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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药家鑫案尘埃落定，李昌奎案再审，死缓改判死刑立即执行，进而引发死缓案件的翻案风潮。在所谓的“公众狂欢”或公众围观下，司法将如何保持独立与权威？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从药家鑫到李昌奎
药案之所以引一时热议，法定从轻的投案自首与极端恶劣的杀人经过，使该案有了引发争论的客观基础。若非自首，撞人再杀人，没有任何从轻理由。药家也是冲着“从轻”才携子投案。法律是公正的，但法律也有为难之时，相信一二审法官对杀与不杀一定很纠结。如今，既杀药家鑫，接着又来李昌奎，公众一比，李昌奎杀二命带强奸，案情比药家鑫还恶劣，怎么改判死缓？也怪李昌奎倒霉，偏偏赶在这个点儿上。云南省高院大概也发现两案落差，汹汹舆情之下，很快决定重审，以缓压力。
对药案。笔者认为杀与不杀都有依据。杀，苦主解恨，警示效尤；不杀，也有正面作用，体现生命至上理念。你药家鑫轻率夺人生命，国家却以人道主义宽恕你。虽然客观上有点便宜药家鑫，但却维护宣倡了生命第一理念，从更高层次上体现法律精神——惩罚之的在于制止。
两难之间，可杀可不杀之间，笔者认为应偏重更大的社会后续效应。
杀人偿命，此乃原始古老的对等标准，也是我国至今未废死刑的原因之一。但应看到废除死刑乃世界大势，并不是人家西方认识不到杀人应偿命，而是人家已意识到相比杀人偿命，废除死刑能从更高层面体现生命至上，宽恕一小撮十恶不赦的罪犯，并不因为是同情他们，更不是认为他们的罪行不该杀，而是通过“不杀”凸显生命第一的最高理念。国家法律并不是简单的复仇工具，而是历史理性与人类经验的综合体现，相比处决一批杀人犯，倡导“生命至上”以防止更多的杀人罪行，使社会成员更深入理解珍视生命的重要性，扼灭暴力于心理摇篮，孰轻孰重，正是在艰难的选择中体现了认识的深化与理念的先进。
实践检验认识，如果废除死刑国家的凶杀案还在一路走高，废除死刑还能坚持下来么？还可能有一个个跟进的国家呢？
药案的争论点在于哪种理念应置首位？从犯罪性质角度，药犯太恶劣，该杀；但从自首情节，可以不杀。人家最后遵守国家法律，希望以自首换免死。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面临何种价值理念优先的判断。
药家鑫终究是一条命，李是两条命，其中一位还是三岁幼孩，若说恶劣，比药有过之而无不及；要说后果，当然比药严重。要说自首，两人都是，可药杀了，他不杀，得有理由交代呵！这大概也是药案之后必须面对的“后续效应”。影响越大，“标杆”作用自然也就越大。
无论如何，药李两案引发的这场热议，从长远角度，有利于提高国民对此类案件的认识，司法机关不应将这种议论视为对独立办案的干扰。说到底，这也是一种十分必要的舆论监督。
王彦志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由李昌奎案看民意与司法独立
李昌奎案已经落下帷幕。然而，本案引起的争议却余热未退，令人深思。
其一，二审改判程序合法，但量刑明显不当。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孩童一案，其情节之恶劣、手段之残忍、后果之严重，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可谓合法、合理、合情，并非量刑过重，也不违慎刑政策。二审认定李昌奎有自首情节和积极赔偿的态度，改判死缓。然而，实际上，其赔偿态度并不积极，其自首也只是走投无路下的消极自首。与其罪行的恶劣情节相比，微不足道。故二审改判理由明显不足，难服民意。
民意难服，焦点落在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的区别上。二者都属于死刑，但死缓是活，死刑是死，实乃生死之差。对于李昌奎这样的恶极之人，法律若放他一条生路，那什么样的人该死，法律还有何公平可言？这就是朴素的民意。二审改判看似毫厘之差，结果却是天壤之别。故改判死缓，属量刑严重不当。
其二，再审改判体现民意，却有“终审不终”之嫌。刑诉法规定二审终审，除非符合审判监督程序规定的严格条件，否则，二审判决即为终审判决。云南省高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第三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再审，理由牵强。从立法、学说和司法实践来看，“适用法律错误”和“量刑不当”是不同的。本案二审改判死缓属于“量刑明显不当”，而非“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再审改判于法无据。这正是再审不得不面对的尴尬：不再审难堪重压，难服民意，有违实体公平；再审，则有“终审不终”之嫌，有违程序正义。
