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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发表了题为《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的文章，署名马丁。马丁的真名是宋龙祥，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讲师。编发这篇稿子的是该报“社会之声”栏目的责任编辑徐景春。
马丁在文章中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济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概括，认为，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不再是批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而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这一更艰巨的历史任务。它必须把自己研究的重心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加国民财富上”，“而这些在《资本论》或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走出来，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不应从书本教条出发，而应该从生动的事实出发，创立一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科学”。文章还指出，政治经济学不能成为现行经济政策的附庸、传声筒和论证工具，只满足于对现行政策进行注释、阐述和论证，应该把经济科学和经济政策统一起来，经济政策必须以经济科学为基础。对于西方经济学，作者提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合理的、有价值的成分应该吸取，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公平地说，马丁的文章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深度。但是，由于文章抓住了经济理论界一些敏感的新苗头，所以在当年很有冲击力。因此，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经济理论界、新闻出版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并惊动了中央高层，酿成了一个追溯改革开放的历史不得不关注的事件——马丁事件。
风波首先是由国外新闻机构引起的
马丁文章一发表，《工人日报》社就接到日本《朝日新闻》、美联社、南通社驻北京记者的电话，打听马丁的身份及文章发表的背景。一些在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也来电话，对马文褒贬不一。
外文版的《北京周报》将此文稍加修改后，12月10日在其英文版和日文版上刊登。虽然是摘登，但是《北京周报》对文章做了一些编辑工作，使之比《工人日报》的更严密了些。
12月11日，日本时事通讯社从北京发出长达800字的电讯。电讯中说：“马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倡议：为了适应中国的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要明确指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失去有效性，并大胆采用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的成果”。时事通讯社这篇报道，不少地方是记者对马丁文章的曲解和主观论断。例如，马丁的文章主张经济科学研究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日本记者却说马丁主张“实行学术研究的自由化”，马丁的文章明确指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但另一方面也指出，“过去只是注重批判它的庸俗性、辩护性和反动性，而忽视了它还有其实用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并在列举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各派的研究成果后指出：“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这些成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日本记者却断章取义地说，马丁的文章“高度评价了”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实用性、合理性、科学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日本时事通讯社的电讯发出后，东京《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等就很快采用。《朝日新闻》12月11日发表此消息时加上《<资本论>失去有效性，提倡现代经济学理论成果》这样的标题，还同时增加了一个近五百字的注，捕风捉影地说马丁文章是“党中央的主流派”，想要“试探国内的反响”。
如果以上只是对马丁文章的报道的话(尽管报道有所歪曲)，在12月19日纽约出版的中文报纸《中报》却发表题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论中国对经济学研究应有的态度》的社论，对马丁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摘马丁文章认为《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和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这篇文章明确注明“根据日本《读卖新闻》12日报道”。
《中报》为了使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产生影响，在发稿前就向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透露了这件事。于是，关于马丁的文章开始“出口转内销”了。12月18日，新华社驻联合国的记者发回了《中报》这篇批判文章。1986年1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内刊《理论交流》，以《纽约<中报>论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为题，转发了《中报》的社论。稍后，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也予以转发。
