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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袁氏当国》是唐德刚先生所写的一本以袁世凯当权始末为背景，反映清末民初各党派、各势力在动荡的时局中争斗的著作。书中就清末社会转型问题、历史三峡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中国近代民主化进行了追寻。其思想见解具有独到之处，对研究中国近代史进程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转型 历史三峡 清末民初 近代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 K258.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3-12
Looking Back on Modern China -- Inspired by Reading Yuan Shi Dang Guo
Cui Hanpeng
（History and Archives School of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Yuan Shi Dang Guo is a famous book by Tang Degang about the struggle of various parties and power groups in the turbulent situa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with Yuan Shikai's governance as the background. The book deeply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society transformation and three gorges in history， and explores the pursuit for democratization of modern China. The unique ideas in the book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research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Keyword transformation； the three gorges in history；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modern democratization
《袁氏当国》是唐德刚先生所写的一本以袁世凯当权始末为背景，反映清末民初各党派、各势力在动荡的时局中争斗的著作。该书共分为十三章，以孙文创制、宣统退位始，至皇姑屯事件结束，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袁世凯当权时的中国时局变化、中外关系的发展、党派间的斗争以及北洋军阀集团兴衰过程，着重探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问题，并对中国民主道路的曲折性做了精湛的分析。由于唐先生是美籍华人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独到的视角。就这本书而言，在对孙文、袁世凯、黄兴甚至以后的蒋介石、毛泽东等巨擘的评价方面，都有独特之处，读后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笔者根据自己在阅读中对唐先生思想的理解，对近代中国民主化的问题进行深思。
一、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思考
在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中，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问题少有涉及，基本上以革命史观为主，所呈现出的是一部以革命派（孙文）为主的与反革命派（袁世凯）的斗争史。唐先生的书与一般的史学读物有很大区别，对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化，从社会制度层面进行剖析，探讨不同派别之间倾轧的深层次原因。根据唐先生对社会制度问题的分析，我认为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主要表现出两种情形，其转型成败也和此息息相关。
1.制度转型问题。从传统的中国历史视角来看，清末民初相当于帝制时的中国改朝换代之机，但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帝国主义侵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都是传统帝制下中国所不曾有過的，因此民国代替大清国与以往的改朝换代又有所区别，最为突出的是制度的变更。传统中国社会中，无论江山如何更替，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不变的，犹如一个封闭的圆环，历朝历代都在这个圆环中活动。而清末伴随着西方技术和制度的输入，打破了原有的封闭状态，促使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的觉醒，他们极力要求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其着力点就是向西方学习。因此，当清政府风雨飘摇之时，无论革命党还是立宪派，都希望建立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的近代化中国。唐先生比较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建国方案以及当代大陆和台湾的民主化程度，认为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是比较合理的，其重要原因，唐先生认为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是需要渐进发展的。如同孙中山等人热衷的美国式民主，是建立在广大民众（选民）有一定民主意识基础上的。反观20世纪初的中国，文盲率90%以上，虽有兴中会、同盟会、共进会、京师大学堂等革命机构和现代教育机构，然而却基本上是为社会精英服务，与民主社会的基础——广大选民没有什么关系。如此，在进行制度转型之时，必然会有一定的断层：上层人物高呼民主，下层民众不明就里。这种情况下，仿美效欧的民主制度肯定是行不通的。倘若强制进行，势必变为一种畸形的民主，即所谓的民主制度是社会精英的政治游戏，而且这种游戏与选民毫不相关。民国建立后就是这种情况，奇怪的民主，无知的群众，加上权力的独裁，无不彰显着中国封建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失败。直至后来，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建立只服从他一人的中华革命党，无不是在转型失败后另寻出路的做法，表现为回归传统，民主又为独裁所代替。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唐先生认为中国的民主道路应该循序渐进的发展，这与马克思的表述有共通性。
