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 老年群体；数字鸿沟；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媒介偏倚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8-0073-03
2020年11月，一则“老人冒雨现金交保险被拒”的新闻视频轰动全网，视频中显示，一位老人冒雨前往银行缴纳医保费用，因柜台人员“拒收现金”而面露无助，视频背景音里柜台工作人员“这里不收现金，要么告知亲戚，要么你自己用手机支付”的话语更突显了老人内心的窘迫。这则新闻引发了网民的激烈讨论，网友们对老人的经历表示同情和愤怒，同时认为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冷漠、刻板且缺乏人情味，也有不少网友对“拒收现金”行为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在数字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经济和科技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认知方式[1]，而数字化带给人们的便捷生活对老年群体而言却普遍成为一种障碍和不便，使他们成为数字化生存下的“数字弱势群体”。除了这则“老人被拒现金”的案例以外，还有老年人微信付款受骗、老年人不会使用出行二维码等诸多类似的案例足以体现老年群体对于社会数字化进程而言所处的弱势地位。作为人口基数大、老龄化发展趋势迅猛的老龄人口大国，我国在推行传播生态“全民、全球、全媒”和“将媒介融合作为总发展方向”[2]的过程中，老年群体“数字鸿沟”难以消除的现状与背后的成因是迫切需要剖析的。
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构建了数字鸿沟的框架和概念。“数字鸿沟”在全球化的宏观层面上指，在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之间，“由于对数字化技术的接收程度、获取可能、应用水平以及创造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传播渠道差异以及信息持有量两极分化结果。”[3]
在同一国家内部，“数字鸿沟”则体现为由不同性别、年龄、收入、阶层的人在接近、使用新信息技术的机会与能力上的差异造成不平等进一步扩大的状况，主要区分为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三个层面。
随着广播、电话、电视等传统数字媒介在我国全国范围内的普及[4]，目前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主要体现为老年人在互联网领域及新型数字化进程中身处弱势与被媒介“忽视”的现状。相较于城乡发展、教育等领域产生的数字鸿沟而言，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的消除则更为困难。此处主要从接入沟、使用沟、知识沟和数字化进程下老年群体媒介使用习惯上进行分析。
1.1 构成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三个阶段
1）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缩小趋势的接入沟。接入沟，即因财富多寡造成的互联网接触与接触可能性的差别。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让智能手机等移动互联网端在城市与农村地区得到了广泛普及，互联网用户数量快速增长，这其中也不乏一大部分老年群体的加入。截至2020年3月，我国9.4亿网民中，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有率为16.9%，较之2018年的12.5%增长了4.4%。我国老年网民总体数量与所占网民比例的快速增长体现了未来老年群体互联网接入沟消除的可能，虽然现阶段老年群体互联网的接入状况在不同区域有所差异，但总体为增长趋势。
2）面临长期存在状态的使用沟。使用沟主要由信息贫富差和个人技能差异产生。2020年底的CNNIC数据显示，除去部分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老年人乘公交买票将手机投进硬币箱、银行取钱时不会使用App等现象外，超半数老年人在使用手机时还存在着受标题党新闻、虚假广告、低俗内容、网络诈骗困扰的风险。诸多数据与现象表面，尽管大部分老年网民通过智能手机加入了网民的队伍，其处于‘信息弱势群体’的状况并未有所好转[5]。相较于有丰富PC端互联网使用经验再向移动互联网过渡的年轻网民，老年网民的数字技能显得非常匮乏，并在目前看来处于短期内难以弥补的状态。
3）作为数字鸿沟最终效果的知识沟。知识沟是以接入沟为基础，以使用沟为过程而产生的最终效果。综合上述对老年群体互联网接入沟与使用沟的阐述，其最终表现为大部分老年群体被数字化媒介“抛弃”，数字化媒介带给老年群体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也普遍低于其他年龄段的群体。
1.2 数字鸿沟现状下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习惯
较之互联网等新媒介而言，传统的电话、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是老年群体接触生活信息和社会信息的主体媒介，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
