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云阶与我自1960年到1988年,除却在校5年的准师生关系、附加一个准右派或摘帽右派与一个形迹可疑的革命群众的不分明的阶级阵线;1985年之后我们在油雕院做了两年半的同事,以及14年的街坊邻里,亦师亦友,就这样30年匆匆而过。1988年我赴美之时竟然忘了和俞师作一个告别。俞师卧病及临终的噩耗传来之时,我正困顿异乡。关于先生的死,我只隔洋听到其中一节,说是弥留之际,先生感觉表明心迹之时已刻不容缓,于是他所在单位——上海油雕院的领导被唤到床前,俞师紧握来人之手,并说出大意如下的话:“我一生其实是热爱祖国,也热爱党的……”,真相终于大白。
　　被握手的便是当年油雕院的院长周长江先生。他的回忆补全我隔洋听到的传闻:“他以那喃喃带喉音而浓重的常州口音对我断断续续地说道:‘我一辈子为人民服务……认认真真的做人……他们称我为中国油画的第二代……只有一件事感到遗憾……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其中有很大的冤屈……我死以后……请你把我的话转告……’”感觉一丝悲凉。其悲凉可与之匹敌的是哈姆雷特因中毒剑而临终那一刻,此时军号四起,出征归来的芳丁布拉斯被哈姆雷特紧握双手,他要他活下去并成为丹麦之王,只是要将他的悲剧故事转告世人。
　　
　　雏形粉丝
　　几乎当我听说达·芬奇、伦勃朗、齐白石、徐悲鸿这一连串中外伟人名字的同时,我就知道了俞云阶。我的小学美术老师,毕业于上海艺术师范学校的李育康先生,他把历来的艺术大师们和俞云阶的名字,等量齐观地罗列在一起,并注入我的脑袋。校园四周张挂的宣传画也使我得到求证,它们大多出自俞云阶与另一位赵延年先生的手笔。
　　接下来的几年,俞云阶先生在我的视野中似乎消失了。
　　再次遇到心仪已久的俞先生,是在八年之后。
　　这一次,常人一般的俞云阶先生在我身边走动。那年我在上海美专中专部的工商美术科学习,课程中安排有水粉画静物写生,俞先生是主课老师,他的教学方法是采用相同的绘画材料,与学生们一起画,并随口说出他的体会。令我欣慰的是,俞师不在乎什么广告式的水粉画法,他只是传授正确的写生方法——强调色彩的精妙、笔触的韵律,以及朴实无华的表达等等,他要求我们用笔去塑造而不是去雕琢,他还教我们用大笔画精微的部分。
　　在工商美术课上,我们得到的告诫是:无论何时何地,颜色必须是干净与鲜艳的,俞师却看着我的作业指导我:“若把调色盘上的脏色混在一起,再加上某种缺少的颜色,便能找到你所需要的色彩。”他还告诉全体学生:“颜色无所谓干净肮脏,各得其所才能形成色彩,正如红烧肉吃在口里是好,而掉在衣服上则肮脏不堪。”在工商美术科的两年里,我被认为是不安于专业、一心想画画的坏学生,在俞师的课堂上我却得到了表扬,我的一张描绘铝锅与其他物件相组合的、十分幼稚的水粉画,被俞师挑选并陈列出来,这在我处于心情压抑沮丧的那个年头,实属非同小可,它及时地平衡了我的心绪。
　　
　　艰难执教
　　我们的有幸之时,却是俞师的受难之日。1957年俞师被强戴右派帽子,他从人生的巅峰(被上海独一无二地选送北京,师从马克西莫夫)而跌至谷底。在“油训班”结业之前夕,因右派而被除名,随即贬谪并押回沪上故里,此后的将近三年的时间中,俞师没有分文工资收入,沦为一名接受批判改造的专业户。他来我校任教是他成为右派的第三个年头,大约是生活无着落,本着改造其思想而不消灭其肉体的仁慈,被安排到一个每月能领取40元工资的“平台”。俞师来到我校,虽受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并未因而丧失其心志,他仍孜孜不倦于绘画,利用一切机会画画,写生,勤于创作。他能在学生堆里,占得一个较好的角度去画他的静物写生,而未必能在教师进修室行得通。在那里他必须排在最后,通过若干画架才能看清他的写生对象,而且俞师随时可能被叫出去做一些“工友”的事情,我曾多次听到叫他出去把痰盂倒清的吆喝声。
