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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华大学东门一进去，就是姚期智办公的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大楼。FIT楼灰扑扑的，围着楼种着高大的梧桐树。俗话说，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亚洲的第一位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就是这样一只“金凤凰”。“图灵奖得主大多数是美国的学者，计算机科学领域发展得最好最快、优秀学者最多的地方，还是美国。我觉得任何一个学科，专注于培养得奖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还是要按部就班地把基础做好，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这其中自然会有人做出诺贝尔奖级别的成就。”姚期智说。
做“品牌”的科学家
对于中国最聪明的孩子和世界顶尖的计算机研究院来说，姚期智和他的“姚班”，名头如雷贯耳。
另外一位图灵奖获得者John Hopcroft曾对“姚班”有过这样的评价：“姚班有世界最优秀的本科生和最优秀的本科教育。”对于这一评价，姚期智骄傲地认为：当之无愧。“我们本科的毕业生被国外顶级大学如MIT，史丹福，普林斯顿等竞相争取为研究生。我认为，‘姚班’的文化已经建设成功，一年级传承一年级。”姚期智说，“我们有的本科生在本科阶段所发表的论文，已完全可以作为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这样的水平在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是罕见的。”
10年间，一批批创新人才从“姚班”迈向了世界的学术舞台。“现在美国、亚洲优秀的计算机研究机构，有很多‘姚班’的校友，他们都还比较年轻，随着时间推移，‘姚班’的品牌效应会越来越大。”
在2004年，姚期智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来到清华任教的时候，“姚班”的培养模式与它最终能呈现的成果还都只是个构想。“我当时花了较多时间在教学上。很多本科生的课都是我先教一次甚至两三次。后来我们渐渐引进了一群高水平科研人员，这些年轻教授成长起来，能接替许多教学与行政工作。所以我现在教学与行政上的责任已经轻了，80%的时间都返回到我自己专长的科学研究。”
“姚班”还不是姚期智打造出的唯一品牌：“我认为做事情要一样一样来，每做一件事一定要打造出一个品牌，有令人惊艳的成果。从这个角度看，我回国后做了两件事。在教育上推出‘姚班’成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品牌。在科研上，过去六年里，我们建设完成的量子计算机实验室，则是一个世界瞩目的尖端科研品牌。”
姚期智说，“当初图灵所发明的计算机模式，60年来随着微电子技术的日益精密，已到达瓶颈，急需新的计算模式来引领未来发展。30多年前，物理学家首先提出用最现代的量子物理原理制造出全新的计算机。我过去二十几年的专业之一，就是探讨新的量子算法及密码。2010年时，我感觉到量子计算已即将进入一个起飞阶段，中国必须及时投入此重要邻域的研究。清华大学领导协助我向国家申请经费，于2011年建立量子计算机实验室。做出世界上第一台量子计算机是每个科技大国都在“抢”的一场竞赛。我们的对手是美国、欧洲、加拿大最前沿的实验室。如今，经过6年努力，我们的量子计算机实验室堪称是世界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实验室之一。
“走在前面”的人
姚期智认为，目前已经有不少优秀人才学成归国。“虽然有些尖端的科研领域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回国潮，我们不用着急。一方面研究机构要有一些制度，使大家回来之后生活上能够匹配，但更重要的是必須创造出一个科研环境，让科学家觉得回中国是他们最好的出路。我认为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多数中国人还都是会选择在自己的国家进行科研项目。以前不少精英人才出国去，是因为我们的科研实力跟国外差得很远，回国来也没什么用。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扎扎实实把中国科研在某几个方面推向一个高峰，让这些领域的科学家感觉的到回到中国来做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中国当前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我们的经济及各方面成长都很快，而且国家更把科研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来强调。在美国、欧洲这些地方都没有把科学、科学家在国家层面如此重视，这一点中国是很有超前视野的。”姚期智说。
姚期智认为，当国家的科研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就会发生很巨大浪潮。“这个浪潮一定会发生，以我对中国科研推动的感觉，我认为今后5年会是一个契机。因为‘十三五’规划确立了不少大型的项目，选择的都是最到位的方向，在很多重要的方向我们也有了非常好的领军人物，他们必能善用这些资源，带领优秀团队，做出骄人的成果。”
“可能有些人觉得，尽管这几年国家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力度很大，‘回国潮’发生得仍不够快。但是我认为，我们不用着急，依照规律推进，一个事情一旦发生的时候，就像排山倒海一样。”
“这是个多元的社会”
“依照规律推进”，这似乎是姚期智的思路。因此，当姚期智谈及“陈凯先之问”，他没有直接去想“怎么答”，而是把问题引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我们为什么要追问“陈凯先之问”？在姚期智看来，“陈凯先之问”与其说是在拷问社会对科学与科学家的态度，不如说是在思索作为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大国，如何建设和营造科学的繁荣，科学的繁荣又该如何助力中国的全面复兴。
“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众多科学家，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科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更不用强求每个人都想当科学家。”姚期智说。真是惊人之语。“其实如果你去美国，美国的小孩也是崇拜篮球明星或者歌星、演员的。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走在街上其实也没多少人认识他的。”姚期智说，“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
在这里，姚期智提出了一个观点：要想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教育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而至于第二个层次，姚期智认为，只要是正当职业，一个孩子想要做什么都是值得鼓励的。在他看来，荣誉属于每一个对自己的行业作出贡献的人。
