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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叙利亚，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中国在联合国两次说“不”。这让世界感到吃惊，也感到疑惑，甚至引来五花八门的解读和判断。有人说，中国为了自己利益在力“挺”叙总统巴沙尔；有人说，中俄已经结成了“同盟”与西方对抗；甚至有人说，中俄连续投下否决票，让人嗅到了“冷战”的味道。
两次说“不”有差别
中国两次投下反对票，有所差别，但又一脉相承。
第一次，2月4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否决了阿拉伯国家联盟针对当前叙利亚问题提出的一份决议草案。这份草案一共16条，包括谴责叙利亚当局持续的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等。安理会由中、美、英、法、俄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是唯一有权采取强制行动的联合国机构。每个理事国有1票，实质性问题必须5个常任理事国都不反对才可通过。叙利亚问题就属于此类。中俄的反对，让联合国无法对叙利亚采取强制行动。
第二次，是2月16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联大决议草案投反对票。这项决议向叙利亚政府提出5点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动；释放所有近期被拘禁人士；从叙利亚城镇撤出所有政府军；保障和平示威的自由；确保阿盟和国际媒体人士自由进入叙利亚。与安理会决议不同的是，联大决议由联合国成员一起投票，但它没有法律约束力，只有政治影响和象征意义。联大决议只要简单多数支持就可通过，任何国家均无否决权。结果，137个国家投票赞成这项决议，中俄等12个国家反对，17个国家弃权。
叙利亚国内冲突已经进行了11个月，统计称，目前已经造成超过7400人死亡，其中包括2000多名政府安全部队人员。政府军与武装分子在中部省份霍姆斯等地的冲突至今仍十分激烈。叙反对派称，巴沙尔政权向普通示威民众开枪；在西方国家看来，“叙政权屠杀人民”，“已经失去了合法性”。法国总统萨科齐2月17日和英国首相卡梅伦见面，希望叙利亚反对派团结一致，以便外界能够帮助他们推翻巴沙尔。就连阿拉伯国家联盟也敦促巴沙尔交权，在两个月内组建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国民团结政府。
两次表决中，2月4日安理会的表决更为关键。为了争取中俄“放行”，草案在措辞方面一再软化，没有直接提“制裁”等字眼。决议遭否决后，美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非常恼怒，说“那些袒护残暴政权的国家必须面对叙利亚人民的质问”。至于2月16日的联大决议，用《华尔街日报》的话说，与2月4日的草案十分相似，“不过少了试图让中俄两国同意的让步条款”。中俄既然已对前者说“不”，对后者自然更会说“不”。
中国想说的真心话
中国说“不”的原因，温家宝总理2月14日在北京会见中外记者时说得很清楚：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绝不会庇护任何一方，包括叙利亚政府，但叙利亚的前途命运要由叙利亚人民自己决定。温家宝说，在叙利亚问题上，当前最为紧迫的是防止战乱，使叙利亚人民免遭更大的痛苦。这符合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
俄罗斯的立场也很明确。在2月16日的联大决议表决后，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说，这一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令人担忧的趋势：有人试图孤立叙利亚领导层，拒绝与其进行任何接触，并将外部的模式强加给叙利亚，以实现政治解决。”
中方显然不赞同关闭对话的渠道。2月17日，中国派特使、外交部副部长翟隽抵达大马士革，为妥善解决叙利亚问题“做些贡献”。翟隽会晤了巴沙尔，表明了中方立场。他也会见了叙主要反对派领导人，并表示愿与叙政府各政治派别、阿拉伯国家及阿盟保持沟通。
换句话说，在叙利亚问题上，一味强硬干涉，会把冲突的“结”越打越紧。中国说“不”，是希望紧绷的局势缓和一下，并寻找解开这个“结”的机会。在目睹了“阿拉伯之春”给中东、北非国家带来的动荡，特别是目睹了利比亚血腥内战之后，很多人相信，战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和改革，只会引发更多矛盾。翟隽说，实现国内稳定才能确保叙利亚的发展，才能为叙利亚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是经历过动荡年月、正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想说的真心话。
中国说“不”的几种情况
回顾历史，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曾经8次行使否决权。北京大学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张清敏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中国行使否决权可以大致分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考虑盟友的利益。比如，中国第一次行使否决权是1972年8月25日，否决了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当时孟加拉国刚从巴基斯坦分离出去，中国投否决票，主要考虑的是好朋友巴基斯坦的利益。
第二类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主要是领土主权、台湾等关系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比如1997年1月10日，中国否决了向危地马拉派遣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决议草案，原因是危地马拉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每年都参与要求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提案。1999年2月25日，中国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延长联合国维和部队驻守马其顿期限的决议草案。马其顿1993年与我国建交，却在1999年2月8日又与台湾“建交”，迫使我动用否决权。
第三类是出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以及有利于争议问题的和平解决。比如2007年1月，美国起草了缅甸问题决议草案，指责缅甸人权等问题对地区安全造成威胁。中国予以否决，认为缅甸问题是一国内政。2008年7月11日，中国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制裁津巴布韦的提案，认为制裁津巴布韦将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