2.文化转型问题。在文化转型方面，笔者认为清末民初的文化走向有两条线：一条是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一条是沿近代西方文化走向。这两条文化主线在近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碰撞融合，共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转型。回顾历史上的文化发展，即便如春秋战国思想激烈碰撞的时期，也只是对以往社会经验和文明习俗的继承和拓展，在其中有局部的改进也有其整体上的延续性。而清末民初的文化走向却和以往大不相同，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除旧；二是布新。关于除旧，主要是革命派所提倡的。革命派的革命主张是彻底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为此，就要打破一切旧的窠臼；关于布新，则是在彻底除旧的基础上，舶来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建立一个具有西方式的现代文明的新中国。然而，却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中国除了一个大皇帝外，每家每户都实际存在着一个家长皇帝，破一个大皇帝易，而除去这几万个小皇帝却难。在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之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都以为革命已大功告成，却忽视了文化的惰性，而这惰性就存在千千万万“家长皇帝”之中。民国虽已建立，然而并没有改变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加之民主制度的基础——选民的作用如同虚设，制度的畸形不可能推动文化的发展，甚至连统治阶层也上演着“逐鹿中原”的传统兵家大戏。在这种情形下，“民国不如大清”的情绪不断蔓延，传统文化逐渐强势回归，这里从袁世凯尊孔复古就可看出来。此种情形导致的结果就是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不可断绝；从而也导致了建立西方式文明国家的失败。按照唐德刚先生的思想，我认为中国只有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不断适应、不断融合，才能逐渐由传统的帝制文化过渡到现代的民主文化，实现文化的转型。 二、“历史三峡”的思索
唐德刚先生在书中提到了“历史三峡”的概念。所谓的“历史三峡”，唐先生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就好比水过三峡，历史的潮流中，前后两个社会政治形态的转换，其间必然有个转型期，此转型期就是个瓶颈，是个“三峡”。按照唐先生的理论，清末民初就恰巧处在历史转型的“三峡”之中，制度的转型、文化的转型将中国社会发展推到了十字路口，中国面临着历史的抉择。然而，“历史三峡”中的抉择有必然性和偶然性两个方面。所谓必然性，是对历史发展整体而言的。历史作为人类生活的全体，其发展只能前进，是不会倒退的。清末民初的历史抉择，是以往的历次选择累积而成，无论所进行的选择是促进或者阻碍历史发展，从宏观视角来看，历史依旧会螺旋地前进。以二次革命为例，唐德刚先生认为，在此革命之前，虽然袁世凯为大总统，但摄于民主共和的压力，尚不敢过分逾矩。自宋案发生后，按照民主国家的处理办法，应当诉诸法律，由法院搜集证据，做出判决。而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高层却置民主法规于不顾，直接诉诸武力。二次革命中，民主者逾越民主，依然采取暴力，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的“揭竿而起”的起义文化是有多么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如同孙、黄等民主先驱也未可完全摆脱。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的民主进程，使中国又逐渐走向集权化的老路。此种情况直到國民党败退台湾才有所改观。所以，不确定的选择会使中国的民主化走弯路，但却不会阻碍历史的进程。
所谓偶然性，是历史中的一个个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结果，这在短期的时间内造成一定的影响。笔者认为，清末民初的社会偶热性的造成，与中国“人治”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有重要关系。比如，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认为必须有“威望”的人才能任都督；二次革命中抛开法律，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就直接武装倒袁的行动，以及后来的袁世凯称帝，都足以论证，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逃不出“人治”的网罗。“人治”思想的根深蒂固。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暴力的革命，还是民主的议会、国会，都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些人争夺权力的工具和手法，都会成为民主道路上的障碍，中国的民主也不得不因此而走更多的弯路。
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合力，造成了中国历史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三峡里的激荡回流，也是一个社会民主化所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在清末民初，几千年的人治思想不会因清政府的灭亡而消逝，西方的法制民主也不会因民国的建立而瞬时贯彻民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传统与近代、帝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将共存于社会，互相碰撞，互相融合，在历史客观规律的作用下逐渐形成合力，促使偶然性因素向必然性的转化，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历史三峡”激流合力的重要作用，就是推动社会潮流向主干道奔流。
合卷掩思，《袁氏当国》虽然是唐德刚先生著作中的一部，却构思巧妙，从与传统不同的视角细论了清末民初社会大变革时的政治、军事、文化发展，以此论证了民主化的渐进过程，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严谨的历史工作者对近代中国历史变革的独特思考，特别是唐先生常年旅居海外，对同一问题不同于国内学者的解读，使人读后有耳目一新之感，进而对历史进程产生新的疑问：关于中国民主化的道路究竟如何去走？其前途是否就是唐先生所认为的西式民主？还有孙中山是否以出卖国家利益与日本交好以实现其个人独裁？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要全方位把控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并对历史发展的历程进行更加精细地梳理，这是我们青年学者的使命！
