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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事故，毛少先成了“AB团”骨干分子
毛少先，曾用名毛金祥、毛少轩。1908年10月出生在江西省安福县毛田村，1929年12月参加红军，在赣西红二十军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
毛少先当连长当出了一肚子委屈。那是1932年，毛少先在辅导一名刚参加红军的战士学习步枪分解结合时，不慎把步枪上的撞针弄断了。当时，湘赣红军正在打击“AB团”分子，而红二十军是重灾区。由于这次偶然事故，毛少先便被当作“AB团”骨干分子抓了起来。
毛少先回忆说：“什么叫‘AB团’？我这个目不识丁的孤儿，连‘AB团’这个洋名字都叫不准，说不清。知道‘AB团’是怎么回事，还是后来从保卫部门那里听说的。所谓‘AB团’，是国民党反动派潜伏在苏区的反革命特务组织。‘AB’是英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可是那会儿，你越说不知道，就拷打得越厉害，使我有口难辩。打急了，逼急了，我只能要求，不信我的话，就叫我去和敌人拼命！”
审查的人说：“‘AB团’就是最危险的敌人！”
就这样，审讯了两个多月后，毛少先被移交给了湘赣军区肃反委员会。湘赣军区司令员张启龙一直反对将“AB团”扩大化。当毛少先被移交到湘赣军区后，张启龙查看了他的材料，没有发现任何可信凭据，只有所谓“顽固”的帽子，便指示放人。
尽管毛少先被放出来了，但在“左”倾路线执行者心中，毛少先是个“抓对了，放错了”的人。毛少先说：“（当时）我不但不能当干部，枪也不能扛，刀也不能拿，就叫我去伙房劈柴、挑水、背锅、扛粮。”
红五十二团政委方理明开导毛少先：“入会生疮害病，红军被他们这样糟蹋，就像生疮害病一样。革命具有顽强的自愈力，病痛一定会过去的。你不能因此就自悔自怨起来，重要的是要相信革命，也要相信自己革命。”
方理明见毛少先劲儿大，脚力好，就把他调到团部担架队。一次，方理明在战斗中受了伤，毛少先便给他抬担架。这样一来，毛少先就被保护了起来。
1933年5月，任弼时来到湘赣苏区，制止了湘赣苏区的乱抓乱杀行为。6月12日，湘赣军区根据中革军委训令，发布秘密通令，决定将红十六师、红十七师、红十八师组成红六军团。任弼时任军团政委，王震任代军团长。后来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委。
1934年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为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8月7日，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从湖南桂东出发，提前突围西征。
红六军团西征一开始，任弼时就生病发烧，手脚浮肿，无法步行和骑乘，组织上决定让他坐担架。方理明对负责任弼时警卫的余秋里说：“毛少先吃苦耐劳，是抬担架的能手，叫他去给任弼时同志抬担架吧！”
听了方理明的推荐，余秋里便把毛少先叫来考察。余秋里见毛少先个子矮小，很担心地问：“你抬担架行吗？”
毛少先很自信地说：“别说抬担架，就是一个人背，我也能把首长背走，不信你试试看！”说着，毛少先不容分说，背起余秋里就跑。
毛少先回忆说：“余秋里同志见我决心很大，力气也不小，就让我和其他几名担架员一起，轮流给任弼时同志抬担架。给任弼时同志抬担架，处处感到信任、亲切和友爱，再也看不到怀疑、监视的目光，我心里十分满足。”
任弼时：“他要真是‘AB团’，还能背着我，不把我扔了才怪！”
红六军团突然西进突围，国民党军驻湘部队大为震惊，何键急令第十五师、第十六师由永新地区尾追，第十九师、第六十三师等部沿衡阳、耒阳、郴县及湘江一带防堵，湖南保安旅等部队奉命到零陵、祁阳、东安筑堡堵截。国民党军的企图很明显：围歼红六军团于郴县、汝城和桂东地区。
尽管国民党军的筑堡防堵已是临渴掘井，缓不济急，但红六军团在频繁战斗和险恶环境中生存亦非易事，而担架员抬着任弼时翻山越岭，更是困难重重。任弼时坐在担架上与军团其他领导指挥部队进入阳明山区，采取兜圈子的办法，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击溃敌人八个团的进攻，在界首顺利渡过湘江后，又接连突破数道封锁线。毛少先回忆说：“西征途中，给养匮乏，为了照顾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有时搞来点好吃的东西，任弼时同志顶多也是尝一尝，就分给我们担架员和其他同志吃。他诙谐地说：‘我是坐担架的，你们是抬担架的，我吃了增加大家负担，你们吃了脚腿有劲儿，好前进嘛！’领导同志的关心爱护，给我很大激励，我自己叮嘱自己：革命需要我这副脚腿，我就尽心发挥革命脚腿的作用。”
