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意象一直折磨着我，让我崩溃。
　　三年前，秋天，我困在北京五环外，给一部电视剧做编剧。开机在即，但最后几集还没着落，脑子空白。剧组的上百号人已经进驻了外景地，嗷嗷待哺，等着开锅下米。亲爱的导演和制片人每天一个电话，不问文字进度，只关心我吃喝如何，睡眠如何。这才是软刀子杀人。我急得像桑拿房里的客人，浑身冒汗，体弱脾虚。我住在一套公寓里，锅碗瓢盆俱全，楼下另有各式餐厅，随时可以挂账。但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顿顿吃的是泡面，牙齿发炎，嘴角生疮。
　　窗外，是一座劳动人民的公园。秋风拂去，落叶金黄，天地凉却，一切都走向了静谧与冥思。我脑子糨糊，终于给自己放了风，遥想自己像晚年的康德一样，散步，观察，并获得意外的灵感。岂料，我在窗下不远，邂逅了一群打陀螺的老年人。这帮老顽童，每天带着铅球大小的陀螺，闪转腾挪，凌波微步，一根根鞭子劈下来，像拷问，也像催逼。我逃了回来，闭门造车，但还是枯竭一片，简直暗无天日。要命的是，这次遭遇种下了心病，枯坐在电脑前，我开始渴望那些天空中扔下来的鞭子声。那一段，我其实就是一只陀螺，被无形的鞭子抽打，不上路，也不靠谱。
　　那天，我接到了电话，舅舅去世了。
　　我当即决定去奔丧，哪怕千夫所指，我也要回去磕头烧香。我父母深明大义，批了我一顿，让我以大局为重。我放弃了。那天夜里，我踏实地哭了一场，回忆连连。舅舅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谙熟历史，威孚乡邻，有些像《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联络关系，筹集善款，一直专心盖一座大庙。在临来前，我去看过舅舅一次。我问他，才砌了几堵墙，什么时候能盖完呀？舅舅说，急不得，慢慢盖，这辈子盖不完，下辈子再来。那一刻，我明白他心中已经有了一座庙，所以他安静若一尊瓷器，敛尽了世上的喧哗，静水深流。写下这篇短文的前日，我去了舅舅的坟上，三周年的祭奠。
　　哭完了，我真的静了下来，如约完成了全部的本子，离开了北京。
　　在兰州，陀螺不叫陀螺，叫猴儿。吃惊的是，我在黄河岸边，又碰见了一帮老顽童在打猴儿，鞭子声又一次困扰了我。事实上，《圣经》是最初的一根鞭子，因为上帝舅舅常喊：“赶紧！”但从文学的角度上讲，我更偏爱雅歌，它优雅从容，像一次生命的散步。真的，我不喜欢下面的对话：
　　贵姓？
　　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