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胡适留学日记》手稿在北京拍出1.3915亿元高价，成为世界“最贵的日记”。日记共18册，50余万字，为胡适留美7年所写，随文粘贴了450多张珍贵照片及中英文剪报，并附有其归国后所写的《北京杂记》和《归娶记》。
　　这是胡适的思想手记，也是20世纪中国风起云涌的历史中，一代青年的内心独白与思想演变。

弃农从文

　　1910年8月16日，胡适与其他69名“庚款”留美学生，一起坐上了开往旧金山的“中国号”邮轮。在赴美邮轮上，同届被录取的赵元任，如此描述当年的胡适：“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时就说要把辫子拿掉;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
　　初进康奈尔大学，胡适学农，“想作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现存的《胡适留学日记》，第一天的日记是1911年1月30日，第一学期期末考的第一天。
　　那天刚好是农历新年，考的是生物。胡适写了一首诗自况：“永夜寒如故，朝来岁已更。层冰埋大道，积雪压孤城。往事潮心上，奇书照眼明。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
　　这里的“奇书”，是胡适买的一套《五尺丛书》。这意味着他虽然进了农学院，却并不想只过“种菜与种树”的生活。在他出国的行囊里，还装有1300卷线装古籍。
　　终于，在经历了数青蛙头的生物学课、区分30多种苹果的果树学课，学过洗马、剪树、接种、捉虫，3个学期后，胡适认清了自己的兴趣，转向哲学、文学与政治。
　　翻看胡适的留学日记，可以发现他当年的阅读之庞杂，活动之丰富。他既读《左传》《荀子》，也读柏拉图、培根、司各特、大仲马、狄更斯和俄国小说、莎士比亚的剧本;他读谢灵运、杜甫、王安石，也读弥尔顿、济慈、歌德、海涅。他读美国的《独立宣言》、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学习拉丁文、法文、德文，寻找各种原版作品;还仔细阅读了自由主义的经典——密尔的《论自由》、和平主义思想家安吉尔的《大幻觉》。
　　他进入基督教家庭中生活，亲身参与了两届总统大选。他去华盛顿旁听国会，在纽约州的伊萨卡观察地方议会的运行，在第五大道上站立3小时看4万多市民为争取妇女参政权游行。他擔任康奈尔世界学生会的主席，并出席了国际学生大会。他坐着火车到美国各地去进行演讲，东至波士顿，西到俄亥俄的哥伦布城。他与各国的同学、教授讨论问题，每天都要写一两封信给朋友们……
　　康奈尔5年，胡适从一个手腕细如小儿、皮包骨头的男孩，成长为一个“能赛跑十圈，爬绳至顶，云梯过尽，铁环亦能上去，棍棒能操四磅重者，舞动如飞”的青年;从一个动辄伤春悲秋、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诗人，转变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从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以爱国为前提的世界主义者。
　　1915年5月，胡适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国人之导师之预备。”4个月后，他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部，跟随杜威研究哲学。
　　这一年，胡适24岁，已把“国人导师”作为自己的目标，并且开始为之奋斗。而同一年，他的安徽老乡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了《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传统婚姻

　　一年后，1916年6月，胡适向他的一批友朋发表了白话文学革命论。7月，在一次游湖翻船事件后，他做了一首1000多字的打油诗来打趣生气的朋友梅光迪：“‘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非但没讨得对方欢心，反而招来另一位朋友任鸿隽的不满，于是单枪匹马地与他们打笔仗，说：“用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
　　8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文学革命的八条件”：“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这就是胡适的“八不主义”。
　　10月，胡适把“八不主义”写给陈独秀，不到一个月后，据此写成了《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号《新青年》上。审慎的胡适想着白话文运动“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能成功”。陈独秀急了，紧接着下一期就发表《文学革命论》，将胡适封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而陈本人“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以为吾友声援”，“愿拖四十二门大炮，为之前驱”，将改良助燃为革命，新文化运动自此拉开大幕。
　　胡适其实也很急。
　　“如果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这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十八章中的一句诗，1917年3月，胡适把它翻译在日记中。4个月后，归心似箭的他，连博士学位都没顾上拿，就坐轮船跨越太平洋，回到了阔别7年的中国。
　　去时还是宣统年号，回国已换新天。但满心憧憬的洋博士，下了船却大失所望。他去上海大舞台看戏，演员还是“旧古董”;逛书店抽出一篇《墨学微》，还是梁启超14年前的旧作;英文书大多是17、18世纪的，与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
　　“我方才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胡适后来在《我的歧路》中如此写道。
　　革新的第一站是北大的中国哲学史课堂。过去，老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到周公。26岁的胡适接手后，“重估一切价值”，删去上古神话，用西方逻辑学讲墨子，孔子也不高高在上，诸子百家，都可以讨论和批判。历史学家顾颉刚当年就坐在课堂上，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袋骤然做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而第二个实验室，正是他自己的婚礼。《胡适留学日记》手稿中收有一篇《归娶记》，写的是他1917年12月到1918年2月2日，到安徽老家娶亲的经过。胡适将婚礼从头至尾的每一步骤——参加者、行礼次序、演说，甚至礼堂的平面图，一一记录在案，还附上了自己总结的“所废旧礼七条”和“遵从旧礼一条”，以及长达2000余字的回忆与反思。
　　从订婚到结婚的15年，胡适与江冬秀从未见过面，但有通信。顺从、抗拒，遐想、矛盾，他在各种情绪里踟蹰徘徊，终因“不忍伤几个人的心”，接受了这门婚事。
　　在以后的岁月里，江冬秀以她错别字连篇的书信和特有的安徽大嗓门，一次次喝退了和丈夫有丁点暧昧的女性朋友，并且不遗余力地帮助丈夫朋友的原配们，喝退或努力喝退那些企图上位的“小三”们。
　　一些知识分子因为敬爱胡适，可惜他一朵鲜花插在一坨“小脚牛粪”上。但他的学生唐德刚却说，这位福相的、爱打麻将的太太，是中国传统旧式婚姻中最后一位“福人”。
　　正如在往后的岁月里，这位曾抱持着“20年不谈政治”的留学生，将最大限度地被裹挟进20世纪中国历史，包夹在璀璨荣光与无尽争议之中。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