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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德”是先秦儒家思想美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比德”观代表先秦时期文人的审美倾向，也标志了先秦时期文人道德意识的自觉。屈原的楚辞中也有大量的“比德”出现，他不仅继承了儒家的“比德”观，也发展了这一美学理论观点，使“比德”不仅停留在政治层面和道德层面，也延伸到审美层面。
关键词：儒家；屈原；比德观
作者简介：杨沫南（1989.7-），女，汉族，籍贯：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2
屈原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不仅创造了楚辞，也创造了以“香草美人”为中心的一系列审美意象。刘勰评价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可见他对后世的文人影响之深。屈原擅长以物喻人，他的《离骚》《橘颂》中多有“比德”的出现。所谓“比德”，是指人们从自然物的美中意会到审美主体的人格美，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美学理论观点，也是儒家美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屈原是否是儒家，历代学者颇有争议，不论他的思想归属到底如何，单就“比德”观而言，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一、儒家的“比德”观
“比德”一词出自《荀子·法行》，子贡问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子贡问孔子，君子“贵玉贱珉”是否因为玉少而珉多，孔子认为不是，君子贵玉是因为“夫玉者，君子比德焉”，也就是说君子与玉有共同的美德。人用自己来造事物，由于把自己转化到事物里去，就变成那些事物。[1]
先秦时期“比德”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美学观点，老子曾说“上善若水”“上德若谷”。《管子·小问》中也记载：“桓公放春，三月观于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隰朋对曰：“夫粟，内甲以处，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道家的以山水比德和法家的以禾比德都说明在先秦时期各家均受到“比德“观的影响。而儒家的比德无疑是其中最多样化并且最具理论性的。
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
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宥坐》）
子贡问孔子曰：“子贡问于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为人下者乎？其犹土也。 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树之而五谷蕃焉，草木殖焉，禽兽育焉；生则立焉，死则入焉； 多其功，而不“息”德。为人下者其犹土也。”（《尧问》）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
可见，“比德”在儒家的思想中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可用于“比德”的事物也并不单一，玉、山水、土地、植物都成为了君子的象征。艺术用这种观念性把本来没有价值的事物提高了。[2]儒家的文人在观照自然的同时，也观照了主体的道德。
二、屈原与儒家“比德”观
《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相传是孔子整理，在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称为《诗经》。孔子对《诗经》十分推崇，赞赏它“《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就是说它思想纯正。《诗经》中出现许多关于“德”的概念：
帝謂文王，予怀明德。（《大雅·皇矣》）
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大雅·假乐》）
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周颂·时迈》）
这是先秦人民对德的重视，也是对德的自觉追求。“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卫风·淇澳》）。想要成为一名君子，要长期对自己打磨，进行自我修养。当时的人们已经对君子的德行有一种主动意识，渴望成为君子，渴望通过努力得到主体的优化。
《诗经》的一大特点就是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创作，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当时自然界的事物广泛进入人们的视野，为“比兴”打下基础。所谓“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刘勰曾谈“比兴”：“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疑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可见“比德”是“比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比兴”包括“比德”。《诗经》中也存在许多“比德”的句子：
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鲁颂·閟宫》）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大雅·崧高》） 不仅如此，更有《鹤鸣》一首比德君子人格高洁。