　　1961年某日,全体师生步行去静安文化馆看电影,俞师邀我同行。我们也许有意地落在了人后,途经一家杂货店,俞师入店买烟我也跟进,当时的纸烟配给制,按人头计,一人一盒,俞师以我的名义又多买了一包“飞马牌”。翌日,忧心忡忡的俞师伺机把我拉向一边,慎重地向我道歉,表示不该冒我之名多买香烟,从而破坏党的政策,并嘱我千万千万不要出去揭发。俞师显然为他所行使的“阴谋”而彻夜未眠。
　　那时节,在宿舍三楼走廊的扶梯口,有一个颇为“学术”的角落,俞师为自己占据了几平方并布置成型,打起灯光坚持以写生之法创作,作品有《革命烈士王孝和被绑》、《白衣天使》、《炼铁工人》等;同时,在家中的客厅内,完成了《鲁迅与瞿秋白》、《载得友谊归——张瑞芳》,这两件重要创作,终被画家本人自毁于某年,实为一大损失。
　　俞师的习作与创作几乎有着同等的魅力与特性。他行笔阔大、色浆浑厚,要改就彻底重来、一气呵成,绝不在画就的底子上作任何修补工作;他技艺卓群,在遵循此法的同代画家中出类拔萃。他给我们讲解伦勃朗以及诸多绘画大师的作品都极得要领,强调他们技法上的大器及含而不露。记得俞师给我们讲解某东欧画家的作品时,并不拘泥于一般的技术性分析,他只说,“这是一道素菜,然而是用鸡汤煨的一道菜”,得以启发我们的心智,唤醒我们对于绘画格调的思考。
　　俞师于抗战时期作于重庆的油画《读书人》、《吾土吾民》,以及若干重庆郊外的风景,可称中国绘画的经典,其时他不足三十岁。他某些发自内心的作品,朴实而毫不矫情,如同徐悲鸿、司徒乔等大师一样地略带“市井之俗”。这个“俗”并不具有任何贬义,而是一种好的品质和境界,这种“俗”充斥于民国时期的中国油画,它们均能透出强烈的人文气息和难以名状的、可贵的、我们暂且称作“庶民精神”的光芒,这与接轨以后的中国油画不可类比。
　　俞云阶,江苏常州人氏,和瞿秋白同乡,这大约与他画了不止一幅秋白先生的作品有关。太湖之滨的这一隅,它的比邻是常熟与无锡,而独独在常州这一小区域内,人性特别耿直不讳而多冒犯人,往后我在许多常州籍的画家身上都印证了此种品性,比较突出的是气吞山河的绘画大师刘海粟。俞师的右派罪状之一是骄傲而“不买账”,他被称“华东第一大画家”。在我的眼里,俞师并非狂傲不羁之辈,对于他钟爱的绘画艺术无论对己、对同辈画家,或对于学生的作品,均本着他所信赖的原则,一丝不苟地耿介与不妥协。凡看不入眼的,只要有可能,一律上前“动手术”,他大刀阔斧地修改学生及自己的作品,刮刀是他的常用武器,毫不顾忌在旁学生的情绪和微词,也不考虑他右派分子的卑微身份,照旧给予尖刻的评判与否决。他改自己的作品是从画布底层改起的,凡是从他画前经过的学生,他都会捉去征求意见并作出修改。
　　俞师,背圆体胖患过胆结石,额坦而光润,直至老年而无一丝皱纹并呈高光(高光必须加群青),肤色棕且匀。德国画家培·海勒,于1954年俞师人生的黄金时期曾作下一幅特别传神的素描,画中的俞师踌躇满志,鼻耸而唇厚,镜片背后的厚重眼睑低垂,仿佛预示着即将来临的厄运。俞师口中常含着烟卷,烟卷是靠肥厚的下唇黏合住的,少用手指接烟,因为手是用于作画的,而任凭烟灰堆积,靠地心吸力散落一地。这应该是一张天生喜好美食的嘴,然而在我们初见俞师的六十年代物质匮乏时期,他在食堂的窗户前排队,混在学生堆里,而且不得不排在最后一名,去领取他的二两稀饭及半块乳腐;我曾见到张充仁先生也在队伍中,不过他把乳腐风雅地叫成“一客乳腐”。