1）长期形成的媒介使用惯性。我国老年群体对电话、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具有一定的使用惯性。我国大部分老年群体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传统媒介的接触，因此，通过传统媒介发布的信息在老年群体认知中拥有较其他渠道发布信息更强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尽管“传统媒体信息覆盖能力受限”[6]，许多老年人在接收社会消息和生活消息时仍会选择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这一媒介接触状态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2）对互联网功能使用的局限性。老年群体对手机等移动互联网端功能的使用具有局限性。其中局限性包括媒介使用过程中身体机能的局限和对媒介认知的局限。老年人正处于身体各项机能急速下降的阶段，这使其不能像其他年龄群体一样随心所欲地使用媒介。生理机能的衰退在感知觉变化与大脑信息处理能力上最为显著，视觉知觉较差与记忆力衰退的老年群体在使用移动互联网端进行信息汲取时，其信息的加工速度较为缓慢，这直接导致“交互性较强的互联网媒介”[7]功能使用受限。而在对移动互联网的了解程度上，多数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认知‘新颖的娱乐工具，便捷的通讯工具’，使用频率最高的App是微信和邮箱等有助于人际关系维系的平台[8]。移动互联网对于老年人而言更多的是“强关系”中的信息传播渠道和携带便捷的传统大众传媒媒介，其更广泛的公共服务功能仍处于老年群体的“认知盲区”。
3）老年群体专属媒介的匮乏。当今移动互联网中专门为老年群体设计的App较为其他群体设计的而言少之又少，即使“部分新媒体平台为实现用户渠道下沉”[9]而开发了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大字版”，其接入的途径和设计的功能也并非专门为老年群体量身定制。
媒介环境学是由尼尔·波兹曼创立的学说，该学说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作为出发点，“媒介环境学理论主要对大众媒介在社会各范畴发展的作用进行探索，进一步证明媒介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的关系。”[10]
以该学派第一项理论中“媒介的伪中性”论为基础，媒介环境学中的第二、三项理论命题指出，媒介的发展会促使媒介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不同物质性、知觉性的因果关系，并使媒介获得独特的内在偏倚。这种媒介内在的独特偏倚在移动互联网媒介中仍然存在，即移动互联网媒介对年轻群体的偏倚。这种偏倚正是由当下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所构成的媒介生态导致的，由这三种现实环境决定的媒介生态则引导着媒介偏倚的走势，同时受到媒介主体的信息反馈。本文将主要从经济导向、文化环境和社会道德这三个造成媒介偏倚的现实因素对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产生的原因及其消除困境进行分析。
2.1 经济导向：“注意力经济”趋势下的选择性“忽视”
在移动互联网大范围普及的今天，注意力经济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的新型经济结构正促使着经济导向的转变。“注意力经济”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的迈克尔·戈德海伯于1994年在《注意力购买者》这篇文章中提出。按照经济学理论的判断，他指出现阶段对信息资源价值的判断和定义是不恰当的。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是利用好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的稀缺资源，而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信息已不再稀缺，相反，“信息社会中的信息资源泛滥现状”[11]衬托出了以“受关注程度”作为衡量标准的“注意力”资源的珍贵。我国目前的互联网机构也普遍意识到了注意力经济的重要性，“掌握分众注意力、培养潜在用户”也成为其根本的经验模式和机构理念。
对于新媒体背后的资本而言，老年网民规模的相对弱势与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渠道的形式单一使其难以成为促进注意力经济增长的主体受众，大部分互联网商业机构在“以最多数受众为主”原则下[12]选择了忽视老年群体。而从长期的注意力经济发展现状上看，老年群体的网络消费能力和意愿远不如其他年轻群体，市面上许多能带来高额经济价值的互联网平台也往往是以年轻群体作为分众目标，如哔哩哔哩、抖音、網易云等平台。尽管市面上目前已经出现了拼多多、快手等相比前几个平台而言更“接地气”的下沉市场平台，老年群体能为其创造价值的占比仍处于较低的状态。
2.2 文化环境：“数字原住民”建构的圈层互联网文化
