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约与我,属于同一个年龄段的诗人。但她写诗早我好几年,1994年,当她开始用炫目的意象试图抵达刚刚发育的内心时,我还是一个懵懂的高中生,不知现代诗为何物。1996年,当我在大学里开始试着写一些谁都看不懂的诗句时,她已经写出了《运动员》、《助手》和《父亲》这样技艺娴熟、洞察人性并且略带反讽的成熟诗歌,我是直到今天,才读到吕约的这些旧作的,不禁惊异于其中居然包孕着20世纪最后几年当代汉语诗歌所刚刚形成的一些美学成就:口语开始变得丰富并且走向人性的纵深,诗歌的叙述性和现场感正在加强。在海子式的农业抒情和学院派的疯狂修辞学一统天下的90年代,年轻的吕约在寂静中写作着最前沿的诗歌,而她在当时所体现出来的这些能力,直到21世纪的前几年,才真正成为汉语诗歌的普遍成就。也就是说,几乎从一开始,吕约就不是我们所经常遇到的那种女诗人的形象,不是靠对青春与才华的感官挥霍的写作,而是自觉的,遵循着汉语诗歌发展规律的理性写作者,也因此能看出,吕约是一个有潜在诗歌史意识的,有诗歌写作野心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必然是耐心的,持久的,汲取的,渐进的,慢慢走向丰富的,也是真正能让她的同行信任的诗人。
　　但这样的女诗人,也往往容易在当代诗歌的局部时间被人们忽略,因为以男权为中心的诗人们习惯于看到女诗人爆发式的诞生和陡峭迷人的风格。20世纪80年代,翟永明的《女人》问世,中国诗歌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女性写作,翟永明、伊蕾和唐亚平的诗歌在80年代以鲜明的走向现代的女性意识横扫中国诗坛,尤其是翟永明的《女人》,汹涌的漩涡般的追问与热情、紧张而密集的意象、灼人的写作才华,使得其用一组诗奠定了一生的高度,无论如何,这样的高度她当之无愧。90年代,度过启蒙期的女诗人们很难再出现这样里程碑式的诗歌,但是,唐丹鸿的诗如同丰硕的果实悬挂于90年代汉语诗歌的枝头,蔷薇带着刺,每一首诗都是扎向人心的微妙之锥,她使女性诗歌第一次拥有了口语的生命力量,男诗人们分别被这两位吸引了各自的目光。进入21世纪,尹丽川和巫昂来自身体内部的现代意识和明亮的才华使得中国诗歌的身体性获得了第二次的、纯粹现代意识下的新的启蒙,她们也成为当时男诗人心目中新的掌上明珠,作为她们的至交好友和“下半身写作”的同人,我不无嫉妒地看到,有很多人认为,她们的写作比我的写作更具备天然的身体性——因为她们是女人?而吕约,却在这几代过于明亮的“掌上明珠”交替出现中,独自泅渡于当代诗歌之河,并不断地磨砺自己的内心,她不是那种贴着鲜明的“女性主义”标签的诗人,但她的写作,却从一开始就已经具有完全现代的女性意识,无需再用主题化的写作来强调,她更看重的,似乎不是现代女性诗歌,而是现代诗歌。她试图争锋的,似乎不仅仅在“女性诗歌”这个被男权化了的现场,她的诗歌中,有着与男诗人相比,完全不遑多让的宽阔,她在乎的,其实是整个当代诗歌中自己的写作位置。她不是“掌上明珠”式的写作,不是青春化的迷人写作,不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写作,不是炫耀与欲望的写作,而是坚定和执著的推进式写作。所以吕约的写作,注定是要让我们十年一回头时才会为之惊艳的写作,她想成就的,是一种用终生写作堆积起来的高度,而不是一出手即抵达终点的写作。这样的女诗人,注定不会被以男权为中心的诗人们所迷恋而捧在掌心的诗人(哪怕她是个美女),但最终却会成为被优秀同行们所尊敬的诗人。
