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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我国2014年起对棉花产业采用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替代国家收储政策的背景，依据2013、2015年新疆棉农的334、339份调研问卷，构建2个Logit二元选择模型，对棉花目标价格与国家临时收储政策下棉农植棉意愿影响因素作对比研究，旨在分析目标价格政策对新疆棉农棉花生产的影响，并探索棉花直补政策背景下提高新疆棉农收益的有效措施。结果表明：在我国临时收储政策时期，户主年龄、植棉面积、单位面积成本、出售价格、棉花单产、对棉价的预期6项指标对新疆棉农生产决策均有显著影响；而实施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以后，对棉花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对棉花政策的满意度在模型2中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棉农在目标价格政策实施以后更加关注棉花政策，并可依据政策调整棉花的種植。
关键词：棉农种植决策；目标价格；影响因素；新疆地区
中图分类号：F3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1—0430—05
1研究背景
1.1国家收储下的棉花产业市场失灵
2011年，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给我国棉花产业带来的冲击、稳定国内棉花生产、保障棉农收入，开始实施国家收储政策。国家临时收储政策实施以来，对我国棉花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内棉花生产得以稳定。国家收储政策实施以来，新疆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均明显增加，棉农收入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棉花价格持续上涨，国内外棉花价差不断拉大，从2010年的1 000元/t增加到2012年5000元/t左右，到2013年一度接近6 000元/t，国内棉价比国际市场高出约45%。纺织企业用棉成本大幅度增加，严重影响我国棉花产业的稳定运行。2010—2013年国储库总计棉花收储量超过1 500万t。虽然历经多次抛储，截至2014年我国棉花库存仍超过1 000万t，大量库存为棉花销售和管理带来了双重压力，高价收储、低价出售更是导致差价亏损，再加上棉花储存费用、耗损折旧费用、人工费用、运输费用等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损失，极大地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各种问题开始突显。
为了缩小国内外棉花价差，恢复国内棉花产业的市场活力，增强我国棉花市场竞争力，促使国内棉花产业长远发展，2014年国家在新疆地区试点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不同于国家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坚持市场定价原则，国家不再收购棉花，取而代之的是棉花销售主体（棉农和与棉花加工企业）直接与市场对接，棉花交易市场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棉花价格开始重新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并且较国储时期开始大幅下跌。如图1所示，国家临时收储政策期间CNCotton A指数（内地229级皮棉成交均价）、CNCotton B指数（内地328级皮棉成交均价）虽有波动，但是均处在较高水平，年均价在18 000元/t以上；实施目标价格政策以后，2种棉花价格开始大幅下降，尤其是2015年以后，CNCottonA指数、CNCottonB指数均跌至15 000元/t以下。
1.2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设计与执行
2014年棉花目标价格为19 800元/t，通过监测采价期9—11月新疆地区皮棉销售情况，市场价格最终确定为13 537元/t，并按其与目标价格之间的差价对棉农进行补贴。首次发放补贴总金额为240亿元，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39亿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101亿元。后查缺补漏，再次发放补贴金额10亿元，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8亿元，兵团4.2亿元。虽然与2013年相比，2014年实施目标价格政策以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籽棉平均销售价格下降了17.4%，兵团籽棉平均销售价格下降了6.94%，棉农平均收入有所下降，但是在目前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低迷、棉花需求疲软的情况下，目标价格补贴仍保障了棉农的基本利益。
