路，蜿蜒向前行》和《可怜的蝴蝶》等世界名曲，便知宋庆龄对音乐也有着较高的艺术鉴赏水平。
宋庆龄藏书甚多，楼上卧室门外走廊并排放着的两个书橱里，楼下东书房和西书房的大书橱里，都分上下两格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书。这众多的书籍中，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等各方面都有。其中以英文为主，中文次之。至于宋庆龄在楼上办公室里的时候，她用书时很方便，随时可以拿来阅读；但到了楼下就费劲了，她必须亲自上下楼梯去书橱里翻寻。为此，宋庆龄把她所需要看的书名摘录在纸条上，请李燕娥下楼转交给周和康，然后由周和康到大书橱中去查找，找到后，即把书籍交给李燕娥，再让李燕娥拿到楼上去交给宋庆龄。
博览中外群书，手不释卷，是宋庆龄人生的一大乐趣。
宋庆龄喜欢养鸽子，是众所周知的事。鸽子是她的宠物，她在上海寓所与后来的北京寓所里，分别饲养了许多鸽子。这些小精灵长着红红的眼睛尖尖的嘴，一只只或白或灰色，在鸽笼里拥拥挤挤、熙熙攘攘地嬉闹。它们啄麦粒、吃豌豆，饮清水、拍翅膀，不时发出咕咕的欢叫声，并有时展翅飞上蓝天，有时又忽然降落了下来。宋庆龄每次散步到鸽棚前时，总要饶有兴致地驻足留步，抓起一小把豌豆或绿豆，摊放在掌心中，等待鸽子们闻声前来争抢与啄食。每次从北京回上海，或是外出回家，一进门，她也总要先来到鸽棚前，看望那些活泼可爱的鸽子们。宋庆龄喜爱这些小精灵，除了喜欢它们的单纯可爱美丽外，还因为它们象征着和平，象征着她那颗纯洁无瑕的心。 不过，宋庆龄还喜欢其他小动物。如饲养小猫咪也是她的乐趣。在上海孙中山故居楼上的卧室里，朝西正中的墙上，就挂有一幅亲友送给她的小猫的刺绣珍品。那只小猫绣得那么的逼真：猫的两只眼睛，栩栩如生，活龙活现，你无论从那一个角度去看，它的两只眼睛始终是对着你看的。这就是名闻中外的乱针绣。宋庆龄生前十分喜欢这幅绣品，特地把它挂在故居的卧室里。每当她前往孙中山故居去整理文物和视察工作时，她总要走上楼进入卧室，端详上几眼她所喜爱的这幅“猫”。
在上海寓所里，饲养过四只猫。第一只名叫“彼德根”，是黑白相间、毛色油亮的中国花猫，它爱清洁，从不随地大小便，总是在小扶梯旁边指定的地点方便；“彼德根”性情温顺，善解人意：宋庆龄走到哪里，它就跟随到那里，而且一边柔声地叫唤，一边甩尾巴；宋庆龄在办公时，它就一声不响，一动也不动地蜷伏在主人的脚边；主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休息时，它就卧在沙发旁，闭着眼睛，陪伴着主人入梦；主人在餐厅用餐时，它就抢先一步坐在餐桌下，用前爪抹嘴洗脸，等待着主人给它美食，然后津津有味地吃个不停。午饭后，只要是晴朗气爽的好天气，宋庆龄总要到大阳台上去散步，它亦来回追逐着主人跟着小跑步；当主人静坐在藤椅上休息晒太阳时，“彼德根”亦懒洋洋地卧在地上晒太阳，时而睁开眼睛瞅瞅主人，时而活蹦乱跳，不断翻身嬉耍；高兴时，它纵身一跳，跃入主人的怀抱里撒娇……令人称奇的是，到后来，每当宋庆龄外出归来，只要汽车开到大门口，一按响喇叭声，“彼德根”就会连蹦带跳地从楼上窜下来，等候在大扶梯旁，“喵呜、喵呜”地轻轻叫唤着，欢迎主人的归来，然后不住地摇头摆尾，跳跃着跟随主人上楼而去。
令人惋惜的是，“彼德根”由于逐年衰老，不幸死亡。根据宋庆龄的意见，周和康和李燕娥把它深埋在了庭院东侧的竹林中。
上海寓所里还饲养过一对波斯猫，宋庆龄分别为它们取名为“珍妮”和“汤米”。它们分别长着一身洁白蜷曲的长毛，生着一双碧绿似翡翠的大眼睛，从外表看，确实好看迷人。但是它们不争气，到处大小便，弄得家里整天臭哄哄的。根据宋庆龄的意见，周和康把它们物归原主，退还给了西郊公园。
最后一只猫，是黄色虎狸斑的，它娇小伶俐，活泼可爱，是从外面逃进家里来的不速之客。宋庆龄依据它的来历，为它取名为“来宾”。可惜“来宾”野性不改，经常要到外面去，直到饥饿才回家。1979年冬天，“来宾”在又一次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宋庆龄再也没有在上海寓所里饲养过猫。
但上海寓所里饲养过鸡、鸭、广东的狮头鹅与亲友送来的火鸡。这些家禽饲养了大都在一两个月后，不是送给亲友了，便成了寓所餐桌上的美味。
或许是长期革命斗争生涯的磨难，又或许是年纪大了，使晚年宋庆龄的神经非常脆弱。这在宋庆龄1973年4月30日那封致廖梦醒的信中可以得到佐证：
“我的神经不好，我现在不能忍受任何突如其来的大声的声音。如果听到什么声音，我会像一只受惊的猫那样跳起来！我的脊椎骨都会颤抖起来，就像冰水浇在我的背上一样。”（引自《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459页）。
在宋庆龄上海寓所里，放着四只铜铃（钟）。
一只较大的铜铃放在主楼卧室靠近门旁的一架收音机上面，是宋庆龄在楼上招呼李燕娥与钟兴宝时用的。只要听到铜铃声，她俩便会召之即来，听候宋庆龄的指示；第二只放在主楼楼下电话间红木茶几的上端，是宋庆龄在楼下有事招呼李燕娥和钟兴宝用的；第三只是一只最小的铜铃，就放在楼下工作人员吃饭间的窗台上，这是专为工作人员准备的。如有国内信件、报刊、文件送到，需要及时送呈宋庆龄阅示的，就由工作人员通过摇晃这只小铜铃，召唤李燕娥或钟兴宝从速下楼领取，以免误事。
还有一只大铜钟，挂在上海寓所楼下工作人员餐厅北首的转角处（即现在接待前往故居瞻仰参观换鞋的那间）；这只大铜钟是用木架子吊起来的，钟上串有一根绳子，轻轻一拉，就会发出“当当”的洪亮的声音。这只大铜钟同样是用来传达信号的：敲一下是喊警卫秘书；敲两下是喊管理员周和康；敲三下是通知全体工作人员用餐。通常情况下，只有李燕娥有权力敲响这只大铜钟。每当她敲响这只大铜钟时，大家便知道李大姐又有要事找人布置工作或传达宋庆龄的指示了。
事后，周和康才知道，宋庆龄白天在主楼卧室里时，就不一定使用摇铃的方式，而是采用独特的拍手方式：拍一下手是召唤李燕娥；拍两下是召唤钟兴宝。李燕娥的卧室就在宋庆龄办公室外间，靠近宋庆龄的卧室。所以在她俩的卧室床头，还各自安装着一只电铃。更深人静的晚上，宋庆龄如有事，只要一按电铃，李燕娥就会立即赶到宋庆龄的身边。
