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学术史研究称得上是蔚为大观。自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清学史系统研究之先河，此领域内可谓名家辈出，当为中国学术史研究中一大显学。近期河北师范大学王坚先生的新书《无声的北方：清代夏峰北学研究》为该领域内的又一力作。正如书名“无声的北方”所示，在作者看来，二十世纪以来的传统清学史研究中，学界对清代中国北方学术的观照一直有所欠缺。王国维所言“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已清晰地勾勒出传统清学史的脉络，乾嘉学派士林学子耳熟能详，但正如该书作者在书中强烈批评的那样，北方学术在清学史话语中“失声”太久了，久到当今学界沉寂在二十世纪清学史构建的历史话语中而无法自拔。而这本新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学界的许多既成观念。
　　 一、二十世纪以来清学史研究模式之反思
　　在陈居渊看来，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等五个重要理论观点，形成了二十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内在变迁。而在该书作者看来，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五种论点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足。总体来看存在着两大问题：在内容上，这五种论点都突出考据学而轻视理学，因此清代学术被浓缩为考据学;在视野上，他们都突出江南地区，而对清代其他学术地域严重漠视，尤其是作为当时理学重镇的北方地区。
　　对于近代清学史的首出范式——章太炎“反满说”，作者认为其中的夷夏之辨过于强烈，导致其对清代学术整体性缺乏关注，具体表现为对清代理学及除江南地区外的其他地域学术的严重忽视。所以在章太炎构筑的清学史框架中，江南考据学占中心位置，其他各地域的学术流派在其叙述中都是凝固的，这无疑是一种“江南考据中心论”。对于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作者指出：“作为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清学史范式，‘理学反动说’的局限在于：第一，径直把清学浓缩为清代考据学，以对清代考据学之判断代替对整体清学之判断及由此导致的绝对化;第二，研究方法上过多错位比附运用，特别是胡适对考据学与科学的比附，陷入西欧中心论的窠臼。”在作者看来，二十世纪的清学史研究过于粗疏，往往许多宏大的结论只是建立在某些简单事实的考察之上。
　　对于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作者指出钱穆对清学史中的汉、宋之分说缺乏足够了解，汉、宋之分只能在江南考据学派与桐城派之间的争论范围内适用，因此使用范围有地域局限性。对于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作者指出：首先，理学内部“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取向在更多时间内是互相统一的而非对立的，更多时候理学家们治学是两者兼而有之;其次，一般而言，“尊德性”在理学家的心目中始终是终极性的命题，“道问学”只能是追求“尊德性”的方式;再次，在孔门四科“文、行、忠、信”或“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德行与文学只是其中两个方面，而且德行在四科中处于统领地位;最后，此说地域概括性差，而且以“尊德性”走向“道问学”来解释清学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清代理学应该是更多热衷于讨论“尊德性”而非“道问学”。
　　对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作者认为他的研究方法过于中、西比附，对启蒙的受众及启蒙内容的论述缺失，最关键的是在于对启蒙运动与明清之际儒学革新运动的不同缺乏清醒认识。
　　综合看待二十世纪清学史的研究范式，以往学人的局限在于对清代整体学术认识的把握不够，尤其是对清代北方学术的关注缺失，未能深入剖析清代儒生们的精神世界，因而无法构建出多层次多维度的清代学术史。作者在写作本书时也着力破除由章太炎构建的二十世纪清学史话语构建的束缚。因此，该书研究的起点与创新点就在于两点：一是深入具体制度设计及有偏向调控对学术思想影响本身;二是对各地域，尤其是中心地域（河南、河北）的学术进行深入研究。
　　二、重构清学史研究模式
　　为了克服二十世纪清学史研究范式的局限，作者在书中大致从以下三方面对其进行解构与重建：首先，在宏观层面，作者要打破以往将考据学等视为清学的刻板印象，重新评估清代各个学派的总体规模以及各自的流变，在前人基础上深入探讨清代学术各个时期的变化动力，从而对清学有整体性的掌握。其次，在话语建构层面，作者认为要将清学史的一些基本话语诸如“乾嘉学派”“汉学”“宋学”等进行解构，因为这些基本话语已经限制了学人对清学的整体了解与思考。最后在方法论上，作者一再强调要有整体考察，重视地域划分，反“江南考据中心论”，从而重建清学史。
　　论及清代学术变化的内在动力，作者认为虽然影响因子是多元的，但最关键的主导因素却是唯一的。自“经学时代”以降，学术逐渐为政治服务，不得不与皇权紧密结合，遂失去了自由发展的道路。学术、学者在寻求参与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因此其发展的主导力量就在于皇权意识形态下权力的参与，经学的本质就在于“以经术润饰吏事”。自秦汉以来，由于皇权的不断完善，思想学术都是在皇权体制内被建构的，而儒生群体的“修齐治平”倾向又使得他们不得不依附于皇权。而在皇权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清代，迫于巨大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压力，在朝在野的各个学术流派都面临着艰难的自我改造与自我分流。纵观清代学术史，它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经学体系。一方面在理学内部程朱与陆王之争愈演愈烈，其间夹杂着各种会通的风气，难有定论;另一方面虽然官方继续以理學为宗，但又放任考据学派自我发展，几位考据学派的领军人物相继入四库馆。因此清代皇权专制主义的多层次运作才是清代学术不断流变的内在动力。