其三，合理民意应该尊重，公正司法才能真正独立。法律是公平和善良的艺术。在正常的法治国家，司法偶尔也会有违民意造成实体不正义，但只要程序合法，就应该尊重司法独立。制度应该稳定，程序应该优先于实体，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但是，这需要具体语境。时下的中国，各项制度尚处于转型构建之中，司法腐败，罪刑不法定，罪刑不相应，同案不同判，如此种种的不公平不正义，导致民众对司法失去信任。完全拿法治国家或接近法治国家的标准来解释当下中国发生的案件，其结果就是民众的拒绝。转型的中国，朴素的民意往往反映了民众对正义的合理诉求。本案的民意诉求不是对于杀人的狂欢，而只是在法律框架内对于罪刑相应的合理期待。其实，民意诉求本身恐怕还没有能力干预司法。如知名法学教授贺卫方所言：“在中国的环境下，单纯是民意，不见得能让法院做这样的事情。”权力和领导人假借民意，干预司法，才真正令人忧心。
“打铁还需自身硬”。司法应该独立和具有权威性，但这需要法院、法官努力从自身做起，体察民意，对法律负责，在法律的范围内，做出合乎民意的公正判决。如此，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也才能顶住各方压力，尤其来自权力和领导人方面的干预，走向程序法治和司法独立。
李振林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
让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同行
——也谈李昌奎案
有人为李昌奎案二审、再审戴上了“媒体审判”的帽子，认为该案再审改判是舆论干预司法的结果，并呼吁司法不能为舆论所左右，应与舆论保持距离。
试问，倘若没有舆论的监督，司法能实现公正与独立吗？赵作海案、佘祥林案等诸多潜在的冤案能得到纠正吗？李昌奎案亦然。如果不是舆论的质疑和监督，再审几乎没有可能。仅此事件而言，舆论影响司法，这是事实。但是，除非对李昌奎改判死刑立即执行不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否则，既然舆论影响司法并无不当，“媒体审判”也无从谈起。
李昌奎案的再审不应被视为“舆论审判”，相反其树立了舆论监督的作用，是一个舆论监督司法的典型。舆论关注司法，本质上应是一种监督，而不能理解为“左右”或“干预”。不可否认，有些案件确实因舆论的关注而出现重大转折。舆论在其中的作用是监督抑或干预，其判定标准在于因舆论而转折的司法结果体现的是对舆论的附和，还是适用法律的更加严谨。云南高院因为李昌奎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而对其进行再审，并根据行为人实施的一系列性质特别恶劣、手段极其残忍的行为，排除其因自首可从宽处罚的情形（依据最高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8条第3款的规定，虽有自首情节，但存在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等情形的，可不从宽处罚），而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这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更加严谨，因而恰恰是司法认真对待舆论监督的表现，而绝非舆论审判或舆论干预的结果。
和一些人担心“媒体审判”不同，笔者更担心的是另一种危险，即以防止“媒体审判”为由漠视民意，拒绝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当然重要，但司法独立绝非与舆论监督水火不容，一旦“司法独立”被误解为司法者刚愎自用，司法专横、司法独裁就是必然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媒体审判”固然需要警惕，但“媒体审判”的帽子也一定要慎戴。
其实，独立司法制度的合理运行有赖于舆论监督。基于其生活经历、教育程度，以及信念立场等因素的影响，法官在对案件事实、法律的把握上难免会出现纰漏。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这种纰漏降低到最低程度。笔者认为，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就是一个可行的方案。特别是在目前实现司法独立、消除司法腐败问题依然任重道远的环境下，司法机构和法官依然面临诸多外部力量的干预。而舆论监督实际上有助于法官抵御这些外部力量，从而完全依照法律作出判决。因而，假如法官能够主动接受舆论监督，那么，也许在个案正义的积累过程中，法官们可以逐渐地赢得民众的尊重，树立司法权威。由此，舆论对司法的监督非但不会导致“媒体审判”，影响司法独立，反而可以推动法官形成法律意识，促进司法独立。
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永远是一个争议性话题。一方面，我们强调舆论不能干预司法，给司法审判一定的独立空间。另一方面，就公平正义的实现而言，我们也确实需要媒体和公众监督，预防司法腐败和不公。舆论与司法并非水火不可兼容，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在当下中国，舆论监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司法独立的障碍，相反它有利于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机关，固然要坚持司法独立，但也一定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舆论监督，及时满足和保障受众的知情权，自觉接受舆论监督，让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同行！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从药家鑫到李昌奎