以《诗经》为例，屈原受儒家“比德”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国语·楚语上》记载了楚庄王询问太子读书的事情，“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屈原还未出生时，楚国太子就已经接受儒家经典教育，阅读《春秋》、《诗》、《乐》，证明儒家思想很早就传入楚国。清代顾炎武曾云：“《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为《楚辞》。”因为任何文体的产生都不可能是凭空的，完全依傍于天才的，一定是有所承袭的。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说：“按《楚辞》着，《诗》之变也。《诗》无楚风，然江汉之间，皆为楚地，自文王化行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列于《二南》，乃居十五国风之先，是《诗》虽无楚风，而实为《风》首也。”
从写法上看屈原的《橘颂》与《诗经》中的《周颂》、《鲁颂》、《商颂》标题极为相似，从内容上看《橘颂》的句型和“兮”字的运用与《诗经·郑风·野有蔓草》更是如出一辙，“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橘颂》为屈原早期作品，在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风格之前，可以说存在着大量《诗经》的痕迹。而《橘颂》更是屈原“比德”作品中的代表作，“橘”有屈子之志，诗人又有橘之气节，诗中人与橘已不可辨别，达到了咏物诗的至极。[3]除此之外，能代表屈原“比德”观的作品还有《离骚》，其中“香草美人”“扎龙鸾凤”无一不是比德之词。
三、屈原的继承与创新
屈原不仅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比德”观，也很好的发展了这一儒家传统观念。儒家的“比德”观往往注重正面比德，用美好的事物比德美好的人。“玉”“水”“山”比喻“君子”“智者”“仁者”，用正面的“比德”让人们感受一种接近理想的人格美。孔子说“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将松柏的生长特性与君子的人格相比，得出君子在困境中也应该坚强挺立的结论。
可以说，儒家的“比德”往往是以自然物比君子之德，而屈原的“比德”不仅不君子之德，也比小人之德。这就扩大了“比德”的范围，也增加了更多可比德的意象。一正一反的“比德”，体现了屈辞中鲜明的情感性，汉王逸《离骚》序中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最好的咏物词，既刻画了物，也把作者的人格写进去，把作者的思想感情写进去。[4]屈原的“比德”更富于浪漫主义色彩，更注重审美，儒家的“比德”往往更注重政治层面和道德层面，并不是完全的审美的“比德”，由纯粹的道德的“比德”到审美的“比德”，這不能不说是“比德”观的一大发展。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云：“咏物诗有两法：一是将自身放顿在里面；一是将自身站立在旁边。咏物一体，就题言之，则赋也；就可以作诗言之，即兴也比也。”屈原就是“将自身安顿在里面”，使要描写的物具有了自己的品格。由于屈原是从自身出发进行比德，所以表现出来也更具情感性，个人色彩更加鲜明。以《橘颂》为例，辞中极详细的描写了橘的特点，说明橘的来历，“姱而不丑”、“淑离不淫”、“闭目自慎”、“秉德无私”，每一句似乎都在说诗人自己。“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如此细致的塑造形象进行“比德”，在先前儒家的“比德”中是未曾出现过的。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0.
[3]颜翔林，楚辞美论[M].学林出版社，2001.
[4]周振甫，诗词例话[M].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关键词：儒家；屈原；比德观
作者简介：杨沫南（1989.7-），女，汉族，籍贯：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2
屈原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不仅创造了楚辞，也创造了以“香草美人”为中心的一系列审美意象。刘勰评价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可见他对后世的文人影响之深。屈原擅长以物喻人，他的《离骚》《橘颂》中多有“比德”的出现。所谓“比德”，是指人们从自然物的美中意会到审美主体的人格美，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美学理论观点，也是儒家美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屈原是否是儒家，历代学者颇有争议，不论他的思想归属到底如何，单就“比德”观而言，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一、儒家的“比德”观
“比德”一词出自《荀子·法行》，子贡问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子贡问孔子，君子“贵玉贱珉”是否因为玉少而珉多，孔子认为不是，君子贵玉是因为“夫玉者，君子比德焉”，也就是说君子与玉有共同的美德。人用自己来造事物，由于把自己转化到事物里去，就变成那些事物。[1]
先秦时期“比德”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美学观点，老子曾说“上善若水”“上德若谷”。《管子·小问》中也记载：“桓公放春，三月观于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隰朋对曰：“夫粟，内甲以处，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道家的以山水比德和法家的以禾比德都说明在先秦时期各家均受到“比德“观的影响。而儒家的比德无疑是其中最多样化并且最具理论性的。
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
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宥坐》）
子贡问孔子曰：“子贡问于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为人下者乎？其犹土也。 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树之而五谷蕃焉，草木殖焉，禽兽育焉；生则立焉，死则入焉； 多其功，而不“息”德。为人下者其犹土也。”（《尧问》）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