面对寓所中严明的纪律与家规，说实话，周和康当时心中确实非常忐忑不安。
时年30岁的周和康结婚早，妻子是同乡人，名叫李秀菊。他俩从小青梅竹马，听从媒妁之言，双双在22岁时就结婚成家了。所以当时他俩膝下已有了二男一女3个孩子，大的5岁，最小的才1岁。刚到宋庆龄上海寓所工作时，周和康的家在南市区尚文路138弄，后来为便于工作与生活，才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照顾下，举家搬迁到离开淮海中路1843号附近的淮海中路1754弄61号。
但尽管自己的家就近在咫尺，周和康仍坚守着严明的纪律，未经批准，决不能轻易擅自回家。
然而，一周回家休息一天的铁的纪律，锁得了周和康的身，锁不住他的心。每逢思念妻儿心切的时候，他常常长夜难眠，推窗眺望家的方向，遥寄自己对妻儿的思念。
试想，这该要何等坚定的纪律性与坚强的意志才能做得到？
李燕娥向周和康介绍完家中的情况后，又就工作方面的事宜叮嘱道：
“周同志，你的信件登记簿上的字，应写正楷，不要潦草，因为这本簿子每月都要送夫人亲自看的。家里用的账簿，也是如此。每张发票，你要重新写一张，把品名、金额核算清楚后，贴在原来的发票上面。这样可以让夫人看起来省力，做到一目了然。还有，你每天早晨到四川中路上的上海食品公司特种食品供应站购买小菜，所有东西都要挑选新鲜的，质量好的。买回来后，就直接交给厨师何元光验收。凡是一切外边买进来的食品，你要绝对负责；食品拿到手后，你就不能离手，要一手抓到底，亲自交给我，绝对不能交给别人转手。因为这些食品，都是直接给夫人吃的，责任重大啊！出了事情，你我可担当不起的。所以，你要提高警惕，谨慎小心，保证食品的清洁卫生，千万不可疏忽大意！客厅里古董橱的钥匙，今天我就交给你保管好，不要乱放。这些古董瓷器，其中有一套是夫人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送的，你每月都要揩一次，用软布轻擦细拭，经常保持清洁，不能沾有灰尘。这些都是很贵重的古董，你要小心轻放，千万不能碰坏。对楼下每个厅室的清洁卫生工作，你要仔细认真检查，镜框、门框、护墙板的上面，都要用自己的手去摸一下，看看是否有灰尘；对不清洁的地方，你要及时指出补搞。夫人是十分重视清洁卫生工作的，检查起来要求高，很严格。你千万不要马马虎虎、疏忽大意……” 面对李燕娥如数家珍般的侃侃而谈，周和康不由肃然起敬，她那对宋庆龄的一片赤胆忠诚，深深感动了周和康，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像李燕娥那样，忠于事业，忠于首长，把工作干好。
在1956年5月1日前的那几天，宋庆龄因整整一个月被外事国事所忙累，没有下楼，一天三餐均由李燕娥或钟兴宝端上楼。所以，周和康刚到淮海中路1843号时的这几天里，没有见到他崇敬仰望已久的宋庆龄副主席。直到5月1日那天，宋庆龄设宴招待亲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时，他才第一次见到宋庆龄。
其实，李燕娥不但是宋庆龄上海家中的总管家，更是宋庆龄最最贴身的心腹女警卫、女保镖！
据周和康回忆：
“平时在寓所里，李同志的主要工作是侍奉宋庆龄，端水沏茶，送上早点、水果和食品，传递文档和信函，传达宋庆龄的指示。
“她事事处处以保护、关心宋庆龄的安全为重。她每天都睡得最晚，每天都要检查一遍家里所有的门窗是否关好，室内温度如何，电灯、煤气、自来水的开关是否拧紧关好……在上海家里，宋庆龄走到哪里，李同志就跟随到哪里，从不轻易离开。每次国外邮包寄来，李同志立即送上楼去，先请宋庆龄过目，再把邮包拿到自己房间的阳台上去拆封，经过仔细检查，送回宋庆龄处收下。这样做法，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外曾经多次发生邮包拆封时突然爆炸的事故。为了保证宋庆龄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李同志总是自告奋勇地担当这一任务。”
周和康刚到上海家中上班时，外面寄给宋庆龄的邮件都是由李燕娥亲手签收的。她不识字，更不会写字，所以有些挂号的邮件来后，她就从腰间取下那枚私章，代替自己的签名。一天上午，邮递员送来一只四方的邮包，李燕娥签收后，即拿到楼上交给宋庆龄去了。但没一会儿，她就又捧着这个原封未动的邮包下了楼，一个人走到花园中，向正在花园中忙碌的周和康命令道：“走，你走开。”
“去哪里？”周和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走得越远越好。”李燕娥不耐烦地向周和康挥了挥手。
直到周和康远远地退到厨房那边，李燕娥才又捧着那个被拆开了封的邮包走了回来，回到楼上。
事后，周和康曾担着违反纪律的风险，私下里悄悄地向李燕娥打探个中的秘密。
李燕娥这才笑着告诉周和康：“什么秘密呀！这是我和夫人几十年的规定了，凡是外面有邮包来，一律都由我先拆封，没事后，才能给夫人的。解放前这样，解放后也这样，一直不变。”
一经李燕娥说穿，周和康这才恍然大悟。
面对李燕娥没事人一般的样子，周和康不由对这位忠诚的保姆更加崇敬了。
后来，李燕娥因身患绝症不得不离开上海赴京时，周和康就根据李燕娥的指示，接过了这个特殊而又重要的任务。这是后话。
有关李燕娥赤胆忠心为夫人服务的事例，周和康还能举上一大堆。
随着岁月的流失，宋庆龄的身体也难以遏制地开始发胖了，原来的一些衣裤已穿不上身；要想亲自外出去裁缝店，又唯恐惊扰了市民、违反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内部规定。无奈，李燕娥只得奉命请外面的裁缝师傅到家里专门为宋庆龄量体裁衣。
每当裁缝师傅前往寓所为宋庆龄量体裁衣时，周和康便根据李燕娥的安排，站在楼下电话间的红木圆台旁，担当临时警卫。李燕娥陪同着宋庆龄下楼后，就寸步不离、侍奉在侧，既做了首长的参谋，又当了保护神，直到裁缝的工作结束后，她才搀着宋庆龄一起回到楼上。
