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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学在现代世界中的社会后果,一些人想当然地提出对科学进行计划,以便使其有利的影响最大化,使其可能造成的损害最小,从而达到控制科学的目的。经常使用“计划”这个术语的另一种涵义是,预言科学发现的进程。我的观点是:计划对技术和工程可以奏效,对部分应用科学也可能多少有用,但是对于基础科学或基础研究肯定于事无补——“可怜无补费精神”。我曾经就这个论题发表过看法,现在拟依据新材料再认识。需要事先说明的是,在以下的讨论中,“计划科学”一词主要指“计划基础科学”。
我认为,基础科学是无法计划的。计划科学无法控制发明所谓的“致毁知识”(我不同意这种提法),当然也无法计划发明非“致毁知识”;一相情愿地做人为的“趋利避害”计划,只能事与愿违、弄巧成拙。爱因斯坦一针见血地挑明:“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的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够做出发现。”他反问道:“你能设想一个科学家组织能做出查尔斯·达尔文那样的发现吗?”爱因斯坦告诫人们:“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识的领域,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植物地理学中,一个组织对于科学工作来说只是一种蹩脚的工具。”V·布什也明确表示:“纯粹科学研究始终不宜于被组织计划,并且它对于来自组织计划的指令是麻木的。事实上,对于有重要意义的成就来说,再也没有比自由的原则更加重要了。”波兰尼讲得更为具体:“没有哪个科学家委员会——即便都是些著名人物——能够预测未来的科学发展,除非是要墨守成规地延长现存的体制。没有哪个科学进步,能够被这个委员会预测出来。因此,其所分配的问题,也便毫无现实的科学价值,这些问题或者缺乏独创性,或者他们的方案必定会被证明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如果委员会一时不慎,冒险提出实在新奇的方案的话。因为能够使得现存科学体系的有效改进的方面,只有探索者个人可以揭示出来:他可以毕生集中于揭示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也可以只发现少数能付诸实施且真正具有价值的问题。”
与计划科学的鼓吹者或计划者的主观愿望相反,计划科学往往导致不良后果乃至恶果。爱因斯坦开门见山地道出与计划相关的集中的危害:“集中在科学和艺术上会导致片面性和僵化,因为这种集中压制、甚至禁止不同意见和研究方向的任何竞争。”波兰尼言之凿凿:科学的计划化使科学不再是科学,它会中断科学的追求并限制科学的范围,实在无异于扼杀科学。波兰尼还揭示计划科学和组织控制为什么有害:“任何试图在某个权威之下组织团队的尝试都将削弱团队成员的独立创造性,该权威从中枢发出的指令也将削减团队合作的工作效率。这种组织模式将有效地瓦解团队的合作。从本质上说,科学进程也是如此,个体持续不断地根据所有他人的成果调整自己的创造性活动,由此科学的发展方能实现。只要每个科学家在其专长领域始终尽其所能作出贡献(除非他放弃自己选择的课题方向,从而造成影响科学整体进程的损失),我们可以断言,这种由个体创造性活动之间的自发协调形成的科学研究,确保科学进程中最高效的组织形式。另外,我们还必须重申:事实上,任何以指导科学家工作为职责的中心权威都将令科学进程陷入停顿。”布朗也道出了部分原因:“人们可能对那些思想严谨的、渴望规划 ‘科学政策’的人感到悲伤,同样可悲的是,大部分规划研究的努力都强调诸如效率、利润和社会关联这样的特性,可是它们并不是使过去最成功的基础研究显示出特色的特性。”
科学为什么无法计划?或者确切地讲,基础科学为什么无法计划呢?我曾经在分析基础科学或基础研究的本性(非牟利性、个人主义、出于兴趣和好奇)后表明,由于它以个人(至多是数人的小组)为主、目标模糊、探索性强、偶然性多、失败远多于成功、兴趣易变、课题频移、周期漫长、前景难料、结果未知等等特性,因而无法像工程技术和某些应用研究那样制定详尽的计划和周密的措施。即使人为地订出计划,也难以按部就班地贯彻执行,最终大半是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在这里,关键在于科学发明或基础研究是不可预测和难以控制的。布什认为,任何一种特定的研究结果都不能被精确地预见。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指出,科学自身的发展方向不是人为地产生的,基础研究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想从外部控制是不行的。李克特的论述更为详尽,他甚至还探讨了科学不可预测的原因:“事实上,科学的特定发展过程基本上是不可控制的和不可预测的。确实,科学家‘控制’他们观察时所处的环境,他们也‘预言’在这种环境中将能观察到什么,可是这并不涉及对科学本身发展方向的控制或预测。科学的发展过程是 ‘不可控制的’,这意谓自然界无论对他或他的同事的问题给予什么回答,科学家预先要使自己去接受这种问答。虽然人们必须去解释自然给予的回答,可是如果想要使结果被承认是科学的,那么在这种解释上的自由程度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断定,对于科学家在将来提出的问题自然将如何回答,甚至我们都不能知道将来提出的会是些什么问题。从这些特点看,科学更像是一种冒险而不是一种建制。”