　　这样的写作,在我看来,是真正自觉的并且可以引为同道的写作。我相信吕约的人生,最终也将会通过一生的写作来完成——如同她所热爱的申博尔斯卡。作为同一代人,我似乎比其他人更能看到吕约一步步前行的轨迹,更能看到,她所经历的每一个写作阶段。当读到她在2000年到2004年的那些作品时,我不仅仅看到一个年轻女诗人开始真正发力,露出锋芒,还看到了,在经过90年代写作意识的储备后,吕约的写作,居然重新真正进入了新的青春期。这种发现令我会心一笑,因为在当时还在广州的吕约,她的写作与在北京的同代人如我、尹丽川、巫昂的写作有种潜在的交相呼应,这种呼应,我理解为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一代人中的最前沿的诗歌写作者其实呼吸着某种共同的时代空气,拥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作为一个早慧的诗人——1989年,她就过早地进入了华东师范大学,1993年,她才不到20岁,就已经大学毕业到了广州,并且开始了一个专业诗人的一生——吕约却几乎与迟到的我们同时进入到写作的青春期。我只能将这理解为,这是一个杰出诗人生命中的必然,她不可能不发现自己的青春,她不可能真正克制住那种内心深处的青春的生命力,哪怕她是那么早慧,那么理性,那么自觉。一个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青春期写作的诗人,其写作必然是可疑的——那意味着缺少诗歌的天性。2000年到2004年,在北方的我们进行着张扬、夸张甚至是不管不顾的诗歌运动——“下半身写作”,那是一种对青春的放大性的尖锐和迷恋,而在南方,吕约独自进入她诗歌中的青春与锐利,她在独自面对自我的锐利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歌嗓音,而她的青春与我们不同,始终是克制的、内敛的,即使在内心汹涌时,也依旧是理性的、怀疑的和自省的,也因此,她不会被青春写作的热情所灼伤,她的写作,具有女诗人难以形成的内心质感。在《放假通知》中,吕约这么写:
　　真轻松,当你爱的男人/突然跟你提起/他的女人,叫出她的名字∥真轻松,老太太死了/莫名其妙的思念/再也不能折磨你/土落在棺材上,鞭炮疯狂地炸响∥好了,她们把它弄出来了,小小的一团/盛在白搪瓷盘里,一串恶毒的葡萄/再见,我再也不会纠缠着你/让你恶心,发噩梦∥大出血/真轻松
　　在这样的诗歌中,锐利的刀锋磨得闪闪发亮,却又被她深深地埋藏在诗歌的底部。这是吕约诗歌的特质,她永远不允许自己偏离现代诗歌的理性航向,却在内心深处打磨着自己感性的刀锋。这一时期的写作,无论是《勾魂》、《是谁将一个女孩变成女人》、《女邻居》还是《童话》、《复杂》、《肚子》、《苍蝇》都拥有着这样的特质。这一时期吕约的写作,几乎是突然变得简单、锐利起来的,1994到1999年的那种对各种诗歌技艺的借鉴与汲取,那种复杂与综合,形成了这一阶段坚定的锋芒,如同一把淬炼很久的刀子,终于出鞘。这一阶段的吕约,无论在诗歌中,还是在生活中,与在北京的我们多有若即若离的交往,这些诗歌,令我感到亲切。我看到了我们共同的写作青春期的痕迹与记忆。其实每一个诗人,都在寻找他的同一代人,既在寻找对手,也在寻找伙伴,更重要的是,他在寻找自己的时代。