　　在很大程度上，话语的局限就是思考的局限。作者认为清学史中长期流行的一些话语已经成为学界思考的盲点，比如“乾嘉学派”“汉学”“宋学”。也正是这些盲点的存在，导致误判不时发生。二十世纪的清学史是以考据学为中心展开的，但作者认为“乾嘉学派”并不能代表清乾嘉时代的全部学术群体，例如在河南，学术的主流始终是夏峰北学，考据学的影响一直十分微弱。如果把考据学简单定位为“乾嘉学派”，无疑会忽略当时众多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再如，作者指出，后人汉、宋之争视野内的宋学，不能代表清代理学全部，而仅仅是清代“文士之理学”，主要是桐城派。后人在梳理历史脉络时，为了叙述的需要，往往会将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及有时代转变特色的主线勾勒出来，用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术语来说明历史特色。而在这个术语此后的流变中，却经常会发生语义偏离现象，即在后人眼中的历史与原来的历史真实有了相当大的差距，史实传播过程中术语的使用与误用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因此，作者认为，如果抛弃诸如“汉学”“宋学”等模糊的术语，也许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清代学术各派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该书中作者分三个层次重新建构了清代学术史：（一）不同的清代学者在自我小环境和交流网络中自我实践之“小历史”;（二）在整个清帝国所构建的大环境中清儒不同学派构建的各种各样知识类型、观念资源、思维模式和在近现代大环境中学者构建的各种清学史文本之“大历史”;（三）作为总体史的明清之际以来的中国历史。只有经由这三个层次的把握，清学史才得以完整呈现。虽然作者限于条件制约只能在第一层次较多着力，但由于有了对清学史整体性的考虑，他在具体研究中，往往能兼顾到更广范围与更深意义上的清学史，从而使此书不仅仅是学术流派线索的罗列，而在具体论述中处处闪烁着思想的火花。
　　三、一些观点之举隅
　　在重建清学史范式过程中，作者对某些以往的研究论点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进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暂且不论观点正误如何，在相同领域内存在不同见解并进行激烈交锋无疑是令学人兴奋之事。
　　对于学界争论已久的江南考据学派产生原因的论题，作者对杨念群先生提出的论点提出了质疑：“考据学的出现恰恰是皇权有意规划的结果……本书证明，清统治者发挥其高超的统治技巧，成功收编了‘江南’士大夫的历史与价值观，使之成为‘大一统’统治模式的合法性资源，其复杂的治理技术的运用显然与前代迥然有别。”作者通过对清代中期以来江南社会的分析，认为清代江南考据学派，是长期以来在江南业已存在的庞大的士人培养规模，与以照顾边疆省区的利益和“首崇满洲”为目的的清代皇权制度设计的矛盾在乾嘉时代剧烈表现的结果;是在这对矛盾中，在科场、官场境遇不佳的江南士人被迫出现的生存多元性选择中的一种，同时也是清廷以科举制等制度设计来调节士人的策略在江南地区逐渐失灵后，越来越多科场和官场失意的江南“文化精英”寻求生存、发展空间的一種自然反应。
　　在重新发现孙奇逢在清代学术地位的过程中，作者指出了孙奇逢思想的巨大意义：他在整体儒学视野下以回归、重释孔孟经典的内圣思想与“舍三纲五常无道术”基础上“礼理合一”的外王思想，两者完美结合，构架了一个心学、理学互相流通的新体系。孙奇逢在明清学术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具体表现为：（1）他是清代北学开山，在他所努力的不同的趋向中，发展出后来北方学术的格局;（2）他也是清代学术开山，是宋明理学到清代学术转向的最关键学者之一……一方面为理学在清代的进一步推进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为清代考据学派的兴起提供了某种理论支撑;（3）他更是清代“实学”“三礼学”之开山。在继续深入论及清代学术变革时，作者认为，明清学术变革的第一步不是传统所认为的清代考据学派的产生，而是消解宋明时代理学对儒学的垄断性解释。只有这一垄断被打破，各种学术潮流才能有百舸争流的基础，才能成就王国维所言的“国初之学大”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清代学术的开山是梁启超所认可的顾炎武，倒不如说是孙奇逢;与其说清学产生的号角是顾炎武鼓吹的“儒学即经学”，倒不如说是孙奇逢坦言的“不开眼界，不大心胸，不去取圣贤，未许读书”。
　　该书指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内充斥着皇权专制主义制度设计的渗入痕迹，而具体实例似乎有待斟酌。就“四大名著”而言，《西游记》讲述的是在重重制度设计、文化调控制造的社会环境中怎样把非人性或者拟人性的猴子改造成恪守仁义礼智信而又世故忠顺的“模范人”的历史;《水浒传》讲述的则是一群强盗杀人放火打江山而最终在“忠君”的大背景下被招安的历史;《三国演义》则是大讲沽名钓誉、欺诈阴谋、耍小聪明等“伪智慧”的历史，在其中，忠厚老实者被嘲笑，奸诈伪智慧大行其道，而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肢解历史真实;《红楼梦》则是讲在主奴关系不变，且由于主子内讧、过度奢华、权势由盛转衰的大背景下，主子怎样调教奴才使之更加死心塌地为主子奉献一切的历史。一言以蔽之，训民之道术也。对于文学作品，不同的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这本是常理;但作者对“四大名著”的解读还是令人觉得稍有牵强，已经越过了作品主旨的边界。作者读《红楼梦》而得“训民之道术”解，不知后人又作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