与此同时，《新华文摘》则从《工人日报》上全文转载了马丁的文章，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起“马丁”这个生疏的名字来。
国内一些刊物以讹传讹
新华社的《参考资料》，是一份司局级干部能看到的内部刊物，每天上下午各一本。或许为了引起更高层的重视，1986年2月21日，新华社编辑的一种级别很高的、供中央领导“内参”的《国内动态清样》(主编喻权域)，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了《中报》的社论(第380期)。这样，马丁的文章就送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案头。
1986年3月4日，新华社的《经济参考》又以《马克思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为题，对《中报》的社论作了公开报道。当时这家报纸发行八十多万份，影响很大。《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上海《解放日报》社主办的《报刊文摘》《理论信息报》等，对《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也都做了摘要转载，从而使文章影响越来越大。
但是，不论是《红旗》内刊《理论交流》，还是新华社的两份内刊和一份公开刊物，在转载纽约《中报》的文章时，不但都没有想到要核对一下马丁文章的原文，反而添加了带有倾向性的标题或字眼。
比方说，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所加的标题：《纽约{申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其实，纽约《中报》的社论中根本没有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的生命力”一说，只是认为，“在社会科学的烛照下，现代西方的马克思学派的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又说，“任何经济理论都没有普遍的或恒久的‘有效性”’。《中报》恰恰主张今天中国大量引进西方哲学，“必须在‘纵’的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源流作系统化研究”，“必须在‘横’的方面结合正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才有可能依靠经济理论的指引，去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显然，《国内动态清样》不过是借《中报》社论，宣传自己的倾向性罢了。
而新华社的《经济参考》在转载时，把《中报》指责马丁文章时说的“该论文认为《资本论》不能提供解决今日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已失去‘有效性”’一句，改为“中国大陆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资本论》……”把马丁个人的观点扩大为“有些经济学家”，就成为经济学界的一种倾向性意见了。联系到当年的形势，这显然是有醉翁之意——意在提醒有关领导，经济理论界又有自由化表现了。
3月20日出版的《光明日报》所属的《文摘报》，在转载马丁的文章时，竟然把马丁变成了“外国学者”。文章说：“外国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已在十个领域发 生了变化。”文章把马丁原文的第一个观点：“从批判经济学转向建设经济学”，改为“在《资本论》中无法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这样，摘文者就把马丁原文中的十大转变摘成了十一大转变。可是，为了改为十大转变，其中第七个观点出现了两次。令人啼笑皆非。
两个不同的渠道，使马丁文章送达中央高层
马丁的文章通过这样的转载，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在1986年2月召开的一次企业管理会议上，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对《工人日报》发表马丁文章提出了批评，说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而送达中央领导案头的《国内动态清样》，也引起了关注：
1986年2月22日，薄一波(时任中顾委副主任——引者)批示说：“启立同志(胡启立，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引者)抽空一阅。是否请厚泽(朱厚泽，时任中宣部部长——引者)同志把各方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建议将马丁文章和这篇清样一起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顾委常委一阅。此件阅后仍退我。”
2月23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批示说：“启立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中央参阅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报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中办代查附后，但此件意义之重大远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当否，请酌定。”
2月24日，胡启立批示说：“按乔木、一波同志批示办。”
这几个批示的意思有所不同。薄一波的批示很具体，中宣部很容易照办。胡乔木的批示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但此件意义之重大远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显然，把马丁的文章看得更严重一些了。
至此，马丁的文章似有不断升级之势。但是，事态却没有进一步扩大。这得感谢从另一个渠道给中央送材料的秦柳方。