李燕娥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当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时，每逢星期日上午，她就会赶往乌鲁木齐路北路的一个教堂去做祈祷。整个上午，她就在那里度过，风雨无阻，从不缺席。而当宋庆龄离开上海赴京工作时，她就足不出户，就连教堂也不去了，日夜守候在寓所里，看管这个家，集中精力做好家里的每一件工作。
据周和康回忆：
“李燕娥每天早晨五时即起来，打开门窗让新鲜空气吹进来。遇到阴雨天，紧闭门窗，不让潮湿空气侵入室内，以免物件家具受潮霉变损坏。接着开始打扫楼上房间。别看她人胖体重，干起活来，却是干劲十足，步履矫健，把卫生间的一套三件洁具，墙面瓷砖擦得洁白干净。为了保持室内清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她爬上蹲下，有时不惜跪在地上，把角角落落都揩得干干净净。每年大伏天，她格外忙碌，我们在楼下翻晒地毯，她独自奔向二楼朝南的大阳台，翻箱倒柜，翻晒孙中山先生的珍贵文物和宋庆龄的裘皮衣服，然后拿进房间内，用电风扇不断地吹，待凉透后，一件件折叠整齐，放进原来的衣箱内，再加些樟脑丸防蛀。接着，她和我们一起，把宋庆龄放在书橱里的所有藏书和唱片、照相簿等，进行清洁整理，先用棕刷轻轻地刷去浮灰，再用软布把藏书一本本轻擦细拭，揩得干干净净，按照原样放回书橱，在书的上端放好樟脑丸防蛀。连续几天的辛勤劳动，确实搞得李同志大汗淋漓，筋疲力尽，可是她从不叫苦，毫无怨言，总是乐呵呵地，她深情地说：‘这是夫人交给我的任务，为了保护好孙中山先生的珍贵文物和夫人的衣物，再苦再累，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因此，家里所有的衣服、家具、书籍、唱片、地毯等物，从未发生过霉变损坏的现象。今天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文物能够完整无损地保存得这样完美，确实离不开李同志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劳动。”
上海寓所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有着明确的分工：周和康负责寓所里的全面管理工作，主要任务是家中一切物品的采购、财务记账、来往邮件登记，骑着自行车，把宋庆龄下达的信件与文件，分送给上海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委统战部、中国福利会及宋庆龄在上海的众多亲友，同时包干主楼工作人员餐厅、辅楼南面自己的一间卧室、北面一间储藏室、楼梯、走廊等处的清洁卫生工作；李燕娥包干主楼楼上的全部清洁卫生工作；驾驶员刘春生除日常保养维修两辆汽车的清洁工作外，还包干车间前面两扇大门、鸽棚旁的一扇小门、辅楼楼下走道、洗衣间以及平台的清洁卫生工作；厨师唐江除负责日常的伙食外，还包干主楼楼下厨房、客厅、餐厅、电话间、东西书房的清洁卫生工作；绿化工王宝兴负责花卉养护绿化等工作，每天清扫鸽子棚，清扫花园，包干大阳台、楼上南面平台和东面平台的保洁工作；两个警卫员负责日常的保卫工作，收发信件、报刊，并送到工作人员餐厅的窗台上，然后摇动铜铃，通知李燕娥、钟兴宝及时下楼领取，送呈宋庆龄阅审。此外，两个警卫员还包干了大门口的大铁门、传达室与通往主楼道路和后花园的保洁与清扫工作。 此外，上海寓所里每月还要开展一次全面的清洁卫生大扫除，每人根据分工负责的范围去进行，随时迎接着宋庆龄的亲自检查。尽管所有的工作人员在宋庆龄身边工作是紧张而忙碌的，但在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的驱动下，每个工作人员却总是那么的热情饱满与干劲十足，都是那么的不在乎，除了吃饭、睡觉外，谁也不会计较工作时间的长短，谁也不会埋怨劳动的脏累；事情无论大小，大家团结一致，力争圆满地完成任务。特别是保密纪律，每个人来到宋庆龄身边工作前，都是上海市机关事务局首先关照的要点，更是每位工作人员要时刻牢记与忠实执行的。无论是在上班时还是下班后，大家都是慎言谨行，不应该说的事不说，不应该问的事不问，对在自己职责范围之外的事和寓所内的工作情况，从不议论和探听，严格执行保密纪律。
对此，周和康也有相关的回忆：
“李同志在日常工作中，态度严谨，十分细心，一是一，二是二，容不得半点马虎，她掌握家里所有的钥匙，保管得很严格。每次关门后，都要亲手把门推一推，试试门是否关牢，才放心离去。家里每次大修房屋，必须把主楼各厅室出清，把所有家具全部搬到辅楼去存放。李同志就搬到秘书室去住，所有重要的东西，集中在这间房里。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一只铁质深褐色的文件箱，一定要放在她触手可及的床旁，因为这是宋庆龄存放重要文件和贵重物品的铁箱。她一定要日夜看管好，以确保该箱的安全。她对我说：‘这是夫人交给我的任务，我要全力以赴保护好这个铁箱。’由此可见，这个铁箱的重要性。宋庆龄逝世后，在清理上海家里财产时，一些重要文件，如毛主席和周总理邀请宋庆龄到北京开会的亲笔信以及孙中山印章等物，都是从该铁箱中取出来的。”
然而，使周和康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李燕娥对宋庆龄的一片赤胆忠诚，后来竟然招来了一场杀身之祸！
十二 厨房血案
时光匆匆，光阴似箭。转眼，已是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高峰期的1961年了。
在周和康没担任宋庆龄上海寓所管理员之前，寓所所用的菜与大米都是厨师何元光采购的。
不分春夏秋冬，每天早晨，周和康总是5时起床，5时30分骑着自行车出门，前往四川中路的特种食品公司采购寓所一天所需的菜与大米；购买回来后，就按纪律直接交给厨师何元光，然后由何元光验收合格后藏入冰箱里。