　　往后的三年半时间,在几位可敬的师长鼎力相助之下,我从学工商而插入同校本科的油画系,俞师从此成为我的主课老师。我在中专部从未摸过油彩,些许水彩画的经验,使我初入油画系频频失手,在周碧初先生的课堂上,我的静物写生得了2分,同学间开始传闻,并争论我到底是“色弱”还是“色盲”。
　　俞师家住上海西区太原路路边的一个底层,学生只要跨上两级台阶,便可登堂入室。初抵俞先生家,我便见到他替学生凌启宁及陈适夷画的一幅两人坐卧草地的油画写生。这正是我十分向往的那种画法,最近得知,我记忆中的这幅杰作,于某年当着全体“油雕室”成员,自然也当着俞师本人的面,被就地正法了,“破膛”而遭毁灭。被毁的还有俞师家中满墙的油画以及随处搁置着俞师及师母朱怀新先生的新老油画作品。在鲜有学术参照的当年,俞师的家,从卧室的床笫之间到客厅都印遍了学生的足迹,每逢周末我们必去,那里是我们的第二课堂、我们的小灶、我们的卢浮宫。可以这样认为,对历朝历代西洋绘画的综合认知,通过俞、朱二位长辈的消化、吸纳及提炼,均流于他们的笔端,都是货真价实的油画原作呀!这些既是他们的作品,又是我们的教材,正摆在眼前无穷尽地供我们吸收。这里也隐含先贤徐悲鸿的教诲——俞、朱二师均受教于悲鸿大师,而悲鸿大师从欧洲窃取了火种。
　　在不知不觉的某一时刻,不过一二个作业的忽然之间,我自觉摸到了油画的门道,在俞师眼中我或许还不至于落后,开始将俞师给我改过的油画,又不自觉地重新改回过来,自觉羽毛颇丰,学生时代的浅薄,便不外乎此。八个月的农村“四清”过后,转瞬就是毕业创作。凌启宁同学保留了一帧俞师在我的“毕作”上动手脚的珍贵照片。最后的“盛宴”过后,便是毕业分配了。那时不懂开后门,傻傻地等着分配,直到通知去上海手工业局报到,方知我的宿命乃是“不准绘画”。
　　1965年一个炎热的秋日午后,刚刚分配完毕,我沮丧地进入俞师的客厅,无言以对。俞师面有愠色厉言对我说:“你这人怎么搞的,与某先生总是搞不好关系,相处了八个月还是搞不好!你本可以进入油雕室的,现在不能获得通过,我爱莫能助……”然而,即便是入了油雕室又能怎样?也一律是下乡,俞师与他的同僚们去崇明搞“阶级教育运动”,睡在草堆上。
　　
　　文革惊魂
　　不久正当酷暑,“文革”全面爆发,旋即愈演愈烈。上海中国画院从三楼到底层,长距离拉下一幅标语“把牛鬼蛇神丰子恺揪出来!”,斗争的对象换了一批人,俞师经过反右斗争一役,取得了免疫力,不过是在单位大字报上略中数弹而已,但还是惶惶不可终日。俞师家的四周遍布“牛鬼蛇神”,后院对面是民国总统黎元洪后代的宅邸,右侧弄堂底是“巴黎和约”签订者之一、卖国贼曹汝霖的后代。入夜后尤为恐怖,红卫兵驾着黄鱼车轰轰烈烈地驶来就意味着遭殃。那晚,我与陈逸飞相约,戴上“革命造反队”红袖章,提前进驻了俞师的家。我们在二楼转角的亭子间瞭望,严密监视外界动静,只要红卫兵的战车在门前一停,我们便马上出来宣布这里早已经是“沦陷区”。不知是出于防御本能,还是安全考虑,我们搬来上百本俞师收藏的厚重画册,垒在亭子间临街的墙边。它们真能抵御什么?只能作彻夜观赏。真是奇特的夜晚,一边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抗战逃难存留的画册残本;一边是外面传来的叫嚣声、口号声、热水瓶摔地的爆炸声。弄堂底曹汝霖的儿子正被“上体司”造反派们用浸了水的皮带抽打,发出阵阵惨叫和哀嚎。俞师与师母如惊弓之鸟,他们在卧室里该作如何想?
