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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母亲做赤脚医生这一行当，是跟我一远方的爷爷学的。那时母亲年轻，长得好看，在周围村子里东奔西走，免不了有些害羞。而且她也认识了父亲，觉得女人家每天去外村抛头露面终会让人风言风语，所以干脆将“事业”驻扎在村里，跟做了一辈子接生婆的张婆婆学习接生，并很快接了她的班，成为我们村新一代的接生婆。那时，母亲不过刚刚生完姐姐，而我，尚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接生婆在女人们热衷生孩子的七八十年代，看上去是一门出力也讨好的活计。好像现在的某个肥差，有油水可捞。至少每次母亲花费一晚上接生完后，生了孩子的人家，会在第二天提了一书包的东西来感谢。那书包里装了染成胭脂红的鸡蛋，红糖，饼干，或者面饼。我最喜欢吃的是面饼，在薄薄的鏊子上摊成的面饼，纸一样铺开来，而后洒上红糖或者白糖，卷起来，咯吱咯吱地，香甜极了。我吃这些的时候，完全想不到那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还有婴儿家里的悲欢。我只觉得那是母亲挣来的好吃的，至于大人们聊起的女婴母亲的哭泣，婆婆的叹息，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若是男孩呢，母亲这一天也会跟着兴高采烈似的，说什么都高门大嗓地，而且会到大街上走上一圈，作为“新闻部发言人”一样，将某家生了一个男孩的消息，第一个传递给全村的人。一夜没有好好休息的母亲，似乎毫无疲惫，而我也跟在母亲的屁股后面，听她跟女人们聊起接生时种种惊心动魄的细节。
生了男孩的人家，给送的礼物，要好得多，有时候还会有几尺好的布料，我会央求母亲将布料给我做成短裤或者衬衫，而后跑到学校里炫耀一番。同龄的伙伴里面，阿秀是母亲给接生的。阿秀因此总是怯着我一分，我穿了新衣服去学校，她会第一个跑来称赞漂亮。我也得意，孔雀一样在阿秀面前转上一圈，而后话也不说一句，就蹦蹦跳跳地跑开了。
我知道很多与阿秀有关的秘密，而这，是阿秀最不愿提及的。比如母亲告诉我说，阿秀生下来的时候，瘦得吓人，她妈差点就不想要她了。因为阿秀的上面已经有了三个姐姐，所有人都盼着阿秀会是一个男孩，结果还是没用的女孩，以致于阿秀满月都没有给过，只象征性地染了几个红鸡蛋，给母亲送了过来。那时母亲也正怀着我，为了给阿秀的母亲接生，在牛棚里蹲了一夜没有合眼。阿秀家穷，为了避开男人们，只能将阿秀母亲给抬到牛棚里去生。牛棚里到处都是蚊子，我在母亲肚子里，大概也觉得又痒又困，不耐烦地胡乱踢腾着母亲的肚子，让母亲头晕脑胀，有些支撑不住。
所以阿秀一不听我话的时候，我就会将阿秀出生后全家都不高兴的事情，吓唬她要张扬出去。阿秀被我一吓唬，就害怕了，乖乖地听从我的命令，比如上学的时候记得喊我，放学的时候，也要等着我一起回家。晚上没有蜡烛了，会分我一块朽木，又帮我滴上蜡烛油，而后点上火，照明回家。
为了阿秀肯跟我做更长久一些的朋友，我常常会刨根问底地让母亲给我讲一些关于阿秀出生时的故事，这种欲望比我对自己出生时的了解，还要强烈。好像我得知了阿秀的出生，便能够洞穿她的一生一样。更何况，阿秀的出生，紧连着我的呱呱坠地，我们一前一后，抵达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许早就在娘肚子里，便有了某种隐秘的约定。
阿秀的母亲怀她的时候，据说是求了送子观音的，母亲跟阿秀的母亲交好，两个女人都希望肚子里的孩子，会是一个“带把儿的”。阿秀母亲还说，如果我的母亲能给她接生到一个顶梁柱，她会多给我家送一篮子鸡蛋。我们家当然是不缺这一篮子鸡蛋的，所以阿秀也就没能让她娘如愿以偿地争一口气，照例在生完阿秀满月后，就下地去收了玉米。至于阿秀家给挺着大肚子接生的母亲的报酬，是一篮子白面饼，外搭配几个可怜的小鸡蛋。我猜测那省下来的鸡蛋，连阿秀母亲也未必能够吃上，全让阿秀奶奶拿去换油盐酱醋了。阿秀奶奶小脚，会过日子，就连母亲去接生，都没有一杯茶喝，一晚上只不断地添着白开水。我在母亲肚子里都觉得寒酸，用脚丫子发出抗议了，阿秀奶奶照例颤悠着一双小脚，在院子里忙来忙去，始终不给母亲一点吃的，好像母亲不是给他们家免费干活的，而是来讨要吃喝的一样。阿秀奶奶厉害，阿秀母亲怕她，在没有生出男孩之前，别指望阿秀奶奶会高看一眼。当然，连带母亲这接生婆，也跟着存了疑，不知技术是高超还是低劣。
结果当然证明，母亲的接生等级，是不值得嘉奖任何多余的物质的。尽管阿秀难产，差一点她胎死腹中，连带她娘也送了命，若不是母亲紧急施救，完全不顾自己也即将生产，阿秀家就失去了未来的两个女劳力。
阿秀还没有出满月，我就紧跟其后，来到了这个世界。给母亲接生的，当然是她的老师，那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被尊为村中祖师爷一样高的位置，不仅仅是因为她年龄大，更主要的，是村子里比她小十几二十岁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是她亲手接生的。在乡下，接生婆的位置，如果混到全村男女都出自她手的级别，便可以坐享其成了。即便已经不再出山，也照例会有人过年过节的时候，给提了好吃好喝的过来，一为拜寿，二为感谢。那年月大家不怎么相信医院，不像而今，好像生孩子是世界上的头等大事，一定要医生过目且收下红包了，家人才会放心。那个年代，生孩子跟牛生牛犊、羊生羊羔一样，既不稀奇，也不困难。似乎女人们蹲下屁股，一使劲，就能将孩子给拉出来了。尽管有难产案例，但最后一样将那一坨肉给整了出来。
而我的出生，大约因为母亲在给阿秀接生时，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以致于母亲有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痛苦，才虚弱地将我带到这个世界。用母亲的话说，应该跟阿秀一样，也算是难产，差点要了她的命。当然多亏母亲师傅医术高明，挽救了母亲，更挽救了我。
所以在这一点上，阿秀母亲欠我们家一篮子鸡蛋，阿秀也欠我的。我在她的屁股后面出生，也注定了她要成为我的跟屁虫，用时不时的讨好，来堵住我听来的那些内幕与秘密，防止它们更广地扩散开来，让她伤心难过，在人前没有面子。