然而，他又怎么会想到，他每天采购回来的食物，不管是荤还是素的，都会发生数量减少的误差呢？
起先，他还以为是特种食品供应公司的差错，所以回家后特意用秤称了一下，认定半两不差后，才交给厨师何元光。然而，随着每顿饭、菜数量的依然减少，大家都喊吃不饱、没吃好时，他困惑了。周和康搔头摸耳，弄不清问题出在哪里。
面对大家投向他的猜疑与误解的目光，周和康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悄悄地把心中的疑惑告诉了李燕娥。
何元光，1916年出生于广东顺德县，1936年任宋庆龄家中厨师。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在李燕娥陪同下离开香山路7号寓所前往香港后，寓所就托付何元光和李燕娥共同负责看管。但是，何元光财迷心窍、胆大妄为，竟敢背着李燕娥，擅自把房屋分租出去，私自侵吞房租，中饱私囊。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从重庆回到上海，李燕娥把何元光的不规之举向她汇报后，宋庆龄仍以她那博大的胸怀，教育何元光认识错误，使其改过自新，并仍旧留用在身边工作，一起带到上海市淮海中路寓所担任厨师。何元光和李燕娥一样，都是最早在宋家服务的人。
淮海中路1843号寓所中的厨房，并不大，有一个灶，还有可以做西餐的一些家什。餐厅里的那个饭桌是广东式红木镶边大理石的老式小圆桌，边上六个小圆凳，可以想见是无法大摆筵席的；一台冰箱虽说容量较大，但式样也很老很旧了，装备丝毫也不现代化。可见从帝制转向共和，当年孙中山这位中国的第一位大总统和夫人的生活确是简朴的，与封建宫廷的富丽堂皇、淫逸奢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周和康的日记本上清楚地记录着，那是1961年8月31日。
那天上午，周和康采购来两条鲳鱼，交给何元光验收、清洗、切片放入冰箱。上午8时50分，何元光就借口向周和康请假说有事要出去一下。当他匆匆离开后，周和康和李燕娥、警卫员程瑞庭就打开冰箱，取出了何元光刚放进去的鲳鱼。可是，两条鲳鱼始终拼不成整条的鱼，其中各少中间的鱼块。当时，大家便初步认为是被何元光偷拿去了。何元光很有可能是借口有事外出，把鱼块送回家去了。
但光凭一次，大家还不能马上作决断，大家决定再试一次。
第二次是1961年9月7日上午。周和康采购了两斤重的猪肝一块，交给何元光验收。没多久，何元光又请假外出了。于是，周和康和李燕娥、程瑞庭打开冰箱，取出了猪肝。一秤，只有一斤十两，缺六两（旧式秤的衡量度为16两一斤）。
对于何元光，别人不怎么了解，李燕娥还是清楚的。因为何元光跟随宋庆龄20多年，也可以说是一直忠心耿耿的。这从李云那篇《党派我给宋庆龄当秘书》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那天一早，我去宋家，看到门内李妈和帮工何元光正清扫庭院，一人用橡皮管引水冲洗地面，一人用竹扫帚反复洗刷。他们告诉我，夜里有人将一包包粪便丢进来，臭气冲天……
“这年（1937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炮轰闸北，袭击虹桥机场，当时租界非常混乱。许多华界的居民都纷纷拥挤到租界来，靠近租界与华界的地方居民则纷纷往市中心逃。到处抢商店，米店纷纷关门。有一天，我去宋家，恰巧宋庆龄不在，李妈对我说，‘家里的米只能吃几天了，元光出去找米店，都关了门，他实在买不到米，急得不得了。’正这时，何元光来了，他说‘钱秘书（李云的化名），请你想想办法，买点米，我实在没有办法，又不敢对夫人说。’对这件事，我也没有把握，只好答应说：‘好，我去想想办法吧。’我找父亲帮忙，他托米店熟人买到了米，第二天，又雇了一辆汽车给宋家送去一担大米。事后，李妈、何元光看到我，再三谢谢我。” 所以，怀着多年的同事情和同乡情，李燕娥打算亲自找何元光谈一次，试着用旁敲侧击的方法，让何元光迷途知返，从此洗手不干。
“元光，问侬个事体。”因为李燕娥与何元光都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所以他俩对话也习惯了用夹杂着广东话的上海方言。当然，这也是为了让能不懂广东话的一边周和康一起听个明白的原因。
“什么事？”
“不知怎么搞的，近来家里的饭菜总是少，总是不够吃。侬晓得是什么原因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买菜的事情，我不是早就不管了吗？”言下之意：这个问题，要问，就得问采购员周和康去。
“肯定是少了嘛，昨天中饭时吃的那两碗猪肝的数量太少了，而周同志买回来的猪肝，有一斤半呢。”李燕娥两眼如锥直盯着何元光，不大的双眸里明显流露出一种怀疑的神色。
何元光被李燕娥犀利的目光盯得不自在，他一边手中忙碌着，一边随口回答道：“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猪肝放进冰箱里一冰冻，本来就是会缩水的嘛！”
“会缩水的？那么大米呢？月初买回来的三百斤大米，一向可以吃到月底的，现在怎么才20多天，就快米甏见底了呢？难道大米也会缩水吗？”
何元光被李燕娥的紧追不放惹急了，顿时发起了脾气，嗓门也大了，凶巴巴地冲着李燕娥嚷道：“都问我，都问我，什么都问我，难道你就不问问负责采购的人吗？！”
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无奈，周和康只好暗中拉了把李燕娥，撤退了。
但是，李燕娥回到主楼后，依然想不通，何元光那双明显与以往不同的躲躲闪闪的目光，始终在她眼前晃来晃去。她决意抓住何元光刚才随口吐露出来的“猪肝放在冰箱里一冰，本来要缩水”这句话中的破绽，非把此事弄个水落石出不行！