秦柳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一位老资格研究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是一位较有名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建国以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进入八十年代，他对改革中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一直抱批评态度，并认为这是经济领域内的自由化，一直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986年2月，他给中央写了报告，选了几篇他认为是经济理论研究领域有自由化观点的文章附在后面，其中之一就是马丁的文章。秦正是从新华社《参考资料》上收集到马丁文章的。
秦柳方的报告打印后，分送胡乔木、邓力群和胡绳等人。3月1日，胡乔木把这个材料批给了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他在批示中说：“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日前寄来一信反映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作为一家之言，还值得看看，此件原已分送力群、胡绳同志，故不再报。原附件较多，从略。”
3月3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秦柳方的报告作了批示：“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表示同意。由于两位领导人的干预，马丁文章在高层引起的震动就此终结。
但是，新闻界和经济学界却依然余波震荡。
新闻界的反响
前面说过，新华社两份“内参”对马丁文章的报道来源于《中报》，没有核对原文，却引起了高层的关注，这就让发表原文的《工人日报》和忠实转载原文的《北京周报》和《新华文摘》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按新华社以讹传讹的转载，马文如果有问题，首发和转载马文的报刊就要承担责任。事实上，在马丁文章纷纷扬扬之际，“大家都好似犯了什么重大的政治错误，感到很大的压力”。多年以后，当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张惠卿对此仍记忆犹新。他对笔者说：“那时正是大反所谓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际，我社也包括《新华文摘》不久前曾因其他问题受到过胡乔木的严厉批评刚刚平息下来，谁知又出来个‘马丁事件”’。
因此，这几家报刊觉得有责任、有义务要求新华社澄清事实。
《北京周报》两次去信新华社，说明事实真相，要求予以更正。3月13日，又给中宣部外宣局呈上报告，说明马丁文章的原委，要求新华社就此作出说明。报告指出：作为中央重要耳目的《国内动态清样》编者，把这样一篇与事实根本不符而分量又很重的批评文章，刊登在《清样》上，而且此件还要转发给所有政治局、书记处成员。据了解，这份《清样》已在阅读该刊的各方面领导同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如果此事不作澄清，不仅马丁同志本人，而且中国的经济学界，都会在中央和各部门领导同志中留下错误印象。《清样》在编者注中说明：“纽约《中报》的社论是根据英文《北京周报》的介绍写的。引文与马丁文章的原文有出入。”言下之意是，那些很有问题的话引自《北京周报》。其实，如果《清样》的编者能在写这个注前核对一下《北京周报》的译文，或者哪怕打电话向我们询问一下，就会发现《中报》的社论并不是根据《北京周报》的译文，而是根据了歪曲了的外电报道写的。
报告还说：一位叫斋藤洋太郎的日本读者也发现《朝日新闻》歪曲了《北京周报》刊载马丁文章的内容，充当反共的宣传工具，希望《北京周报》要求《朝日新闻》做出处理。报告意在说明，《清样》的编者们的责任心，恐怕连这些正直的日本人都不如。
3月14日，主管《新华文摘》的人民出版社也在给中宣部的报告中说：
一、马丁的《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文中列举的十个方面的转变，是对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的概括，是和实际情况基本符合的。马文的观点和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从总体上来看，也是比较中肯的，并不存在如纽约《中报》所批评的这类问题。
二、《中报》对马文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指摘马文认为《资本论》不能提供解决今日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已失去了“有效性”；二是指摘马文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现成答案”。
报告说：关于第一个问题，马文中也根本没有《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这样的话。而就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在《资本论》中找不到现成答案与《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关于第二个问题，马丁对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是：1、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2、但它还有合理的和有价值的成分；3、对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采取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的态度。原文中根本没有“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现成答案”这种提法，《中报》的批评越出了马文范围。《中报》只用了“据报道”三字就据此发表议论，进行批评和指摘，而新华社摘发时在编者按中却说，纽约《中报》的社论是根据英文《北京周报》的介绍写的，显然是失实了。
这两家的报告送上去后，中宣部有关领导显然作出了指示(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因而有了这样的结果：3月21日出版的第624期《国内动态清样》，以《日本报纸报道<北京周报>的文章有歪曲，纽约<中报>对马丁的批评不科学》为题发了消息，对该刊第380期的歪曲报道予以纠正。
经济学界的反应