“数字原住民”的概念是教育游戏专家马克·平恩斯卡于2001年首次提出的，同一时间段他还提出了“数字移民”的概念。“马克将‘数字原住民’定义为‘伴随网络时代发展而成长的人’”[13]。这类人的生活、成长的环境是一种由“电脑、手机等新生数字科技产品营造”的数字化环境，他们有着在成长过程中无时不刻使用数字化信息技术来进行信息获取和信息传播的经历，相较于作为“数字移民”的老年群体而言，年轻的“数字原住民”更接受从“屏幕”中汲取信息。2001年以前中国互联网离大量普及还有较远的距离，到2015年我国互联网网民数达到七亿，首次突破了我国人口数量的半数。这表明，根据互联网发展的整体情况和老年网民的数量来看，我国数字原住民中几乎不存在现阶段的老年人群。
“我国互联网发展的进程中，多数的网络圈层文化、价值”[14]都是由年轻的网络原住民建构而成的。首先，对于老年网民作为近年来刚有发展趋势的数字移民而言，其在网络文化中的发言权是微弱的，许多老年人对互联网中存在的符号意义都是简单的字面理解或被动接受数字原住民对符号的再定义。再者，互联网作为凸显当代青年亚文化“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场所”[15]，每年其都以惊人的效率井喷似的出现新的亚文化现象，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限制很难像自身年轻时一样快速处理外来信息，更无法像同时期的年轻人一样接受并吸收更新迭代如此迅速的网络文化。老年群体对互联网文化的解码障碍是一种将现实“代沟”迁移到数字平台中的表现，从而加剧了“数字鸿沟”的存在。
2.3 社会道德：“弱技术决定论”下的相互影响
技术决定论观点认为，“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许多社会现象都是由技术本身作为根本原因产生的”，弱技术决定论则弱化了这一要素的绝对性。对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定义上，其认为技术产生于社会又反作用于社会，技术与社会之间处于一种“相辅相成”的状态，这一理论与媒介生态理论相通。近年来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现象中，很多技术局限性的原因在深层次上受到了社会道德的影响[16]。
从弱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来看，社会对于老年群体包括其他存在媒介使用障碍的群体缺乏的包容与同理心最终将作用于媒介，再进一步强化社会道德的缺失，两者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现象的愈演愈烈。
我国目前正处于促进数字适老化、消除老年“数字鸿沟”的紧要关头，促进数字适老化的各类措施仍在进一步探索并试行。在促进数字适老化的进程中有两个原则是必须要坚守的，即“以人为本，为民服务”和“兼顾现实环境与数字环境”，在这两个前提下才有可能更高质量、高效率地缩小“数字鸿沟”。
3.1 加强社会数字化在老年社区的宣传工作
加强数字化宣传的工作在城镇等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进行。”[17]根据城乡差异合理制定计划，对于不同年龄段、学历、身体状况的老人则应进行进一步的细分或进行点对点的教学。除了线下的社区人工宣传点，宣传工作选用的大众媒介也应根据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习惯进行选择，保障数字化宣传的全覆盖，营造良好的宣传环境。
3.2 设立城乡老年群体数字化设备补助基金
“接入沟”是“数字鸿沟”产生的基础，只有率先消除“接入沟”，才有对下一阶段进一步发展与消除的可能。应根据不同地区老年群体社会财富占有率现状设立数字化设备购置资金，鼓励老年人购买数字化设备；在老年社区内，应不断完共数字化设备的配置，“让数字化设备更广泛、全面地融入老年人的生活”[18]，使老年群体能够更好感知社会全面数字化环境。 3.3 保证全种类社会公共服务部门人工渠道的畅通
由于存在老人身体机能、地区性差异等客观制约因素，数字化科普的进程是困难且缓慢的，“为保障公共服务的自由性和自主性”[19]，社会多公共部门尤其是公共服务部门的人工服务渠道必须有所保留并保持畅通。保证各岗位设立人工引导平台和人工执行平台，坚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原则，必要时应走入社区家庭为存在障碍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
3.4 强化数字化进程中全民社会道德观与媒介道德观建设
“尊老爱幼”是我国数千年流传以来的传统美德，而现代社会的“物欲横流”的现状使得多行业秉持“利益至上”的原则，现代媒体也没有承担好培养社会共识这一任务[20]，数字化媒体行业也不例外。“我国应通过教育宣传提升公民的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21]，增强年轻群体对老年群体的同理心，建构新时代媒介道德价值体系，鼓励公民、企业帮助老年群体适应数字化环境。
参考文献
[1]李弋.动物世界：浅析《荒蛮故事》中人物的动物性[J].艺术科技，2019，32（8）：82-83.
[2]徐紫薇.论“中央厨房”背景下记者生产新闻的困难[J].戏剧之家，2019（29）：216-217.
[3]杨一帆，潘君豪.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J].老龄科学研究，2019，7（10）：58-67.
[4]管兰兰.论微博平台上新闻资讯类短视频的传播[J].戏剧之家，2019（28）：189-190，193.
[5]薛靜.生态文化视域下的科普新发展：以《博物》杂志微博为例[J].汉字文化，2020（22）：174-175.