因此,布朗提醒雇主和赞助人注意:“任何值得花时间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的体制都必须认识到,在长时期内,科学只能向广阔的前沿推进,要讲出这个前沿的哪一部分将证明与我们的社会需要密切相关,即使假定我们能够预测这些需要,也是很困难的,而且往往是不可能的。不言而喻,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情的愿望可能是支持基础研究的强有力的刺激因素,但是对于做什么,它却不是一个好向导。例如,推进我们对癌症认识的最好途径是把大量的金钱倾注到医学研究中,正如在美国所做的那样,然而这是靠不住的。”何况,科学的探索者是在神秘的荒原上进行未知的探险,他简直可谓一无所有,甚至不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他怎么能神机妙算,计划得头头是道?实际上,甚至某些技术也不好预测和控制,何况科学呢,更何况基础科学呢。
不为科学研究做计划,科学反倒能够健康地、协调地发展,其原因何在呢?波兰尼用形象的比喻对此做出精彩的说明:科学体系的本质,更类似于构成多细胞有机体的活细胞之有序安排。通过独立科学家各自的努力而实现的科学进步,在许多方面可以比之为从单一的微观生殖细胞成长为高等有机体。通过胚胎发育的过程,每个细胞追求其自己的生命,同时每个细胞又再调整自己的生长,以符合其相邻细胞的生长,结果出现和谐结构的聚合体。这也正是科学家相互配合的过程: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路线,以求符合科学家同侪此前的研究结果。他进而表示:“对于科学追求之组织惟有一种方式,那就是给予一切成熟的科学家以完全的独立。这样,他们就会把自己分配到可能发现的整个领域,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特殊能力,运用到对他而言最为有益的任务上去。于是,有尽可能多的道路可以开拓,科学亦可以最为迅速地遍及所有的方向;而那些隐而不彰的知识,除去其发现者而外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知识,科学进步真正依赖的新知识便是这种科学的取向。公共当局的职能,并不在于计划研究,而只是为科学的追求提供机会。当局所应该做的一切,惟有为每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提供可为他在科学当中遵循兴趣之用的设施。若是做得更少,那是忽视了科学的进步;而若是做得太多,便是在培养平庸,浪费公共资金。事实上,这一原则根本上便引导整个现代时期各大学所有的优良成绩。”
在这方面,美国的科学建制提供了一个学术自由和非计划科学的良好的范例。李克特表明:在美国,各种科学学会,例如国家科学院,相对来说并不重要。而且,没有单独的机构来协调美国的科学研究;没有科学部,也没有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政府当局或科学家自己对科学活动进行国家计划相对来说是很少的。相反,每一位科学家都试图去做他最感兴趣的研究工作,并试图获取研究工作所必须的资源(钱与设备)。然而,对科学实施中央计划已经出现在几个领域,这些领域特别倚赖于非常昂贵的仪器,只有政府才能提供这些仪器;由于其他原因,中央计划也出现在某些其他领域,但是这一直不是美国组织科学的通常方式。
在学术自由和计划科学的争端中,也有人持一种折中的立场。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对“科学”、“计划”以及对“预测”、“控制”的涵义的不同理解和使用引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计划科学仅仅或多或少地适用于应用科学,适用于部分作为基础科学或纯粹科学一小部分的某些大科学——大多数大科学属于应用科学。当然,在基础科学中,也不能说没有一点“计划”的痕迹,但是这样的“计划”或者是有关部门所做的长远的、宏观的、粗糙的规划,或者是科学家眼下的一些琐细的设想和打算,而绝不会是要发明某个基本概念、原理、理论的细致计划,即在工作或行动以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不用说,在基础科学研究中,作为科学共同体,出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类的长远利益负责的精神,自觉、自愿地约定一些临时性的、可以随时修正的预防措施,是可取的。这样的一些临时性约束措施并不从根本上妨害学术自由,而且还能保证学术自由健康地发展。