因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兵团体制不同，所以棉花种植模式、栽培技术、经营流通等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目标价格对新疆棉农种植意愿的影响，本研究分别于2013、2015年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兵团棉花种植面积较大的县（师）进行调研，并选择具有3年以上棉花生产经验、对未来棉花价格变动及销售情况有合理预期的对象，尤其是2015年所选调研对象尽量选择种植年限跨度2项政策的棉农。分别收回2013、2015年有效调查问卷334、339份，作为实证的重要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将国家临时收储时期与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期间棉农植棉意向及其变动的影响因素作对比分析，从而探索目标价格政策实施以来棉农植棉意愿的变动趋势，并提出目标价格政策下提高棉农收益、稳定新疆地区棉花生产、提高棉花竞争力的措施和建议。
2样本选择及描述
2.1数据来源
201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选择喀什地区巴楚县，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柯坪县，塔城地区沙湾县、玛纳斯县（其中喀什地区与阿克苏地区属于南疆地区，塔城地区属于北疆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兵团选择第一师、第二师、第七师、第八师，其中第一师、第二师属于南疆地区，第七师、第八师属于北疆地区。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选择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柯坪县、新和县，塔城地區沙湾县、玛纳斯县进行调查研究；兵团选择第一师、第二师、第七师、第八师，具体分布见表1、表2。
南北疆由于少数民族数量较多，棉农思想意识、棉花栽培模式、棉花销售等都存在着差异。因此为了使调研更加全面，分别选择南北疆棉农作为调研对象，并以棉农的植棉行为作为切入点，探索临时收储政策与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下棉农植棉意愿的强弱，以及2种政策下棉农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的异同。为了尽量减少由于其他客观因素所带来的结果误差，本研究在2次搜集资料中尽量选择相同地区进行调研，但是由于实际操作的困难，2次调研地区略有差异。
2.2样本描述及分析
2.2.1棉农的个体特征 棉农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棉农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植棉劳动力人数等。从表3看出，2种补贴政策下，棉农的平均年龄、文化程度差异不大，年龄稳定在40～45岁，而中学学历棉农占一半以上；但是在目标价格政策下，家庭植棉劳动力人数较国家临时收储政策时有所下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随着新疆地区棉花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植棉所用劳动力人数开始减少，家庭剩余劳动力开始从事其他非植棉活动，从而获得更多家庭收入。 2.2.2家庭生产特征 家庭生产特征主要包括植棉面积、单位面积成本、棉花出售价格、棉花单产以及棉花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等。从表3看出，目标价格政策下棉农植棉面积、单位面积成本均有所增加。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国内棉花生产布局调整和国家临时收储政策的影响，新疆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增加；但是随着我国人口宏利的消失以及物价上涨，植棉物化成本与雇工成本同时增加，导致植棉单位面积成本增加。棉花平均销售价格由2013年的8.90元/kg下跌至2015年的5.1元/kg，说明国家临时收储期间棉价居高不下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2种补贴政策下，棉花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均超过70%，高份额的比重有利于棉农慎重规划棉花生产，高收益时稳定或扩大生产，低收益时则减少生产。