毛少先为了让任弼时在担架上安心工作，就尽量地把担架抬好，爬山下坡，踩石蹚河，分外注意把紧担架，走稳脚步。他说：“我个子矮，爬坡就主动换到前头抬；下山，就主动换到后头抬。我算是个老担架员，就动脑子把抬担架行军的经验总结出来，凑成顺口溜传授给大家：平地走路，勤脚碎步；夜晚行军，低头看路；黑泥白水，麻糊糊的就是路！”
毛少先为任弼时抬担架的同时，有时也想找个机会向任弼时说说自己的委屈，但每每看到任弼时与军团其他领导指挥部队前冲后突，摆脱困境，总是难以开口。但让毛少先没有想到的是，日夜操劳的任弼时早已看出了他的心思。
在通过贵州石阡镇前的一次宿营时，任弼时对毛少先说：“‘左’倾路线给我们一些同志个人造成了灾难和损失，可是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失更大。我们痛惜这些损失，但不应埋怨和叹息，而应更加坚韧地革命！难道那么多好同志的鲜血和生命，给我们换来的只是委屈和消沉吗？”毛少先回忆说：“首长的教诲，使我懂得了一个革命战士如何对待失败和挫折，如何对待个人得失。我再不打算用语言申辩自己所受的委屈和打击，决心用实际行动表明对革命的忠诚。”
在通过石阡镇的封锁线前，任弼时下了担架，与萧克、王震商量如何突围。任弼时说：“哪怕牺牲一点儿也要突出去，等到明天就麻烦了。萧克，你下决心吧！”王震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有路无路都要突出去。”陶汉章找来一个猎户做向导，任弼时和向导谈话。向导是个乐观派，热情地介绍情况，最后还说了一句：“你们不要急。山山有路，路路通南京嘛！”任弼时眼睛一亮，问道：“你说什么？请再说一遍。”向导说：“我说，山山有路，路路通南京！” 部队开始突围时，任弼时作动员，大声说：“我们都是为土地革命出来的，要同生死共患难，坚决打出去。山山有路。前面就是贺龙的部队，打出去就是胜利！”夜晚行动时，红六军团直属队与国民党军遭遇，猛烈的枪炮声在毛少先四周响起。毛少先回忆说：“这时，担架和马匹都丢失了，任弼时同志身边只有王赤军（红六军团侦察队政委）、余秋里、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等七八个同志，担架员只剩下我一个，大家十分着急。”
任弼时喊道：“大家不要慌乱，翻过山头，那里就是‘大地方’了，贺龙同志的部队就在那里！”
余秋里立即分配任务：“毛少先，快背上首长上山！”
余秋里的话音未落，毛少先背起任弼时就跑起来。余秋里在后面掩护。他见毛少先呼哧呼哧直喘气，想换着背一阵子。毛少先只说一句“换啥”，继续往山上爬。
拂晓，终于到了任弼时所说的“大地方”。毛少先一看，原来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尽管是小村落，但总算到了安全的地方。毛少先松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到地上起不来了。任弼时拍着毛少先的肩膀说：“好险！好险！是毛少先同志救了我的命啊！”
毛少先说：“首长，不要这么说，要说救命，你才是挽救我们受迫害同志的救命恩人！是劳苦大众的救命恩人！”
1934年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木黄，任弼时坐在毛少先抬的担架上，和萧克、王震一起，与率部前来接应的贺龙、关向应会合了。毛少先回忆说：“在黔东会师不久，传来了遵义会议的喜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终于结束了。二、六军团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连打胜仗，建立和发展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在大庸一次党员大会上，任弼时同志在讲话中，专门讲到了我的问题，鼓励我对党坚信不疑，革命到底。”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随后，组织上开始调查毛少先的“AB团”问题。任弼时说：“哪里有这样的反革命？他要真是‘AB团’，还能背着我，不把我扔了才怪！”
经过调查，组织上为毛少先正式恢复了名誉。毛少先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第十七师直属营营长。抗战开始后，他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连长、独立营营长。