新华社《清样》对马丁文章的歪曲报道，经济学界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 澄清事实，他们也要求中宣部能够对此有个说法。中宣部根据薄一波“把各种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的批示，3月19日以理论局的名义发出邀请函，邀请首都新闻界、经济学界、理论界的学者举行座谈会。
3月22日，座谈会召开。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主持。会上印发了《北京周报》和人民出版社给中宣部的报告、前文提到的国内外的报道以及《中报》的社论等材料。于光远、廖盖隆、王若水、苏星、冯兰瑞、董辅礽、曾彦修、张惠卿等三十多人与会。
与会的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原在国内部分管内参组，此时已调任《经济参考报》总编)在会上成了被告。面对批评，喻权域介绍了《国内动态清样》编发有关《中报》评论的经过情况，对未认真核对作了自我批评。不过，他对马丁的文章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肯定马丁文章中有不少好的见解，无原则性问题，可以发表的同时，认为存在这样一些缺点和错误：1、从什么‘转向’什么的小标题有片面性；2、对《资本论》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在今天的指导意义估计不足；3、‘从本本中走出来’的说法不合适，在理论研究中，克服教条主义是必要的，忽视书本则不对，因此不能说从本本中走出来；4、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评价过高。”
在当时的气氛下，喻权域的解释就显得很微弱。据参加会议的人事后回忆，喻权域讲话过程中，不断被人打断。与会者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清样》上。纪要说：
在谈到马丁文章的同时，冯兰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引者)同志说，近年来理论界气氛比较紧张，这与个别同志“谎报军情”，干扰领导同志决策关系很大。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引者)同志说，向中央反映情况是需要的，但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每一个环节失真一点，最后就面目全非了。另外还应该提倡信息公开，至少保证作者本人知道。于光远同志认为理论界应提倡点名批评。董辅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引者)建议中宣部对个别向中央领导同志谎报理论界“军情”，又不愿将自己的不同意见写成文章来公开讨论的同志进行批评帮助。汪永芬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我们一些同志在工作中还往往是不从实际出发，缺乏调查研究。可以借马丁文章来提醒新闻界、理论界的同志注意，进行批评要实事求是。
座谈会上，对马丁文章只作了“一般性的评论，没有来得及就它提出的若干观点展开讨论”：
于光远、《工人日报》评论部负责人李禹兴、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张惠卿、人民出版社前社长曾彦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董辅礽、《北京周报》社代理总编汪永芬等同志对马丁的文章从总体上作了肯定。他们说，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但存在一些漏洞和毛病。于光远同志说，马丁所说的从批判转向建设，讲的是中国，不是讲世界。在我们过去的经济教学和研究中，恰恰存在讲批判太多，讲建设太少的缺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注重替资本家出谋划策，而我们的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建设出谋划策不多，因此把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好好放在研究建设上是非常需要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工作，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这次座谈会后的第三天，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召集的一个讨论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会上，不少人又谈及了马丁事件。于光远说，这场风波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怎么看的问题。他说，尽管马丁的观点有许多我并不同意，但我认为，马丁的文章是重要的，应当允许其发表，应当引起理论界的注意。他还说，马克思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的许多问题。《资本论》第二卷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公式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有时间因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就须先造成学术自由的空气，允许人们展开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朱绍文说，“马丁问题”根本不成问题。还有的专家指出，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如果香港或海外报刊一表扬某人或批评某人，那么这个人在国内肯定要“倒楣”。学术自由、科学发展的环境，目前还未完全形成，“科学无禁区”还没有真正实现。在特别需要大胆探索的时候，根本不顾对方的原意、像堂吉诃德同风车作战似地搞大批判，全凭外国言论来指导理论工作，这种极不严肃的做法为什么居然得逞一时呢?为什么这种极不称职、谎报军情的“哨兵”仍占据舆论阵地要津?这种状况不改变，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拥有一个宽松活泼的学术生态环境，归根结底不利于开放改革的顺利进行。
1986年4月1日的上海《社会报》发表《学术要自由，探索要大胆／“马丁事件”引起我国理论界关注／人们再也不允许破坏学术生态环境的怪现象继续存在下去》的文章，4月7日，《世界经济导报》重新全文刊登了马丁文章的全文，并转载了《中报》的社论以及《读卖新闻》的报道。紧接着，《文汇报》《经济学周报》《长江日报》《新华日报》……纷纷发表有关“马丁事件”的评论文章，并报道了事件的真相。至此，“马丁事件”基本了结，引出了理论研究需要宽松环境的讨论。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冯兰瑞、张惠卿、杨继绳等学者的帮助，谨此致谢)