★作者简介：崔瀚鹏，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袁氏当国》是唐德刚先生所写的一本以袁世凯当权始末为背景，反映清末民初各党派、各势力在动荡的时局中争斗的著作。书中就清末社会转型问题、历史三峡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中国近代民主化进行了追寻。其思想见解具有独到之处，对研究中国近代史进程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转型 历史三峡 清末民初 近代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 K258.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3-12
Looking Back on Modern China -- Inspired by Reading Yuan Shi Dang Guo
Cui Hanpeng
（History and Archives School of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Yuan Shi Dang Guo is a famous book by Tang Degang about the struggle of various parties and power groups in the turbulent situa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with Yuan Shikai's governance as the background. The book deeply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society transformation and three gorges in history， and explores the pursuit for democratization of modern China. The unique ideas in the book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research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Keyword transformation； the three gorges in history；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modern democratization
《袁氏当国》是唐德刚先生所写的一本以袁世凯当权始末为背景，反映清末民初各党派、各势力在动荡的时局中争斗的著作。该书共分为十三章，以孙文创制、宣统退位始，至皇姑屯事件结束，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袁世凯当权时的中国时局变化、中外关系的发展、党派间的斗争以及北洋军阀集团兴衰过程，着重探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问题，并对中国民主道路的曲折性做了精湛的分析。由于唐先生是美籍华人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独到的视角。就这本书而言，在对孙文、袁世凯、黄兴甚至以后的蒋介石、毛泽东等巨擘的评价方面，都有独特之处，读后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笔者根据自己在阅读中对唐先生思想的理解，对近代中国民主化的问题进行深思。
一、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思考
在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中，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问题少有涉及，基本上以革命史观为主，所呈现出的是一部以革命派（孙文）为主的与反革命派（袁世凯）的斗争史。唐先生的书与一般的史学读物有很大区别，对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化，从社会制度层面进行剖析，探讨不同派别之间倾轧的深层次原因。根据唐先生对社会制度问题的分析，我认为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主要表现出两种情形，其转型成败也和此息息相关。
1.制度转型问题。从传统的中国历史视角来看，清末民初相当于帝制时的中国改朝换代之机，但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帝国主义侵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都是传统帝制下中国所不曾有過的，因此民国代替大清国与以往的改朝换代又有所区别，最为突出的是制度的变更。传统中国社会中，无论江山如何更替，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不变的，犹如一个封闭的圆环，历朝历代都在这个圆环中活动。而清末伴随着西方技术和制度的输入，打破了原有的封闭状态，促使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的觉醒，他们极力要求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其着力点就是向西方学习。因此，当清政府风雨飘摇之时，无论革命党还是立宪派，都希望建立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的近代化中国。唐先生比较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建国方案以及当代大陆和台湾的民主化程度，认为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是比较合理的，其重要原因，唐先生认为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是需要渐进发展的。如同孙中山等人热衷的美国式民主，是建立在广大民众（选民）有一定民主意识基础上的。反观20世纪初的中国，文盲率90%以上，虽有兴中会、同盟会、共进会、京师大学堂等革命机构和现代教育机构，然而却基本上是为社会精英服务，与民主社会的基础——广大选民没有什么关系。如此，在进行制度转型之时，必然会有一定的断层：上层人物高呼民主，下层民众不明就里。这种情况下，仿美效欧的民主制度肯定是行不通的。倘若强制进行，势必变为一种畸形的民主，即所谓的民主制度是社会精英的政治游戏，而且这种游戏与选民毫不相关。民国建立后就是这种情况，奇怪的民主，无知的群众，加上权力的独裁，无不彰显着中国封建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失败。直至后来，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建立只服从他一人的中华革命党，无不是在转型失败后另寻出路的做法，表现为回归传统，民主又为独裁所代替。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唐先生认为中国的民主道路应该循序渐进的发展，这与马克思的表述有共通性。