我无法得知自己出生时，母亲的疼痛有多么剧烈。但我记得清晰，我的一个小妹的出生，带给我的慌乱。那年我也就六岁吧，是一个夏天的风雨之夜。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不好的故事，都发生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但我却至此对雨夜格外敏感，听见雨声，便会想起那晚小妹的哭声，母亲痛苦的呻吟，还有接生婆的叹息，以及前来等着抱走孩子的远方亲戚的欢喜的模样。在我出生以后，父母便希望再要一个男孩。事实上，他们大约希望我能是一个男孩的吧，这样便会停止继续造人的脚步，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改善家中经济条件上。可惜，我这么不争气，没能让母亲在人前显得体面一些，有荣耀一些，他们也只能继续努力造人。大约，小妹还在肚子里的时候，父母就已经预感到了她是一个不能传宗接代的女孩，所以就给她安排好了去向，让远方一家没有女孩的亲戚，在生产的当天，来到我们家，等候小妹的出生。当母亲在床上疼得翻来覆去的时候，我坐在隔壁的床上，紧张得不敢喘气，怕一喘气，母亲就没有了，那个肚子里的孩子，也没办法安全地来到这个世界。我尚不知遠方亲戚来家的意图，却朦胧中感觉到不祥的征兆，似乎，他们会带走什么。 小妹呱呱坠地的时候，我听见接生婆叹息：又是个女孩。一个“又”字，让我觉出自己生命的低贱，似乎，父母一个又一个地生育孩子，而不顾更好的生活，完全是我和姐姐的错误。我们无法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不能让父母在人前骄傲地抬起头来，不能让他们老去后有所依靠。我甚至难过地用被子蒙上头，不想听小妹的哭泣。当然，我也没有听多久，小妹就被远方亲戚给包裹好，冒着雨夜，坐车离开了。
是的，小妹是坐车离开的，她似乎比我生活优越。几年后我跟随父亲去她的家，她对我一无所知，我却嫉妒她幸福的物质生活，甚至想，那时母亲要是将我送给有钱的远方亲戚家多好，既因为家里没有女孩而备受宠爱，又因为生活富裕而可以得到我无法企及的梦想中的一切。我记得回来后我还难过了许久，而母亲在听父亲讲述那个跟我长相极其相似的小妹的琐碎后，躺在夏日的凉席上，忽然就抱住了我。我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感觉到母亲和我一样，那一刻，孤独极了。
几年后，我又历经了一个陪伴母亲临盆的夜晚。那是弟弟的出生。接生的依然是村子里那个德高望重的老太太，整个过程，她都有说有笑，似乎已经十拿九稳，这次会是一个给家族带来荣耀的男孩。老太太无疑是接生婆中，心理素质很好，且能稳妥地控制产妇情绪的心理医生。她时不时地用一些笑话，逗引疼痛中的母亲。那些故事，让母亲身体的疼痛减轻，不知为何，却让我觉得有些难过。好像那一刻，我成了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父亲在帘子外焦急地等待，并用不停歇地做家务，忐忑不安地迎接上天的又一次安排。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听母亲低一声高一声地呻吟着，好像有很多的针扎进她的身体，让她无法忍受。说起来，这已经是母亲第四次生孩子了，但与我一样疼痛点很低的她，依然像第一次生育一样，说着一些“以后再也不生了”之类的胡言乱语。接生的老太太不管母亲说什么，都始终乐呵呵的。我想大约母亲打老太太几个拳头，神思混乱中再骂她几句，她也会好脾气地坐在床沿上，握着母亲的手，给母亲最强有力的安慰。
母亲在那一刻，会不会想到我的姥姥呢？我不知道，也从未见过生育了母亲的姥姥。我只知道母亲还未出嫁，姥姥就已经去世。母亲从此很少回到自己的故乡；尽管，她的故乡距离父亲的村子，也不过是一个小时的车程。二十多年后，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在最疼痛的时候，我想起了母亲，也忽然间明白，母子连心，母亲的疼痛有多剧烈，她思念故乡和姥姥的欲望，便有多么强烈。
弟弟响亮的哭啼划破夜空的时候，我听到满屋子的人都在说笑。姐姐已经在我身边睡过去了。我下了床，悄无声息地掀开帘子，看到母亲满身大汗地虚弱地躺在床上，她的旁边，是一个浑身皱缩如核桃一样的婴儿，那是我的弟弟，因为他是男孩，从此便有了与我不同的命运。忙碌中，那老太太抬头看到我，笑道：丫头，你要是个男孩，就不会要你弟弟了。我听完这句，心里酸酸的，有些难受，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拼命地要涌出来。我用力吸了吸鼻子，但那眼泪，还是很没出息地流了出来。
八十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并未阻挡村人生育的高涨的热情。偶尔有来找母亲堕胎的，要么是孩子太多了，实在养不起，要么是有了两三个儿子，这辈子够忙活着给娶儿媳妇的了。某年夏日夜晚，邻村有一个男人，骑自行车带着媳妇找母亲堕胎。记忆中男人有年轻帅气的面容，他跟父亲在院子里聊天，都是些轻松的话题，关于粮食关于庄稼关于收成关于天气，他们还在煤油灯下笑起来。那笑容被灯光晃着，有些诡异。我避开他们，假装去房间里拿蒲扇，而后悄悄掀开了帘子。我看到昏黄的灯下，母亲将一个细细长长的东西，伸进女人两腿之间，掏挖着什么。地下的盆子里，有血肉模糊的一团，好似骇人的眼睛，惊恐地瞪视着我。床上的女人，像生育小妹时的母亲，疼痛地喊着，那喊叫是压抑住的，好像怕什么人会将她带走一样的压抑。而母亲，则成为她的师傅，温柔地安慰着女人，那种耐心与温柔，让我甚至嫉妒躺在床上的女人，她竟然比我命好，可以让母亲如此柔声细语地与她说话。
女人堕完胎后，只是休息了片刻，便趁着夜色，坐了男人的自行车，消失掉了。这些堕胎的女人，我很少见她们会提什么喜庆的鸡蛋，送给母亲。母亲在此事上，似乎也有十二分的同情心，从未计较过什么，好像她就是乡下乐善好施、有求必应的菩萨。她甚至在每次堕完胎后，会心情抑郁上几天，路过那团连人形也没有长成的被埋在门口的血肉，会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而后低头走过。
我知道母亲在那一刻，是想念某一年，她因为超生，被妇女主任拉到医院，实施节育手术并流掉的某个不知男女的孩子了。
村子里究竟有多少孩子呢，我始终没有数清。我只知道母亲在接生完一个又一个的孩子之后，忽然有一天，因为大家有了钱，要去医院接受更好的接生待遇，而被村人们渐渐遗忘。我们家的红鸡蛋和白面饼，也慢慢地稀少，直到有一天，终于没有人再想起母亲这位乡村里的接生婆。她曾经做过接生的过往，也随了老去的村子，成为只有我还清晰记着的传奇。