　　但是很明显,我能看到,吕约对她自己这一阶段的写作并不是特别满意——哪怕已经写出了杰出的作品。但是对于一个拥有写作野心的诗人来说,她是绝不允许自己迷恋于青春写作的那种锐利与激情的,她有更大的,始终没有放弃的写作追求。2004年,吕约因为工作原因,离开居住了10年之久的广州,来到北京。2004年,我的生活遭遇到生命中最大的一次动荡,青春的尖锐与激情,因为这种巨大的命运激荡而被强行中断,从此,我也走向了另一种生活。2004年,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共同的写作与生活的分水岭,当年“下半身”的那些天才诗人们,都面临着青春中断后写作的断裂与困惑,有的暂时终止了写作,有的开始走向其他的艺术领域,有的沉默,有的与过去的写作划清了界限——所有的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青春之后,如何写作。这是否是一代人共同形成的一个巨大巧合呢?当我读到吕约2004年至今的诗歌时,我不禁在心中自问。我在吕约近年来的写作中,看到了我自己的写作追求。但是对于吕约来说,这种走向似乎更为顺理成章,更为自然,没有强行的撕裂,也没有刻意的留恋,她似乎就这么继续向前走去,就像她在过去10年慢慢走过的一样,从容不迫,毫不张扬,但在诗歌内部,新的骨骼在生长时发出的脆响,令我在今天读到时仍然能清晰地听到。这种听到,我相信仍然是因为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同步所带来的。吕约始终是一个理性的诗人,她知道自己要什么,因此不会被喧哗绊住脚步。
　　说来令人无奈。2004年之前,还在广州的吕约与我的交流似乎比她来到北京后更多,也更紧密。当我今天一一拜读吕约来到北京后的这些诗歌时,我甚至产生了对自己生活的怀疑。这几年来,由于生活的变化,我几乎放弃了跟诗歌上的朋友的任何交流——除非赶上开诗会。吕约来北京已经5年了,这5年来,我们从未坐在一起喝茶谈诗,同在一城,却开始变得陌生。不仅仅是吕约,跟我那些最亲密的就在北京的诗歌朋友,跟巫昂、跟南人、跟侯马、跟唐欣……如果不是有活动,或者有外地的朋友来北京,我们甚至都难得相见,他们都是我们时代最宝贵的诗歌灵魂,而我却耽于世间最俗的俗务,放弃了与他们的交谈和沟通,我到底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是啊,青春已逝,在这个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获得生存权利的时代,我们都已经无暇更多地去呵护灵魂与写作的友谊。我甚至天然地认为——各写各的吧,每个人照料好自己的写作就可以了。但是真是如此吗?我甚至更激进地认为——没什么可交流的了,都写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了,各自在孤独中完成自己吧。但是真是如此吗?当我在吕约近年的诗歌中,读到那种生活和时间带来的综合感和向写作的纵深迈进的努力时,我突然有了一种比2004年之前更强烈的惺惺相惜之感,我们都已经走出了自己出生的年代归属,我们都不再是什么出生于70年代的诗人,我们面对的,已经是更广阔的属于写作的时空,我们都在追求更综合的、更复杂的写作,我们都在试图拓展世界与内心交融的版图。而我们彼此的交流,却为何少得近乎于零?