　　当我再度想为俞师及师母做一些什么时,却犯下了罪孽。我曾替朱怀新先生画过一幅名曰《顶风船》的大批判报头,不料冒犯了她所在的学校——上海第一师范的组织,朱先生一度在学校受到了磨难。
　　我替俞师转移了一捆油画,其中不乏精心之作,我将它们藏于工艺美术研究室的暗房内,在锅炉的背后。当风声平息取画之时,却发现早已被人取走,我至今还记得这些画面,不胜痛惜。
　　
　　消弭噩梦
　　我与俞师的缘分,不因我未能进入油雕室而终结。1975年,我结婚的新居,就在俞先生家的附近,因而更是常去他家。我因单位没有条件作画,经常徒手无事,而俞宅之内的新作不断,每有新作,我是最初的观赏者。俞师时常赏我一支笔说:“你来动几笔?”我毫不推诿地画起来,画得不对,他又改过来。我时而反省:我从未允许学生在我的画面上胡来,俞师对绘画的虔诚琢磨从不间断,使我感到汗颜。
　　转述俞师的说白,必须转译为常州方言方能显出其语言的趣味和张力;试想,当年徐悲鸿也用着相类似的语声,时而逼尖喉咙说教,照样在“中央大学北京艺专”混得开,那帮北方学生从未嫌比。鲁迅顶多讲一口绍兴官话,还有蔡元培。乡音、声像、语音在传达完整的语意时缺一不可;我们听惯了俞师的常州口音,特别来劲,如今仍在耳边响动。
　　1974年的婚后一日,我上门去送喜糖,俞师不会讲讨吉利的话,他冲着我说:“好啊,藕格药生(学生),兜(都)变成了巴勒斯坦人到以色列去抢地盘……”指的是婚房作在女方。那个年代人们根本搞不清楚是巴勒斯坦抢了以色列还是反之,就是现在还是搞不拎清。婚后两年半,妻子和我又踏进俞宅讨骂,进得客堂只见他一手扶案当面直立,绒线开衫敞胸肚子很大,见人劈头就骂:“哪能搞格(怎么搞的),伲们到底是勿肯养,还是养勿出!养勿出格话,藕寻人帮伲们去开几贴中药。”他的骂催生了我的女儿于1977年降临。
　　1979年春节,记得大约是年初七晚上我偷得空闲踅进俞宅,俞师早在扶案的那个位置站着,开口便骂:“哪能搞格,今朝初七,伲是第二个上门来拜年格药生,邱瑞敏刚刚走……”
　　在俞师的客厅里也并非总是挨骂,时而能不期而遇许多相貌姣好、举止文雅的淑女——那些资本家的千金,抄家之后穿着朴素,然而裁剪颇藏玄机,蓝布罩衫、自制的搭攀布鞋,露出白底和一截白袜。在上海西区的特殊环境里知识和技能仍充满魅力,那些淑女不管是装佯还是真心喜爱艺术,都能不期而至。俞师会十分得意,当着师母的面说:“明早伲早点来,藕帮伲画张像……”1987年俞师送妻子和我出门,沿街站在太原路的人行道上,忽然俞师双眼紧盯远方,稍定轻声相告:“伲刊(看),走过来那人肯定是个演员!”我们回首张望只见隅隅而行一位中年女子,风姿气质俱佳,她倒不在乎我们的“注目礼”,不斜一眼地从我们身旁行过,俞师对着背影注目良久。后来得知这是一位壳牌石油在中国代理人的华人遗孀,她孤身被扫地出门刚搬来不久,她的名字叫郑念;后移居美国,并用英文写了自传《上海生死场》,被陈凯歌和徐枫一度打算联手拍成电影,结果是剧本不容通过,郑念在华盛顿活到了93岁,于前年刚过世,我曾经读过郑念的回忆录,对于太原路这一节竟有所记叙……