死
村里某个老人一去世，邻居家的郑大便开始莫名地兴奋。
郑大是村里红白喜事的司仪，只要有他在，这丧事或者喜事便可以进行得体面而且顺利。但他的脑袋总是歪着，形象有些不好，于是不成文的规定，便是丧事都会找他，喜事则拐弯抹角地，将他给忽略掉了。所以郑大便更珍惜这丧事的主角地位，常常主人家还没有请他过去，他自己就巴巴地上了门，以不容置疑又略带商量的口气，对着还没有从悲伤中缓过劲儿来的主人，探讨怎样将丧事办得排场一些，风光一些，让村里人瞧得起一些。
我一点都不羡慕郑大，但我羡慕郑大的儿女们，他们会在整个丧事的过程中，有吃有喝，就好像地主家的孩子，忽然间在那几日里，都长得肥头大耳起来。小孩子是不懂得大人们的悲伤的。当然，也可能，大人们根本就不悲伤，人死了，如果是无疾而终，那就是一件喜事，会像结婚一样，任由郑大和他的下手们，大操大办，让那已经去了阴间的人，明白阳间是多么卖力地为他（她）的轻松离去，做足了文章，挣得了颜面。
小孩子有独属于自己的快乐，在丧事开始的那一天，我会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爬到墙头上去，或者某一棵能看到院子里全景的大榆树上，再或直接钻到人来人往的院子里，静候丧事的开始。不知是我们人小，不足以引起大人们的注意，还是大人们愿意我们这些小屁孩儿们围观，给丧事增加一点人气，不管我们站在哪里，人家吊唁的堂屋里，还是堂屋外面搭起的棚子里，或者做丧宴的厨房里，大人们都不会赶我们走。有时还会派我们去干一点活计，比如买个针头线脑的小玩意，或者趁机塞我们嘴里一大块肉。肉当然是肥的，流着油，但那时的小孩子没有觉得肥肉太腻的，相反，在宴席开始的时候，那端上来的一大碗肥肉，大多都是小孩子们给分吃了。每一个小孩都吃得油光满面的样子，好像这辈子就吃这么一次肥肉，或者吃完这顿肥肉，就要壮烈牺牲了一样。反正父母都给了份子钱，抢一片肥肉吃，也是理所应当。否则，这样全村人出动参加的节日里，不吃不喝，假装矜持，不被人笑話才怪。即便人不笑话，那个死去的人，也会不悦，好像我们嫌弃了他家的饭菜一样。 当然，我们并不是冲着这一顿饭才来守候一天的。丧事上有的是好吃好喝好玩好看好听的玩意，足够我们玩乐一天，到天黑丧事结束后才肯回家。光那“守棚人”的各式哭相，就够我们乐一阵子的。没有人前来吊唁的时候，守棚的主人们就会披麻戴孝地聊天，或者假装面容严肃地跪在席子上，回忆逝去家人的音容笑貌，再或彼此商量着，这一场丧事的细枝末节，有没有不周到的琐碎地方，是否无意中得罪了某个吊唁的亲戚。他们头抵着头，嘁嘁喳喳地说着，更让我们觉得兴奋与好奇，很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怎样好玩的故事。这样的八卦，村里的女人们更是喜欢。因为这基本上是下一场丧事来临之前，村子里最值得咀嚼回味的谈资。如果错过了哪一节，那跟错过了评书里的某段重要的情节一样，让人遗憾。当然，这种遗憾，很快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被别的女人们给补充完整。
相比起这样的八卦，守棚人的哭声，颇有插科打诨的感觉。只要那主事的人在门口大声地一喊，报告某个重要人物的来临，那棚子底下，立马传来整齐划一的哭声。我想如果这是喜事，那哭声一定会换成兴奋的叫好声。左右两排守棚的人里，男男女女都有，大人小孩也都齐全，所以那哭声便听上去很像一首大合唱，凄凄哀哀的，一下子便感染得来客也捂着半张脸，一路哭将上来。那守棚的人里，哭爹的也有，喊娘的也有，甚至还有哭姐姐的，可是，他们明明是死了父亲的。所以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为何爹死了，一定要哭娘？也或许，是太伤心了吧，已经分不清死去的是谁了，只知道在来吊唁的人面前，表现出十二分的热情来哭，以便让来人意识到丧事的重要，和他们内心无法抚平的痛苦。
堂屋里那两个围着纸钱箱子，主打送纸钱给逝者的女人，不会哭得这么夸张。她们的哭，呜呜咽咽的，很是内敛，又带着些真诚与感伤，所以更容易触动来人的内心，进去看见那镜框里的黑白遗像，又被两个女人的哭声一感染，便将大门口就开始的哭声，转换成了让人动容的眼泪。而这相对比较封闭的堂屋里，也成为来者与逝者最好的交流的地方。我喜欢悄无声息地溜进门去，看墙上去世的那个人，以特别庄严的面容，注视着热闹的庭院里，儿女们穿梭来往。村里人都说，人的遗像，都是在去世以后拍摄而成的。我便一直好奇，去世的人眼睛，怎么会睁开着呢？村里人便回答我说，因为眼皮是被细细的高粱秸给撑开着的。这样的回答，让我觉得更为诡异，再看那墙上放大的遗像，便生出了恐惧，似乎那微笑的眼睛，在暗含深意地看着我，或者，会像老人们说的，能将我的魂魄一起带走。于是我便不敢再继续看了，一低头，退出堂屋，混入快乐的人群里去。
中午的时候，院子里快要站不住脚了。人群都跑到墙头上、麦秸垛上、院墙外的高树上去了。我人小灵活，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总能逢着好时机，一下子挤到丧事的焦点———吹唢呐的班子旁边去，以最近的距离，观看唢呐班的精彩演出。唢呐班当然是主人家花钱从乡镇上请来的。一个班底大约有四五个人，其中，总有一个漂亮的女人，类似于时下乐队的主唱角色，那主唱是整场婚事让人瞩目的焦点。男人们喜欢多看几眼这能歌善舞的女人，她的一笑一颦，好像电视里好看的演员，含着娇羞，带着妩媚。男人们站在墙头上，一起叫好，一曲完了，再要一曲，而且无休无止地点播节目，将那些暧昧的情歌，一首一首地全唱完了，他们还是不肯罢休。不过唢呐班里，总有一个男主唱，会站起来怜香惜玉，保护这女主唱的嗓子，让她休息一会，自己接班，来点荤的调剂观众的口味。这唢呐班唱得好不好，跟主人家给的钱多钱少，也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如果钱多，他们当然会卖命地弹啊唱啊吹啊，女主唱也会宽容男人们的荤言荤语，或者调戏的眼神。如果钱少，他们就总是找了理由，歇上一会，这样的间歇，会让丧事的整个节奏，也跟着萧条冷清起来，以致于主人家的脸色有些挂不住了，匆忙赶来，中间给点小费，这才让快要熄下去的火焰，又继续旺旺地燃烧起来。