2.2.3棉农认知能力特征 由表3可见，虽然仅有39%的棉农了解国家临时收储政策，但是却有63%的棉农选择对此政策满意。原因可能是对于大多数棉农来说，虽然没有详细了解国家临时收储政策，但是对该政策实施期间棉花的收益较为满意，所以大多数棉农选择了“满意”。对国家临时收储政策了解的棉农比例为39%，而对目标价格政策了解的棉农比例达59%，所占比例有所增加，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随着信息传播的进步、政策宣传力度的加大以及政策变动对棉价的影响，棉农对政策的关注度增加，并根据对现行政策下植棉收益的预期调整棉花生产。2种政策下对棉价的预期差别很大，在国家临时收储政策时期，68%的棉农认为棉价会上涨，对植棉持乐观态度；在目标价格时期，仅有6%的棉农认为棉价会上涨，而73%的棉农认为棉价将下跌。可能的原因是2014年棉价大幅度下跌，并且由于盲目追求产量引发的新疆棉花內在品质下降，马克隆值普遍偏高、机采棉棉结过多、三丝问题严重等原因更是为棉花销售带来了困难，导致大部分棉农对棉价的预期持消极态度。
2.3模型设定
2.3.1模型的构建 棉农的植棉意愿反应包括积极反应与消极反应，其中增加或稳定种植面积视为积极反应，减少植棉面积视为消极反应，本研究采取离散型二元选择模型Logit对棉农植棉意愿进行回归分析。
Logit模型采用逻辑概率分布函数：式中：口为待估系数。各变量具体说明见表4。
2.3.2变量选取及理论预期 棉农植棉面积的变化幅度是棉农种植决策的直接体现，棉农种植决策行为受多方面的影响，包括户主的思想意识、家庭劳动能力、棉花的生产成本收益、植棉年限以及国家政策等。
选取棉农个体特征指标3个、生产特征指标5个、认知能力指标4个，共12个指标，综合分析不同补贴政策下兵团及自治区棉农种植决策行为，并结合样本分析情况作出相关性预期，具体见表4、表5。
3实证结果分析
3.1回归结果
借助Evews 6.0分别对2013年的334个样本、2015年的339个样本进行Logit分析，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检验结果中包括2个样本各解释变量参数估计值、z统计值及P值、LR统计值、麦克法登可决系数值等数据，其中模型1、模型2的对数似然比统计值分别为97.079 1、63.771 4，P值分别为0.000 002、0.000 003，说明2个模型显著性水平较高。麦克法登可决系数分别为0.134 9、0.116 9，说明拟合度良好。
3.2结果解释
通过Z统计值及P值可以看出，模型1中共有“户主年龄”“植棉面积”“单位面积成本”“出售价格”“棉花单产”“对棉价的预期”6项指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2中通过检验的指标有“户主年龄”“植棉面积”“单位面积成本”“出售价格”“棉花单产”“对棉花政策的了解程度”“对棉花政策的满意度”“对棉价的预期”8项指标通过显著性检验，与模型1相比，对棉花政策的了解程度与满意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他4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驗的指标与模型1一致，详见表5。
3.2.1个体特征指标对棉花种植的影响 在2个模型中，“户主年龄”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与理论分析一致，说明年龄越大继续种植棉花的意愿越大，主要原因是年龄较大的农户一般具有丰富的植棉经验，种植其他农产品或者转行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可能性较小。国家临时收储政策期间，国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保底收购”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期间，按照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对棉农进行直接补贴。2种政策均能保证棉农的基本收益，所以对于年龄较大的棉农仍是愿意增加或保持棉花种植。
棉农“受教育程度”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理论分析不一致，说明户主文化程度的高低对棉农植棉意向没有直接影响，主要的原因是棉农的受教育程度较为集中，半数以上均是中学教育，并且植棉的技术性不高，与学历程度并无直接关联。
在2个模型中，“家庭植棉劳动力人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理论分析不一致，说明在2种补贴政策下家庭劳动力的数量都不影响家庭植棉意愿，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新疆地区棉花生产、采收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棉花种植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新疆地区转租土地面积增加，植棉劳动力人数虽然有所下降，但是通过土地流转产生的植棉大户数量在不断增加。
