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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我们想,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或许我们会更早筹划——比如从孩子尚未出生时,或者我俩刚结婚、准备结婚时,买婚房时,就去考虑。但在娃进入幼儿园之后,横向比较,我们发现,其实,在上海,家长不必过于忧虑。
我家娃在一所上海市级示范幼儿园上小班。回首为娃选园之路,可以讲,从娃一出生开始,我们两口子就开始动脑筋了。
一度,我们想,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或许我们会更早筹划——比如从孩子尚未出生时,或者我俩刚结婚、准备结婚时,买婚房时,就去考虑。但在娃进入幼儿园之后,横向比较,我们发现,其实,在上海,家长不必过于忧虑。
家里有娃,是2013年9月出生。在他出生时,既有家里长辈亲戚,包括社区里一些老阿姨就在提建议,说希望我们该想办法在2016年让孩子进幼儿园的小班。甚至有老阿姨说,当年他们的孩子,如果是9月份出生的,特别是9月头上出生的,往往会晚几天报出生,或者按照农历的出生日期报出生,这样,孩子就变作8月份出生了,可以早一年进幼儿园,包括之后早一年进小学。
这当然都是些陈年老八股的旧话了。现在的小囡,绝大多数在妇婴保健院或者正规大医院出生,哪能可能在出生时间上做手脚?
但我们一度又确实想早一些把娃送进托幼机构。倒不是为了未来早一年进小学,而是因为我们夫妻俩都要上班,平时孩子由外公、外婆在带,老人家带娃比较吃力,外加孩子一天天长大,我们不希望老人家的宠溺让“小苗苗”长歪了。当初我们想,哪怕让娃有机会在正规幼儿园的托班多呆上一年,也是很好的。
但如今的上海,公办的托儿所、幼儿园的托班,是少之又少。问遍了小区周边幼儿园,没一家开托班的。仔细核查,还真是只有市中心少数几家幼儿园有托班。原因可能是所在学区住户较少,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缘故。
我们户口不在市中心,那些有公办托班的幼儿园,想都不用想了。再说路途遥远,家里不可能每天这么接送。小区周边的民办早教机构、小小班,看着又确实不靠谱。作为家长,反正我是不放心把孩子放到那些早教托班呆上一整天的。毕竟,不满3周岁的娃,牙牙学语,尚不能清晰表达。在那些个民办早教托班里,那些所谓的“老师”,普通话说不标准,上海话根本听不懂,却在号称开的是中英双语教学的托班。且不论她们语言能力怎样,我是不太相信她们能细心给所有娃喂饭、换尿片之类。
家里有个长辈,退休前曾在一家厂办托儿所工作多年。她说,那时候双职工家庭,娃出生56天就要送进托儿所。这种托儿所,最多一个班有40人。她照样要照顾过来,虽说未必对每个娃都照顾有加,但起码不会弄耸小孩,不会瞎来来。她悉心照料小孩,一方面来源于职业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厂里同事的小孩,而厂里同事本身又大多是邻居关系。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些娃,就像自己家娃一个样。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人”都变成了“社会人”。而自打十多年前企业不让办社会以后,公办教育资源都归拢到教育系统独家操办,加之上海近几年来正逢出生人口进入一波高潮——上世纪80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做父母了,推高了出生人口数量。由此一来,托幼机构数量与出生人口比例出现变动,由此导致的就是公立的幼儿园小小班、托班大多被裁撤。
