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结婚刚半年，就搬了两次家。第一次租住在长春市桂林路附近，2000年春天，我们搬到了青浦路上。青浦路位于长春西郊，那时还是一条土路。春天风大，我们搬家那天又赶上刮风，车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摇晃着，带起的尘土迷了我的眼睛。而那座屋子，也好长时间没收拾了，我和妻子，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整整擦了一个下午，才稍微整理出一点模样来。阴暗潮湿的傍晚，我们三人在灰呛呛的路边简单吃了一顿饭，我跟妻子说：“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妻子总是那樣一副很温和的样子，笑笑，没说话。
　　我们之所以要搬到这个地方来，是因为妻子刚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省委一家刊物当编辑，而青浦路这片儿是省委家属楼，我们住在这里，妻子就可以坐省委的班车上班。我们的房东在省委大院当司机，从他爷爷那辈儿开始，三代都在省委上班。我一直不理解，怎么连省委宿舍这样的地方，十多年的时间，都修不好一条路？理由大概只有一个——这地方实在太偏僻了。
　　我们的房子在五楼，大概五十多平米，两间屋，一个小厅。所谓的门，就是一块木板，很薄，锁头形同虚设，一脚就可以轻松踹开，好在我们什么都没有，根本不用担心进贼。但是现在，我住在有着重重防盗门的宽敞屋子里，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薄板一样的门形同虚设，别人轻松就走进了我家。不过在当时，这样的条件我们已经非常满足了。那年“五一”期间，妻子出差去大连，我一个人睡在小屋的席梦思床上，外面刮起了大风。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我一个人睡得特别香，这样恶劣的天气里，有一个可以挡风遮雨的空间，夫复何求？听房东说，自从他们家的老人去世以后，就再也没人在这里住过。我半夜起来喝水，趿拉着拖鞋，披着毯子坐在床上发了一会儿呆。我仿佛看到那对老人的灵魂在屋子里走过来走过去，但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知道他们是慈祥的，善良的，他们好像在说，你好好在这里住着吧，给我收拾干净点哦！
　　我每天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先从新竹路出来，沿着青年路骑到西安大路上，途经红旗街、工农大路、人民大街，最后到达单位，单程大概需要四十五分钟左右。天气不好的时候，就要坐公交车，我要走到青年路的229站点，随着汹涌的人流挤上车，和其他乘客前胸贴着后背，做无限亲密状。有时候，一直贴到将近终点站。
　　除了交通的不便，附近的商店和饭店也很少。附近的新竹路上有一排散漫的杂货店，我们的笤帚、簸箕和洗涤灵、卫生纸都到那里买。从我租住的房子下楼，越过青浦路，对面有一个小店，专卖食杂，我经常去那里买啤酒。我们的生活已经安定下来，虽然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但可以适当地、小小地享受一下了。我每次买10瓶啤酒，老板不收我的押金，喝完以后把瓶子送回来，再取10瓶。由于家里没冰箱，我只有在第一次取酒时能喝到冰镇啤酒。为什么不现买现喝呢？因为路程比较远，有时候赶上下雨，青浦路上积了很多水，煞是泥泞，又没路灯，我必须挑那相对干爽的地方，一跳一跳地跳到对面的食杂店。有一回，我看走了眼，一脚踏进泥坑里，从裤脚一直湿到膝盖，只好一瘸一拐地背着啤酒上楼。
　　我基本每天晚上都要喝一瓶啤酒。一口菜，一口酒，喝得有滋有味。我还从同事那里学了一种新喝法：把杯子里倒满带泡沫的啤酒，打一个生鸡蛋在里面，迅速喝下去，据说这样很有营养。我磕破蛋壳后，看着蛋白散落在酒中，蛋黄则像太阳落山一样慢慢地沉到杯底，感觉很有诗意。啤酒和蛋黄经由我的嗓子落到肚子里的过程中，非常爽滑，还有点腥味。喝完酒以后，杯子要刷好几遍才能去掉腥气。
　　厨房设在阳台上，昏黄的灯光下，年轻的妻子穿着一条粗布裙子，像模像样地给我炒菜。她才23岁，一举一动都像还没毕业的学生。每次从卖爆米花的摊位跟前走过，卖爆米花的老头都会赶紧向她招揽生意：“爆米花啦，小姑娘最爱吃的爆米花啦，能美容的爆米花啦！”妻子笑笑，目不斜视地走过去，很少照顾他的生意，但卖爆米花的老头孜孜以求，乐此不疲。终于有一次，妻子花两块钱从他那里买了一袋，老头以后吆喝得更加起劲了！
　　在青浦路和西安大路交会的地方，有一个熏肉大饼店，熏肉大饼发源于吉林四平，全称叫“李连贵熏肉大饼”，主要原料有：一盘大饼，一碟熏肉，一碟葱，一碟酱。酱，多为甜面酱，有人爱吃辣酱、豆瓣酱或自家酿制的东北大酱，可以单独提要求，店家总会让你满足。用小葱蘸酱，连同熏肉夹在大饼里，就可以吃了。这家熏肉大饼店收拾得很干净，玻璃擦得锃亮，可算是附近最高档的饭馆了。来了外地亲戚，我们总会把他们领到这里来吃饭，怎么也吃不厌。当然，如果想去更高档的餐厅，就得坐车到更远的地方才行。
