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梁革命纪念馆的馆藏文物中，有一个秤锤，被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它底部长6cm、宽3.5cm、高10cm；材质为铜铸。秤锤正面上部铸“苏维埃万岁”字样，中部铸五角星，下部铸“壹佰斤”字样；其背面上部铸镰刀、锤子、枪造型，下部铸“公平交易”字样。其中“苏维埃万岁”道出了边区广大群众的心声，表达了贫苦百姓对新生政权的热爱；“五角星”代表边区群众一颗红心永向党；“壹佰斤”表示这杆秤是新式的市斤秤。背面上部的镰刀、锤子、枪造型代表工农兵，表明了新生政权的构成形式；而下部“公平交易”则表示南梁集市的贸易买卖，童叟无欺，公平公正。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巩固和发展新政权，制定了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十大政策，其中经济政策包括土地、财经、金融、商业等方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经济统一为基础，而达到巩固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根据地建设尤为重要，而经济建设“皆须利赖度量衡以为用”。因此，划一度量衡，为发展经济之前提。
　　然而，经济运转需要一般等价物即货币，但根据地存在度量衡不划一和货币多样且币值不稳的问题，致使贸易混乱，度量不准，阻碍了边区的经济发展。
　　度量衡制度事关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和民众安居等大计，但到中国近代，度量衡制度极度紊乱，“地各异制，家各异器，其长短大小轻重之间，相差悬殊，有若十指之不齐”。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进行经济和贸易掠夺，外国的度量衡制度也传入中国，加之近代军阀割据混战，各军阀私定私制度量值，官僚地主、商人任意增大度量衡容具的单位量值，更加剧了度量衡制度的混乱。
　　当时在西北地区存在的度量衡体系主要有清代的“库平制营造尺”、北洋政府的“权度法”、民国南京政府的“一二三”市用制等。
　　清代的“库平制营造尺”于康熙时期完善形成。即以100粒黍子纵向排列的长度定为营造尺，为度的标准；又以一定的尺寸定容量，制成槽斛（清时容量单位，民国时取消），为量的标准；再用一立方寸金属的重量为权衡的标准，存储在户部的称为库平两。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重定划一度量衡制度，采用万国公制，由国际权度局制作柏铱合金的长度和质量两个原器，运送来华。度以“营造尺”合32厘米；量以“槽斛”为标准；衡以“库平两”为37.301克。
　　1915年，北洋政府公布《权度法》，具体规定：权度以柏铱公尺，公斤原器为标准。权度分为下列两制，甲：“营造尺库平制”长度以“营造尺”一尺为单位，重量以“库平一两”为单位。乙：“万国权度公制”长度以公尺为单位，重量以公斤为单位。法中规定甲制“营造尺库平制”作为过渡时期所用的辅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统一度量衡工作提上日程，诸多专家学者秉承“非但求全国同律，并求世界统一，量务求其正确，法务求其简明”的原则，以万国公制为度量衡标准制，制定了“一二三”市用制，方便与国际标准制换算。将“一库平斤”改为“一市斤”，等于500克，即0.5公斤；一公里等于二市里；“一营造尺”改为“一市尺”，等于33.33厘米，即1米等于3市尺。改革后市斤比库平斤重量小，市尺比营造尺长，俗称“斤有所短、尺有所长”。1930年代市制逐步取代营造尺库平制，成为民国主要度量衡制度。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正值南京政府推行“一二三”市用制，但由于陕甘边区处于西北内陆，加之军阀势力未消，南京政府对西北的管理微弱，“一二三”市用制除在西安等大城市使用，其他地方并未实行。在边区推行土地政策，丈量分配土地时，边区百姓依然采用“步”的方式丈量，《孔丛子》中记载“跬，一举尺也，倍跬为步”，即一条腿跨出的距离称为“跬”，再一条腿跨出的距离称为“步”；240步长，一步宽为一亩。但在实际丈量中，由于“步”因人而异，缺乏固定标准，造成在分配土地时产生不准确和不公平
　　现象。
　　当时，边区的百姓都使用旧制秤，即1斤等于16两。而从西安等地来的商人却使用市斤秤，采用10进位的公制换算，即1市斤，10两等于500克。在贸易过程中两种秤换算复杂，且容易造成误差，不利于公平交易。为了划一边区的度量衡，苏维埃政府推行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二三”市用制，为此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制作了新制市斤秤杆，铸就了铜秤锤。
　　为了繁荣经济，满足群众的生活需要，边区政府在南梁荔园堡设立了集市，规定“逢一是集”，为当地百姓提供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南梁集市设立后贸易火爆，可是，一段时间后，南梁集市却冷清下来，对此刘志丹和习仲勋等边区领导人高度重视，积极向群众了解情况，终于发现了原因。当时流通的货币除了白银、银元、铜元等金属货币外，还有清代的官银号、各地钱庄、票号发行的信用货币，以及外商银行和中国自办银行发行的各种纸币，从而使货币市场相当混乱和无序。混乱的币制极大地阻碍着边区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清末时，货币制度以银两为单位，铜钱与铜元为主要流通的辅币。货币单位相当混乱，既有以库平两为单位的计量，也有以海关两为单位的计量。同时，银铸币和银两的成色也极不一致。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和频繁的战乱，加剧了我国货币机制由于货币铸造权和发行权长期不统一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北洋政府在1914年颁布了《国币条例》，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首铸新版银币，俗称“袁大头”，以铜元为辅币并且发行纸币。虽然银元被确立为当时的本位货币，但由于使用银两的历史已久，因此当时国内外的商品贸易和经济交往仍是银两、银元、铜元、纸币同时并用。
　　另外，白区商人前来贸易使用的国民党钞票，使边区群众深受其害，今天赚来的钞票过段时间就贬值了，最终无利可图，便没人做生意了。
　　为了确保苏区的金融稳定，解决边区贸易流通中货币混乱问题，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决定发行货币，建立边区自己的货币体系。当时边区条件艰苦，既没有符合条件的纸张，也没有印刷机器，刘志丹与习仲勋等边区领导人在一起琢磨研究，决定在木板上刻模印刷，用粗布代替纸张，用热油处理防止褪色，制成苏币，票面分为一角（红色）、二角（蓝色）、伍角（紫色）、一元四种面额，由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发行，总计发行3000元。
　　苏币发行之初，受到群众的怀疑和抵触。当时中国实行银本位的货币制度，广大群众认为苏币只是一张布，没有任何价值。边区政府在南梁集市设立四处货币兑换处，采用一元苏币兑换一圆银元，用银元作为苏币的保证金，群众逐步接受了苏币，促进了苏区贸易的发展。由于国民党钞票时时贬值，在苏区禁止国民党纸币流通。
　　通过设立南梁集市，发行苏币，发展了边区经济，稳定了市场，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打赢了经济上的反“围剿”战争，为繁荣边区经济奠定了基础。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通过划一度量衡，清除了经济发展中的阻碍因素。通过发行货币，建立了边区的貨币体系。苏币的发行，逐步取缔了各色市票，为根据地货币占领金融市场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独立的经济体。而且“苏票”始终以保障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边区财政委员会用银元作为苏币的保证金，采取等额兑换，稳定苏币的币值，取得了边区群众的信任。
　　从南梁革命纪念馆的铜秤锤反映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从实际出发，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划一度量衡、建立货币体系等，是一个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府。刘志丹、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使其最终发展成为国内二次革命战争后期我党“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编辑 叶松）
　　作者：南梁红色景区建设管理局
　　党史研究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