我也问了老丈人家附近的某民办幼儿园。这家民办幼儿园收费还是很合理的——托班的话,每月各项费用相加是两千多元。但园方希望小孩能在该园连续上托、小、中、大班,听说我们只想上托班,人家明确表示不收。而我之所以不愿意孩子一直在该园上下去,一方面是希望等娃到了上小班的年龄,我们就自己带娃住到自己家去,到时候学籍转换要看人眼色可不行;另一方面,感觉这家幼儿园家长成分比较杂。
最终,我们决定在家继续请孩子外公外婆带,直到孩子可以上小班为止。
等到今年初,我们就开始盯着老丈人家小区门口的告示了。
等啊等啊,终于等到幼兒园贴出告示。老丈人首先提醒我们:“可以去幼儿园报名了!”我们夫妻一直在犹豫上哪个幼儿园——老丈人家是上世纪末的动迁房,所在学区的幼儿园本身是家二级幼儿园。我曾经上网查过,这家幼儿园确实有一个区级教研成果在市里都有些影响,但那教研成果的名称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良好生活习惯养成的实践研究》,仔细看了研究报告,其中提到因这些幼儿家庭卫生习惯还停留在老家、农村时期,所以园方提出各种方式,让孩子在幼儿园养成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带回家,传递到父母辈,由此带动家庭卫生革命。
想了想,这样的幼儿园自有它成功之道和生存必要,但不符合我的预期。
老丈人则明确提出,他去看过这家幼儿园,且带着孩子去过这家幼儿园参加早教活动,调查下来,还是不错的。比如园舍清洁,老师都是幼儿师范毕业的。至于我的所谓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同园等问题,老丈人首先批评了我一顿,说是要有人人平等的观念。另一方面,他也说,这家幼儿园早在三年前就只招有本学区户口的孩子了。“那只是人家的科研课题,在刚毕业的一个班里,大多数孩子是外来人员子女,现在这家幼儿园只招本地户籍的孩子。”老丈人说出了他的调查结果。 此时,我家娃有四所公办幼儿园可以选择。一个就是老丈人家所在学区的幼儿园。另三个,则是我父亲所住小区的幼儿园、我们夫妇的婚房所在小区附近的幼儿园,以及2015年我家新买的一套房所在小区幼儿园。我们的户口都在2015年买房后迁入新买的房子,而房子则出租了出去。
经我上网比对,没想到老丈人家所在学区的幼儿园早几年前已经从二级幼儿园升级到一级幼儿园,我父亲所住小区的幼儿园则是今年升级为一级的。但这两所一级幼儿园的园所大小,都不如我婚房所在小区附近的幼儿园。由于是近年新造的幼儿园,这所幼儿园还是二级园,但比起两所一级园幼儿教学与午休混于一室,我婚房所在学区的幼儿园要宽敞得多。
我打电话给婚房所在社区幼儿园,负责招生的老师说,该园首先招收本学区有产证、有户口的幼儿,然后如有名额可招收有产证、本市有户口的名额。如果招满,则统筹安排到其他幼儿园。包括我老丈人和父亲所住社区附近两所幼儿园,也都有类似规定。
正当我犹豫之际,正好我去新买的那套房付物业费,发现小区门口也贴出了幼儿园招生告示。告示声明——必须本小区有产证,且在2016年12月30日前户口迁入的幼儿,才能入园。之后迁入户口的幼儿,则统筹到总部或者附近一所二级幼儿园。
原来,我家新买的这套房所在社区,是一所市级示范园的分园。我们户口是在2016年9月迁入的,看来应该可以到这家市级示范园就读。
按照要求,我在网上填写了报名表。到了“面试”的那一天,小小的幼儿园里热闹非凡。我们家长口口声声说的面试,其实根本不是对孩子的考试,而是园方进行的材料审核。
出生证明、户口簿、房产证,缺一不可。终于轮到我们家,由于产证上只有我父亲一人的名字,而户口簿上没有我父亲的名字,老师认为无法证明两人的祖孙关系。“要不然,只能去派出所开证明,证明爷爷和孙子的关系,否则我们也无能为力了。”负责审核的老师说。
此时,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户口迁入新房子前,我和我父亲是一个户口本。如今我和儿子是一个户口本。两本户口本上都有两个父子关系的记录。于是,我跟老师说:“这样吧,我回家拿另一本户口本,可以证明房产证上的是我爸,户口本上的是我儿。这样行不行?”