周和康和李燕娥自是将信将疑，于是，第二天他又去购买了一块两斤重的猪肝，经过何元光验收后，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特意把猪肝放在一只盖碗里，还在外面用绳子扎紧封住，这才放进冰箱里。
第二天，周和康和李燕娥、程瑞庭当着何元光的面解开盖碗外面的绳子，把猪肝拿出来，一秤，竟然仍是两斤。在事实面前，何元光无话可说了。
周和康和李燕娥他们确定何元光偷窃家中食物后，就向安培廉和隋学芳作了汇报。
1961年9月17日下午1时30分，安培廉和隋学芳找何元光谈话，何元光不得不承认自己把猪肝和鱼块偷回家去了，同时还承认以前曾贪污家中食堂里的粮票60余斤的事实。
何元光表面上承认了错误，但对李燕娥的仇恨，也从此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他恨李燕娥全然不顾同乡情，全然不顾他们之间那20多年的同事情，无情地揭露了他那小偷小摸的行为，从而使自己在全体工作人员与宋庆龄的面前抬不起头；当然，他更恨的是李燕娥从此阻挡了他把食品偷回家，切断了家中的妻儿老小能够借此一时摆脱饥饿长期纠缠的唯一途径。
要知道，1961年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高峰期，这些免费得来的食品，对他的全家来说，简直不亚于久旱的秧苗遇甘霖。
何况当时何元光膝下已有5个阶梯高的、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仇恨的种子一旦埋下，就随时会酿成灾祸。
何元光东窗事发后，李燕娥加强了对他的监督，从此每天一有空，就往厨房跑，直到亲眼看着何元光把整个烹饪蒸煮的过程全完成、饭菜端进餐厅后，才离开，她唯恐何元光贼心不死，故伎重演。
李燕娥的赤诚与顶真，终于使何元光深埋在心底的仇恨，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出来，引发了一桩当时视为国家一级机密的、60年后的今天才解密的宋庆龄上海寓所厨房血案。
这里，继续摘录周和康老人晚年（2005年）一段回忆录为证：
“关于‘宋庆龄始终称呼小了自己十几岁的燕娥为李姐’，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亲眼目睹的事实，是从1927年，李燕娥经谭洁怀的母亲谭妈的介绍，来到宋庆龄上海寓所香山路7号当保姆的。一开始，宋庆龄就称呼李燕娥为李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按照当时上海人对保姆的称呼，都是姓氏下面加一个‘妈’，姓李的称李妈，姓朱的称朱妈。一些老上海人对此都是一清二楚的。与宋庆龄关系密切、曾经长期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李云，就知道宋庆龄曾称呼李燕娥为李妈的。
“然而，宋庆龄改口李妈为李姐的称呼，则是鲜为人知。其中还有一个真实动人、感人肺腑的故事。过去由于保密纪律的约束，不能透露内情。现根据我的亲身经历与亲眼目睹事情的真相，深感有叙述的必要，让事实不得误传。这完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详细过程叙述如下：
“1961年11月25日早晨七时左右，当时，我正在小厨房前面走廊上扫地，突然听见李燕娥传来一声‘啊唷哇’的尖锐的喊叫声。我回头一看，只见厨师何元光在厨房里，所以我还起初以为李燕娥是在吃饭间里呢，即闻声奔进吃饭间大声叫喊：‘李同志，李同志！’但是得不到一声回答。我情知不妙，就转身奔到厨房门口，厉声责问何元光：‘老何你在干什么？’可是，何元光非但没有理睬我，反而反手把厨房的门给关上了。我急忙推门进去，却没有想到何元光就隐藏在上楼梯旁的门后，见我进去，何元光就举起一根铁棒（一根水汀炉子上的摇手柄），猛地朝我的头上打来。幸亏我眼捷手快，举起双手往头上一挡，才没有击中要害，但亦被当时打得头破血流了。
“当时，我就意识到出了大事情，所以不顾一切，就在小楼梯旁与何元光争夺起了铁棒。由于我年轻力大，何元光那时已四十开外，他夺不过我，被我夺下了铁棒。何元光见丢了凶器，连忙逃进厨房，在里面把厨房门反锁上，并紧紧顶住不放。我虽用尽力气拼命推门，仍推不开。于是，我一边努力，一边连声大喊：‘王宝兴快来啊，出大事情啦——’同时，我连喊带跑奔到大门口传达室，对警卫张建俊说：‘何元光要打死李同志了，快进去捉呀！’
“当我和张建俊一起奔到厨房门口时，绿化工王宝兴也闻声起来了，我们三人在吃饭间的窗口上连声向里面叫喊：‘何元光你快开门出来！’可是，何元光站在厨房里恶狠狠地威胁我们：‘你们谁敢进来，我就杀死谁！’ “见状，我们忍无可忍，三人齐心协力，奋力推门。破门而入后，张建俊首先冲进厨房。当时，只见何元光手中紧握一把菜刀，高高举起，面目狰狞，眼露凶光，还想杀人。时不宜迟，张建俊当机立断，拔出手枪，朝何元光的右手臂上开了一枪，顺势上前夺下了菜刀。
“我们三人合力制服了何元光后，把他拖到传达室看管起来。同时把躺在厨房地上、已是满头满身是血、不省人事、奄奄一息的李燕娥用救护车急送华东医院抢救。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抢救及时，李燕娥的生命保住了，但她的头部被何元光砍了又长又深的一刀，医生给她缝了十几针；身上各部也不同程度地被何元光砍伤。
“当时，宋庆龄正在北京开会，家里发生的血案一概不知。圣诞节快要到了，宋庆龄打电话回来，要李燕娥寄取贺年卡，因为每年的贺年卡都是宋庆龄从自己家里取来分寄国内外亲友的。无奈，我只得把李燕娥从医院接回家中，取出贺年卡后，再把她送回华东医院继续治疗休养。
“但是，纸总包不住火的。原来，宋庆龄与李燕娥之间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宋庆龄一周一封信来，李燕娥一周一封信去，互通信息。多少年来，双方从未间断过。这次不对了，宋庆龄多日没有接到李燕娥的亲笔签名信（由于李燕娥识字不多，凡是写信等文字工作，都是我到寓所后代笔的，她只是在信后以签上自己的名字为证），使首长感到十分不安，冥冥中，她总似感到家中出了什么事。后经再三询问警卫秘书隋学芳，隋秘书才不得不将情况如实向宋庆龄作了汇报。