药案之所以引一时热议，法定从轻的投案自首与极端恶劣的杀人经过，使该案有了引发争论的客观基础。若非自首，撞人再杀人，没有任何从轻理由。药家也是冲着“从轻”才携子投案。法律是公正的，但法律也有为难之时，相信一二审法官对杀与不杀一定很纠结。如今，既杀药家鑫，接着又来李昌奎，公众一比，李昌奎杀二命带强奸，案情比药家鑫还恶劣，怎么改判死缓？也怪李昌奎倒霉，偏偏赶在这个点儿上。云南省高院大概也发现两案落差，汹汹舆情之下，很快决定重审，以缓压力。
对药案。笔者认为杀与不杀都有依据。杀，苦主解恨，警示效尤；不杀，也有正面作用，体现生命至上理念。你药家鑫轻率夺人生命，国家却以人道主义宽恕你。虽然客观上有点便宜药家鑫，但却维护宣倡了生命第一理念，从更高层次上体现法律精神——惩罚之的在于制止。
两难之间，可杀可不杀之间，笔者认为应偏重更大的社会后续效应。
杀人偿命，此乃原始古老的对等标准，也是我国至今未废死刑的原因之一。但应看到废除死刑乃世界大势，并不是人家西方认识不到杀人应偿命，而是人家已意识到相比杀人偿命，废除死刑能从更高层面体现生命至上，宽恕一小撮十恶不赦的罪犯，并不因为是同情他们，更不是认为他们的罪行不该杀，而是通过“不杀”凸显生命第一的最高理念。国家法律并不是简单的复仇工具，而是历史理性与人类经验的综合体现，相比处决一批杀人犯，倡导“生命至上”以防止更多的杀人罪行，使社会成员更深入理解珍视生命的重要性，扼灭暴力于心理摇篮，孰轻孰重，正是在艰难的选择中体现了认识的深化与理念的先进。
实践检验认识，如果废除死刑国家的凶杀案还在一路走高，废除死刑还能坚持下来么？还可能有一个个跟进的国家呢？
药案的争论点在于哪种理念应置首位？从犯罪性质角度，药犯太恶劣，该杀；但从自首情节，可以不杀。人家最后遵守国家法律，希望以自首换免死。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面临何种价值理念优先的判断。
药家鑫终究是一条命，李是两条命，其中一位还是三岁幼孩，若说恶劣，比药有过之而无不及；要说后果，当然比药严重。要说自首，两人都是，可药杀了，他不杀，得有理由交代呵！这大概也是药案之后必须面对的“后续效应”。影响越大，“标杆”作用自然也就越大。
无论如何，药李两案引发的这场热议，从长远角度，有利于提高国民对此类案件的认识，司法机关不应将这种议论视为对独立办案的干扰。说到底，这也是一种十分必要的舆论监督。
王彦志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由李昌奎案看民意与司法独立
李昌奎案已经落下帷幕。然而，本案引起的争议却余热未退，令人深思。
其一，二审改判程序合法，但量刑明显不当。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孩童一案，其情节之恶劣、手段之残忍、后果之严重，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可谓合法、合理、合情，并非量刑过重，也不违慎刑政策。二审认定李昌奎有自首情节和积极赔偿的态度，改判死缓。然而，实际上，其赔偿态度并不积极，其自首也只是走投无路下的消极自首。与其罪行的恶劣情节相比，微不足道。故二审改判理由明显不足，难服民意。
民意难服，焦点落在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的区别上。二者都属于死刑，但死缓是活，死刑是死，实乃生死之差。对于李昌奎这样的恶极之人，法律若放他一条生路，那什么样的人该死，法律还有何公平可言？这就是朴素的民意。二审改判看似毫厘之差，结果却是天壤之别。故改判死缓，属量刑严重不当。
其二，再审改判体现民意，却有“终审不终”之嫌。刑诉法规定二审终审，除非符合审判监督程序规定的严格条件，否则，二审判决即为终审判决。云南省高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第三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再审，理由牵强。从立法、学说和司法实践来看，“适用法律错误”和“量刑不当”是不同的。本案二审改判死缓属于“量刑明显不当”，而非“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再审改判于法无据。这正是再审不得不面对的尴尬：不再审难堪重压，难服民意，有违实体公平；再审，则有“终审不终”之嫌，有违程序正义。
其三，合理民意应该尊重，公正司法才能真正独立。法律是公平和善良的艺术。在正常的法治国家，司法偶尔也会有违民意造成实体不正义，但只要程序合法，就应该尊重司法独立。制度应该稳定，程序应该优先于实体，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但是，这需要具体语境。时下的中国，各项制度尚处于转型构建之中，司法腐败，罪刑不法定，罪刑不相应，同案不同判，如此种种的不公平不正义，导致民众对司法失去信任。完全拿法治国家或接近法治国家的标准来解释当下中国发生的案件，其结果就是民众的拒绝。转型的中国，朴素的民意往往反映了民众对正义的合理诉求。本案的民意诉求不是对于杀人的狂欢，而只是在法律框架内对于罪刑相应的合理期待。其实，民意诉求本身恐怕还没有能力干预司法。如知名法学教授贺卫方所言：“在中国的环境下，单纯是民意，不见得能让法院做这样的事情。”权力和领导人假借民意，干预司法，才真正令人忧心。