3.2.2生产特征指标对棉花种植的影响 在2次模型分析中，“植棉面积”“棉花单产”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相关性与理论分析一致。原因可能是棉花生产规模效益显著，植棉面积越大越容易整合资源，实现规模效益，从而降低植棉成本，所以植棉面积较大的棉农更愿意增加或稳定棉花生产。另外，目标价格政策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按照60%面积、40%产量的方式进行补贴；兵团植棉区按照产量补贴，所以植棉面积越大、单产越高，不仅意味着棉花收益越多，更意味着所获补贴金额越大。“单位面积成本”也均通过了2次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与理论分析一致，说明随着物质成本与人工成本不断攀升引起的棉花生产成本增加，棉农植棉意愿下降。 “种植3年及以上”在2次模型分析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析其原因，可能由于大多数棉农为理性经济人，植棉行为的主导因素是经济效益。当棉花收益达到期望值时，则继续棉花生产；当棉花收益过低时，则会放弃棉花生产。所以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可以充分发挥其调节棉花种植的作用，当国内棉花面积和产量低于合理水平时，通过提高补贴调动棉农植棉的积极性，增加棉花的种植面积，稳定农民的棉花生产。当国内棉花面积和产量高于合理水平时，通过调整补贴标准，适当降低补贴力度，控制棉花的种植面积，督促农民调整和优化种植结构，使国内棉花面积和产量始终稳定在合理水平。
3.2.3棉农认知能力指标分析 “对棉价的预期”在2个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与棉农植棉意向呈正相关，与理论分析一致，棉农根据自己对未来1年或几年内棉价的预期来调整棉花种植。
“对棉花政策的了解程度”“对棉花政策的满意度”在模型1中未通过检验，而在模型2中均通过了检验。首先，国家临时收储政策实施期间，新疆地区棉花销售途径单一，大量棉花进入国库，并且棉花价格持续在较高水平。实行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以后，皮棉销售以及皮棉价格开始由市场决定，棉花销售主体开始面对市场，棉花价格远低于临时国家收储时期，并且销售进度明显缓慢，棉花销售方式与棉花價格的改变促使棉农开始关注国家政策。其次，新疆地区很多棉农都采取向农发行贷款的方式来进行棉花种植，且每年的农发行最终还款日期为8月31号，虽然2014年农发行利息下调0.2%，但是由于补贴发放时问相对较晚而且棉花销售缓慢，棉农及兵团棉花加工企业仍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直接关系到棉农对该政策的满意度，并影响棉农的生产决策。再次，不同于国家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为国家实施的直补政策，补贴直接发放给棉农，大大缓解了中间流通企业从中牟取暴力的状况，棉农对该政策的关注度也开始增加。
4相关对策与建议
4.1完善棉花综合补贴体系
2014年，目标价格补贴发放方式是新疆地区60%面积、40%产量，兵团全部产量核算，核算次数多、行政成本高。尤其是棉花种植面积的核算工作量巨大，耗费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建议按照产量核算补贴金额，并延长采价期，既有利于鼓励适合植棉区生产和抑制次宜棉区的退出，又有利于减少补贴发放的核实工作。为了督促棉农注重棉花质量的提升，改善棉农盲目追求产量、忽略质量的问题，在实施产量补贴的基础上给予质量补贴的权衡。在棉花测产的同时，依据公检制度实施棉花“在场”监管，在棉花加工厂设立监管区，由公检人员到场提取样本包检验，核定棉花质量等级，建立产量补贴与质量补贴相结合、优质多补的补贴机制。
4.2完善棉花市场购销体系和调节机制
中国现有棉花市场经营与收储共存，市场与计划并有，籽棉价、皮棉价、市场价、收储价、期货价、进口价、国储拍卖价等多种棉价共同交易，价格机制畸形，购销体系混乱。虽然目标价格政策实施以后，国家收储放开，原棉采购渠道畅通，纺织企业的买方地位提升，棉花購销体系开始重建，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逐步发挥作用。但是现有棉花流通市场主体多且杂乱无章，市场竞争结构仍然混乱无序，所以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购销体系和调节机制，确保市场机制的基础配置作用。国家交易市场与国储相配合，处理好新棉与国储棉之间的关系，消化国储棉的同时确保新棉销售安全，保证市场平稳运行。控制好配额与关税政策，棉花滑准税与国储棉销售相结合，尽快消化国储棉，保护国内棉花市场。此外，统筹棉花生产和纺织行业发展，加强对纺织企业政策支持，促进纺织企业发展，从而扩大纺织用棉需求。最后充分利用棉花期货市场，并增设棉花交割库，鼓励涉棉企业参与棉花交易，充分发挥期货发现价格和规避风险的作用，完善棉价调节机制。
4.3加强政府农业管理部门作用发挥