晋西北有支能征善战的“毛支队”
1937年9月，三五九旅挺进到晋西北的忻县、崞县、代县一带，旅长王震发现这一带有“神山营”“黄牛连”等抗日武装，决定把这些抗日武装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便分派给毛少先一个任务，让他离开独立营，去组织和领导这些抗日武装，给的番号为忻崞代游击支队。
离开独立营时，王震问毛少先：“派你去游击队当队长，有啥要求？”
毛少先回忆说：“当时，我有点不愿意离开大部队，心想既然叫我去组织游击队，总不能空着双手去，便要求派党员，派干部，给武器。”
王震指着毛少先及其警卫员蒋立云说：“党员、干部和武器，你们都有了！组织开展游击战，不能靠天，不能靠地，要靠地方党组织，靠人民群众，不然，把你的独立营全带去也不行呀！”
毛少先虽然没有在王震那里要到人和枪，但从王震那里要到了主心骨：靠党组织，靠人民群众。他带着警卫员来到崞县，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共产党员李三楼、邢志尚、李向阳、张大同等人原先听说八路军派人来领导游击队，都奔走相告，喜出望外，但一看只来了两个人，都有点儿失望。
然而，毛少先没有让地方党组织失望。毛少先回忆说：“我一遍又一遍地把党中央的指示和王震同志的谈话，作了尽可能的传达和发挥，翻来覆去说明一个道理：要赶走日本强盗，不能靠神仙皇帝，要靠我们自己，要携起手来，万众一心地与日本强盗拼搏！”做通了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后，立即行动起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户户出力抗战。后来，在崞县不仅组建了区、县游击队，还新建了两个团。这两个团的番号是七一四团和七一九团。借鉴崞县经验，毛少先又在忻县和代县成立了区、县游击队。
到了1938年春，三五九旅向敌后挺进时，由毛少先领导组织起来的忻崞代游击支队改用新番号，称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第二支队。毛少先任支队长，支队政委由崞县县委书记胡全兼任。独立第二支队下辖两个大队：崞县的四个区游击队编为第一大队，大队长赵世柱，大队政委刘武；忻县和代县游击队编为第二大队，大队长刘森，大队政委彭在恩。
1938年上半年，独立第二支队在毛少先指挥下，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先后袭击同蒲铁路，攻击原平车站，炸毁桥梁十多座，收复了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等七座县城。
1938年底，毛少先计划把原平镇的日伪军主力引诱到田家庄消灭。然而，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日伪军把独立第二支队的一个打围的连队包围了，而此时独立第二支队的主力在上申村和下申村一带。毛少先接到报告后，决定马上进行反包围。于是，独立第二支队兵分三路，对日伪军进行了更大的包围。
这时，由于形成了里外双层包围圈，里面有自己的部队，不好射击，只能展开白刃战。毛少先身先士卒，抡起大刀与日伪军拼杀。这场战斗，共打死打伤日伪军500多人，烧毁汽车20余辆。
毛少先就是这样率领独立第二支队，纵横驰骋在雁门关至石关岭一带，打得日伪军不敢轻易出动，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当地群众亲切地称独立第二支队为“毛支队”，还编了一首歌传唱：“‘毛支队’扎根在人民心间，每个人都和我们血肉相连。单个是活的碉堡攻不破，集体是铜墙铁壁打不烂。敌人见了发愁，人民见了喜欢。”
毛少先率领独立第二支队在晋西北除了与日军开展游击战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与阎锡山的部队搞好统一战线。因为独立第二支队与阎锡山的第六十一军、骑兵第一军、暂编第一师等部队同驻一个防区。
在一个防区内怎样处理摩擦中的统一战线问题，毛少先自有主张：坚持“积极进行抗日战争，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推动友军抗日卫民”，原则是“在执行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联合抗日，公平支援，坚持独立自主，政治上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积极帮助地方党政群众，团结进步力量，打击汉奸特务，孤立顽固派”。