这些活计，当然都是郑大和他的跟班们操劳布置的。他总能从拥挤的人群里，发现那些不和谐的音符，并及时地汇报给主人家，而后再给出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所以郑大比任何人都要牛逼哄哄，嗓门也比平日大了许多。而他的儿子郑小印，在我们小孩子中的威望，也跟着提高了一倍。外人不能随便出入的厨房，郑小印完全可以凭借郑大的知名度，嗖一下钻进去，捏一块猪肝出来。于是我们便在门口，流着口水看郑小印趾高气扬的样子，看上片刻，知道那猪肝也到不了自己的嘴里，也便罢了，咽下一口唾液，继续看唢呐班的女人，在接了小费后，喝一口好茶，吃几口点心，又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
等着那戏在院子里唱得差不多了，宴席上也只剩了杯盘狼藉，我与其他小孩子们渴盼的事情，便是抢花圈的乐趣了。这一活动大约在下午的三点半以后，有了点滴的苗头。那时跟主人家关系好的小孩子，早就通过大人疏通好了关系，定下了谁扛白马，谁举纸钱箱子，谁拿最大的花圈，谁又第一个“占领”田野里的坟头。之所以如此积极热情，当然是有小费可以拿的，主人家会给每一个扛花圈的孩子，发五毛钱作为感谢。五毛钱在那五分钱一个冰棍的年代，几乎可以算得上我们小孩子手里的巨资了。只是因袭下来的传统是，扛花圈的只能是男孩，所以我这样的女孩，就只有眼睁睁看着他们一拥而上争抢的份儿了。不过赶在他们出门的时候，瞅准时机，摘一朵自己喜欢的纸花，也是一件好玩的事。那纸花做得漂亮极了，如果幸运，我常常可以抢到四五个纸花，红的，黄的，蓝的，紫的，拿回家去插在酒瓶子里，可以欢欢喜喜地看上好一阵子。
下午四点，唢呐一阵悲天悯人的响声之后，院子里的人们，便开始一窝蜂朝外面走。于是整个村子里就沸腾起来，通往村口的大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队伍像一条无限蜿蜒的长龙，首尾皆看不到头。郑大当然是领头羊一样，风光地走在最前面的。他对每一个程序都了如指掌，整个的队伍，就是他手下的千军万马，他想让他们在什么时候停，就在什么时候停；想让主人家的儿女亲戚们啥时候哭，他们就得啥时候嚎啕大哭。所以郑大的声音几乎有穿透整个村子的魄力和气势，不管那哭丧的队伍有多么悲痛，都能够清晰地捕捉到郑大的指令，在该摔陶罐的地方，绝对不会多行一步，一定是话音刚落，那长子便举起罐来，一次摔個粉碎。摔完了整个队伍立刻站起来，将凄惨的哭声，缭绕整个的村庄。 儿女的哭声，也是有讲究的。我总觉得他们事前都排演过如何哭丧，否则，如何会表演得那么动人心扉？那鼻涕流得越长，眼泪溢得越多，将双手拍打得膝盖越响，越发证明自己的孝心比别人更多。女人们更厉害，常常哭得喘不过气来，两三个人架着胳膊，都抬不起她们来，好像她们要长到地上，或者马上哭晕过去了。大人们都啧啧有声，称赞那些哭得动情的子女，我却站在高高的土堆上，一边好奇地观看女人们的夸张表演，一边乐得肚子疼，好像那些女人们的鼻涕眼泪，是专门为取悦我而流的。
唢呐在这时候，是最热情昂扬的。不过我怀疑那是因为他们很快可以拿到薪水，回家去见老婆孩子了，所以才那么卖力地唱啊吹啊，吹得腮帮子鼓鼓的，好像塞着两颗甜蜜的大红枣，那枣含在嘴里，还不舍得咽下去，一定要瞪着眼珠兴奋地炫耀着，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场丧事马上就要抵达高潮，并到达尾声了。这时候女主唱的歌声，都是朝悲壮里唱的，要让那哭丧的儿女们，意识到马上就要离开逝去的老人了，所以如果可以，还是将那哭声，再掀起一阵高潮吧。看丧事的队伍，摩肩接踵的，有女人们会跟着一起哭，好像自己死了亲人一样。小孩子们也下意识地握紧了妈妈的手，怕被什么人给一起带走了似的。我看着队伍走出了村子，朝村外主人家的田地里行去，忽然觉得有一丝的惆怅，涌上心头。
有些人看得累了，会陆陆续续地回了自己的家，关起门来，指点一番这场丧事的好与坏。我却一定要跟着去看最后的结局，好像不看那包着红布的骨灰盒，入到坟墓里去，而后埋上泥土，筑起新坟，就觉得丧事没有结束似的。
最先抵达坟墓的是那一帮举着花圈的男孩们，他们早就将花圈铺满了坟墓周围的麦田。那个事先被挖出的坟墓，并不太深，一个大人跳下去，还能看得到脑袋在地面上诡异地移动。等到骨灰盒被几个人一起徐徐地放下去的时候，唢呐声和哭声忽然间大作，黄昏已经来临，夕阳如血，染红了天空上的大片云彩。稀少的看丧事的人群，让坟墓看上去更加地孤寂和凄凉。常常在骨灰盒下放的过程中，那些儿女们会触景生情，扑上去拦住，好像那骨灰盒拦下来了，人也能跟着起死复生。一切在郑大的安排下，当然是有条不紊，不管女人们怎么歇斯底里地哭喊，黄土还是一锨一锨地被铲进了坟墓里，并堆出一个漂亮的坟头来。而那些散落的花圈，也被插在坟头上，被大风一吹，发出稀里哗啦寂寞的响声。
那新坟立在广袤的原野之中，在黄昏里看上去有些孤独。尽管它的周围，有许多这样大大小小的坟墓，陪伴着它。那些坟墓下的死者，也大抵是跟这新逝去的老人，有过这样那样的交往，或许，曾经是亲戚也不可知。而今，他们又在地下重逢，像以前在人世一样，唠唠叨叨，说长道短，或者，谈论自己这一场丧事，被儿女们办得是否还算是体面周全。
唢呐声停止之后，人群散去的速度，比田野里的风还要迅速，包括哭丧的儿女们。他们大约要回去处理很多的琐事，包括分摊这一场丧事的费用，或者将买下的成批的做孝衣的白布，分给每一家，回去做成棉被的里子，或者纳鞋底的布料。当然，也会将欠下扛花圈的小孩子的五毛钱，给一一都还清了。
我总是飞快地跑回村子里去，好像后面有鬼火在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一样。晚上睡觉，母亲帮我扇着蒲扇，我总是会问她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那个死去的人真的能喝到瓦罐里的汤水吗？比如坟墓里的鬼魂会跑回家去看一眼哭肿了眼睛的儿女吗？母亲总是用蒲扇拍打一下我的屁股，不耐烦地呵斥道：睡觉！
夜晚的村子，静谧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白日丧事的喧嚣，被虫子的叫声给清洗过后，愈发地淡了。我忍着被母亲拍打的疼痛，乖乖地闭上眼睛，很快就睡过去了。
责任编辑柳江子