马丁在文章中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济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概括，认为，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不再是批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而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这一更艰巨的历史任务。它必须把自己研究的重心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加国民财富上”，“而这些在《资本论》或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走出来，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不应从书本教条出发，而应该从生动的事实出发，创立一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科学”。文章还指出，政治经济学不能成为现行经济政策的附庸、传声筒和论证工具，只满足于对现行政策进行注释、阐述和论证，应该把经济科学和经济政策统一起来，经济政策必须以经济科学为基础。对于西方经济学，作者提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合理的、有价值的成分应该吸取，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公平地说，马丁的文章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深度。但是，由于文章抓住了经济理论界一些敏感的新苗头，所以在当年很有冲击力。因此，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经济理论界、新闻出版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并惊动了中央高层，酿成了一个追溯改革开放的历史不得不关注的事件——马丁事件。
风波首先是由国外新闻机构引起的
马丁文章一发表，《工人日报》社就接到日本《朝日新闻》、美联社、南通社驻北京记者的电话，打听马丁的身份及文章发表的背景。一些在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也来电话，对马文褒贬不一。
外文版的《北京周报》将此文稍加修改后，12月10日在其英文版和日文版上刊登。虽然是摘登，但是《北京周报》对文章做了一些编辑工作，使之比《工人日报》的更严密了些。
12月11日，日本时事通讯社从北京发出长达800字的电讯。电讯中说：“马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倡议：为了适应中国的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要明确指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失去有效性，并大胆采用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的成果”。时事通讯社这篇报道，不少地方是记者对马丁文章的曲解和主观论断。例如，马丁的文章主张经济科学研究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日本记者却说马丁主张“实行学术研究的自由化”，马丁的文章明确指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但另一方面也指出，“过去只是注重批判它的庸俗性、辩护性和反动性，而忽视了它还有其实用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并在列举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各派的研究成果后指出：“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这些成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日本记者却断章取义地说，马丁的文章“高度评价了”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实用性、合理性、科学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日本时事通讯社的电讯发出后，东京《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等就很快采用。《朝日新闻》12月11日发表此消息时加上《<资本论>失去有效性，提倡现代经济学理论成果》这样的标题，还同时增加了一个近五百字的注，捕风捉影地说马丁文章是“党中央的主流派”，想要“试探国内的反响”。
如果以上只是对马丁文章的报道的话(尽管报道有所歪曲)，在12月19日纽约出版的中文报纸《中报》却发表题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论中国对经济学研究应有的态度》的社论，对马丁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摘马丁文章认为《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和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这篇文章明确注明“根据日本《读卖新闻》12日报道”。
《中报》为了使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产生影响，在发稿前就向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透露了这件事。于是，关于马丁的文章开始“出口转内销”了。12月18日，新华社驻联合国的记者发回了《中报》这篇批判文章。1986年1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内刊《理论交流》，以《纽约<中报>论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为题，转发了《中报》的社论。稍后，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也予以转发。