老师听明白了我的话,答应办理。我儿总算入园。
老丈人家附近那家民办幼儿园,是公办转制而成,办园水准似乎不高,我们夫妻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但那家幼儿园确实讓一些没有本学区户口,又必须在附近入园的娃找到了合适的幼儿园。
比如老丈人家所在小区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出生在美国,弟弟出生在上海。哥哥先到了入园年龄,找来找去,附近公办幼儿园都不收他,只有这家民办园收他,并且并不按照外籍人士标准收费。弟弟由于有上海户口,反倒可以进入公办园,且每月学费和餐费相加只有几百块钱。
我们家娃所在幼儿园附近,亦有两所民办幼儿园,都号称是双语幼儿园,有外教。其中一家开了大约三年多,是有校车的;另一家开了十几年的,没有校车。
两家收费标准不同。年头长的那家,前些年的月费用在两三千元,如今涨到5000元左右。有校车的那家,在商品房小区租的带院子的门面房,校舍面积不大,周围还多是房产中介机构等商户。但这家的收费,从开园时的6000元一个月,涨到如今超过8000元一个月。
“真的有生意吗?既然本学区有市级示范幼儿园,那为何这里还能开这么一所收费较贵的幼儿园呢?”我不禁有了这样的疑问。
经过了解,原来买了这里房子的,包括附近一个别墅区的业主,有一些人并没有上海户口,小孩无法进入那所示范园,而是会被统筹到周边几家二级幼儿园。尽管都没有上海户口,但这些人的阶层还是有区别的——住别墅的、住高层三室两厅的,或是私企老板,或是外企、民企高管;住在群租房的,则是打工仔;亦有住在地下室的扫地阿姨、吃住经营都在附近农贸市场的小商小贩。他们的孩子,如果按照政府统筹,都将进入附近一所二级幼儿园。于是,私企老板和企业高管阶层中,有人就希望花钱进入好一些的幼儿园。
为何后开园的那家双语幼儿园比有点儿年头的那家更贵呢?一方面,新开那家是个连锁品牌,在全市开了不少分部,各分部几乎就是统一价。另一方面,新开那家新租的房子,房租较老的那家为贵,又有校车服务,开销自然也大。
因为这两家都打着“双语”的名号,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在我家娃准备入院前,我也曾去打探了解一番,一度颇为心动。但经过仔细调查,开设年头较长的那家,所谓外教无非附近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来兼课,每周来上那么几次英语课。新开那家,号称美式教学,外教也是天天进教室的。但每个月8000多元,确实不是我等工薪族所想花费的——有这钱,在上公办园之余,去课外机构上个英语班,根本花不完。另外,我也听某位当幼师的朋友说:“别看那些民办幼儿园收费超贵,但那些外教,包括中国老师,几乎没有从幼师毕业的。他们哪懂幼儿心理?哪懂幼儿教学?光有本科文凭,专业并不对口,和一般公司上班族有什么区别?说不定明天她不愿意干这行了,一转身,去公司做白领了,这种情况不是没发生过。”
另一方面的担忧,也导致了我不选这所每月8000多元的幼儿园。毕竟收费昂贵,进进出出的孩子里,“富二代”“富三代”不在少数,小班的时候还没什么攀比,到了中班、大班,孩子家长开什么车接送、父母生意做得多大、家里有几个保姆云云,都能成为孩子们攀比的谈资。那还不如就选自己可以上的不错的公办幼儿园吧。
到了今年暑期,娃所在幼儿园分班结束,班级两位老师来家访。其中一位老师顺便聊到,她的同学就在我婚房所在社区那家二级园。“两家幼儿园差距其实并不大,只不过一家是新办的,想评上一级、示范级,需要逐年通过评审,总体上说,教学标准都是一样的,师资来源也差不多。”老师说出的,其实就是如今上海的幼儿园现状——总体上已经实现了教育公平,细微的差别还是有的。而许多焦虑,确实是家长自己生发出来的。