“首长知悉李燕娥头部受伤住院，心急如焚，立即于1962年1月11日从北京乘飞机赶回上海。当宋庆龄步入家门，一眼看见站在大楼梯口迎接首长回来的、头上还绑着白纱布的李燕娥，当即上前紧紧拉着李燕娥的手，用动情的目光久久凝视着李燕娥受伤的头部，她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伤处，一边心疼得流下了眼泪。宋庆龄激动地表示：‘为了我，你受苦了。我在夜里梦见你满头是血，吓得我一夜难眠，这像是梦，亦真亦假，今天才算弄清楚了。’然后，俩人手挽着手，一起步上二楼。
“当天中午，李燕娥把首长的一封亲笔信交给我，信中说，‘周同志，今天本来想下来和你谈谈家里的事，但因神经痛得厉害，只好写在信上讲几句。首先，我要对你表示我衷心的感谢。你自己亦受了伤。这次如果你不这样做，或许李同志的命就没有了。这里其他同志也很负责，有勇敢的表现，值得表扬。李同志的身体很虚弱，虽出了医院，但须要休息，精神上受了这样大的刺激，必须放弃一切，好好休养。因此我请你暂时掌握李同志平时的责任为荷。匆匆，并致敬礼。1962年1——11日’。
“接着，宋庆龄又在1月18日上午10时，在客厅接见我时对我说：‘何元光这个人劳动改造是改造不好的，如果给他放出来是要害人的。现在处理定案否？为什么还不处理？我早已告诉过有关部门，一定要依法处理。据说张同志开了一枪，是吗？他们（指警卫处王济普处长和警卫秘书隋学芳）都骗我，说什么李同志在医院住了八天就出院了，一切都好，这是王处长打电话来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还要造谣冤枉诬蔑李同志，说她要他（何元光）同居，这真是胡说八道！老实说，前几天，我在夜里梦见李同志的头被刀砍了，满身是血。所以我就立即决定回家来了。我知道你也没有办法，他们不许你写信告诉我。其实这样大的事情，是应该及时向我报告的。今后我可以放心了，有你在家里。否则叫我下次怎么好放心去北京呢……’”
当时，曾有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诬蔑李燕娥，说她是因为何元光不肯与她同居而怀恨在心，所以故意整治何元光。当时周和康也有所风闻，但他根本不相信！因为他知道何元光平时还是个生活作风轻浮不检点的家伙，他见李燕娥终身未嫁，曾暗地里动她的歪脑筋，想占李燕娥的便宜。
周和康曾亲眼目睹过这样一幕：
一天上午10时许，李燕娥又像往常那样，在厨房里为自己准备中饭。
因长期跟随宋庆龄，李燕娥已拥有了一手不错的烹饪手艺。为了改善生活，有时李燕娥要亲自下厨房，为宋庆龄做几个可口的菜肴。她的拿手好菜是咖喱鸡、烤羊腿、红烧牛肉腩、霉干菜笋红烧肉、鱼生（广东名菜：将活鱼宰好，细切成薄片，加上姜丝、葱丝、萝卜丝、炸粉丝、炸花生、熟芝麻等佐料，拌着生吃）、西式什锦炒饭等，尤其是她烩炒的生鱼、什锦饭，宋庆龄吃了更是赞不绝口。
这天，何元光自以为四周无人，从后面悄悄走过去，又嬉皮笑脸地向李燕娥动手动脚了。李燕娥顿时勃然大怒，舀起锅子里一勺滚烫的菜油，就泼向了何元光。幸亏何元光躲闪得快，才没受到皮肉之伤。从此，吓得何元光再也不敢对李燕娥动手动脚了。
对于李燕娥的为人，宋庆龄更是了如指掌，当她事后听到警卫秘书隋学芳向她汇报，说何元光在接受法院审判时贬损李燕娥，说她是因为不能达到与何元光同居的目的而恼羞成怒，处处对他寻衅滋事、打击报复时，她当即不假思索地愤怒地说道：“简直是乱说八道！”
没多久，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判决：何元光因犯有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直到1990年才获释的。
这起血案，在2006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年谱·下册》第1625页中有记载：
“据宋庆龄上海寓所的生活管理员周和康回忆，上海寓所厨师何某工作马虎，对李燕娥的指责心怀不满，企图加害报复。1961年11月的一天，李与何正好在厨房打扫卫生，何乘机用菜刀刀背猛砍李的头部，李顿时浑身是血倒在地上，立即送医院抢救脱险并住院治疗。当时宋庆龄正在北京，这一事件并没向她汇报。通常，宋庆龄去北京后总是与李燕娥互通信函，每周一封。由于一段时间未收到李燕娥的信，宋庆龄心中十分不安。有一晚，宋庆龄梦见李燕娥浑身是血，于是一夜难眠，第二天便决定回上海。得知宋庆龄要回上海，上海方面事先将李燕娥接回家，并由上海警备处处长王济普向宋庆龄汇报了李燕娥受伤之事。”
“1月11日，宋庆龄由北京回上海。
“（宋庆龄）知悉李燕娥受伤住院，心急如焚，于是即乘机赶回上海。宋庆龄一进家门，看着李燕娥受伤的头部，心疼得流下眼泪，双手轻轻抚摸着李的手，激动地表示：‘为了我，你受苦了。我在夜里梦见你满头是血，吓得我一夜难眠，这像是梦，亦真亦假，今天才算弄清楚了。’” 个把月后，李燕娥拆线出院了。
然而一出院，她便全然忘了医生在出院报告上作出的“轻微脑震荡”的结论，又忘我地回到了她那宋宅总管家的角色之中。
有关李燕娥全心全意恪尽女总管家职责的事情，在宋庆龄1973年3月26日致廖梦醒的信中也有所提及：
“……她早晨起得最早，而晚上睡得最晚。她要检查所有的煤气炉子是否都关了等等，之后才休息。她的双腿需要休息，我不忍心她工作时间拖得这么长。她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但她是不可替代的，而且那么忠诚。”
李燕娥回到了淮海中路1843号，家中便重又回复到了原先那种安宁平静与祥和的氛围之中。
宋庆龄正式把李妈改称为李姐，并和李燕娥一起在楼上小餐室共同用餐，就是在厨房血案发生后开始的。
这仍可以以周和康的回忆录为证：