[6]罗倩倩.新媒体时代下国产纪录片的发展策略探析：以《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例[J].大众文艺，2019（14）：195-196.
[7]鞠凌莉，杨蓉.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广播转型的动因分析：以喜马拉雅FM为例[J].艺术科技，2019，32（7）：121，201.
[8]王蕾，夏颖.媒介诉求、阅读场景、社交依赖：老年群体的微信阅读[J].当代传播，2020（6）：58-61.
[9]张刘刚.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难点和路径[J].新闻知识，2019（6）：84-87.
[10]林文刚，邹欢.媒介环境学和媒体教育：反思全球化传播生态中的媒体素养[J].国际新闻界，2019，41（4）：89-108.
[11]王艺璇，安真真.注意力经济：电商直播中消费者注意力的生产与控制[J].中国青年研究，2021（2）：14-21.
[12]范佳意.内容型网红与传统文化传播：以李子柒为例[J].汉字文化，2020（20）：146-147.
[13]张庆园，张凌媛.人格失焦：数字原住民人格特质与微信个人资料图像的自我呈现[J].国际新闻界，2021，43（1）：138-157.
[14]韩东池.圈层文化背景下“网红”式KOL与传统文化传播[J].汉字文化，2020（20）：148-149.
[15]解文峰.新媒体时代儒家文化的传播现状及创新路径分析：以济宁地区为例[J].汉字文化，2020（18）：60-61，71.
[16]刘日照.论我国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现象[J].今传媒，2018（12）：36-40.
[17]刘日照.论环境新闻采访前的资料准备[J].新闻知识，2019（6）：74-77.
[18]蒋雨涵.电影《我们俩》中的独居老人与人文关怀[J].汉字文化，2020（19）：114-115.
[19]王东，张振.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镜像、透视及其规避[J].伦理学研究，2021（1）：109-115.
[20]管兰兰.论社交媒体时代微博平台微电影广告的样态[J].汉字文化，2020（14）：132-133.
[21]鞠凌莉.融媒体时代公益微纪录片与情感营造：以《三十三》为例分析[J].汉字文化，2020（12）：189-190.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8-0073-03
2020年11月，一则“老人冒雨现金交保险被拒”的新闻视频轰动全网，视频中显示，一位老人冒雨前往银行缴纳医保费用，因柜台人员“拒收现金”而面露无助，视频背景音里柜台工作人员“这里不收现金，要么告知亲戚，要么你自己用手机支付”的话语更突显了老人内心的窘迫。这则新闻引发了网民的激烈讨论，网友们对老人的经历表示同情和愤怒，同时认为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冷漠、刻板且缺乏人情味，也有不少网友对“拒收现金”行为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在数字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经济和科技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认知方式[1]，而数字化带给人们的便捷生活对老年群体而言却普遍成为一种障碍和不便，使他们成为数字化生存下的“数字弱势群体”。除了这则“老人被拒现金”的案例以外，还有老年人微信付款受骗、老年人不会使用出行二维码等诸多类似的案例足以体现老年群体对于社会数字化进程而言所处的弱势地位。作为人口基数大、老龄化发展趋势迅猛的老龄人口大国，我国在推行传播生态“全民、全球、全媒”和“将媒介融合作为总发展方向”[2]的过程中，老年群体“数字鸿沟”难以消除的现状与背后的成因是迫切需要剖析的。
1 媒介“忽视”的群体：我国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现状概述
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构建了数字鸿沟的框架和概念。“数字鸿沟”在全球化的宏观层面上指，在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之间，“由于对数字化技术的接收程度、获取可能、应用水平以及创造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传播渠道差异以及信息持有量两极分化结果。”[3]
在同一国家内部，“数字鸿沟”则体现为由不同性别、年龄、收入、阶层的人在接近、使用新信息技术的机会与能力上的差异造成不平等进一步扩大的状况，主要区分为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三个层面。
随着广播、电话、电视等传统数字媒介在我国全国范围内的普及[4]，目前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主要体现为老年人在互联网领域及新型数字化进程中身处弱势与被媒介“忽视”的现状。相较于城乡发展、教育等领域产生的数字鸿沟而言，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的消除则更为困难。此处主要从接入沟、使用沟、知识沟和数字化进程下老年群体媒介使用习惯上进行分析。