毛少先，曾用名毛金祥、毛少轩。1908年10月出生在江西省安福县毛田村，1929年12月参加红军，在赣西红二十军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
毛少先当连长当出了一肚子委屈。那是1932年，毛少先在辅导一名刚参加红军的战士学习步枪分解结合时，不慎把步枪上的撞针弄断了。当时，湘赣红军正在打击“AB团”分子，而红二十军是重灾区。由于这次偶然事故，毛少先便被当作“AB团”骨干分子抓了起来。
毛少先回忆说：“什么叫‘AB团’？我这个目不识丁的孤儿，连‘AB团’这个洋名字都叫不准，说不清。知道‘AB团’是怎么回事，还是后来从保卫部门那里听说的。所谓‘AB团’，是国民党反动派潜伏在苏区的反革命特务组织。‘AB’是英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可是那会儿，你越说不知道，就拷打得越厉害，使我有口难辩。打急了，逼急了，我只能要求，不信我的话，就叫我去和敌人拼命！”
审查的人说：“‘AB团’就是最危险的敌人！”
就这样，审讯了两个多月后，毛少先被移交给了湘赣军区肃反委员会。湘赣军区司令员张启龙一直反对将“AB团”扩大化。当毛少先被移交到湘赣军区后，张启龙查看了他的材料，没有发现任何可信凭据，只有所谓“顽固”的帽子，便指示放人。
尽管毛少先被放出来了，但在“左”倾路线执行者心中，毛少先是个“抓对了，放错了”的人。毛少先说：“（当时）我不但不能当干部，枪也不能扛，刀也不能拿，就叫我去伙房劈柴、挑水、背锅、扛粮。”
红五十二团政委方理明开导毛少先：“入会生疮害病，红军被他们这样糟蹋，就像生疮害病一样。革命具有顽强的自愈力，病痛一定会过去的。你不能因此就自悔自怨起来，重要的是要相信革命，也要相信自己革命。”
方理明见毛少先劲儿大，脚力好，就把他调到团部担架队。一次，方理明在战斗中受了伤，毛少先便给他抬担架。这样一来，毛少先就被保护了起来。
1933年5月，任弼时来到湘赣苏区，制止了湘赣苏区的乱抓乱杀行为。6月12日，湘赣军区根据中革军委训令，发布秘密通令，决定将红十六师、红十七师、红十八师组成红六军团。任弼时任军团政委，王震任代军团长。后来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委。
1934年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为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8月7日，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从湖南桂东出发，提前突围西征。
红六军团西征一开始，任弼时就生病发烧，手脚浮肿，无法步行和骑乘，组织上决定让他坐担架。方理明对负责任弼时警卫的余秋里说：“毛少先吃苦耐劳，是抬担架的能手，叫他去给任弼时同志抬担架吧！”
听了方理明的推荐，余秋里便把毛少先叫来考察。余秋里见毛少先个子矮小，很担心地问：“你抬担架行吗？”
毛少先很自信地说：“别说抬担架，就是一个人背，我也能把首长背走，不信你试试看！”说着，毛少先不容分说，背起余秋里就跑。
毛少先回忆说：“余秋里同志见我决心很大，力气也不小，就让我和其他几名担架员一起，轮流给任弼时同志抬担架。给任弼时同志抬担架，处处感到信任、亲切和友爱，再也看不到怀疑、监视的目光，我心里十分满足。”
任弼时：“他要真是‘AB团’，还能背着我，不把我扔了才怪！”
红六军团突然西进突围，国民党军驻湘部队大为震惊，何键急令第十五师、第十六师由永新地区尾追，第十九师、第六十三师等部沿衡阳、耒阳、郴县及湘江一带防堵，湖南保安旅等部队奉命到零陵、祁阳、东安筑堡堵截。国民党军的企图很明显：围歼红六军团于郴县、汝城和桂东地区。
尽管国民党军的筑堡防堵已是临渴掘井，缓不济急，但红六军团在频繁战斗和险恶环境中生存亦非易事，而担架员抬着任弼时翻山越岭，更是困难重重。任弼时坐在担架上与军团其他领导指挥部队进入阳明山区，采取兜圈子的办法，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击溃敌人八个团的进攻，在界首顺利渡过湘江后，又接连突破数道封锁线。毛少先回忆说：“西征途中，给养匮乏，为了照顾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有时搞来点好吃的东西，任弼时同志顶多也是尝一尝，就分给我们担架员和其他同志吃。他诙谐地说：‘我是坐担架的，你们是抬担架的，我吃了增加大家负担，你们吃了脚腿有劲儿，好前进嘛！’领导同志的关心爱护，给我很大激励，我自己叮嘱自己：革命需要我这副脚腿，我就尽心发挥革命脚腿的作用。”