“往常，首长总是在楼下餐厅用膳，有时遇到国事繁忙或身体不适时，就改在楼上兼作小餐室的办公室里用膳。小餐室里的中间，有一张小方桌，桌旁经常放着两把靠背椅，一把朝南，一把朝西。有一天用膳后，首长把朝南的一把椅子推开后，笑容可掬地对站在一边的李燕娥说道：‘李姐，这边坐吧，一起来和我吃饭。’李燕娥在感到激动之余，心中还是明白的，她知道这朝南的是主座，几十年来，一向该是首长坐的；而我是为夫人服务的，怎能这样就座呢？所以，她当即怀着不安的心情回答首长说：‘夫人，您是主人，怎么能这样客气，叫我怎么坐得下去？还是请夫人自己坐主座吧。’首长抿着嘴笑道：‘李姐，别这么说，侬跟随我几十年了，工作勤奋，忠心耿耿。长期以来，我们相处得很好，早就像亲姐妹一样了。侬坐、我坐还勿是一个样？’
“首长的这番肺腑之言，亲切动人，暖意融融，当场感动得李燕娥的眼眶都湿润了。
“这就是宋庆龄何以改口称比自己小了十几岁的李燕娥的原因的来龙去脉，是李燕娥后来私下里告诉我（周和康）的。李说：‘因为自从我拼死救下她以后，她也更是把我看作了她的亲人，基本上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了’。”
此外，在宋庆龄1976年3月26日致杨孟东的亲笔信中，也有更权威的佐证：
“我们不再叫李妈，因为她的地位变了。我叫她李姐。她从原来的岗位上退下来了，现在作为我的管家和我住在一起。”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宋庆龄何以称比自己小了十几岁的李燕娥为李姐，始终是一个谜，就连不少史书资料上，也以讹传讹，众说纷纭。现在，通过周和康老人的亲笔回忆，通过宋庆龄这封亲笔信中的记录，这个本来很可能永远成为历史之谜的谜底，现在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可以坦言，随着李燕娥这段舍命维护宋庆龄利益的故事，宋庆龄与李燕娥之间的感情，确实又更加深了一层，形成了名符其实的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手足之情。解放后，宋庆龄住北京时间居多，为了抚慰李燕娥的思念之情，宋庆龄把自己的照片和北京寓所主楼的照片寄给她。李燕娥把照片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以便随时都能看到。
何元光判刑入狱后，上海机关事务管理局重新向宋庆龄上海寓所中调派了一个名叫唐江的厨师。唐江当时在上海新亚饭店任厨师，是一名政治坚定、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共产党员。唐江来到宋宅后，整整工作了16年，才于1978年退休。1992年逝世。
从此，管家周和康、绿化工王宝兴、司机刘春山与厨师唐江，这4位年龄相仿、立场坚定不移的年轻人，在长期愉快、默契的合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是后话。
厨房血案发生后没多久，宋庆龄第一次向周和康透露了李燕娥不平常的身世及她对李燕娥的真挚感情。
这天，周和康正在楼下小餐厅里埋头记账，没有注意到宋庆龄已走下后面主楼，站在了厨房门口，并亲切地叫了一声“周同志。”
周和康闻声回头一看，正要连忙站起来，却被宋庆龄示意坐了下来，然后，她轻轻走到周和康的身边，悄悄地对他说道：“等一歇侬到客厅里来一下，我在等侬，有话要对侬讲。”
当周和康记好账来到客厅时，宋庆龄已端坐在那里等他了。她示意周和康坐下后，含着眼泪对周和康说道：“周同志，我从来呒没对侬讲过，李姐是一个没有亲人的孤独妇女，在旧社会里深受迫害，吃尽苦头。伊16岁时来到我身边当保姆，对我忠心耿耿，工作一丝不苟。解放前，在上海孙中山先生故居，国民党、反动派多次以金钱、地位、介绍对象或者威胁的手段，妄图引诱与迫使伊监视我的活动和与共产党的交往，搜集情报向特务机关告密，都被伊严词拒绝。伊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我，支持我的革命活动。1938年，我居住在香港，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飞机在头顶上盘旋，李姐伊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架好扶梯，帮助我翻越墙头，搀扶我到隔壁邻居的防空洞里避难……”说到这里，宋庆龄的泪水顺着两腮滚滚而下。
宋庆龄用手帕轻轻一揩，接着又神色庄重地吩咐道：“周同志，侬也许还勿晓得，李姐最近身体很虚弱，虽然出了医院，但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伊精神上受到这样大的打击，需要好好休息。所以请侬暂时代为兼管李姐平时的工作，让伊静养休息一段时间吧。好伐？”
周和康听了宋庆龄的这番嘱咐，他在感到宋庆龄对自己的高度信任外，还感到肩头的责任更大了，他庄重地点点头，受命接过了李燕娥暂时脱下的担子。因为他知道，李燕娥掌管着整个大家庭中所有事务：大到工作人员请假外出，小到鸡毛蒜皮，都有权力过问。李燕娥是家中威信最高、权力最大的总管家。别的不看，就看那串除了晚上就寝才拿下来、白天须臾不离身的满满一握的家中所有的钥匙就知道了。
1962年3月7日，宋庆龄从上海龙华机场乘飞机前往北京。她在北京，心系上海，情牵李姐，时刻惦记着她的身体健康和工作情况，设身处地为她着想，不忍心让她再做劳累的工作。5月10日，宋庆龄特地从北京致信周和康作出相关指示：
周同志：
接李同志七号的来信，藉悉家中情况，又知她的健康日有进步，并已做了许多清洁工作，我很安慰和高兴。 但是，李同志的身体刚好转，并血压高，工作不宜过于疲劳，请你转告她不要蹲下去打地板腊（蜡）。这些用气力较多的工作，还是请别位同志做做吧。希望她好好休息，早日完全恢复健康。
我仍腰背痛，关节炎痛等，尚在按摩及服药治疗中。
祝
同志们均好！
宋庆龄
1962-5-10