“年轻人想当歌星没什么不好，如果以后真的能成歌星那也是挺好的事。这是个多元的社会，我们应该鼓励所有创造性的想法。去年‘姚班’有个名列前茅的学生，以他的成绩申请国外哪个顶尖实研究所，人家都会非常欢迎。但是他却哪里都没申请，而决定毕业后要留在国内创业。我很支持这样的选择。在我们班里也有不少本科生毕业之后转去研究物理，金融或其他领域，这也很好。他们对科学都已有扎实的基础，并且有自己热衷的方向，必能发挥潜力有所成就，这才会给我们带来多元而繁荣的社会。”
做“品牌”的科学家
对于中国最聪明的孩子和世界顶尖的计算机研究院来说，姚期智和他的“姚班”，名头如雷贯耳。
另外一位图灵奖获得者John Hopcroft曾对“姚班”有过这样的评价：“姚班有世界最优秀的本科生和最优秀的本科教育。”对于这一评价，姚期智骄傲地认为：当之无愧。“我们本科的毕业生被国外顶级大学如MIT，史丹福，普林斯顿等竞相争取为研究生。我认为，‘姚班’的文化已经建设成功，一年级传承一年级。”姚期智说，“我们有的本科生在本科阶段所发表的论文，已完全可以作为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这样的水平在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是罕见的。”
10年间，一批批创新人才从“姚班”迈向了世界的学术舞台。“现在美国、亚洲优秀的计算机研究机构，有很多‘姚班’的校友，他们都还比较年轻，随着时间推移，‘姚班’的品牌效应会越来越大。”
在2004年，姚期智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来到清华任教的时候，“姚班”的培养模式与它最终能呈现的成果还都只是个构想。“我当时花了较多时间在教学上。很多本科生的课都是我先教一次甚至两三次。后来我们渐渐引进了一群高水平科研人员，这些年轻教授成长起来，能接替许多教学与行政工作。所以我现在教学与行政上的责任已经轻了，80%的时间都返回到我自己专长的科学研究。”
“姚班”还不是姚期智打造出的唯一品牌：“我认为做事情要一样一样来，每做一件事一定要打造出一个品牌，有令人惊艳的成果。从这个角度看，我回国后做了两件事。在教育上推出‘姚班’成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品牌。在科研上，过去六年里，我们建设完成的量子计算机实验室，则是一个世界瞩目的尖端科研品牌。”
姚期智说，“当初图灵所发明的计算机模式，60年来随着微电子技术的日益精密，已到达瓶颈，急需新的计算模式来引领未来发展。30多年前，物理学家首先提出用最现代的量子物理原理制造出全新的计算机。我过去二十几年的专业之一，就是探讨新的量子算法及密码。2010年时，我感觉到量子计算已即将进入一个起飞阶段，中国必须及时投入此重要邻域的研究。清华大学领导协助我向国家申请经费，于2011年建立量子计算机实验室。做出世界上第一台量子计算机是每个科技大国都在“抢”的一场竞赛。我们的对手是美国、欧洲、加拿大最前沿的实验室。如今，经过6年努力，我们的量子计算机实验室堪称是世界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实验室之一。
“走在前面”的人
姚期智认为，目前已经有不少优秀人才学成归国。“虽然有些尖端的科研领域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回国潮，我们不用着急。一方面研究机构要有一些制度，使大家回来之后生活上能够匹配，但更重要的是必須创造出一个科研环境，让科学家觉得回中国是他们最好的出路。我认为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多数中国人还都是会选择在自己的国家进行科研项目。以前不少精英人才出国去，是因为我们的科研实力跟国外差得很远，回国来也没什么用。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扎扎实实把中国科研在某几个方面推向一个高峰，让这些领域的科学家感觉的到回到中国来做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中国当前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我们的经济及各方面成长都很快，而且国家更把科研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来强调。在美国、欧洲这些地方都没有把科学、科学家在国家层面如此重视，这一点中国是很有超前视野的。”姚期智说。
姚期智认为，当国家的科研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就会发生很巨大浪潮。“这个浪潮一定会发生，以我对中国科研推动的感觉，我认为今后5年会是一个契机。因为‘十三五’规划确立了不少大型的项目，选择的都是最到位的方向，在很多重要的方向我们也有了非常好的领军人物，他们必能善用这些资源，带领优秀团队，做出骄人的成果。”
“可能有些人觉得，尽管这几年国家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力度很大，‘回国潮’发生得仍不够快。但是我认为，我们不用着急，依照规律推进，一个事情一旦发生的时候，就像排山倒海一样。”
“这是个多元的社会”
“依照规律推进”，这似乎是姚期智的思路。因此，当姚期智谈及“陈凯先之问”，他没有直接去想“怎么答”，而是把问题引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我们为什么要追问“陈凯先之问”？在姚期智看来，“陈凯先之问”与其说是在拷问社会对科学与科学家的态度，不如说是在思索作为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大国，如何建设和营造科学的繁荣，科学的繁荣又该如何助力中国的全面复兴。
“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众多科学家，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科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更不用强求每个人都想当科学家。”姚期智说。真是惊人之语。“其实如果你去美国，美国的小孩也是崇拜篮球明星或者歌星、演员的。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走在街上其实也没多少人认识他的。”姚期智说，“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
在这里，姚期智提出了一个观点：要想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教育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而至于第二个层次，姚期智认为，只要是正当职业，一个孩子想要做什么都是值得鼓励的。在他看来，荣誉属于每一个对自己的行业作出贡献的人。
“年轻人想当歌星没什么不好，如果以后真的能成歌星那也是挺好的事。这是个多元的社会，我们应该鼓励所有创造性的想法。去年‘姚班’有个名列前茅的学生，以他的成绩申请国外哪个顶尖实研究所，人家都会非常欢迎。但是他却哪里都没申请，而决定毕业后要留在国内创业。我很支持这样的选择。在我们班里也有不少本科生毕业之后转去研究物理，金融或其他领域，这也很好。他们对科学都已有扎实的基础，并且有自己热衷的方向，必能发挥潜力有所成就，这才会给我们带来多元而繁荣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