首先，农业科研部门应规范棉花品种的开发，完善并推广机械植棉生产技术，引导棉农采用先进的棉花生产技术，提高棉农对技术的掌握程度。改善新疆地区棉花“矮密早”的栽培模式，探索更适合机采的栽培模式。其次，政府加强推动建立长期合作保险制度，根据不同的受灾情况调整赔付率，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增加植棉技术开发推广、植棉基础设施建设、棉花销售服务等综合性棉花生产补贴措施，形成综合补贴和专项补贴相结合的政策体系。最后，加大新疆地区棉花销售力度，在打造新疆地区棉花产供销信息平台基础上，建立新疆地区棉花销售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充分利用互联网，打造新疆地区专属的棉花物联网系统、棉花物流园区、大数据信息服务平台，并积极加强整合地方及兵团规模较大的棉麻公司共同运作，建立信息化交易平台。
关键词：棉农种植决策；目标价格；影响因素；新疆地区
中图分类号：F3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1—0430—05
1研究背景
1.1国家收储下的棉花产业市场失灵
2011年，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给我国棉花产业带来的冲击、稳定国内棉花生产、保障棉农收入，开始实施国家收储政策。国家临时收储政策实施以来，对我国棉花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内棉花生产得以稳定。国家收储政策实施以来，新疆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均明显增加，棉农收入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棉花价格持续上涨，国内外棉花价差不断拉大，从2010年的1 000元/t增加到2012年5000元/t左右，到2013年一度接近6 000元/t，国内棉价比国际市场高出约45%。纺织企业用棉成本大幅度增加，严重影响我国棉花产业的稳定运行。2010—2013年国储库总计棉花收储量超过1 500万t。虽然历经多次抛储，截至2014年我国棉花库存仍超过1 000万t，大量库存为棉花销售和管理带来了双重压力，高价收储、低价出售更是导致差价亏损，再加上棉花储存费用、耗损折旧费用、人工费用、运输费用等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损失，极大地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各种问题开始突显。
为了缩小国内外棉花价差，恢复国内棉花产业的市场活力，增强我国棉花市场竞争力，促使国内棉花产业长远发展，2014年国家在新疆地区试点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不同于国家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坚持市场定价原则，国家不再收购棉花，取而代之的是棉花销售主体（棉农和与棉花加工企业）直接与市场对接，棉花交易市场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棉花价格开始重新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并且较国储时期开始大幅下跌。如图1所示，国家临时收储政策期间CNCotton A指数（内地229级皮棉成交均价）、CNCotton B指数（内地328级皮棉成交均价）虽有波动，但是均处在较高水平，年均价在18 000元/t以上；实施目标价格政策以后，2种棉花价格开始大幅下降，尤其是2015年以后，CNCottonA指数、CNCottonB指数均跌至15 000元/t以下。
1.2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设计与执行
2014年棉花目标价格为19 800元/t，通过监测采价期9—11月新疆地区皮棉销售情况，市场价格最终确定为13 537元/t，并按其与目标价格之间的差价对棉农进行补贴。首次发放补贴总金额为240亿元，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39亿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101亿元。后查缺补漏，再次发放补贴金额10亿元，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8亿元，兵团4.2亿元。虽然与2013年相比，2014年实施目标价格政策以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籽棉平均销售价格下降了17.4%，兵团籽棉平均销售价格下降了6.94%，棉农平均收入有所下降，但是在目前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低迷、棉花需求疲软的情况下，目标价格补贴仍保障了棉农的基本利益。