我家娃在一所上海市级示范幼儿园上小班。回首为娃选园之路,可以讲,从娃一出生开始,我们两口子就开始动脑筋了。
一度,我们想,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或许我们会更早筹划——比如从孩子尚未出生时,或者我俩刚结婚、准备结婚时,买婚房时,就去考虑。但在娃进入幼儿园之后,横向比较,我们发现,其实,在上海,家长不必过于忧虑。
托班太少的无奈
家里有娃,是2013年9月出生。在他出生时,既有家里长辈亲戚,包括社区里一些老阿姨就在提建议,说希望我们该想办法在2016年让孩子进幼儿园的小班。甚至有老阿姨说,当年他们的孩子,如果是9月份出生的,特别是9月头上出生的,往往会晚几天报出生,或者按照农历的出生日期报出生,这样,孩子就变作8月份出生了,可以早一年进幼儿园,包括之后早一年进小学。
这当然都是些陈年老八股的旧话了。现在的小囡,绝大多数在妇婴保健院或者正规大医院出生,哪能可能在出生时间上做手脚?
但我们一度又确实想早一些把娃送进托幼机构。倒不是为了未来早一年进小学,而是因为我们夫妻俩都要上班,平时孩子由外公、外婆在带,老人家带娃比较吃力,外加孩子一天天长大,我们不希望老人家的宠溺让“小苗苗”长歪了。当初我们想,哪怕让娃有机会在正规幼儿园的托班多呆上一年,也是很好的。
但如今的上海,公办的托儿所、幼儿园的托班,是少之又少。问遍了小区周边幼儿园,没一家开托班的。仔细核查,还真是只有市中心少数几家幼儿园有托班。原因可能是所在学区住户较少,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缘故。
我们户口不在市中心,那些有公办托班的幼儿园,想都不用想了。再说路途遥远,家里不可能每天这么接送。小区周边的民办早教机构、小小班,看着又确实不靠谱。作为家长,反正我是不放心把孩子放到那些早教托班呆上一整天的。毕竟,不满3周岁的娃,牙牙学语,尚不能清晰表达。在那些个民办早教托班里,那些所谓的“老师”,普通话说不标准,上海话根本听不懂,却在号称开的是中英双语教学的托班。且不论她们语言能力怎样,我是不太相信她们能细心给所有娃喂饭、换尿片之类。
家里有个长辈,退休前曾在一家厂办托儿所工作多年。她说,那时候双职工家庭,娃出生56天就要送进托儿所。这种托儿所,最多一个班有40人。她照样要照顾过来,虽说未必对每个娃都照顾有加,但起码不会弄耸小孩,不会瞎来来。她悉心照料小孩,一方面来源于职业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厂里同事的小孩,而厂里同事本身又大多是邻居关系。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些娃,就像自己家娃一个样。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人”都变成了“社会人”。而自打十多年前企业不让办社会以后,公办教育资源都归拢到教育系统独家操办,加之上海近几年来正逢出生人口进入一波高潮——上世纪80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做父母了,推高了出生人口数量。由此一来,托幼机构数量与出生人口比例出现变动,由此导致的就是公立的幼儿园小小班、托班大多被裁撤。
我也问了老丈人家附近的某民办幼儿园。这家民办幼儿园收费还是很合理的——托班的话,每月各项费用相加是两千多元。但园方希望小孩能在该园连续上托、小、中、大班,听说我们只想上托班,人家明确表示不收。而我之所以不愿意孩子一直在该园上下去,一方面是希望等娃到了上小班的年龄,我们就自己带娃住到自己家去,到时候学籍转换要看人眼色可不行;另一方面,感觉这家幼儿园家长成分比较杂。