1.1 构成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三个阶段
1）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缩小趋势的接入沟。接入沟，即因财富多寡造成的互联网接触与接触可能性的差别。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让智能手机等移动互联网端在城市与农村地区得到了广泛普及，互联网用户数量快速增长，这其中也不乏一大部分老年群体的加入。截至2020年3月，我国9.4亿网民中，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有率为16.9%，较之2018年的12.5%增长了4.4%。我国老年网民总体数量与所占网民比例的快速增长体现了未来老年群体互联网接入沟消除的可能，虽然现阶段老年群体互联网的接入状况在不同区域有所差异，但总体为增长趋势。
2）面临长期存在状态的使用沟。使用沟主要由信息贫富差和个人技能差异产生。2020年底的CNNIC数据显示，除去部分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老年人乘公交买票将手机投进硬币箱、银行取钱时不会使用App等现象外，超半数老年人在使用手机时还存在着受标题党新闻、虚假广告、低俗内容、网络诈骗困扰的风险。诸多数据与现象表面，尽管大部分老年网民通过智能手机加入了网民的队伍，其处于‘信息弱势群体’的状况并未有所好转[5]。相较于有丰富PC端互联网使用经验再向移动互联网过渡的年轻网民，老年网民的数字技能显得非常匮乏，并在目前看来处于短期内难以弥补的状态。
3）作为数字鸿沟最终效果的知识沟。知识沟是以接入沟为基础，以使用沟为过程而产生的最终效果。综合上述对老年群体互联网接入沟与使用沟的阐述，其最终表现为大部分老年群体被数字化媒介“抛弃”，数字化媒介带给老年群体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也普遍低于其他年龄段的群体。
1.2 数字鸿沟现状下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习惯
较之互联网等新媒介而言，传统的电话、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是老年群体接触生活信息和社会信息的主体媒介，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
1）长期形成的媒介使用惯性。我国老年群体对电话、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具有一定的使用惯性。我国大部分老年群体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传统媒介的接触，因此，通过传统媒介发布的信息在老年群体认知中拥有较其他渠道发布信息更强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尽管“传统媒体信息覆盖能力受限”[6]，许多老年人在接收社会消息和生活消息时仍会选择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这一媒介接触状态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2）对互联网功能使用的局限性。老年群体对手机等移动互联网端功能的使用具有局限性。其中局限性包括媒介使用过程中身体机能的局限和对媒介认知的局限。老年人正处于身体各项机能急速下降的阶段，这使其不能像其他年龄群体一样随心所欲地使用媒介。生理机能的衰退在感知觉变化与大脑信息处理能力上最为显著，视觉知觉较差与记忆力衰退的老年群体在使用移动互联网端进行信息汲取时，其信息的加工速度较为缓慢，这直接导致“交互性较强的互联网媒介”[7]功能使用受限。而在对移动互联网的了解程度上，多数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认知‘新颖的娱乐工具，便捷的通讯工具’，使用频率最高的App是微信和邮箱等有助于人际关系维系的平台[8]。移动互联网对于老年人而言更多的是“强关系”中的信息传播渠道和携带便捷的传统大众传媒媒介，其更广泛的公共服务功能仍处于老年群体的“认知盲区”。
3）老年群体专属媒介的匮乏。当今移动互联网中专门为老年群体设计的App较为其他群体设计的而言少之又少，即使“部分新媒体平台为实现用户渠道下沉”[9]而开发了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大字版”，其接入的途径和设计的功能也并非专门为老年群体量身定制。
2 媒介生态与偏倚：媒介环境学视角下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产生原因
媒介环境学是由尼尔·波兹曼创立的学说，该学说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作为出发点，“媒介环境学理论主要对大众媒介在社会各范畴发展的作用进行探索，进一步证明媒介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的关系。”[10]