可见，“比德”在儒家的思想中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可用于“比德”的事物也并不单一，玉、山水、土地、植物都成为了君子的象征。艺术用这种观念性把本来没有价值的事物提高了。[2]儒家的文人在观照自然的同时，也观照了主体的道德。
二、屈原与儒家“比德”观
《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相传是孔子整理，在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称为《诗经》。孔子对《诗经》十分推崇，赞赏它“《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就是说它思想纯正。《诗经》中出现许多关于“德”的概念：
帝謂文王，予怀明德。（《大雅·皇矣》）
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大雅·假乐》）
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周颂·时迈》）
这是先秦人民对德的重视，也是对德的自觉追求。“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卫风·淇澳》）。想要成为一名君子，要长期对自己打磨，进行自我修养。当时的人们已经对君子的德行有一种主动意识，渴望成为君子，渴望通过努力得到主体的优化。
《诗经》的一大特点就是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创作，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当时自然界的事物广泛进入人们的视野，为“比兴”打下基础。所谓“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刘勰曾谈“比兴”：“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疑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可见“比德”是“比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比兴”包括“比德”。《诗经》中也存在许多“比德”的句子：
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鲁颂·閟宫》）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大雅·崧高》） 不仅如此，更有《鹤鸣》一首比德君子人格高洁。
以《诗经》为例，屈原受儒家“比德”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国语·楚语上》记载了楚庄王询问太子读书的事情，“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屈原还未出生时，楚国太子就已经接受儒家经典教育，阅读《春秋》、《诗》、《乐》，证明儒家思想很早就传入楚国。清代顾炎武曾云：“《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为《楚辞》。”因为任何文体的产生都不可能是凭空的，完全依傍于天才的，一定是有所承袭的。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说：“按《楚辞》着，《诗》之变也。《诗》无楚风，然江汉之间，皆为楚地，自文王化行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列于《二南》，乃居十五国风之先，是《诗》虽无楚风，而实为《风》首也。”
从写法上看屈原的《橘颂》与《诗经》中的《周颂》、《鲁颂》、《商颂》标题极为相似，从内容上看《橘颂》的句型和“兮”字的运用与《诗经·郑风·野有蔓草》更是如出一辙，“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橘颂》为屈原早期作品，在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风格之前，可以说存在着大量《诗经》的痕迹。而《橘颂》更是屈原“比德”作品中的代表作，“橘”有屈子之志，诗人又有橘之气节，诗中人与橘已不可辨别，达到了咏物诗的至极。[3]除此之外，能代表屈原“比德”观的作品还有《离骚》，其中“香草美人”“扎龙鸾凤”无一不是比德之词。
三、屈原的继承与创新
屈原不仅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比德”观，也很好的发展了这一儒家传统观念。儒家的“比德”观往往注重正面比德，用美好的事物比德美好的人。“玉”“水”“山”比喻“君子”“智者”“仁者”，用正面的“比德”让人们感受一种接近理想的人格美。孔子说“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将松柏的生长特性与君子的人格相比，得出君子在困境中也应该坚强挺立的结论。
可以说，儒家的“比德”往往是以自然物比君子之德，而屈原的“比德”不仅不君子之德，也比小人之德。这就扩大了“比德”的范围，也增加了更多可比德的意象。一正一反的“比德”，体现了屈辞中鲜明的情感性，汉王逸《离骚》序中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最好的咏物词，既刻画了物，也把作者的人格写进去，把作者的思想感情写进去。[4]屈原的“比德”更富于浪漫主义色彩，更注重审美，儒家的“比德”往往更注重政治层面和道德层面，并不是完全的审美的“比德”，由纯粹的道德的“比德”到审美的“比德”，這不能不说是“比德”观的一大发展。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云：“咏物诗有两法：一是将自身放顿在里面；一是将自身站立在旁边。咏物一体，就题言之，则赋也；就可以作诗言之，即兴也比也。”屈原就是“将自身安顿在里面”，使要描写的物具有了自己的品格。由于屈原是从自身出发进行比德，所以表现出来也更具情感性，个人色彩更加鲜明。以《橘颂》为例，辞中极详细的描写了橘的特点，说明橘的来历，“姱而不丑”、“淑离不淫”、“闭目自慎”、“秉德无私”，每一句似乎都在说诗人自己。“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如此细致的塑造形象进行“比德”，在先前儒家的“比德”中是未曾出现过的。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0.
[3]颜翔林，楚辞美论[M].学林出版社，2001.
[4]周振甫，诗词例话[M].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