张清敏认为：“这三种类型反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考虑和出发点。”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袁征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时表示，中国一般在两种问题上说“不”。“一是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二是违反基本国际法则的问题。中国希望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否决次数最少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1972年行使了两次否决权，此后20多年就没行使过，1997年至今行使了6次。这说明什么呢？张清敏认为，刚加入联合国时，中国对相关程序的了解刚开始，有的否决现在来看其实没有必要。“1972年到1997年，中国没有行使否决权，很重要的原因是那段时间中国对一些问题相对超脱。而1997年以后，中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许多问题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一些西方国家又总希望把联合国作为推行自己对外政策的工具，忽视或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事情不断发生，这也逼着中国的否决票在增加。”
袁征则分析说：“中国其实在安理会投的弃权票最多。投弃权票也是一种立场，说明中国持保留的态度，不是都赞同。上世纪70年代，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发挥作用较小，更多在忙于国内的事。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对许多国际问题表达了我们的关切。尤其是对武装干涉，中方持有强烈保留的立场，因此投的否决票增加。”
实际上，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使用否决权次数最少的国家。有数据显示，至2007年，五常中行使否决权以苏联及俄罗斯最多，共128次；美国83次，英国32次，法国18次，中国当时仅5次。最近中国5年行使了3次否决权，但也还是最少说“不”的国家。
中国说“不”要付出什么代价，又能收获什么？
张清敏认为，说“不”肯定会有人不高兴。“比如，中国否决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在当时肯定得罪孟加拉国，印度也不高兴。但在关系中国核心问题，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时，不能管其他人高不高兴。在热点国际问题上，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对叙利亚问题的投票，叙国内反对派肯定也会不理解，不高兴，但中国确实不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是从国际法基本原则，从当事国人民的利益考虑。”
袁征则认为，中国对在联合国投否决票，历来都非常慎重，总是考虑怎样不违反国际法原则，坚持和平共处，最大程度维护自身利益。“这或多或少受到些非议，根本上讲，还是一个利益问题。”不过，那些支持某一决议或者反对某一决议的国家，又有哪个不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呢？
两次说“不”有差别
中国两次投下反对票，有所差别，但又一脉相承。
第一次，2月4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否决了阿拉伯国家联盟针对当前叙利亚问题提出的一份决议草案。这份草案一共16条，包括谴责叙利亚当局持续的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等。安理会由中、美、英、法、俄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是唯一有权采取强制行动的联合国机构。每个理事国有1票，实质性问题必须5个常任理事国都不反对才可通过。叙利亚问题就属于此类。中俄的反对，让联合国无法对叙利亚采取强制行动。
第二次，是2月16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联大决议草案投反对票。这项决议向叙利亚政府提出5点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动；释放所有近期被拘禁人士；从叙利亚城镇撤出所有政府军；保障和平示威的自由；确保阿盟和国际媒体人士自由进入叙利亚。与安理会决议不同的是，联大决议由联合国成员一起投票，但它没有法律约束力，只有政治影响和象征意义。联大决议只要简单多数支持就可通过，任何国家均无否决权。结果，137个国家投票赞成这项决议，中俄等12个国家反对，17个国家弃权。
叙利亚国内冲突已经进行了11个月，统计称，目前已经造成超过7400人死亡，其中包括2000多名政府安全部队人员。政府军与武装分子在中部省份霍姆斯等地的冲突至今仍十分激烈。叙反对派称，巴沙尔政权向普通示威民众开枪；在西方国家看来，“叙政权屠杀人民”，“已经失去了合法性”。法国总统萨科齐2月17日和英国首相卡梅伦见面，希望叙利亚反对派团结一致，以便外界能够帮助他们推翻巴沙尔。就连阿拉伯国家联盟也敦促巴沙尔交权，在两个月内组建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国民团结政府。
两次表决中，2月4日安理会的表决更为关键。为了争取中俄“放行”，草案在措辞方面一再软化，没有直接提“制裁”等字眼。决议遭否决后，美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非常恼怒，说“那些袒护残暴政权的国家必须面对叙利亚人民的质问”。至于2月16日的联大决议，用《华尔街日报》的话说，与2月4日的草案十分相似，“不过少了试图让中俄两国同意的让步条款”。中俄既然已对前者说“不”，对后者自然更会说“不”。
中国想说的真心话
中国说“不”的原因，温家宝总理2月14日在北京会见中外记者时说得很清楚：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绝不会庇护任何一方，包括叙利亚政府，但叙利亚的前途命运要由叙利亚人民自己决定。温家宝说，在叙利亚问题上，当前最为紧迫的是防止战乱，使叙利亚人民免遭更大的痛苦。这符合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
俄罗斯的立场也很明确。在2月16日的联大决议表决后，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说，这一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令人担忧的趋势：有人试图孤立叙利亚领导层，拒绝与其进行任何接触，并将外部的模式强加给叙利亚，以实现政治解决。”