最终,我们决定在家继续请孩子外公外婆带,直到孩子可以上小班为止。
入园,各种挑
等到今年初,我们就开始盯着老丈人家小区门口的告示了。
等啊等啊,终于等到幼兒园贴出告示。老丈人首先提醒我们:“可以去幼儿园报名了!”我们夫妻一直在犹豫上哪个幼儿园——老丈人家是上世纪末的动迁房,所在学区的幼儿园本身是家二级幼儿园。我曾经上网查过,这家幼儿园确实有一个区级教研成果在市里都有些影响,但那教研成果的名称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良好生活习惯养成的实践研究》,仔细看了研究报告,其中提到因这些幼儿家庭卫生习惯还停留在老家、农村时期,所以园方提出各种方式,让孩子在幼儿园养成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带回家,传递到父母辈,由此带动家庭卫生革命。
想了想,这样的幼儿园自有它成功之道和生存必要,但不符合我的预期。
老丈人则明确提出,他去看过这家幼儿园,且带着孩子去过这家幼儿园参加早教活动,调查下来,还是不错的。比如园舍清洁,老师都是幼儿师范毕业的。至于我的所谓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同园等问题,老丈人首先批评了我一顿,说是要有人人平等的观念。另一方面,他也说,这家幼儿园早在三年前就只招有本学区户口的孩子了。“那只是人家的科研课题,在刚毕业的一个班里,大多数孩子是外来人员子女,现在这家幼儿园只招本地户籍的孩子。”老丈人说出了他的调查结果。 此时,我家娃有四所公办幼儿园可以选择。一个就是老丈人家所在学区的幼儿园。另三个,则是我父亲所住小区的幼儿园、我们夫妇的婚房所在小区附近的幼儿园,以及2015年我家新买的一套房所在小区幼儿园。我们的户口都在2015年买房后迁入新买的房子,而房子则出租了出去。
经我上网比对,没想到老丈人家所在学区的幼儿园早几年前已经从二级幼儿园升级到一级幼儿园,我父亲所住小区的幼儿园则是今年升级为一级的。但这两所一级幼儿园的园所大小,都不如我婚房所在小区附近的幼儿园。由于是近年新造的幼儿园,这所幼儿园还是二级园,但比起两所一级园幼儿教学与午休混于一室,我婚房所在学区的幼儿园要宽敞得多。
我打电话给婚房所在社区幼儿园,负责招生的老师说,该园首先招收本学区有产证、有户口的幼儿,然后如有名额可招收有产证、本市有户口的名额。如果招满,则统筹安排到其他幼儿园。包括我老丈人和父亲所住社区附近两所幼儿园,也都有类似规定。
正当我犹豫之际,正好我去新买的那套房付物业费,发现小区门口也贴出了幼儿园招生告示。告示声明——必须本小区有产证,且在2016年12月30日前户口迁入的幼儿,才能入园。之后迁入户口的幼儿,则统筹到总部或者附近一所二级幼儿园。
原来,我家新买的这套房所在社区,是一所市级示范园的分园。我们户口是在2016年9月迁入的,看来应该可以到这家市级示范园就读。
按照要求,我在网上填写了报名表。到了“面试”的那一天,小小的幼儿园里热闹非凡。我们家长口口声声说的面试,其实根本不是对孩子的考试,而是园方进行的材料审核。
出生证明、户口簿、房产证,缺一不可。终于轮到我们家,由于产证上只有我父亲一人的名字,而户口簿上没有我父亲的名字,老师认为无法证明两人的祖孙关系。“要不然,只能去派出所开证明,证明爷爷和孙子的关系,否则我们也无能为力了。”负责审核的老师说。
此时,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户口迁入新房子前,我和我父亲是一个户口本。如今我和儿子是一个户口本。两本户口本上都有两个父子关系的记录。于是,我跟老师说:“这样吧,我回家拿另一本户口本,可以证明房产证上的是我爸,户口本上的是我儿。这样行不行?”