因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兵团体制不同，所以棉花种植模式、栽培技术、经营流通等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目标价格对新疆棉农种植意愿的影响，本研究分别于2013、2015年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兵团棉花种植面积较大的县（师）进行调研，并选择具有3年以上棉花生产经验、对未来棉花价格变动及销售情况有合理预期的对象，尤其是2015年所选调研对象尽量选择种植年限跨度2项政策的棉农。分别收回2013、2015年有效调查问卷334、339份，作为实证的重要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将国家临时收储时期与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期间棉农植棉意向及其变动的影响因素作对比分析，从而探索目标价格政策实施以来棉农植棉意愿的变动趋势，并提出目标价格政策下提高棉农收益、稳定新疆地区棉花生产、提高棉花竞争力的措施和建议。
2样本选择及描述
2.1数据来源
201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选择喀什地区巴楚县，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柯坪县，塔城地区沙湾县、玛纳斯县（其中喀什地区与阿克苏地区属于南疆地区，塔城地区属于北疆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兵团选择第一师、第二师、第七师、第八师，其中第一师、第二师属于南疆地区，第七师、第八师属于北疆地区。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选择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柯坪县、新和县，塔城地區沙湾县、玛纳斯县进行调查研究；兵团选择第一师、第二师、第七师、第八师，具体分布见表1、表2。
南北疆由于少数民族数量较多，棉农思想意识、棉花栽培模式、棉花销售等都存在着差异。因此为了使调研更加全面，分别选择南北疆棉农作为调研对象，并以棉农的植棉行为作为切入点，探索临时收储政策与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下棉农植棉意愿的强弱，以及2种政策下棉农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的异同。为了尽量减少由于其他客观因素所带来的结果误差，本研究在2次搜集资料中尽量选择相同地区进行调研，但是由于实际操作的困难，2次调研地区略有差异。
2.2样本描述及分析
2.2.1棉农的个体特征 棉农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棉农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植棉劳动力人数等。从表3看出，2种补贴政策下，棉农的平均年龄、文化程度差异不大，年龄稳定在40～45岁，而中学学历棉农占一半以上；但是在目标价格政策下，家庭植棉劳动力人数较国家临时收储政策时有所下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随着新疆地区棉花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植棉所用劳动力人数开始减少，家庭剩余劳动力开始从事其他非植棉活动，从而获得更多家庭收入。 2.2.2家庭生产特征 家庭生产特征主要包括植棉面积、单位面积成本、棉花出售价格、棉花单产以及棉花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等。从表3看出，目标价格政策下棉农植棉面积、单位面积成本均有所增加。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国内棉花生产布局调整和国家临时收储政策的影响，新疆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增加；但是随着我国人口宏利的消失以及物价上涨，植棉物化成本与雇工成本同时增加，导致植棉单位面积成本增加。棉花平均销售价格由2013年的8.90元/kg下跌至2015年的5.1元/kg，说明国家临时收储期间棉价居高不下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2种补贴政策下，棉花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均超过70%，高份额的比重有利于棉农慎重规划棉花生产，高收益时稳定或扩大生产，低收益时则减少生产。
2.2.3棉农认知能力特征 由表3可见，虽然仅有39%的棉农了解国家临时收储政策，但是却有63%的棉农选择对此政策满意。原因可能是对于大多数棉农来说，虽然没有详细了解国家临时收储政策，但是对该政策实施期间棉花的收益较为满意，所以大多数棉农选择了“满意”。对国家临时收储政策了解的棉农比例为39%，而对目标价格政策了解的棉农比例达59%，所占比例有所增加，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随着信息传播的进步、政策宣传力度的加大以及政策变动对棉价的影响，棉农对政策的关注度增加，并根据对现行政策下植棉收益的预期调整棉花生产。2种政策下对棉价的预期差别很大，在国家临时收储政策时期，68%的棉农认为棉价会上涨，对植棉持乐观态度；在目标价格时期，仅有6%的棉农认为棉价会上涨，而73%的棉农认为棉价将下跌。可能的原因是2014年棉价大幅度下跌，并且由于盲目追求产量引发的新疆棉花內在品质下降，马克隆值普遍偏高、机采棉棉结过多、三丝问题严重等原因更是为棉花销售带来了困难，导致大部分棉农对棉价的预期持消极态度。