(作者单位:中科院研究生院)
我认为,基础科学是无法计划的。计划科学无法控制发明所谓的“致毁知识”(我不同意这种提法),当然也无法计划发明非“致毁知识”;一相情愿地做人为的“趋利避害”计划,只能事与愿违、弄巧成拙。爱因斯坦一针见血地挑明:“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的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够做出发现。”他反问道:“你能设想一个科学家组织能做出查尔斯·达尔文那样的发现吗?”爱因斯坦告诫人们:“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识的领域,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植物地理学中,一个组织对于科学工作来说只是一种蹩脚的工具。”V·布什也明确表示:“纯粹科学研究始终不宜于被组织计划,并且它对于来自组织计划的指令是麻木的。事实上,对于有重要意义的成就来说,再也没有比自由的原则更加重要了。”波兰尼讲得更为具体:“没有哪个科学家委员会——即便都是些著名人物——能够预测未来的科学发展,除非是要墨守成规地延长现存的体制。没有哪个科学进步,能够被这个委员会预测出来。因此,其所分配的问题,也便毫无现实的科学价值,这些问题或者缺乏独创性,或者他们的方案必定会被证明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如果委员会一时不慎,冒险提出实在新奇的方案的话。因为能够使得现存科学体系的有效改进的方面,只有探索者个人可以揭示出来:他可以毕生集中于揭示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也可以只发现少数能付诸实施且真正具有价值的问题。”
与计划科学的鼓吹者或计划者的主观愿望相反,计划科学往往导致不良后果乃至恶果。爱因斯坦开门见山地道出与计划相关的集中的危害:“集中在科学和艺术上会导致片面性和僵化,因为这种集中压制、甚至禁止不同意见和研究方向的任何竞争。”波兰尼言之凿凿:科学的计划化使科学不再是科学,它会中断科学的追求并限制科学的范围,实在无异于扼杀科学。波兰尼还揭示计划科学和组织控制为什么有害:“任何试图在某个权威之下组织团队的尝试都将削弱团队成员的独立创造性,该权威从中枢发出的指令也将削减团队合作的工作效率。这种组织模式将有效地瓦解团队的合作。从本质上说,科学进程也是如此,个体持续不断地根据所有他人的成果调整自己的创造性活动,由此科学的发展方能实现。只要每个科学家在其专长领域始终尽其所能作出贡献(除非他放弃自己选择的课题方向,从而造成影响科学整体进程的损失),我们可以断言,这种由个体创造性活动之间的自发协调形成的科学研究,确保科学进程中最高效的组织形式。另外,我们还必须重申:事实上,任何以指导科学家工作为职责的中心权威都将令科学进程陷入停顿。”布朗也道出了部分原因:“人们可能对那些思想严谨的、渴望规划 ‘科学政策’的人感到悲伤,同样可悲的是,大部分规划研究的努力都强调诸如效率、利润和社会关联这样的特性,可是它们并不是使过去最成功的基础研究显示出特色的特性。”
科学为什么无法计划?或者确切地讲,基础科学为什么无法计划呢?我曾经在分析基础科学或基础研究的本性(非牟利性、个人主义、出于兴趣和好奇)后表明,由于它以个人(至多是数人的小组)为主、目标模糊、探索性强、偶然性多、失败远多于成功、兴趣易变、课题频移、周期漫长、前景难料、结果未知等等特性,因而无法像工程技术和某些应用研究那样制定详尽的计划和周密的措施。即使人为地订出计划,也难以按部就班地贯彻执行,最终大半是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在这里,关键在于科学发明或基础研究是不可预测和难以控制的。布什认为,任何一种特定的研究结果都不能被精确地预见。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指出,科学自身的发展方向不是人为地产生的,基础研究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想从外部控制是不行的。李克特的论述更为详尽,他甚至还探讨了科学不可预测的原因:“事实上,科学的特定发展过程基本上是不可控制的和不可预测的。确实,科学家‘控制’他们观察时所处的环境,他们也‘预言’在这种环境中将能观察到什么,可是这并不涉及对科学本身发展方向的控制或预测。科学的发展过程是 ‘不可控制的’,这意谓自然界无论对他或他的同事的问题给予什么回答,科学家预先要使自己去接受这种问答。虽然人们必须去解释自然给予的回答,可是如果想要使结果被承认是科学的,那么在这种解释上的自由程度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断定,对于科学家在将来提出的问题自然将如何回答,甚至我们都不能知道将来提出的会是些什么问题。从这些特点看,科学更像是一种冒险而不是一种建制。”