然而，因为当时正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整整5年过去了，何元光行凶杀人一案还是迟迟没有结案，致使宋庆龄感到焦急和不安。为此，1967年6月27日，她又从北京亲自致信周和康，并在信中另附一信，请周和康把信当面交给时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的张春桥，请张春桥亲自关注此案。全信如下：
周和康同志：
李燕娥同志是一个无亲人的孤独的妇女，在旧社会里受尽了迫害，我从来未对你们讲过。解放以后，她又受到何犯的侮辱，你是知内情人之一。她遭何犯的恶毒手后，据钟兴宝同志说，经常在屋里暗自哭泣，不让我知道，怕我为她难过。对她这样一个旧社会里受尽苦难，新社会中又遭到何犯的欺侮的妇女，必须使她亲身体会到人民当权时代的光明，使她真正懂得真理站在谁的一边，使她知道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对何犯，因此决不能由他蒙混过关，就此漏网。正因为这样，很想亲自到上海向张春桥同志面谈全案经过。但是由于这里有任务等原因，不能离开北京，只好写就一封信寄给你，由你把信面交张春桥同志。我深信，你一定会尽你的力量的。我们务必尽力使这一案件得到正确的结论。
此致
革命的敬礼
宋庆龄1967.6.27日
附言：请看完信后将（信）封好送去。谢谢！
宋庆龄的来信，谈到李燕娥的不幸身世和她遭到何犯毒手后经常躲在自己房间里暗自哭注，她为此深为不安，提出要依法严惩何犯的不法罪行。周和康看完此信后，即遵照宋庆龄的指示，立即封好信口，于1967年6月29日亲自送往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交由黄振家签收。这个签名，始终保留在周和康的收文簿上。
信送出不久，市革会公检法组即派人前往淮海中路宋庆龄寓所了解情况，由周和康向来人汇报李燕娥案件的全过程，当时张建俊和王宝兴一起参加了汇报会，发言补充案件现场情况。大家一致要求公检法依法办案，严惩何元光的不法罪行。
李燕娥身负重伤之后，虽经华东医院抢救脱险，但还是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她为此经常要头昏目眩，颇感不适，以致日常生活也不能完全自理。宋庆龄对此十分关心，请华东医院继续治疗，还希望有人在她身边有个陪伴。于是，宋庆龄建议让李燕娥的养女李园住到上海家中，帮助李燕娥处理一些日常生活琐事。
1973年6月17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里以便条形式向周和康作了亲笔指示：
周同志：
因李燕娥同志近来的身体不好，我看她需要她的女儿李园从本月19日起住进来照顾她一下才好，等我回来后再讲。
宋 1973.6.17
但是这个养女，不太争气，好吃懒做，不愿意积极主动地去照顾李燕娥的日常生活，每天连倒洗脚水等事都不肯做，拖拖拉拉，敷衍了事，使宋庆龄大失所望。特别是1979年4月8日李燕娥患了宫颈腺癌后，李园对她依然照顾不周，很不得力。为此，1981年李燕娥逝世后不久，宋庆龄指示让李园搬出了上海寓所。
厨房血案发生后，宋庆龄对李燕娥更加亲密有加了，她与李燕娥平起平坐、亲如姐妹的举止与品格，进一步折射出了她的崇高品德和人格魅力。
秋天是鸽子们产蛋的季节，也是工作人员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宋庆龄总要和大家一起玩她独创发明的“藏蛋”游戏。
鸽子产蛋季节一到，宋庆龄就要命钟兴宝与李燕娥把鸽蛋细心地收集起来，积蓄多了，利用游戏的方式，把鸽蛋分到大家手中。
游戏很简单，也很热闹。开始前，宋庆龄先把全体工作人员“禁闭”在家中，然后她一人提着一篮染成各种颜色的煮熟了的鸽蛋和鸡蛋来到花园里，把一只只彩蛋秘密地分藏于花丛草坪里与假山石之间。然后宋庆龄回上小楼，向众人宣布游戏开始。一声令下后，众人便快乐地蜂涌向花园里寻找，以谁寻找最多者为优胜。每当这时，宋庆龄便倚在二楼阳台上，居高临下，快活地观看众人争相寻找鸽蛋。
钟兴宝个子小，灵活，每次寻蛋游戏中，数她寻找到的鸽蛋最多，常常是满载而归；李燕娥身体肥胖，反应迟纯，眼力又差，所以，数她寻到的彩蛋最少。一场游戏结束，她只能寻到几枚，且还是色彩最鲜艳的。于是，在检阅战果时，宋庆龄总要为李燕娥动上恻隐之心，几乎每一次结束后，她都要向钟兴宝“借”上些许，然后转送给李燕娥。可是，说是“借”，却从不见宋庆龄还给钟兴宝。为此，钟兴宝只能埋怨宋庆龄对李燕娥“偏心眼”。据周和康回忆：
“每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李同志的生日。据我所知，首长从未忘记过。届时，首长住在上海家里，提前几天，就嘱咐我到上海大厦预订一只奶油大蛋糕，上面裱有‘生日快乐’的红字，连同两大包广柑、苹果，送给李同志作为祝贺她生日的礼物。宋庆龄还和大家一起吃寿面，为李燕娥祝寿。
“当首长住在北京时，在李同志生日前几天，她一定会有一封亲笔信来嘱咐我照例为李燕娥祝寿。”
在平时的生活上，宋庆龄对李燕娥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有时都入夜上床休息了，宋庆龄也会悄悄地走进李燕娥的卧室，轻轻地替她掖掖被褥。鉴于李燕娥人胖体重，她原来睡的一张铁床较高，上、下床不太方便，为了安全起见，宋庆龄嘱咐周和康到家具厂去，为李燕娥特地设计定做了一张低矮适宜、上下方便的席梦思床，使李燕娥得到了一种老年人特有的满足，舒舒服服地睡了十多年，直到她与世长辞。
宋庆龄不仅在日常生活上关心体贴李燕娥，在政治上也经常勉励她努力学习，提高文化。她常不惜抽出时间，手把手地亲自教李燕娥读书识字；宋庆龄到北京工作时，也经常从北京寄来《人民画报》《中国建设》和学习资料，并将有关重要报道，亲自用红笔划出来，提醒李燕娥着重学习。为了让李燕娥能及时收听广播，宋庆龄还把自己一只喜爱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赠送给她使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