老师听明白了我的话,答应办理。我儿总算入园。
选公办还是民办
老丈人家附近那家民办幼儿园,是公办转制而成,办园水准似乎不高,我们夫妻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但那家幼儿园确实讓一些没有本学区户口,又必须在附近入园的娃找到了合适的幼儿园。
比如老丈人家所在小区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出生在美国,弟弟出生在上海。哥哥先到了入园年龄,找来找去,附近公办幼儿园都不收他,只有这家民办园收他,并且并不按照外籍人士标准收费。弟弟由于有上海户口,反倒可以进入公办园,且每月学费和餐费相加只有几百块钱。
我们家娃所在幼儿园附近,亦有两所民办幼儿园,都号称是双语幼儿园,有外教。其中一家开了大约三年多,是有校车的;另一家开了十几年的,没有校车。
两家收费标准不同。年头长的那家,前些年的月费用在两三千元,如今涨到5000元左右。有校车的那家,在商品房小区租的带院子的门面房,校舍面积不大,周围还多是房产中介机构等商户。但这家的收费,从开园时的6000元一个月,涨到如今超过8000元一个月。
“真的有生意吗?既然本学区有市级示范幼儿园,那为何这里还能开这么一所收费较贵的幼儿园呢?”我不禁有了这样的疑问。
经过了解,原来买了这里房子的,包括附近一个别墅区的业主,有一些人并没有上海户口,小孩无法进入那所示范园,而是会被统筹到周边几家二级幼儿园。尽管都没有上海户口,但这些人的阶层还是有区别的——住别墅的、住高层三室两厅的,或是私企老板,或是外企、民企高管;住在群租房的,则是打工仔;亦有住在地下室的扫地阿姨、吃住经营都在附近农贸市场的小商小贩。他们的孩子,如果按照政府统筹,都将进入附近一所二级幼儿园。于是,私企老板和企业高管阶层中,有人就希望花钱进入好一些的幼儿园。
为何后开园的那家双语幼儿园比有点儿年头的那家更贵呢?一方面,新开那家是个连锁品牌,在全市开了不少分部,各分部几乎就是统一价。另一方面,新开那家新租的房子,房租较老的那家为贵,又有校车服务,开销自然也大。
因为这两家都打着“双语”的名号,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在我家娃准备入院前,我也曾去打探了解一番,一度颇为心动。但经过仔细调查,开设年头较长的那家,所谓外教无非附近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来兼课,每周来上那么几次英语课。新开那家,号称美式教学,外教也是天天进教室的。但每个月8000多元,确实不是我等工薪族所想花费的——有这钱,在上公办园之余,去课外机构上个英语班,根本花不完。另外,我也听某位当幼师的朋友说:“别看那些民办幼儿园收费超贵,但那些外教,包括中国老师,几乎没有从幼师毕业的。他们哪懂幼儿心理?哪懂幼儿教学?光有本科文凭,专业并不对口,和一般公司上班族有什么区别?说不定明天她不愿意干这行了,一转身,去公司做白领了,这种情况不是没发生过。”
另一方面的担忧,也导致了我不选这所每月8000多元的幼儿园。毕竟收费昂贵,进进出出的孩子里,“富二代”“富三代”不在少数,小班的时候还没什么攀比,到了中班、大班,孩子家长开什么车接送、父母生意做得多大、家里有几个保姆云云,都能成为孩子们攀比的谈资。那还不如就选自己可以上的不错的公办幼儿园吧。
到了今年暑期,娃所在幼儿园分班结束,班级两位老师来家访。其中一位老师顺便聊到,她的同学就在我婚房所在社区那家二级园。“两家幼儿园差距其实并不大,只不过一家是新办的,想评上一级、示范级,需要逐年通过评审,总体上说,教学标准都是一样的,师资来源也差不多。”老师说出的,其实就是如今上海的幼儿园现状——总体上已经实现了教育公平,细微的差别还是有的。而许多焦虑,确实是家长自己生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