“打铁还需自身硬”。司法应该独立和具有权威性，但这需要法院、法官努力从自身做起，体察民意，对法律负责，在法律的范围内，做出合乎民意的公正判决。如此，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也才能顶住各方压力，尤其来自权力和领导人方面的干预，走向程序法治和司法独立。
李振林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
让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同行
——也谈李昌奎案
有人为李昌奎案二审、再审戴上了“媒体审判”的帽子，认为该案再审改判是舆论干预司法的结果，并呼吁司法不能为舆论所左右，应与舆论保持距离。
试问，倘若没有舆论的监督，司法能实现公正与独立吗？赵作海案、佘祥林案等诸多潜在的冤案能得到纠正吗？李昌奎案亦然。如果不是舆论的质疑和监督，再审几乎没有可能。仅此事件而言，舆论影响司法，这是事实。但是，除非对李昌奎改判死刑立即执行不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否则，既然舆论影响司法并无不当，“媒体审判”也无从谈起。
李昌奎案的再审不应被视为“舆论审判”，相反其树立了舆论监督的作用，是一个舆论监督司法的典型。舆论关注司法，本质上应是一种监督，而不能理解为“左右”或“干预”。不可否认，有些案件确实因舆论的关注而出现重大转折。舆论在其中的作用是监督抑或干预，其判定标准在于因舆论而转折的司法结果体现的是对舆论的附和，还是适用法律的更加严谨。云南高院因为李昌奎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而对其进行再审，并根据行为人实施的一系列性质特别恶劣、手段极其残忍的行为，排除其因自首可从宽处罚的情形（依据最高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8条第3款的规定，虽有自首情节，但存在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等情形的，可不从宽处罚），而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这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更加严谨，因而恰恰是司法认真对待舆论监督的表现，而绝非舆论审判或舆论干预的结果。
和一些人担心“媒体审判”不同，笔者更担心的是另一种危险，即以防止“媒体审判”为由漠视民意，拒绝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当然重要，但司法独立绝非与舆论监督水火不容，一旦“司法独立”被误解为司法者刚愎自用，司法专横、司法独裁就是必然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媒体审判”固然需要警惕，但“媒体审判”的帽子也一定要慎戴。
其实，独立司法制度的合理运行有赖于舆论监督。基于其生活经历、教育程度，以及信念立场等因素的影响，法官在对案件事实、法律的把握上难免会出现纰漏。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这种纰漏降低到最低程度。笔者认为，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就是一个可行的方案。特别是在目前实现司法独立、消除司法腐败问题依然任重道远的环境下，司法机构和法官依然面临诸多外部力量的干预。而舆论监督实际上有助于法官抵御这些外部力量，从而完全依照法律作出判决。因而，假如法官能够主动接受舆论监督，那么，也许在个案正义的积累过程中，法官们可以逐渐地赢得民众的尊重，树立司法权威。由此，舆论对司法的监督非但不会导致“媒体审判”，影响司法独立，反而可以推动法官形成法律意识，促进司法独立。
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永远是一个争议性话题。一方面，我们强调舆论不能干预司法，给司法审判一定的独立空间。另一方面，就公平正义的实现而言，我们也确实需要媒体和公众监督，预防司法腐败和不公。舆论与司法并非水火不可兼容，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在当下中国，舆论监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司法独立的障碍，相反它有利于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机关，固然要坚持司法独立，但也一定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舆论监督，及时满足和保障受众的知情权，自觉接受舆论监督，让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