　　在这一阶段吕约的写作中,我看到了主题和技艺的大丰富,她几乎开始在自己的写作天空下纵横驰骋,世界与人生,生活与内心,无不可入诗,我看到了吕约主动伸出的触角,积极延伸的写作态度,她几乎完全摆脱了女诗人的单一身份,她只是一个诗人,并且她正在成为一名复杂的面对整个时空的诗人,越来越尖锐的反讽,越来越刁钻的角度,越来越开阔的视野,越来越奇诡的想象,越来越综合的能力。这一阶段,是她杰作频出的阶段,《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保钓运动》、《真正令人揪心的是》、《冬天的客人》、《法律的羊毛披肩》、《钦差大臣》、《欢爱时闭上的眼睛》、《奇迹》……吕约的写作人生被放大般地洞开了,当这些诗歌如同潮水般向我涌来,我突然有某种瞠目结舌之感。在《雨夜验尸》中,我看到这样夺人心魄的坚硬诗句:
　　暴雨系上围裙/抡起铁锤砸下来/叮当,叮当/火花四溅/我变成一块生铁/红了,黑了/方了,圆了/案板上渐渐显形
　　我从未见过如此强硬的书写暴雨的方式,我看到吕约的内心伸出一把坚硬的铁锤,她在淬炼什么?在《儿童节的代价》一诗中,我看到吕约是如此处理日常题材的:
　　好爸爸犹豫一夜/终于决定停战一天/撤走包围会议室和谈判桌的装甲兵/藏起图章,撤回诉状,推倒秘书,降下战旗/撕毁一份20万以下的合同/他相信只有带点血的牺牲/才能让他重新长出/这一天所需要的蹄子和翅膀∥他驮着越长越不像的儿子/爬上一匹红色的旋转木马/在海洋馆找到了水源,在迷宫里出汗/与鹦鹉相视大笑,/在老虎的注视下舔冰淇淋/还像蛇一样在滑梯上转出了S形∥结束前最后一分钟/父子俩在游泳池里比赛撒尿/在浑浊的羊水里/重新结为双胞胎/妈妈在岸边张开腿骄傲地等待
　　这已经再也不是中国诗歌在20世纪时面对日常生活时的书写方式,不再仅仅是发现与表述,而是能够在一首短诗中,从生活的日常开始,通过紧张的词语、修辞、节奏,直抵最终极的生命追问。在《伴侣》一诗中:
　　午后,我和一个瘸子/走在雪中∥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我请他先行一步∥为了和他步调一致/我一瘸一拐∥为什么/他动手揍我?/一个戴红手套的警察跑过来/用警棍一戳/我的左腿化为乌有∥瘸子扶住了我/我们继续赶路∥为了表示对好天气的尊敬/他请我先行一步
　　形而上的尖刻想象,抽象的能力,戏剧化的场景叙述,强硬的处理,抵达的却是人性的复杂之境。而在吕约2007年和2008年的一些诗歌中,我又看到了她崭新的努力,她在试图构筑更为复杂甚至庞杂的诗歌世界,并且在写作中不断地开阔着自己的视野,试图进入世界性写作的主题范围,进入更纵深的综合性写作空间,构成真正有自己内在人文精神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无疑对吕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一种美学上新的冒险,也与目前中国诗歌最前沿的诗歌探索相吻合。我在心情激荡的状态下读完吕约整本诗集,对吕约有着坚定的信任感,从1994年她收入这本诗集的第一首诗开始,她其实就在为今天的写作做准备,她的写作中装着汉语诗歌自有现代意识以来的整部诗歌史,她始终是在伴随着诗歌史的发展,伴随着汉语诗歌美学的发展而自觉地写作。她始终走在汉语诗歌的正道上,虽然看起来,从来不和那些热闹的队伍在一起,但当一个又一个曾经才华洋溢的诗人纷纷崴了脚,停在路边时,我们会看到吕约,鲜红的身影,依然在大路上,又向前紧走了几步,好像并不快,但却总是走在前面,身后的人,其实已经越来越少。那些吹着口哨奔跑的,曾经在短暂的一小段路上风驰电掣的,已经远远地落在她的身后了。我信任这种步行向前的诗人,我信任这种有脚力的诗人,我信任这种目标坚定的、不管世易时移的诗人。更重要的是,我信任这位汉语诗歌中罕见的在写作中有人文力量作为支撑的诗人——在今天,这一点正变得至关重要。
　　从中午开始,此刻已是黄昏,我在给吕约即将出版的诗集《破坏仪式的女人》撰写评论。春节期间,咖啡馆中无人,寂静的下午,这样的时刻读诗,人心最为湿润,也因此便容易动情。当然不是一个男性好色之徒对于一位美女诗人的动情,而是一个诗人在面对另一个诗人15年来一首首诗歌作品的动情。因为动情,所以突然在头脑中冒出了这么一句话,想对吕约说:其实你不是一个人走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