与此同时，《新华文摘》则从《工人日报》上全文转载了马丁的文章，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起“马丁”这个生疏的名字来。
国内一些刊物以讹传讹
新华社的《参考资料》，是一份司局级干部能看到的内部刊物，每天上下午各一本。或许为了引起更高层的重视，1986年2月21日，新华社编辑的一种级别很高的、供中央领导“内参”的《国内动态清样》(主编喻权域)，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了《中报》的社论(第380期)。这样，马丁的文章就送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案头。
1986年3月4日，新华社的《经济参考》又以《马克思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为题，对《中报》的社论作了公开报道。当时这家报纸发行八十多万份，影响很大。《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上海《解放日报》社主办的《报刊文摘》《理论信息报》等，对《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也都做了摘要转载，从而使文章影响越来越大。
但是，不论是《红旗》内刊《理论交流》，还是新华社的两份内刊和一份公开刊物，在转载纽约《中报》的文章时，不但都没有想到要核对一下马丁文章的原文，反而添加了带有倾向性的标题或字眼。
比方说，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所加的标题：《纽约{申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其实，纽约《中报》的社论中根本没有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的生命力”一说，只是认为，“在社会科学的烛照下，现代西方的马克思学派的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又说，“任何经济理论都没有普遍的或恒久的‘有效性”’。《中报》恰恰主张今天中国大量引进西方哲学，“必须在‘纵’的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源流作系统化研究”，“必须在‘横’的方面结合正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才有可能依靠经济理论的指引，去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显然，《国内动态清样》不过是借《中报》社论，宣传自己的倾向性罢了。
而新华社的《经济参考》在转载时，把《中报》指责马丁文章时说的“该论文认为《资本论》不能提供解决今日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已失去‘有效性”’一句，改为“中国大陆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资本论》……”把马丁个人的观点扩大为“有些经济学家”，就成为经济学界的一种倾向性意见了。联系到当年的形势，这显然是有醉翁之意——意在提醒有关领导，经济理论界又有自由化表现了。
3月20日出版的《光明日报》所属的《文摘报》，在转载马丁的文章时，竟然把马丁变成了“外国学者”。文章说：“外国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已在十个领域发 生了变化。”文章把马丁原文的第一个观点：“从批判经济学转向建设经济学”，改为“在《资本论》中无法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这样，摘文者就把马丁原文中的十大转变摘成了十一大转变。可是，为了改为十大转变，其中第七个观点出现了两次。令人啼笑皆非。
两个不同的渠道，使马丁文章送达中央高层
马丁的文章通过这样的转载，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在1986年2月召开的一次企业管理会议上，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对《工人日报》发表马丁文章提出了批评，说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而送达中央领导案头的《国内动态清样》，也引起了关注：
1986年2月22日，薄一波(时任中顾委副主任——引者)批示说：“启立同志(胡启立，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引者)抽空一阅。是否请厚泽(朱厚泽，时任中宣部部长——引者)同志把各方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建议将马丁文章和这篇清样一起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顾委常委一阅。此件阅后仍退我。”
2月23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批示说：“启立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中央参阅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报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中办代查附后，但此件意义之重大远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当否，请酌定。”
2月24日，胡启立批示说：“按乔木、一波同志批示办。”
这几个批示的意思有所不同。薄一波的批示很具体，中宣部很容易照办。胡乔木的批示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但此件意义之重大远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显然，把马丁的文章看得更严重一些了。
至此，马丁的文章似有不断升级之势。但是，事态却没有进一步扩大。这得感谢从另一个渠道给中央送材料的秦柳方。
秦柳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一位老资格研究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是一位较有名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建国以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进入八十年代，他对改革中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一直抱批评态度，并认为这是经济领域内的自由化，一直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986年2月，他给中央写了报告，选了几篇他认为是经济理论研究领域有自由化观点的文章附在后面，其中之一就是马丁的文章。秦正是从新华社《参考资料》上收集到马丁文章的。