以该学派第一项理论中“媒介的伪中性”论为基础，媒介环境学中的第二、三项理论命题指出，媒介的发展会促使媒介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不同物质性、知觉性的因果关系，并使媒介获得独特的内在偏倚。这种媒介内在的独特偏倚在移动互联网媒介中仍然存在，即移动互联网媒介对年轻群体的偏倚。这种偏倚正是由当下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所构成的媒介生态导致的，由这三种现实环境决定的媒介生态则引导着媒介偏倚的走势，同时受到媒介主体的信息反馈。本文将主要从经济导向、文化环境和社会道德这三个造成媒介偏倚的现实因素对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产生的原因及其消除困境进行分析。
2.1 经济导向：“注意力经济”趋势下的选择性“忽视”
在移动互联网大范围普及的今天，注意力经济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的新型经济结构正促使着经济导向的转变。“注意力经济”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的迈克尔·戈德海伯于1994年在《注意力购买者》这篇文章中提出。按照经济学理论的判断，他指出现阶段对信息资源价值的判断和定义是不恰当的。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是利用好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的稀缺资源，而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信息已不再稀缺，相反，“信息社会中的信息资源泛滥现状”[11]衬托出了以“受关注程度”作为衡量标准的“注意力”资源的珍贵。我国目前的互联网机构也普遍意识到了注意力经济的重要性，“掌握分众注意力、培养潜在用户”也成为其根本的经验模式和机构理念。
对于新媒体背后的资本而言，老年网民规模的相对弱势与老年人互联网接入渠道的形式单一使其难以成为促进注意力经济增长的主体受众，大部分互联网商业机构在“以最多数受众为主”原则下[12]选择了忽视老年群体。而从长期的注意力经济发展现状上看，老年群体的网络消费能力和意愿远不如其他年轻群体，市面上许多能带来高额经济价值的互联网平台也往往是以年轻群体作为分众目标，如哔哩哔哩、抖音、網易云等平台。尽管市面上目前已经出现了拼多多、快手等相比前几个平台而言更“接地气”的下沉市场平台，老年群体能为其创造价值的占比仍处于较低的状态。
2.2 文化环境：“数字原住民”建构的圈层互联网文化
“数字原住民”的概念是教育游戏专家马克·平恩斯卡于2001年首次提出的，同一时间段他还提出了“数字移民”的概念。“马克将‘数字原住民’定义为‘伴随网络时代发展而成长的人’”[13]。这类人的生活、成长的环境是一种由“电脑、手机等新生数字科技产品营造”的数字化环境，他们有着在成长过程中无时不刻使用数字化信息技术来进行信息获取和信息传播的经历，相较于作为“数字移民”的老年群体而言，年轻的“数字原住民”更接受从“屏幕”中汲取信息。2001年以前中国互联网离大量普及还有较远的距离，到2015年我国互联网网民数达到七亿，首次突破了我国人口数量的半数。这表明，根据互联网发展的整体情况和老年网民的数量来看，我国数字原住民中几乎不存在现阶段的老年人群。
“我国互联网发展的进程中，多数的网络圈层文化、价值”[14]都是由年轻的网络原住民建构而成的。首先，对于老年网民作为近年来刚有发展趋势的数字移民而言，其在网络文化中的发言权是微弱的，许多老年人对互联网中存在的符号意义都是简单的字面理解或被动接受数字原住民对符号的再定义。再者，互联网作为凸显当代青年亚文化“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场所”[15]，每年其都以惊人的效率井喷似的出现新的亚文化现象，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限制很难像自身年轻时一样快速处理外来信息，更无法像同时期的年轻人一样接受并吸收更新迭代如此迅速的网络文化。老年群体对互联网文化的解码障碍是一种将现实“代沟”迁移到数字平台中的表现，从而加剧了“数字鸿沟”的存在。
2.3 社会道德：“弱技术决定论”下的相互影响
技术决定论观点认为，“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许多社会现象都是由技术本身作为根本原因产生的”，弱技术决定论则弱化了这一要素的绝对性。对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定义上，其认为技术产生于社会又反作用于社会，技术与社会之间处于一种“相辅相成”的状态，这一理论与媒介生态理论相通。近年来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现象中，很多技术局限性的原因在深层次上受到了社会道德的影响[16]。
从弱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来看，社会对于老年群体包括其他存在媒介使用障碍的群体缺乏的包容与同理心最终将作用于媒介，再进一步强化社会道德的缺失，两者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现象的愈演愈烈。
3 兼顾现实环境与数字环境：缩小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具体措施
我国目前正处于促进数字适老化、消除老年“数字鸿沟”的紧要关头，促进数字适老化的各类措施仍在进一步探索并试行。在促进数字适老化的进程中有两个原则是必须要坚守的，即“以人为本，为民服务”和“兼顾现实环境与数字环境”，在这两个前提下才有可能更高质量、高效率地缩小“数字鸿沟”。