因此,布朗提醒雇主和赞助人注意:“任何值得花时间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的体制都必须认识到,在长时期内,科学只能向广阔的前沿推进,要讲出这个前沿的哪一部分将证明与我们的社会需要密切相关,即使假定我们能够预测这些需要,也是很困难的,而且往往是不可能的。不言而喻,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情的愿望可能是支持基础研究的强有力的刺激因素,但是对于做什么,它却不是一个好向导。例如,推进我们对癌症认识的最好途径是把大量的金钱倾注到医学研究中,正如在美国所做的那样,然而这是靠不住的。”何况,科学的探索者是在神秘的荒原上进行未知的探险,他简直可谓一无所有,甚至不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他怎么能神机妙算,计划得头头是道?实际上,甚至某些技术也不好预测和控制,何况科学呢,更何况基础科学呢。
不为科学研究做计划,科学反倒能够健康地、协调地发展,其原因何在呢?波兰尼用形象的比喻对此做出精彩的说明:科学体系的本质,更类似于构成多细胞有机体的活细胞之有序安排。通过独立科学家各自的努力而实现的科学进步,在许多方面可以比之为从单一的微观生殖细胞成长为高等有机体。通过胚胎发育的过程,每个细胞追求其自己的生命,同时每个细胞又再调整自己的生长,以符合其相邻细胞的生长,结果出现和谐结构的聚合体。这也正是科学家相互配合的过程: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路线,以求符合科学家同侪此前的研究结果。他进而表示:“对于科学追求之组织惟有一种方式,那就是给予一切成熟的科学家以完全的独立。这样,他们就会把自己分配到可能发现的整个领域,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特殊能力,运用到对他而言最为有益的任务上去。于是,有尽可能多的道路可以开拓,科学亦可以最为迅速地遍及所有的方向;而那些隐而不彰的知识,除去其发现者而外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知识,科学进步真正依赖的新知识便是这种科学的取向。公共当局的职能,并不在于计划研究,而只是为科学的追求提供机会。当局所应该做的一切,惟有为每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提供可为他在科学当中遵循兴趣之用的设施。若是做得更少,那是忽视了科学的进步;而若是做得太多,便是在培养平庸,浪费公共资金。事实上,这一原则根本上便引导整个现代时期各大学所有的优良成绩。”
在这方面,美国的科学建制提供了一个学术自由和非计划科学的良好的范例。李克特表明:在美国,各种科学学会,例如国家科学院,相对来说并不重要。而且,没有单独的机构来协调美国的科学研究;没有科学部,也没有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政府当局或科学家自己对科学活动进行国家计划相对来说是很少的。相反,每一位科学家都试图去做他最感兴趣的研究工作,并试图获取研究工作所必须的资源(钱与设备)。然而,对科学实施中央计划已经出现在几个领域,这些领域特别倚赖于非常昂贵的仪器,只有政府才能提供这些仪器;由于其他原因,中央计划也出现在某些其他领域,但是这一直不是美国组织科学的通常方式。
在学术自由和计划科学的争端中,也有人持一种折中的立场。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对“科学”、“计划”以及对“预测”、“控制”的涵义的不同理解和使用引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计划科学仅仅或多或少地适用于应用科学,适用于部分作为基础科学或纯粹科学一小部分的某些大科学——大多数大科学属于应用科学。当然,在基础科学中,也不能说没有一点“计划”的痕迹,但是这样的“计划”或者是有关部门所做的长远的、宏观的、粗糙的规划,或者是科学家眼下的一些琐细的设想和打算,而绝不会是要发明某个基本概念、原理、理论的细致计划,即在工作或行动以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不用说,在基础科学研究中,作为科学共同体,出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类的长远利益负责的精神,自觉、自愿地约定一些临时性的、可以随时修正的预防措施,是可取的。这样的一些临时性约束措施并不从根本上妨害学术自由,而且还能保证学术自由健康地发展。
(作者单位:中科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