　　俞师经油雕院特许可以在家中作画,客厅的空间其实是很狭小的,俞师受委托制作了幅面不小的《万体馆整体吊装》,此画歌颂了工人阶级创造性的劳动和突飞猛进。第二天美协即将派人上门审查,俞师显得十分紧张,没有把握,一改再改。因为审查者之一是俞师的老对头。审查团去后我不放心地去探问结果,见俞师闷闷不乐正给油画动手术,还一边抱怨:“这些人过去都受过我的恩惠,解放初画毛主席像,为了让这人有活干,特意给毛主席像加了个边框,这人是画图案的,边框给他一笔笔画出来……”1977年俞师欣闻打倒四人帮,决定为毛主席画像,画面里主席斜坐藤椅,四周开遍了杜鹃花还有远山,取诗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之意。油画完成过后张挂在美术馆二楼等待同一帮人的审查,据悉那人青着脸直指俞师的这幅说:“把它拿下来!”见俞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就写信给在南京与江苏出版社有联系的陈丹青,让他务必设法使其登上《江苏美术》的封面,总算出了这口气。
　　1981年俞师受邀访问日本,第一次出国难掩兴奋之情,那时出访已不属了不起的事了,早已有人西渡了无数次;木心有言:“近来只见有人挎着大大小小的竹篮到西方打水去了……”但对于第一次东渡的俞师,确实有了翻身之感。那是冬天,我去机场踏雪相送,对此韩辛有一段生动的回忆:“那天雨雪甫停,温度还是很低。即将登机时,俞先生忽然从簇拥在机场的送行人群中,看见一张熟悉的脸庞,一位上海油画界‘文革’期间的‘黑色才子’。俞先生的眼神显得凝重起来,突然转过身,对边上他的一位在油雕室的‘红色学生’撂下一句狠话:‘伲给我把他调过去!’常州口音里分明地透出一丝历劫过后的威势。”
　　1985年我终于调进了油雕院,1987年上海举办一次油画大展,我画了一幅《土地与文化》的创作;世道已变,俞师是评委之一,我的油画公布为首奖。此时,俞师上前一步提出异议:鉴于此次征集评比的作品不甚理想,因此建议不设一等奖,我的一幅虽是首奖但名义上只能算二等奖。这就是俞云阶老师。
　　每当晚间,我踱步即兴闯入俞宅,见两位长者坐在黑暗中,面对一架9寸黑白电视机,光影摇曳烟雾缭绕,茶几上几粒花生、一方豆腐干、半包麻酥糖、一个残梨,这便是俞师及师母的全部享受,相濡以沫的幸福生活原来是那么的简单。他们的上方挂着悲鸿先生1938年赠予的励志横幅“勇猛精进”,边上是俞师本人的作品《吾土吾民》,描绘一群孱弱的老人以身体筑成长城的故事,未完成的一幅油画搁在画架上,在黑暗中静静地挥发着松节油的气味。
　　1978年我与妻子在路口遇见老邻居俞云阶先生,他站停了,问去何处?我说:去看一部名叫《恶梦》的美国电影。俞先生“嘿”的一声,并用他的全部“恶毒”接着说:“你们还嫌恶梦不够,还要去做恶梦?”十足常州人的坏脾气!然而时间能有效地消弭这个昔日噩梦的苦涩,就如同一剂失去了时效的砒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