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是周恩来的长侄女。在《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一书中，她以亲人的独特视角，饱含深情地回顾了周恩来、邓颖超工作生活的诸多细节。本文系该书节选，讲述了周恩来病重期间那些感人的瞬间。
　　三位医生定下“攻守同盟”
　　 1973年3月10日，是伯伯自从1972年5月18日被确诊为膀胱癌十个月后第一次进行对症检查治疗。从这次开始，伯伯先后进行过13次手术治疗，每一次都是他亲自给毛主席打报告，每次被批准手术后，他总要把中央的工作先安排交代一番，以防万一永远不能回来，不会延誤中央的工作。
　　 我永远感激吴阶平、卞志强和张佐良三位大夫，为了我伯伯，为了人民的好总理，他们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进手术室时他们已经定下了“攻守同盟”，只要电镜检查时有用激光烧掉癌症原发病灶的可能，不再请示，立即烧。因为治疗癌症，最重要的是抢时间，越早发现、早治疗，效果越好！伯伯确诊膀胱癌已经10个月了，原本发现是最早期，拖到如今，已经是耽误太久，再也耽误不起了！
　　 无影灯下，吴阶平教授从电镜中看清了：总理膀胱内癌症原发病灶只有绿豆大，烧灼方便也有绝对把握。三人无言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吴教授果断拿起激光枪，在电子显微镜下，迅速消灭了伯伯膀胱内的癌症病灶！
　　 我经常设想，如果不是他们三位医生的无私和对我伯伯的真挚感情，恐怕伯伯是无法再支撑近三年的！
　　唯一一次隐瞒真相
　　 1975年12月康生病亡。从没对伯伯隐瞒病情的医生和张树迎、高振普（两人分别为周恩来总理的卫士长及贴身警卫）相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他隐瞒了真相：他们为伯伯专门印制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替代了当天第一版上康生病亡的消息。因为伯伯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病情严重时，他总要让值班的张树迎、高振普或张佐良大夫给他念报纸。而伯伯与康生患的同是膀胱癌，伯伯对康生病情的每一步发展可谓了如指掌，大家担心伯伯看了这条消息产生联想而受到刺激。其实，那天伯伯一直在昏睡，并没有要求读报……
　　一年半内做手术13次
　　 1975年12月底，伯伯生命最后的活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有着详尽的记录，也成了我永远的纪念：
　　 得知给自己理发多年的北京饭店职工朱殿华几次捎信请求来给理发后，嘱托身边工作人员：朱师傅给我理发二十几年了，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了，谢谢他了！
　　 在病重期间，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共做大小手术13次，约40天左右就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他仍继续坚持工作。除了批阅、处理文件外，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摘自《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 金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