秦柳方的报告打印后，分送胡乔木、邓力群和胡绳等人。3月1日，胡乔木把这个材料批给了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他在批示中说：“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日前寄来一信反映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作为一家之言，还值得看看，此件原已分送力群、胡绳同志，故不再报。原附件较多，从略。”
3月3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秦柳方的报告作了批示：“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表示同意。由于两位领导人的干预，马丁文章在高层引起的震动就此终结。
但是，新闻界和经济学界却依然余波震荡。
新闻界的反响
前面说过，新华社两份“内参”对马丁文章的报道来源于《中报》，没有核对原文，却引起了高层的关注，这就让发表原文的《工人日报》和忠实转载原文的《北京周报》和《新华文摘》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按新华社以讹传讹的转载，马文如果有问题，首发和转载马文的报刊就要承担责任。事实上，在马丁文章纷纷扬扬之际，“大家都好似犯了什么重大的政治错误，感到很大的压力”。多年以后，当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张惠卿对此仍记忆犹新。他对笔者说：“那时正是大反所谓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际，我社也包括《新华文摘》不久前曾因其他问题受到过胡乔木的严厉批评刚刚平息下来，谁知又出来个‘马丁事件”’。
因此，这几家报刊觉得有责任、有义务要求新华社澄清事实。
《北京周报》两次去信新华社，说明事实真相，要求予以更正。3月13日，又给中宣部外宣局呈上报告，说明马丁文章的原委，要求新华社就此作出说明。报告指出：作为中央重要耳目的《国内动态清样》编者，把这样一篇与事实根本不符而分量又很重的批评文章，刊登在《清样》上，而且此件还要转发给所有政治局、书记处成员。据了解，这份《清样》已在阅读该刊的各方面领导同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如果此事不作澄清，不仅马丁同志本人，而且中国的经济学界，都会在中央和各部门领导同志中留下错误印象。《清样》在编者注中说明：“纽约《中报》的社论是根据英文《北京周报》的介绍写的。引文与马丁文章的原文有出入。”言下之意是，那些很有问题的话引自《北京周报》。其实，如果《清样》的编者能在写这个注前核对一下《北京周报》的译文，或者哪怕打电话向我们询问一下，就会发现《中报》的社论并不是根据《北京周报》的译文，而是根据了歪曲了的外电报道写的。
报告还说：一位叫斋藤洋太郎的日本读者也发现《朝日新闻》歪曲了《北京周报》刊载马丁文章的内容，充当反共的宣传工具，希望《北京周报》要求《朝日新闻》做出处理。报告意在说明，《清样》的编者们的责任心，恐怕连这些正直的日本人都不如。
3月14日，主管《新华文摘》的人民出版社也在给中宣部的报告中说：
一、马丁的《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文中列举的十个方面的转变，是对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的概括，是和实际情况基本符合的。马文的观点和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从总体上来看，也是比较中肯的，并不存在如纽约《中报》所批评的这类问题。
二、《中报》对马文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指摘马文认为《资本论》不能提供解决今日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已失去了“有效性”；二是指摘马文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现成答案”。
报告说：关于第一个问题，马文中也根本没有《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这样的话。而就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在《资本论》中找不到现成答案与《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关于第二个问题，马丁对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是：1、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2、但它还有合理的和有价值的成分；3、对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采取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的态度。原文中根本没有“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现成答案”这种提法，《中报》的批评越出了马文范围。《中报》只用了“据报道”三字就据此发表议论，进行批评和指摘，而新华社摘发时在编者按中却说，纽约《中报》的社论是根据英文《北京周报》的介绍写的，显然是失实了。
这两家的报告送上去后，中宣部有关领导显然作出了指示(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因而有了这样的结果：3月21日出版的第624期《国内动态清样》，以《日本报纸报道<北京周报>的文章有歪曲，纽约<中报>对马丁的批评不科学》为题发了消息，对该刊第380期的歪曲报道予以纠正。
经济学界的反应
新华社《清样》对马丁文章的歪曲报道，经济学界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 澄清事实，他们也要求中宣部能够对此有个说法。中宣部根据薄一波“把各种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的批示，3月19日以理论局的名义发出邀请函，邀请首都新闻界、经济学界、理论界的学者举行座谈会。