　　青浦路对面，有几家比较普通的饭店，我在这里经常碰到以前的几个老朋友。上大学的时候，我去《青年月刊》投稿，认识了编辑王元涛，以后又在他的介绍下，到同属吉林省青少年报刊总社的《中学生博览》编辑部当特约编辑，于是又认识了美编左勋、张晓伟，文字编辑高亮等。这几个人都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是我的师兄。我上大学那几年，主要是跟这些人在一起混。他们这几个人都住在省委家属楼，可能是单位分的房子吧。我来到这里后，总会和他们不期而遇。其时，左勋和张晓伟都已离开了之前的杂志社。一天，我正在饭馆吃饭，看见晓伟落寞地走进来，于是并成一桌，边喝边聊起来。他跟我发了一顿牢骚，大意是，出来干，总比在单位里混吃等死强。还有一次在同样的地方遇到左勋。左勋是个有诗人气质的画家，很有想法，我最爱听他畅谈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真可谓是“突发奇想”，有些甚至奇怪得有些幼稚，让人以为，想法是不错，可是怎么才能落实呢？他离开杂志社以后到一家广告公司去做策划，据说年薪10万以上。看来人家还是能把他的想法落到实处，要不，凭什么给他开这么高的工资！更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得了感冒，到附近的诊所打针，居然遇到左勋的岳母。我在那里打针的时候，老太太也在打针，几个病人闲聊，我说自己在报社工作，她说自己的女婿也从事过新闻工作。我问她，你女婿叫什么名字？没准我能认识呢。她一提左勋的名字，我当时就乐了——这世界太小了。一起打了3天针，我们成了无所不谈的忘年交。我委托她帮我留意一下，看附近是否有小面积的房子卖。那时房子也便宜，三四十平米的房子也就4万元左右。老太太满口答应了，可惜后来没有找到，如果当时买下一套，现在起码能涨价两倍以上。 　　跟我一起吃饭最多的是元涛。元涛的妻子在韩国读研究生，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风雨里接送，还要做饭，真是又当爹又当妈，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称赞他是“爷们儿”，“纯爷们儿”！我拿他当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看待。有几次，我妻子炒好了菜，我和元涛在家里喝酒，我妻子带着他的女儿天婴到楼下买小食品，一家人有点其乐融融的意思。我和元涛有时到那几家饭馆去吃饭，夏天天热，饭馆门口支着烧烤摊子，屋里的食客们多是贩夫走卒，光着膀子，吆五喝六地碰杯。元涛好像很喜欢这种氛围，他开心地跟我碰杯，说，这多民间啊！
　　我和朋友们并不能天天见面，大家平时工作都很忙。周末有点时间，我常常利用这难得的空闲与妻子去散步。
　　散步几乎是最省钱的休闲方式了。青浦路北面是新竹路，沿着新竹路往东走就是青年路。傍晚，我们在青年路浓密的树荫下漫步，往北走或者往南走，这里紧挨着长春客车厂厂区，我们总会碰到周末加班的工人下班，他们脚步匆匆往家赶，有的手里拎着刚买的鱼和肉，脸上挂着笑，大概晚上又要改善生活了。我情不自禁地想，嗯，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沿新竹路往西走，就是新竹小区，那时，新竹小区还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在建小区，经常在报纸上打广告。我们走进小区时，一般都要心虚地瞅瞅门口的保安，而他总在愣神，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好像有什么心事。我和妻子手挽着手在小区里左看看右瞅瞅，里面的花呀草呀的，都很漂亮，我们试图挑出点毛病来，但以我们当时的见识，根本挑不出毛病来。从一个个崭新的窗户里望进去，可以看到有人正坐在宽敞的客厅内悠闲地看电视。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拥有这样一个宽敞的客厅呢？
　　这年6月，妻子的工作发生了变动，她到了我所在的报社，和我成了同事。她的上班时间要求非常死板，八点半必须打卡。每天早晨6点钟左右，她就要起床做饭，除了早餐，还要炒一份菜装进饭盒，带到单位当我们的午餐。单位没有食堂，如果总在外面吃又太贵。好在那时是夏天，凉饭凉菜依然吃得津津有味。晚上回到家，腰酸腿疼，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愿动。某一个阴沉沉的傍晚，我俩回到家，本想躺下来小歇一会儿，结果，一觉睡到了天亮。
　　第二天阳光明媚，拉开窗帘，似乎可以看到无限的未知铺展在我们脚下。
　　也就在这一年，我们按揭买下了一套期房。这年秋天，我们搬离西郊，离我们自己的幸福越来越近了。
　　（责任编辑 徐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