3.1 加强社会数字化在老年社区的宣传工作
加强数字化宣传的工作在城镇等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进行。”[17]根据城乡差异合理制定计划，对于不同年龄段、学历、身体状况的老人则应进行进一步的细分或进行点对点的教学。除了线下的社区人工宣传点，宣传工作选用的大众媒介也应根据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习惯进行选择，保障数字化宣传的全覆盖，营造良好的宣传环境。
3.2 设立城乡老年群体数字化设备补助基金
“接入沟”是“数字鸿沟”产生的基础，只有率先消除“接入沟”，才有对下一阶段进一步发展与消除的可能。应根据不同地区老年群体社会财富占有率现状设立数字化设备购置资金，鼓励老年人购买数字化设备；在老年社区内，应不断完共数字化设备的配置，“让数字化设备更广泛、全面地融入老年人的生活”[18]，使老年群体能够更好感知社会全面数字化环境。 3.3 保证全种类社会公共服务部门人工渠道的畅通
由于存在老人身体机能、地区性差异等客观制约因素，数字化科普的进程是困难且缓慢的，“为保障公共服务的自由性和自主性”[19]，社会多公共部门尤其是公共服务部门的人工服务渠道必须有所保留并保持畅通。保证各岗位设立人工引导平台和人工执行平台，坚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原则，必要时应走入社区家庭为存在障碍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
3.4 强化数字化进程中全民社会道德观与媒介道德观建设
“尊老爱幼”是我国数千年流传以来的传统美德，而现代社会的“物欲横流”的现状使得多行业秉持“利益至上”的原则，现代媒体也没有承担好培养社会共识这一任务[20]，数字化媒体行业也不例外。“我国应通过教育宣传提升公民的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21]，增强年轻群体对老年群体的同理心，建构新时代媒介道德价值体系，鼓励公民、企业帮助老年群体适应数字化环境。
参考文献
[1]李弋.动物世界：浅析《荒蛮故事》中人物的动物性[J].艺术科技，2019，32（8）：82-83.
[2]徐紫薇.论“中央厨房”背景下记者生产新闻的困难[J].戏剧之家，2019（29）：216-217.
[3]杨一帆，潘君豪.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J].老龄科学研究，2019，7（10）：58-67.
[4]管兰兰.论微博平台上新闻资讯类短视频的传播[J].戏剧之家，2019（28）：189-190，193.
[5]薛靜.生态文化视域下的科普新发展：以《博物》杂志微博为例[J].汉字文化，2020（22）：174-175.
[6]罗倩倩.新媒体时代下国产纪录片的发展策略探析：以《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例[J].大众文艺，2019（14）：195-196.
[7]鞠凌莉，杨蓉.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广播转型的动因分析：以喜马拉雅FM为例[J].艺术科技，2019，32（7）：121，201.
[8]王蕾，夏颖.媒介诉求、阅读场景、社交依赖：老年群体的微信阅读[J].当代传播，2020（6）：58-61.
[9]张刘刚.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难点和路径[J].新闻知识，2019（6）：84-87.
[10]林文刚，邹欢.媒介环境学和媒体教育：反思全球化传播生态中的媒体素养[J].国际新闻界，2019，41（4）：89-108.
[11]王艺璇，安真真.注意力经济：电商直播中消费者注意力的生产与控制[J].中国青年研究，2021（2）：14-21.
[12]范佳意.内容型网红与传统文化传播：以李子柒为例[J].汉字文化，2020（20）：146-147.
[13]张庆园，张凌媛.人格失焦：数字原住民人格特质与微信个人资料图像的自我呈现[J].国际新闻界，2021，43（1）：138-157.
[14]韩东池.圈层文化背景下“网红”式KOL与传统文化传播[J].汉字文化，2020（20）：148-149.
[15]解文峰.新媒体时代儒家文化的传播现状及创新路径分析：以济宁地区为例[J].汉字文化，2020（18）：60-61，71.
[16]刘日照.论我国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现象[J].今传媒，2018（12）：36-40.
[17]刘日照.论环境新闻采访前的资料准备[J].新闻知识，2019（6）：74-77.
[18]蒋雨涵.电影《我们俩》中的独居老人与人文关怀[J].汉字文化，2020（19）：114-115.
[19]王东，张振.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镜像、透视及其规避[J].伦理学研究，2021（1）：109-115.
[20]管兰兰.论社交媒体时代微博平台微电影广告的样态[J].汉字文化，2020（14）：132-133.
[21]鞠凌莉.融媒体时代公益微纪录片与情感营造：以《三十三》为例分析[J].汉字文化，2020（12）：189-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