作者简介：安宁，女，生于八十年代，山东人。已出版作品25部。代表作：《我們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遗忘在乡下的植物》《乡野闲人》。在《十月》《北京文学》《作家》《天涯》等发表小说散文剧本评论400余万字。现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内蒙古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母亲做赤脚医生这一行当，是跟我一远方的爷爷学的。那时母亲年轻，长得好看，在周围村子里东奔西走，免不了有些害羞。而且她也认识了父亲，觉得女人家每天去外村抛头露面终会让人风言风语，所以干脆将“事业”驻扎在村里，跟做了一辈子接生婆的张婆婆学习接生，并很快接了她的班，成为我们村新一代的接生婆。那时，母亲不过刚刚生完姐姐，而我，尚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接生婆在女人们热衷生孩子的七八十年代，看上去是一门出力也讨好的活计。好像现在的某个肥差，有油水可捞。至少每次母亲花费一晚上接生完后，生了孩子的人家，会在第二天提了一书包的东西来感谢。那书包里装了染成胭脂红的鸡蛋，红糖，饼干，或者面饼。我最喜欢吃的是面饼，在薄薄的鏊子上摊成的面饼，纸一样铺开来，而后洒上红糖或者白糖，卷起来，咯吱咯吱地，香甜极了。我吃这些的时候，完全想不到那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还有婴儿家里的悲欢。我只觉得那是母亲挣来的好吃的，至于大人们聊起的女婴母亲的哭泣，婆婆的叹息，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若是男孩呢，母亲这一天也会跟着兴高采烈似的，说什么都高门大嗓地，而且会到大街上走上一圈，作为“新闻部发言人”一样，将某家生了一个男孩的消息，第一个传递给全村的人。一夜没有好好休息的母亲，似乎毫无疲惫，而我也跟在母亲的屁股后面，听她跟女人们聊起接生时种种惊心动魄的细节。
生了男孩的人家，给送的礼物，要好得多，有时候还会有几尺好的布料，我会央求母亲将布料给我做成短裤或者衬衫，而后跑到学校里炫耀一番。同龄的伙伴里面，阿秀是母亲给接生的。阿秀因此总是怯着我一分，我穿了新衣服去学校，她会第一个跑来称赞漂亮。我也得意，孔雀一样在阿秀面前转上一圈，而后话也不说一句，就蹦蹦跳跳地跑开了。
我知道很多与阿秀有关的秘密，而这，是阿秀最不愿提及的。比如母亲告诉我说，阿秀生下来的时候，瘦得吓人，她妈差点就不想要她了。因为阿秀的上面已经有了三个姐姐，所有人都盼着阿秀会是一个男孩，结果还是没用的女孩，以致于阿秀满月都没有给过，只象征性地染了几个红鸡蛋，给母亲送了过来。那时母亲也正怀着我，为了给阿秀的母亲接生，在牛棚里蹲了一夜没有合眼。阿秀家穷，为了避开男人们，只能将阿秀母亲给抬到牛棚里去生。牛棚里到处都是蚊子，我在母亲肚子里，大概也觉得又痒又困，不耐烦地胡乱踢腾着母亲的肚子，让母亲头晕脑胀，有些支撑不住。
所以阿秀一不听我话的时候，我就会将阿秀出生后全家都不高兴的事情，吓唬她要张扬出去。阿秀被我一吓唬，就害怕了，乖乖地听从我的命令，比如上学的时候记得喊我，放学的时候，也要等着我一起回家。晚上没有蜡烛了，会分我一块朽木，又帮我滴上蜡烛油，而后点上火，照明回家。
为了阿秀肯跟我做更长久一些的朋友，我常常会刨根问底地让母亲给我讲一些关于阿秀出生时的故事，这种欲望比我对自己出生时的了解，还要强烈。好像我得知了阿秀的出生，便能够洞穿她的一生一样。更何况，阿秀的出生，紧连着我的呱呱坠地，我们一前一后，抵达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许早就在娘肚子里，便有了某种隐秘的约定。
阿秀的母亲怀她的时候，据说是求了送子观音的，母亲跟阿秀的母亲交好，两个女人都希望肚子里的孩子，会是一个“带把儿的”。阿秀母亲还说，如果我的母亲能给她接生到一个顶梁柱，她会多给我家送一篮子鸡蛋。我们家当然是不缺这一篮子鸡蛋的，所以阿秀也就没能让她娘如愿以偿地争一口气，照例在生完阿秀满月后，就下地去收了玉米。至于阿秀家给挺着大肚子接生的母亲的报酬，是一篮子白面饼，外搭配几个可怜的小鸡蛋。我猜测那省下来的鸡蛋，连阿秀母亲也未必能够吃上，全让阿秀奶奶拿去换油盐酱醋了。阿秀奶奶小脚，会过日子，就连母亲去接生，都没有一杯茶喝，一晚上只不断地添着白开水。我在母亲肚子里都觉得寒酸，用脚丫子发出抗议了，阿秀奶奶照例颤悠着一双小脚，在院子里忙来忙去，始终不给母亲一点吃的，好像母亲不是给他们家免费干活的，而是来讨要吃喝的一样。阿秀奶奶厉害，阿秀母亲怕她，在没有生出男孩之前，别指望阿秀奶奶会高看一眼。当然，连带母亲这接生婆，也跟着存了疑，不知技术是高超还是低劣。
结果当然证明，母亲的接生等级，是不值得嘉奖任何多余的物质的。尽管阿秀难产，差一点她胎死腹中，连带她娘也送了命，若不是母亲紧急施救，完全不顾自己也即将生产，阿秀家就失去了未来的两个女劳力。
阿秀还没有出满月，我就紧跟其后，来到了这个世界。给母亲接生的，当然是她的老师，那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被尊为村中祖师爷一样高的位置，不仅仅是因为她年龄大，更主要的，是村子里比她小十几二十岁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是她亲手接生的。在乡下，接生婆的位置，如果混到全村男女都出自她手的级别，便可以坐享其成了。即便已经不再出山，也照例会有人过年过节的时候，给提了好吃好喝的过来，一为拜寿，二为感谢。那年月大家不怎么相信医院，不像而今，好像生孩子是世界上的头等大事，一定要医生过目且收下红包了，家人才会放心。那个年代，生孩子跟牛生牛犊、羊生羊羔一样，既不稀奇，也不困难。似乎女人们蹲下屁股，一使劲，就能将孩子给拉出来了。尽管有难产案例，但最后一样将那一坨肉给整了出来。
而我的出生，大约因为母亲在给阿秀接生时，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以致于母亲有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痛苦，才虚弱地将我带到这个世界。用母亲的话说，应该跟阿秀一样，也算是难产，差点要了她的命。当然多亏母亲师傅医术高明，挽救了母亲，更挽救了我。
所以在这一点上，阿秀母亲欠我们家一篮子鸡蛋，阿秀也欠我的。我在她的屁股后面出生，也注定了她要成为我的跟屁虫，用时不时的讨好，来堵住我听来的那些内幕与秘密，防止它们更广地扩散开来，让她伤心难过，在人前没有面子。