2.3模型设定
2.3.1模型的构建 棉农的植棉意愿反应包括积极反应与消极反应，其中增加或稳定种植面积视为积极反应，减少植棉面积视为消极反应，本研究采取离散型二元选择模型Logit对棉农植棉意愿进行回归分析。
Logit模型采用逻辑概率分布函数：式中：口为待估系数。各变量具体说明见表4。
2.3.2变量选取及理论预期 棉农植棉面积的变化幅度是棉农种植决策的直接体现，棉农种植决策行为受多方面的影响，包括户主的思想意识、家庭劳动能力、棉花的生产成本收益、植棉年限以及国家政策等。
选取棉农个体特征指标3个、生产特征指标5个、认知能力指标4个，共12个指标，综合分析不同补贴政策下兵团及自治区棉农种植决策行为，并结合样本分析情况作出相关性预期，具体见表4、表5。
3实证结果分析
3.1回归结果
借助Evews 6.0分别对2013年的334个样本、2015年的339个样本进行Logit分析，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检验结果中包括2个样本各解释变量参数估计值、z统计值及P值、LR统计值、麦克法登可决系数值等数据，其中模型1、模型2的对数似然比统计值分别为97.079 1、63.771 4，P值分别为0.000 002、0.000 003，说明2个模型显著性水平较高。麦克法登可决系数分别为0.134 9、0.116 9，说明拟合度良好。
3.2结果解释
通过Z统计值及P值可以看出，模型1中共有“户主年龄”“植棉面积”“单位面积成本”“出售价格”“棉花单产”“对棉价的预期”6项指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2中通过检验的指标有“户主年龄”“植棉面积”“单位面积成本”“出售价格”“棉花单产”“对棉花政策的了解程度”“对棉花政策的满意度”“对棉价的预期”8项指标通过显著性检验，与模型1相比，对棉花政策的了解程度与满意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他4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驗的指标与模型1一致，详见表5。
3.2.1个体特征指标对棉花种植的影响 在2个模型中，“户主年龄”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与理论分析一致，说明年龄越大继续种植棉花的意愿越大，主要原因是年龄较大的农户一般具有丰富的植棉经验，种植其他农产品或者转行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可能性较小。国家临时收储政策期间，国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保底收购”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期间，按照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对棉农进行直接补贴。2种政策均能保证棉农的基本收益，所以对于年龄较大的棉农仍是愿意增加或保持棉花种植。
棉农“受教育程度”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理论分析不一致，说明户主文化程度的高低对棉农植棉意向没有直接影响，主要的原因是棉农的受教育程度较为集中，半数以上均是中学教育，并且植棉的技术性不高，与学历程度并无直接关联。
在2个模型中，“家庭植棉劳动力人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理论分析不一致，说明在2种补贴政策下家庭劳动力的数量都不影响家庭植棉意愿，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新疆地区棉花生产、采收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棉花种植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新疆地区转租土地面积增加，植棉劳动力人数虽然有所下降，但是通过土地流转产生的植棉大户数量在不断增加。
3.2.2生产特征指标对棉花种植的影响 在2次模型分析中，“植棉面积”“棉花单产”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相关性与理论分析一致。原因可能是棉花生产规模效益显著，植棉面积越大越容易整合资源，实现规模效益，从而降低植棉成本，所以植棉面积较大的棉农更愿意增加或稳定棉花生产。另外，目标价格政策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按照60%面积、40%产量的方式进行补贴；兵团植棉区按照产量补贴，所以植棉面积越大、单产越高，不仅意味着棉花收益越多，更意味着所获补贴金额越大。“单位面积成本”也均通过了2次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与理论分析一致，说明随着物质成本与人工成本不断攀升引起的棉花生产成本增加，棉农植棉意愿下降。 “种植3年及以上”在2次模型分析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析其原因，可能由于大多数棉农为理性经济人，植棉行为的主导因素是经济效益。当棉花收益达到期望值时，则继续棉花生产；当棉花收益过低时，则会放弃棉花生产。所以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可以充分发挥其调节棉花种植的作用，当国内棉花面积和产量低于合理水平时，通过提高补贴调动棉农植棉的积极性，增加棉花的种植面积，稳定农民的棉花生产。当国内棉花面积和产量高于合理水平时，通过调整补贴标准，适当降低补贴力度，控制棉花的种植面积，督促农民调整和优化种植结构，使国内棉花面积和产量始终稳定在合理水平。