中方显然不赞同关闭对话的渠道。2月17日，中国派特使、外交部副部长翟隽抵达大马士革，为妥善解决叙利亚问题“做些贡献”。翟隽会晤了巴沙尔，表明了中方立场。他也会见了叙主要反对派领导人，并表示愿与叙政府各政治派别、阿拉伯国家及阿盟保持沟通。
换句话说，在叙利亚问题上，一味强硬干涉，会把冲突的“结”越打越紧。中国说“不”，是希望紧绷的局势缓和一下，并寻找解开这个“结”的机会。在目睹了“阿拉伯之春”给中东、北非国家带来的动荡，特别是目睹了利比亚血腥内战之后，很多人相信，战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和改革，只会引发更多矛盾。翟隽说，实现国内稳定才能确保叙利亚的发展，才能为叙利亚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是经历过动荡年月、正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想说的真心话。
中国说“不”的几种情况
回顾历史，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曾经8次行使否决权。北京大学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张清敏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中国行使否决权可以大致分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考虑盟友的利益。比如，中国第一次行使否决权是1972年8月25日，否决了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当时孟加拉国刚从巴基斯坦分离出去，中国投否决票，主要考虑的是好朋友巴基斯坦的利益。
第二类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主要是领土主权、台湾等关系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比如1997年1月10日，中国否决了向危地马拉派遣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决议草案，原因是危地马拉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每年都参与要求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提案。1999年2月25日，中国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延长联合国维和部队驻守马其顿期限的决议草案。马其顿1993年与我国建交，却在1999年2月8日又与台湾“建交”，迫使我动用否决权。
第三类是出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以及有利于争议问题的和平解决。比如2007年1月，美国起草了缅甸问题决议草案，指责缅甸人权等问题对地区安全造成威胁。中国予以否决，认为缅甸问题是一国内政。2008年7月11日，中国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制裁津巴布韦的提案，认为制裁津巴布韦将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
张清敏认为：“这三种类型反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考虑和出发点。”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袁征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时表示，中国一般在两种问题上说“不”。“一是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二是违反基本国际法则的问题。中国希望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否决次数最少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1972年行使了两次否决权，此后20多年就没行使过，1997年至今行使了6次。这说明什么呢？张清敏认为，刚加入联合国时，中国对相关程序的了解刚开始，有的否决现在来看其实没有必要。“1972年到1997年，中国没有行使否决权，很重要的原因是那段时间中国对一些问题相对超脱。而1997年以后，中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许多问题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一些西方国家又总希望把联合国作为推行自己对外政策的工具，忽视或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事情不断发生，这也逼着中国的否决票在增加。”
袁征则分析说：“中国其实在安理会投的弃权票最多。投弃权票也是一种立场，说明中国持保留的态度，不是都赞同。上世纪70年代，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发挥作用较小，更多在忙于国内的事。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对许多国际问题表达了我们的关切。尤其是对武装干涉，中方持有强烈保留的立场，因此投的否决票增加。”
实际上，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使用否决权次数最少的国家。有数据显示，至2007年，五常中行使否决权以苏联及俄罗斯最多，共128次；美国83次，英国32次，法国18次，中国当时仅5次。最近中国5年行使了3次否决权，但也还是最少说“不”的国家。
中国说“不”要付出什么代价，又能收获什么？
张清敏认为，说“不”肯定会有人不高兴。“比如，中国否决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在当时肯定得罪孟加拉国，印度也不高兴。但在关系中国核心问题，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时，不能管其他人高不高兴。在热点国际问题上，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对叙利亚问题的投票，叙国内反对派肯定也会不理解，不高兴，但中国确实不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是从国际法基本原则，从当事国人民的利益考虑。”
袁征则认为，中国对在联合国投否决票，历来都非常慎重，总是考虑怎样不违反国际法原则，坚持和平共处，最大程度维护自身利益。“这或多或少受到些非议，根本上讲，还是一个利益问题。”不过，那些支持某一决议或者反对某一决议的国家，又有哪个不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