我无法得知自己出生时，母亲的疼痛有多么剧烈。但我记得清晰，我的一个小妹的出生，带给我的慌乱。那年我也就六岁吧，是一个夏天的风雨之夜。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不好的故事，都发生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但我却至此对雨夜格外敏感，听见雨声，便会想起那晚小妹的哭声，母亲痛苦的呻吟，还有接生婆的叹息，以及前来等着抱走孩子的远方亲戚的欢喜的模样。在我出生以后，父母便希望再要一个男孩。事实上，他们大约希望我能是一个男孩的吧，这样便会停止继续造人的脚步，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改善家中经济条件上。可惜，我这么不争气，没能让母亲在人前显得体面一些，有荣耀一些，他们也只能继续努力造人。大约，小妹还在肚子里的时候，父母就已经预感到了她是一个不能传宗接代的女孩，所以就给她安排好了去向，让远方一家没有女孩的亲戚，在生产的当天，来到我们家，等候小妹的出生。当母亲在床上疼得翻来覆去的时候，我坐在隔壁的床上，紧张得不敢喘气，怕一喘气，母亲就没有了，那个肚子里的孩子，也没办法安全地来到这个世界。我尚不知遠方亲戚来家的意图，却朦胧中感觉到不祥的征兆，似乎，他们会带走什么。 小妹呱呱坠地的时候，我听见接生婆叹息：又是个女孩。一个“又”字，让我觉出自己生命的低贱，似乎，父母一个又一个地生育孩子，而不顾更好的生活，完全是我和姐姐的错误。我们无法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不能让父母在人前骄傲地抬起头来，不能让他们老去后有所依靠。我甚至难过地用被子蒙上头，不想听小妹的哭泣。当然，我也没有听多久，小妹就被远方亲戚给包裹好，冒着雨夜，坐车离开了。
是的，小妹是坐车离开的，她似乎比我生活优越。几年后我跟随父亲去她的家，她对我一无所知，我却嫉妒她幸福的物质生活，甚至想，那时母亲要是将我送给有钱的远方亲戚家多好，既因为家里没有女孩而备受宠爱，又因为生活富裕而可以得到我无法企及的梦想中的一切。我记得回来后我还难过了许久，而母亲在听父亲讲述那个跟我长相极其相似的小妹的琐碎后，躺在夏日的凉席上，忽然就抱住了我。我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感觉到母亲和我一样，那一刻，孤独极了。
几年后，我又历经了一个陪伴母亲临盆的夜晚。那是弟弟的出生。接生的依然是村子里那个德高望重的老太太，整个过程，她都有说有笑，似乎已经十拿九稳，这次会是一个给家族带来荣耀的男孩。老太太无疑是接生婆中，心理素质很好，且能稳妥地控制产妇情绪的心理医生。她时不时地用一些笑话，逗引疼痛中的母亲。那些故事，让母亲身体的疼痛减轻，不知为何，却让我觉得有些难过。好像那一刻，我成了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父亲在帘子外焦急地等待，并用不停歇地做家务，忐忑不安地迎接上天的又一次安排。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听母亲低一声高一声地呻吟着，好像有很多的针扎进她的身体，让她无法忍受。说起来，这已经是母亲第四次生孩子了，但与我一样疼痛点很低的她，依然像第一次生育一样，说着一些“以后再也不生了”之类的胡言乱语。接生的老太太不管母亲说什么，都始终乐呵呵的。我想大约母亲打老太太几个拳头，神思混乱中再骂她几句，她也会好脾气地坐在床沿上，握着母亲的手，给母亲最强有力的安慰。
母亲在那一刻，会不会想到我的姥姥呢？我不知道，也从未见过生育了母亲的姥姥。我只知道母亲还未出嫁，姥姥就已经去世。母亲从此很少回到自己的故乡；尽管，她的故乡距离父亲的村子，也不过是一个小时的车程。二十多年后，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在最疼痛的时候，我想起了母亲，也忽然间明白，母子连心，母亲的疼痛有多剧烈，她思念故乡和姥姥的欲望，便有多么强烈。
弟弟响亮的哭啼划破夜空的时候，我听到满屋子的人都在说笑。姐姐已经在我身边睡过去了。我下了床，悄无声息地掀开帘子，看到母亲满身大汗地虚弱地躺在床上，她的旁边，是一个浑身皱缩如核桃一样的婴儿，那是我的弟弟，因为他是男孩，从此便有了与我不同的命运。忙碌中，那老太太抬头看到我，笑道：丫头，你要是个男孩，就不会要你弟弟了。我听完这句，心里酸酸的，有些难受，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拼命地要涌出来。我用力吸了吸鼻子，但那眼泪，还是很没出息地流了出来。
八十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并未阻挡村人生育的高涨的热情。偶尔有来找母亲堕胎的，要么是孩子太多了，实在养不起，要么是有了两三个儿子，这辈子够忙活着给娶儿媳妇的了。某年夏日夜晚，邻村有一个男人，骑自行车带着媳妇找母亲堕胎。记忆中男人有年轻帅气的面容，他跟父亲在院子里聊天，都是些轻松的话题，关于粮食关于庄稼关于收成关于天气，他们还在煤油灯下笑起来。那笑容被灯光晃着，有些诡异。我避开他们，假装去房间里拿蒲扇，而后悄悄掀开了帘子。我看到昏黄的灯下，母亲将一个细细长长的东西，伸进女人两腿之间，掏挖着什么。地下的盆子里，有血肉模糊的一团，好似骇人的眼睛，惊恐地瞪视着我。床上的女人，像生育小妹时的母亲，疼痛地喊着，那喊叫是压抑住的，好像怕什么人会将她带走一样的压抑。而母亲，则成为她的师傅，温柔地安慰着女人，那种耐心与温柔，让我甚至嫉妒躺在床上的女人，她竟然比我命好，可以让母亲如此柔声细语地与她说话。
女人堕完胎后，只是休息了片刻，便趁着夜色，坐了男人的自行车，消失掉了。这些堕胎的女人，我很少见她们会提什么喜庆的鸡蛋，送给母亲。母亲在此事上，似乎也有十二分的同情心，从未计较过什么，好像她就是乡下乐善好施、有求必应的菩萨。她甚至在每次堕完胎后，会心情抑郁上几天，路过那团连人形也没有长成的被埋在门口的血肉，会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而后低头走过。
我知道母亲在那一刻，是想念某一年，她因为超生，被妇女主任拉到医院，实施节育手术并流掉的某个不知男女的孩子了。
村子里究竟有多少孩子呢，我始终没有数清。我只知道母亲在接生完一个又一个的孩子之后，忽然有一天，因为大家有了钱，要去医院接受更好的接生待遇，而被村人们渐渐遗忘。我们家的红鸡蛋和白面饼，也慢慢地稀少，直到有一天，终于没有人再想起母亲这位乡村里的接生婆。她曾经做过接生的过往，也随了老去的村子，成为只有我还清晰记着的传奇。