毛少先为了让任弼时在担架上安心工作，就尽量地把担架抬好，爬山下坡，踩石蹚河，分外注意把紧担架，走稳脚步。他说：“我个子矮，爬坡就主动换到前头抬；下山，就主动换到后头抬。我算是个老担架员，就动脑子把抬担架行军的经验总结出来，凑成顺口溜传授给大家：平地走路，勤脚碎步；夜晚行军，低头看路；黑泥白水，麻糊糊的就是路！”
毛少先为任弼时抬担架的同时，有时也想找个机会向任弼时说说自己的委屈，但每每看到任弼时与军团其他领导指挥部队前冲后突，摆脱困境，总是难以开口。但让毛少先没有想到的是，日夜操劳的任弼时早已看出了他的心思。
在通过贵州石阡镇前的一次宿营时，任弼时对毛少先说：“‘左’倾路线给我们一些同志个人造成了灾难和损失，可是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失更大。我们痛惜这些损失，但不应埋怨和叹息，而应更加坚韧地革命！难道那么多好同志的鲜血和生命，给我们换来的只是委屈和消沉吗？”毛少先回忆说：“首长的教诲，使我懂得了一个革命战士如何对待失败和挫折，如何对待个人得失。我再不打算用语言申辩自己所受的委屈和打击，决心用实际行动表明对革命的忠诚。”
在通过石阡镇的封锁线前，任弼时下了担架，与萧克、王震商量如何突围。任弼时说：“哪怕牺牲一点儿也要突出去，等到明天就麻烦了。萧克，你下决心吧！”王震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有路无路都要突出去。”陶汉章找来一个猎户做向导，任弼时和向导谈话。向导是个乐观派，热情地介绍情况，最后还说了一句：“你们不要急。山山有路，路路通南京嘛！”任弼时眼睛一亮，问道：“你说什么？请再说一遍。”向导说：“我说，山山有路，路路通南京！” 部队开始突围时，任弼时作动员，大声说：“我们都是为土地革命出来的，要同生死共患难，坚决打出去。山山有路。前面就是贺龙的部队，打出去就是胜利！”夜晚行动时，红六军团直属队与国民党军遭遇，猛烈的枪炮声在毛少先四周响起。毛少先回忆说：“这时，担架和马匹都丢失了，任弼时同志身边只有王赤军（红六军团侦察队政委）、余秋里、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等七八个同志，担架员只剩下我一个，大家十分着急。”
任弼时喊道：“大家不要慌乱，翻过山头，那里就是‘大地方’了，贺龙同志的部队就在那里！”
余秋里立即分配任务：“毛少先，快背上首长上山！”
余秋里的话音未落，毛少先背起任弼时就跑起来。余秋里在后面掩护。他见毛少先呼哧呼哧直喘气，想换着背一阵子。毛少先只说一句“换啥”，继续往山上爬。
拂晓，终于到了任弼时所说的“大地方”。毛少先一看，原来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尽管是小村落，但总算到了安全的地方。毛少先松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到地上起不来了。任弼时拍着毛少先的肩膀说：“好险！好险！是毛少先同志救了我的命啊！”
毛少先说：“首长，不要这么说，要说救命，你才是挽救我们受迫害同志的救命恩人！是劳苦大众的救命恩人！”
1934年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木黄，任弼时坐在毛少先抬的担架上，和萧克、王震一起，与率部前来接应的贺龙、关向应会合了。毛少先回忆说：“在黔东会师不久，传来了遵义会议的喜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终于结束了。二、六军团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连打胜仗，建立和发展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在大庸一次党员大会上，任弼时同志在讲话中，专门讲到了我的问题，鼓励我对党坚信不疑，革命到底。”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随后，组织上开始调查毛少先的“AB团”问题。任弼时说：“哪里有这样的反革命？他要真是‘AB团’，还能背着我，不把我扔了才怪！”
经过调查，组织上为毛少先正式恢复了名誉。毛少先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第十七师直属营营长。抗战开始后，他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连长、独立营营长。
晋西北有支能征善战的“毛支队”