2.文化转型问题。在文化转型方面，笔者认为清末民初的文化走向有两条线：一条是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一条是沿近代西方文化走向。这两条文化主线在近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碰撞融合，共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转型。回顾历史上的文化发展，即便如春秋战国思想激烈碰撞的时期，也只是对以往社会经验和文明习俗的继承和拓展，在其中有局部的改进也有其整体上的延续性。而清末民初的文化走向却和以往大不相同，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除旧；二是布新。关于除旧，主要是革命派所提倡的。革命派的革命主张是彻底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为此，就要打破一切旧的窠臼；关于布新，则是在彻底除旧的基础上，舶来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建立一个具有西方式的现代文明的新中国。然而，却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中国除了一个大皇帝外，每家每户都实际存在着一个家长皇帝，破一个大皇帝易，而除去这几万个小皇帝却难。在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之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都以为革命已大功告成，却忽视了文化的惰性，而这惰性就存在千千万万“家长皇帝”之中。民国虽已建立，然而并没有改变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加之民主制度的基础——选民的作用如同虚设，制度的畸形不可能推动文化的发展，甚至连统治阶层也上演着“逐鹿中原”的传统兵家大戏。在这种情形下，“民国不如大清”的情绪不断蔓延，传统文化逐渐强势回归，这里从袁世凯尊孔复古就可看出来。此种情形导致的结果就是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不可断绝；从而也导致了建立西方式文明国家的失败。按照唐德刚先生的思想，我认为中国只有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不断适应、不断融合，才能逐渐由传统的帝制文化过渡到现代的民主文化，实现文化的转型。 二、“历史三峡”的思索
唐德刚先生在书中提到了“历史三峡”的概念。所谓的“历史三峡”，唐先生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就好比水过三峡，历史的潮流中，前后两个社会政治形态的转换，其间必然有个转型期，此转型期就是个瓶颈，是个“三峡”。按照唐先生的理论，清末民初就恰巧处在历史转型的“三峡”之中，制度的转型、文化的转型将中国社会发展推到了十字路口，中国面临着历史的抉择。然而，“历史三峡”中的抉择有必然性和偶然性两个方面。所谓必然性，是对历史发展整体而言的。历史作为人类生活的全体，其发展只能前进，是不会倒退的。清末民初的历史抉择，是以往的历次选择累积而成，无论所进行的选择是促进或者阻碍历史发展，从宏观视角来看，历史依旧会螺旋地前进。以二次革命为例，唐德刚先生认为，在此革命之前，虽然袁世凯为大总统，但摄于民主共和的压力，尚不敢过分逾矩。自宋案发生后，按照民主国家的处理办法，应当诉诸法律，由法院搜集证据，做出判决。而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高层却置民主法规于不顾，直接诉诸武力。二次革命中，民主者逾越民主，依然采取暴力，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的“揭竿而起”的起义文化是有多么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如同孙、黄等民主先驱也未可完全摆脱。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的民主进程，使中国又逐渐走向集权化的老路。此种情况直到國民党败退台湾才有所改观。所以，不确定的选择会使中国的民主化走弯路，但却不会阻碍历史的进程。
所谓偶然性，是历史中的一个个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结果，这在短期的时间内造成一定的影响。笔者认为，清末民初的社会偶热性的造成，与中国“人治”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有重要关系。比如，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认为必须有“威望”的人才能任都督；二次革命中抛开法律，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就直接武装倒袁的行动，以及后来的袁世凯称帝，都足以论证，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逃不出“人治”的网罗。“人治”思想的根深蒂固。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暴力的革命，还是民主的议会、国会，都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些人争夺权力的工具和手法，都会成为民主道路上的障碍，中国的民主也不得不因此而走更多的弯路。
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合力，造成了中国历史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三峡里的激荡回流，也是一个社会民主化所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在清末民初，几千年的人治思想不会因清政府的灭亡而消逝，西方的法制民主也不会因民国的建立而瞬时贯彻民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传统与近代、帝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将共存于社会，互相碰撞，互相融合，在历史客观规律的作用下逐渐形成合力，促使偶然性因素向必然性的转化，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历史三峡”激流合力的重要作用，就是推动社会潮流向主干道奔流。
合卷掩思，《袁氏当国》虽然是唐德刚先生著作中的一部，却构思巧妙，从与传统不同的视角细论了清末民初社会大变革时的政治、军事、文化发展，以此论证了民主化的渐进过程，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严谨的历史工作者对近代中国历史变革的独特思考，特别是唐先生常年旅居海外，对同一问题不同于国内学者的解读，使人读后有耳目一新之感，进而对历史进程产生新的疑问：关于中国民主化的道路究竟如何去走？其前途是否就是唐先生所认为的西式民主？还有孙中山是否以出卖国家利益与日本交好以实现其个人独裁？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要全方位把控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并对历史发展的历程进行更加精细地梳理，这是我们青年学者的使命！
★作者简介：崔瀚鹏，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