死
村里某个老人一去世，邻居家的郑大便开始莫名地兴奋。
郑大是村里红白喜事的司仪，只要有他在，这丧事或者喜事便可以进行得体面而且顺利。但他的脑袋总是歪着，形象有些不好，于是不成文的规定，便是丧事都会找他，喜事则拐弯抹角地，将他给忽略掉了。所以郑大便更珍惜这丧事的主角地位，常常主人家还没有请他过去，他自己就巴巴地上了门，以不容置疑又略带商量的口气，对着还没有从悲伤中缓过劲儿来的主人，探讨怎样将丧事办得排场一些，风光一些，让村里人瞧得起一些。
我一点都不羡慕郑大，但我羡慕郑大的儿女们，他们会在整个丧事的过程中，有吃有喝，就好像地主家的孩子，忽然间在那几日里，都长得肥头大耳起来。小孩子是不懂得大人们的悲伤的。当然，也可能，大人们根本就不悲伤，人死了，如果是无疾而终，那就是一件喜事，会像结婚一样，任由郑大和他的下手们，大操大办，让那已经去了阴间的人，明白阳间是多么卖力地为他（她）的轻松离去，做足了文章，挣得了颜面。
小孩子有独属于自己的快乐，在丧事开始的那一天，我会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爬到墙头上去，或者某一棵能看到院子里全景的大榆树上，再或直接钻到人来人往的院子里，静候丧事的开始。不知是我们人小，不足以引起大人们的注意，还是大人们愿意我们这些小屁孩儿们围观，给丧事增加一点人气，不管我们站在哪里，人家吊唁的堂屋里，还是堂屋外面搭起的棚子里，或者做丧宴的厨房里，大人们都不会赶我们走。有时还会派我们去干一点活计，比如买个针头线脑的小玩意，或者趁机塞我们嘴里一大块肉。肉当然是肥的，流着油，但那时的小孩子没有觉得肥肉太腻的，相反，在宴席开始的时候，那端上来的一大碗肥肉，大多都是小孩子们给分吃了。每一个小孩都吃得油光满面的样子，好像这辈子就吃这么一次肥肉，或者吃完这顿肥肉，就要壮烈牺牲了一样。反正父母都给了份子钱，抢一片肥肉吃，也是理所应当。否则，这样全村人出动参加的节日里，不吃不喝，假装矜持，不被人笑話才怪。即便人不笑话，那个死去的人，也会不悦，好像我们嫌弃了他家的饭菜一样。 当然，我们并不是冲着这一顿饭才来守候一天的。丧事上有的是好吃好喝好玩好看好听的玩意，足够我们玩乐一天，到天黑丧事结束后才肯回家。光那“守棚人”的各式哭相，就够我们乐一阵子的。没有人前来吊唁的时候，守棚的主人们就会披麻戴孝地聊天，或者假装面容严肃地跪在席子上，回忆逝去家人的音容笑貌，再或彼此商量着，这一场丧事的细枝末节，有没有不周到的琐碎地方，是否无意中得罪了某个吊唁的亲戚。他们头抵着头，嘁嘁喳喳地说着，更让我们觉得兴奋与好奇，很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怎样好玩的故事。这样的八卦，村里的女人们更是喜欢。因为这基本上是下一场丧事来临之前，村子里最值得咀嚼回味的谈资。如果错过了哪一节，那跟错过了评书里的某段重要的情节一样，让人遗憾。当然，这种遗憾，很快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被别的女人们给补充完整。
相比起这样的八卦，守棚人的哭声，颇有插科打诨的感觉。只要那主事的人在门口大声地一喊，报告某个重要人物的来临，那棚子底下，立马传来整齐划一的哭声。我想如果这是喜事，那哭声一定会换成兴奋的叫好声。左右两排守棚的人里，男男女女都有，大人小孩也都齐全，所以那哭声便听上去很像一首大合唱，凄凄哀哀的，一下子便感染得来客也捂着半张脸，一路哭将上来。那守棚的人里，哭爹的也有，喊娘的也有，甚至还有哭姐姐的，可是，他们明明是死了父亲的。所以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为何爹死了，一定要哭娘？也或许，是太伤心了吧，已经分不清死去的是谁了，只知道在来吊唁的人面前，表现出十二分的热情来哭，以便让来人意识到丧事的重要，和他们内心无法抚平的痛苦。
堂屋里那两个围着纸钱箱子，主打送纸钱给逝者的女人，不会哭得这么夸张。她们的哭，呜呜咽咽的，很是内敛，又带着些真诚与感伤，所以更容易触动来人的内心，进去看见那镜框里的黑白遗像，又被两个女人的哭声一感染，便将大门口就开始的哭声，转换成了让人动容的眼泪。而这相对比较封闭的堂屋里，也成为来者与逝者最好的交流的地方。我喜欢悄无声息地溜进门去，看墙上去世的那个人，以特别庄严的面容，注视着热闹的庭院里，儿女们穿梭来往。村里人都说，人的遗像，都是在去世以后拍摄而成的。我便一直好奇，去世的人眼睛，怎么会睁开着呢？村里人便回答我说，因为眼皮是被细细的高粱秸给撑开着的。这样的回答，让我觉得更为诡异，再看那墙上放大的遗像，便生出了恐惧，似乎那微笑的眼睛，在暗含深意地看着我，或者，会像老人们说的，能将我的魂魄一起带走。于是我便不敢再继续看了，一低头，退出堂屋，混入快乐的人群里去。
中午的时候，院子里快要站不住脚了。人群都跑到墙头上、麦秸垛上、院墙外的高树上去了。我人小灵活，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总能逢着好时机，一下子挤到丧事的焦点———吹唢呐的班子旁边去，以最近的距离，观看唢呐班的精彩演出。唢呐班当然是主人家花钱从乡镇上请来的。一个班底大约有四五个人，其中，总有一个漂亮的女人，类似于时下乐队的主唱角色，那主唱是整场婚事让人瞩目的焦点。男人们喜欢多看几眼这能歌善舞的女人，她的一笑一颦，好像电视里好看的演员，含着娇羞，带着妩媚。男人们站在墙头上，一起叫好，一曲完了，再要一曲，而且无休无止地点播节目，将那些暧昧的情歌，一首一首地全唱完了，他们还是不肯罢休。不过唢呐班里，总有一个男主唱，会站起来怜香惜玉，保护这女主唱的嗓子，让她休息一会，自己接班，来点荤的调剂观众的口味。这唢呐班唱得好不好，跟主人家给的钱多钱少，也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如果钱多，他们当然会卖命地弹啊唱啊吹啊，女主唱也会宽容男人们的荤言荤语，或者调戏的眼神。如果钱少，他们就总是找了理由，歇上一会，这样的间歇，会让丧事的整个节奏，也跟着萧条冷清起来，以致于主人家的脸色有些挂不住了，匆忙赶来，中间给点小费，这才让快要熄下去的火焰，又继续旺旺地燃烧起来。