3月22日，座谈会召开。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主持。会上印发了《北京周报》和人民出版社给中宣部的报告、前文提到的国内外的报道以及《中报》的社论等材料。于光远、廖盖隆、王若水、苏星、冯兰瑞、董辅礽、曾彦修、张惠卿等三十多人与会。
与会的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原在国内部分管内参组，此时已调任《经济参考报》总编)在会上成了被告。面对批评，喻权域介绍了《国内动态清样》编发有关《中报》评论的经过情况，对未认真核对作了自我批评。不过，他对马丁的文章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肯定马丁文章中有不少好的见解，无原则性问题，可以发表的同时，认为存在这样一些缺点和错误：1、从什么‘转向’什么的小标题有片面性；2、对《资本论》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在今天的指导意义估计不足；3、‘从本本中走出来’的说法不合适，在理论研究中，克服教条主义是必要的，忽视书本则不对，因此不能说从本本中走出来；4、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评价过高。”
在当时的气氛下，喻权域的解释就显得很微弱。据参加会议的人事后回忆，喻权域讲话过程中，不断被人打断。与会者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清样》上。纪要说：
在谈到马丁文章的同时，冯兰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引者)同志说，近年来理论界气氛比较紧张，这与个别同志“谎报军情”，干扰领导同志决策关系很大。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引者)同志说，向中央反映情况是需要的，但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每一个环节失真一点，最后就面目全非了。另外还应该提倡信息公开，至少保证作者本人知道。于光远同志认为理论界应提倡点名批评。董辅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引者)建议中宣部对个别向中央领导同志谎报理论界“军情”，又不愿将自己的不同意见写成文章来公开讨论的同志进行批评帮助。汪永芬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我们一些同志在工作中还往往是不从实际出发，缺乏调查研究。可以借马丁文章来提醒新闻界、理论界的同志注意，进行批评要实事求是。
座谈会上，对马丁文章只作了“一般性的评论，没有来得及就它提出的若干观点展开讨论”：
于光远、《工人日报》评论部负责人李禹兴、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张惠卿、人民出版社前社长曾彦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董辅礽、《北京周报》社代理总编汪永芬等同志对马丁的文章从总体上作了肯定。他们说，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但存在一些漏洞和毛病。于光远同志说，马丁所说的从批判转向建设，讲的是中国，不是讲世界。在我们过去的经济教学和研究中，恰恰存在讲批判太多，讲建设太少的缺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注重替资本家出谋划策，而我们的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建设出谋划策不多，因此把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好好放在研究建设上是非常需要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工作，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这次座谈会后的第三天，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召集的一个讨论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会上，不少人又谈及了马丁事件。于光远说，这场风波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怎么看的问题。他说，尽管马丁的观点有许多我并不同意，但我认为，马丁的文章是重要的，应当允许其发表，应当引起理论界的注意。他还说，马克思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的许多问题。《资本论》第二卷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公式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有时间因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就须先造成学术自由的空气，允许人们展开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朱绍文说，“马丁问题”根本不成问题。还有的专家指出，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如果香港或海外报刊一表扬某人或批评某人，那么这个人在国内肯定要“倒楣”。学术自由、科学发展的环境，目前还未完全形成，“科学无禁区”还没有真正实现。在特别需要大胆探索的时候，根本不顾对方的原意、像堂吉诃德同风车作战似地搞大批判，全凭外国言论来指导理论工作，这种极不严肃的做法为什么居然得逞一时呢?为什么这种极不称职、谎报军情的“哨兵”仍占据舆论阵地要津?这种状况不改变，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拥有一个宽松活泼的学术生态环境，归根结底不利于开放改革的顺利进行。
1986年4月1日的上海《社会报》发表《学术要自由，探索要大胆／“马丁事件”引起我国理论界关注／人们再也不允许破坏学术生态环境的怪现象继续存在下去》的文章，4月7日，《世界经济导报》重新全文刊登了马丁文章的全文，并转载了《中报》的社论以及《读卖新闻》的报道。紧接着，《文汇报》《经济学周报》《长江日报》《新华日报》……纷纷发表有关“马丁事件”的评论文章，并报道了事件的真相。至此，“马丁事件”基本了结，引出了理论研究需要宽松环境的讨论。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冯兰瑞、张惠卿、杨继绳等学者的帮助，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