3.2.3棉农认知能力指标分析 “对棉价的预期”在2个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与棉农植棉意向呈正相关，与理论分析一致，棉农根据自己对未来1年或几年内棉价的预期来调整棉花种植。
“对棉花政策的了解程度”“对棉花政策的满意度”在模型1中未通过检验，而在模型2中均通过了检验。首先，国家临时收储政策实施期间，新疆地区棉花销售途径单一，大量棉花进入国库，并且棉花价格持续在较高水平。实行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以后，皮棉销售以及皮棉价格开始由市场决定，棉花销售主体开始面对市场，棉花价格远低于临时国家收储时期，并且销售进度明显缓慢，棉花销售方式与棉花價格的改变促使棉农开始关注国家政策。其次，新疆地区很多棉农都采取向农发行贷款的方式来进行棉花种植，且每年的农发行最终还款日期为8月31号，虽然2014年农发行利息下调0.2%，但是由于补贴发放时问相对较晚而且棉花销售缓慢，棉农及兵团棉花加工企业仍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直接关系到棉农对该政策的满意度，并影响棉农的生产决策。再次，不同于国家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为国家实施的直补政策，补贴直接发放给棉农，大大缓解了中间流通企业从中牟取暴力的状况，棉农对该政策的关注度也开始增加。
4相关对策与建议
4.1完善棉花综合补贴体系
2014年，目标价格补贴发放方式是新疆地区60%面积、40%产量，兵团全部产量核算，核算次数多、行政成本高。尤其是棉花种植面积的核算工作量巨大，耗费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建议按照产量核算补贴金额，并延长采价期，既有利于鼓励适合植棉区生产和抑制次宜棉区的退出，又有利于减少补贴发放的核实工作。为了督促棉农注重棉花质量的提升，改善棉农盲目追求产量、忽略质量的问题，在实施产量补贴的基础上给予质量补贴的权衡。在棉花测产的同时，依据公检制度实施棉花“在场”监管，在棉花加工厂设立监管区，由公检人员到场提取样本包检验，核定棉花质量等级，建立产量补贴与质量补贴相结合、优质多补的补贴机制。
4.2完善棉花市场购销体系和调节机制
中国现有棉花市场经营与收储共存，市场与计划并有，籽棉价、皮棉价、市场价、收储价、期货价、进口价、国储拍卖价等多种棉价共同交易，价格机制畸形，购销体系混乱。虽然目标价格政策实施以后，国家收储放开，原棉采购渠道畅通，纺织企业的买方地位提升，棉花購销体系开始重建，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逐步发挥作用。但是现有棉花流通市场主体多且杂乱无章，市场竞争结构仍然混乱无序，所以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购销体系和调节机制，确保市场机制的基础配置作用。国家交易市场与国储相配合，处理好新棉与国储棉之间的关系，消化国储棉的同时确保新棉销售安全，保证市场平稳运行。控制好配额与关税政策，棉花滑准税与国储棉销售相结合，尽快消化国储棉，保护国内棉花市场。此外，统筹棉花生产和纺织行业发展，加强对纺织企业政策支持，促进纺织企业发展，从而扩大纺织用棉需求。最后充分利用棉花期货市场，并增设棉花交割库，鼓励涉棉企业参与棉花交易，充分发挥期货发现价格和规避风险的作用，完善棉价调节机制。
4.3加强政府农业管理部门作用发挥
首先，农业科研部门应规范棉花品种的开发，完善并推广机械植棉生产技术，引导棉农采用先进的棉花生产技术，提高棉农对技术的掌握程度。改善新疆地区棉花“矮密早”的栽培模式，探索更适合机采的栽培模式。其次，政府加强推动建立长期合作保险制度，根据不同的受灾情况调整赔付率，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增加植棉技术开发推广、植棉基础设施建设、棉花销售服务等综合性棉花生产补贴措施，形成综合补贴和专项补贴相结合的政策体系。最后，加大新疆地区棉花销售力度，在打造新疆地区棉花产供销信息平台基础上，建立新疆地区棉花销售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充分利用互联网，打造新疆地区专属的棉花物联网系统、棉花物流园区、大数据信息服务平台，并积极加强整合地方及兵团规模较大的棉麻公司共同运作，建立信息化交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