1937年9月，三五九旅挺进到晋西北的忻县、崞县、代县一带，旅长王震发现这一带有“神山营”“黄牛连”等抗日武装，决定把这些抗日武装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便分派给毛少先一个任务，让他离开独立营，去组织和领导这些抗日武装，给的番号为忻崞代游击支队。
离开独立营时，王震问毛少先：“派你去游击队当队长，有啥要求？”
毛少先回忆说：“当时，我有点不愿意离开大部队，心想既然叫我去组织游击队，总不能空着双手去，便要求派党员，派干部，给武器。”
王震指着毛少先及其警卫员蒋立云说：“党员、干部和武器，你们都有了！组织开展游击战，不能靠天，不能靠地，要靠地方党组织，靠人民群众，不然，把你的独立营全带去也不行呀！”
毛少先虽然没有在王震那里要到人和枪，但从王震那里要到了主心骨：靠党组织，靠人民群众。他带着警卫员来到崞县，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共产党员李三楼、邢志尚、李向阳、张大同等人原先听说八路军派人来领导游击队，都奔走相告，喜出望外，但一看只来了两个人，都有点儿失望。
然而，毛少先没有让地方党组织失望。毛少先回忆说：“我一遍又一遍地把党中央的指示和王震同志的谈话，作了尽可能的传达和发挥，翻来覆去说明一个道理：要赶走日本强盗，不能靠神仙皇帝，要靠我们自己，要携起手来，万众一心地与日本强盗拼搏！”做通了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后，立即行动起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户户出力抗战。后来，在崞县不仅组建了区、县游击队，还新建了两个团。这两个团的番号是七一四团和七一九团。借鉴崞县经验，毛少先又在忻县和代县成立了区、县游击队。
到了1938年春，三五九旅向敌后挺进时，由毛少先领导组织起来的忻崞代游击支队改用新番号，称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第二支队。毛少先任支队长，支队政委由崞县县委书记胡全兼任。独立第二支队下辖两个大队：崞县的四个区游击队编为第一大队，大队长赵世柱，大队政委刘武；忻县和代县游击队编为第二大队，大队长刘森，大队政委彭在恩。
1938年上半年，独立第二支队在毛少先指挥下，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先后袭击同蒲铁路，攻击原平车站，炸毁桥梁十多座，收复了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等七座县城。
1938年底，毛少先计划把原平镇的日伪军主力引诱到田家庄消灭。然而，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日伪军把独立第二支队的一个打围的连队包围了，而此时独立第二支队的主力在上申村和下申村一带。毛少先接到报告后，决定马上进行反包围。于是，独立第二支队兵分三路，对日伪军进行了更大的包围。
这时，由于形成了里外双层包围圈，里面有自己的部队，不好射击，只能展开白刃战。毛少先身先士卒，抡起大刀与日伪军拼杀。这场战斗，共打死打伤日伪军500多人，烧毁汽车20余辆。
毛少先就是这样率领独立第二支队，纵横驰骋在雁门关至石关岭一带，打得日伪军不敢轻易出动，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当地群众亲切地称独立第二支队为“毛支队”，还编了一首歌传唱：“‘毛支队’扎根在人民心间，每个人都和我们血肉相连。单个是活的碉堡攻不破，集体是铜墙铁壁打不烂。敌人见了发愁，人民见了喜欢。”
毛少先率领独立第二支队在晋西北除了与日军开展游击战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与阎锡山的部队搞好统一战线。因为独立第二支队与阎锡山的第六十一军、骑兵第一军、暂编第一师等部队同驻一个防区。
在一个防区内怎样处理摩擦中的统一战线问题，毛少先自有主张：坚持“积极进行抗日战争，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推动友军抗日卫民”，原则是“在执行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联合抗日，公平支援，坚持独立自主，政治上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积极帮助地方党政群众，团结进步力量，打击汉奸特务，孤立顽固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