这些活计，当然都是郑大和他的跟班们操劳布置的。他总能从拥挤的人群里，发现那些不和谐的音符，并及时地汇报给主人家，而后再给出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所以郑大比任何人都要牛逼哄哄，嗓门也比平日大了许多。而他的儿子郑小印，在我们小孩子中的威望，也跟着提高了一倍。外人不能随便出入的厨房，郑小印完全可以凭借郑大的知名度，嗖一下钻进去，捏一块猪肝出来。于是我们便在门口，流着口水看郑小印趾高气扬的样子，看上片刻，知道那猪肝也到不了自己的嘴里，也便罢了，咽下一口唾液，继续看唢呐班的女人，在接了小费后，喝一口好茶，吃几口点心，又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
等着那戏在院子里唱得差不多了，宴席上也只剩了杯盘狼藉，我与其他小孩子们渴盼的事情，便是抢花圈的乐趣了。这一活动大约在下午的三点半以后，有了点滴的苗头。那时跟主人家关系好的小孩子，早就通过大人疏通好了关系，定下了谁扛白马，谁举纸钱箱子，谁拿最大的花圈，谁又第一个“占领”田野里的坟头。之所以如此积极热情，当然是有小费可以拿的，主人家会给每一个扛花圈的孩子，发五毛钱作为感谢。五毛钱在那五分钱一个冰棍的年代，几乎可以算得上我们小孩子手里的巨资了。只是因袭下来的传统是，扛花圈的只能是男孩，所以我这样的女孩，就只有眼睁睁看着他们一拥而上争抢的份儿了。不过赶在他们出门的时候，瞅准时机，摘一朵自己喜欢的纸花，也是一件好玩的事。那纸花做得漂亮极了，如果幸运，我常常可以抢到四五个纸花，红的，黄的，蓝的，紫的，拿回家去插在酒瓶子里，可以欢欢喜喜地看上好一阵子。
下午四点，唢呐一阵悲天悯人的响声之后，院子里的人们，便开始一窝蜂朝外面走。于是整个村子里就沸腾起来，通往村口的大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队伍像一条无限蜿蜒的长龙，首尾皆看不到头。郑大当然是领头羊一样，风光地走在最前面的。他对每一个程序都了如指掌，整个的队伍，就是他手下的千军万马，他想让他们在什么时候停，就在什么时候停；想让主人家的儿女亲戚们啥时候哭，他们就得啥时候嚎啕大哭。所以郑大的声音几乎有穿透整个村子的魄力和气势，不管那哭丧的队伍有多么悲痛，都能够清晰地捕捉到郑大的指令，在该摔陶罐的地方，绝对不会多行一步，一定是话音刚落，那长子便举起罐来，一次摔個粉碎。摔完了整个队伍立刻站起来，将凄惨的哭声，缭绕整个的村庄。 儿女的哭声，也是有讲究的。我总觉得他们事前都排演过如何哭丧，否则，如何会表演得那么动人心扉？那鼻涕流得越长，眼泪溢得越多，将双手拍打得膝盖越响，越发证明自己的孝心比别人更多。女人们更厉害，常常哭得喘不过气来，两三个人架着胳膊，都抬不起她们来，好像她们要长到地上，或者马上哭晕过去了。大人们都啧啧有声，称赞那些哭得动情的子女，我却站在高高的土堆上，一边好奇地观看女人们的夸张表演，一边乐得肚子疼，好像那些女人们的鼻涕眼泪，是专门为取悦我而流的。
唢呐在这时候，是最热情昂扬的。不过我怀疑那是因为他们很快可以拿到薪水，回家去见老婆孩子了，所以才那么卖力地唱啊吹啊，吹得腮帮子鼓鼓的，好像塞着两颗甜蜜的大红枣，那枣含在嘴里，还不舍得咽下去，一定要瞪着眼珠兴奋地炫耀着，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场丧事马上就要抵达高潮，并到达尾声了。这时候女主唱的歌声，都是朝悲壮里唱的，要让那哭丧的儿女们，意识到马上就要离开逝去的老人了，所以如果可以，还是将那哭声，再掀起一阵高潮吧。看丧事的队伍，摩肩接踵的，有女人们会跟着一起哭，好像自己死了亲人一样。小孩子们也下意识地握紧了妈妈的手，怕被什么人给一起带走了似的。我看着队伍走出了村子，朝村外主人家的田地里行去，忽然觉得有一丝的惆怅，涌上心头。
有些人看得累了，会陆陆续续地回了自己的家，关起门来，指点一番这场丧事的好与坏。我却一定要跟着去看最后的结局，好像不看那包着红布的骨灰盒，入到坟墓里去，而后埋上泥土，筑起新坟，就觉得丧事没有结束似的。
最先抵达坟墓的是那一帮举着花圈的男孩们，他们早就将花圈铺满了坟墓周围的麦田。那个事先被挖出的坟墓，并不太深，一个大人跳下去，还能看得到脑袋在地面上诡异地移动。等到骨灰盒被几个人一起徐徐地放下去的时候，唢呐声和哭声忽然间大作，黄昏已经来临，夕阳如血，染红了天空上的大片云彩。稀少的看丧事的人群，让坟墓看上去更加地孤寂和凄凉。常常在骨灰盒下放的过程中，那些儿女们会触景生情，扑上去拦住，好像那骨灰盒拦下来了，人也能跟着起死复生。一切在郑大的安排下，当然是有条不紊，不管女人们怎么歇斯底里地哭喊，黄土还是一锨一锨地被铲进了坟墓里，并堆出一个漂亮的坟头来。而那些散落的花圈，也被插在坟头上，被大风一吹，发出稀里哗啦寂寞的响声。
那新坟立在广袤的原野之中，在黄昏里看上去有些孤独。尽管它的周围，有许多这样大大小小的坟墓，陪伴着它。那些坟墓下的死者，也大抵是跟这新逝去的老人，有过这样那样的交往，或许，曾经是亲戚也不可知。而今，他们又在地下重逢，像以前在人世一样，唠唠叨叨，说长道短，或者，谈论自己这一场丧事，被儿女们办得是否还算是体面周全。
唢呐声停止之后，人群散去的速度，比田野里的风还要迅速，包括哭丧的儿女们。他们大约要回去处理很多的琐事，包括分摊这一场丧事的费用，或者将买下的成批的做孝衣的白布，分给每一家，回去做成棉被的里子，或者纳鞋底的布料。当然，也会将欠下扛花圈的小孩子的五毛钱，给一一都还清了。
我总是飞快地跑回村子里去，好像后面有鬼火在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一样。晚上睡觉，母亲帮我扇着蒲扇，我总是会问她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那个死去的人真的能喝到瓦罐里的汤水吗？比如坟墓里的鬼魂会跑回家去看一眼哭肿了眼睛的儿女吗？母亲总是用蒲扇拍打一下我的屁股，不耐烦地呵斥道：睡觉！
夜晚的村子，静谧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白日丧事的喧嚣，被虫子的叫声给清洗过后，愈发地淡了。我忍着被母亲拍打的疼痛，乖乖地闭上眼睛，很快就睡过去了。
责任编辑柳江子
作者简介：安宁，女，生于八十年代，山东人。已出版作品25部。代表作：《我們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遗忘在乡下的植物》《乡野闲人》。在《十月》《北京文学》《作家》《天涯》等发表小说散文剧本评论400余万字。现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内蒙古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