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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先测算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再从回报率的角度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分析。国际经验表明资
本生产率随资本深化而下降，工业化完成后平稳。中国资本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持续下降，增量资本产出比自20世纪90年代后持续上升，投资效率恶化，资本回报率下降趋势与人民币汇率走势背离。从中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下降、中美资本回报率差明显下滑、外商投资企业净出口的表现及中国两部门资本回报率差的缩小来看，都与这一时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兑美元汇率的持续上升相背离。本文认为，一方面短期的汇率波动可能受金融资产回报率的影响，特别是应当关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影响，另一方面人民币持续升值还需要有更强的基本面支撑。
关键词：资本生产率 汇率 资本流动
一、引言
已有研究文献及报告对资本回报率的估算凤毛麟角，而尝试用资本回报率来解释FDI流入的更是少之又少。孙文凯等（2010）以跨国资本回报率差异为出发点来解释跨国投资率差异以及中国不断上升的FDI。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过去三十年拥有较高的投资率正是因为中国具有非常可观的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与投资率高度相关，说明其对投资率解释力度很强，可能是影响中国高投资率的最重要因素。同时，我国实际利用FDI增长率与中国资本回报率显著正相关。过去三十年中国资本回报率显著高于其他大国，而且并未出现收敛，因此带来了我国FDI较快速的增长。
二、资本回报率的衡量和计算
（一）资本回报率的衡量
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需要声明本篇文章中的资本回报率是基于国民收入核算框架，从宏观总量来计算的。采用宏观总量角度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样本不持续，缺乏一致性，中国微观的企业数据本身存在统计数据的优化过程，可能会影响最终结果；另一方面是利用宏观经济指标计算得到的资本回报率可以避免因会计方法、税收及所有制不同而导致的不同企业间的非可比性，更能反映一国总体的资本收益情况。在国民经济统计法则全球逐渐趋同的背景下，更有利于进行国际比较。目前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本回报率的指标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资本（平均）生产率（AverageProductivity Of Capital）。它指的是一定时期内（一年内））单位资本存量创造的产出（GDP）。用公式表示则APKt=Yt/Kt，其中K表示实际资本存量，Y表示实际GDP。资本生产率越高，一单位资本存量创造的产出越多，资本回报率越高。用公式表示则很明显，资本生产率是资本产出比的倒数。
第二种是资本增量产出比（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 ICOR）。它指的是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用公式表示则ICORt=It/ΔYt，近似于资本边际生产率。资本增量产出比越高，可以理解为增加一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投资越多，说明资本回报越低。其中，I表示固定资产投资I，ΔY表示GDP增量。
第三种是资本边际生产率（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Capital）。它指的是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新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投入（即新增加一单位资本存量）可以引致多少产出的增加。它是一个更全面反映资本利用效率的指标，其微观基础是充分竞争条件下具有经济理性行为的厂商的投资和生产活动，此时资本租赁价格等于资本边际生产率。在这个反映资本投入和产出的经济（不是技术）关系中，“产出”概念是国民核算中增加值的概念，既包括资本创造的（税前）收入，又包括对资本消耗的补偿。用公式表示则MPKt=dYt/dKt。
第四种方法，我们借鉴白重恩、谢长泰和钱颖一（以下简称“白”）（2007），从中国国民收入核算数据出发，采用资本-产出比、资本份额、投资平减指数增长率、GDP平减指数增长率、折旧率等数据，直接估算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实际资本回报率。在这种估算方法里，j类资本品的实际资本回报率可以通过Hall—Jorgenson资本租金的一个变化形式来计算：
rj（t）=■
=■（1）
其中，r（t）是实际资本回报率；Py（t）是产出价格；PKj（t-1）是在第t期期初购买j类资本品的价格，MPKj（t）是j类资本品的在第t期资本边际产出；δj是j类资本品在第t期的折旧率；■是在第t期产出价格增长率；■是j类资本品在第t期的价格增长率。
（二）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变动与解释
我们分别用衡量资本回报率的四种指标进行分析，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中国资本回报率变化的历史趋势。
趋势1：中国资本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持续下降，近年来降速加快，预计在完成工业化过程前仍将下降
图1和图2是通过三个投资序列计算的实际资本生产率及其增速（实际资本存量和实际GDP都是1978年价格），可以看到它们趋势基本是一致的。观察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计算的资本生产率，从1978—1994/1995年间，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即使这一时期中国资本积累显著加速，充分利用了劳动密集的禀赋结构，资本生产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不少（1978—1994年平均增长率为1.55%），但是在此之后，中国的资本生产率持续下降，而且在2007年后下降速度加快（1995—2011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8%，2007—2011年平均年增长率为-3.94%），这也证实了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因此在未来资本生产率仍将下降，直到工业化完成。
由于资本生产率趋于稳定时的数值等于折旧率与储蓄率的比值，则根据5%的折旧率以及1978-2011年按照GDP支出法计算的40.4%的平均储蓄率，中国的资本生产率的这一数值接近于0.12，而2011年中国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序列计算的资本生产率为0.33，因此中国的资本生产率仍存在一个下降空间。 趋势2：中国增量资本产出比自20世纪90年代后持续上升，投资效率恶化。资本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
我们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计算实际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得到图3。从图中来看，资本生产率的下降（对应ICOR的增加）主要表现在1992年之后，1978—1994年资本生产率并未出现显著上升之势。 由于80年代的发展走的是农村工业化道路，上亿农民涌入工业部门，大大拉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这一关键要素和低廉的土地价格、低廉的实际税收一起成就了当时工业化整体的低成本。而到了1992年，中国进行了土地要素和资金要素使用的体制改革，特别是土地要素从无价变为有价。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国家进行大量基础设施投入和社会保障投入，要素价格整体上也被不断推高，资本生产率也自然有所下降。同时由于投资对产出贡献存在一个滞后期，90年代后期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入，为总产出增长带来的贡献要在若干年之后才能体现出来，这也造成了资本生产率的进一步下降。
趋势3：中国资本边际生产率在持续下降，缓慢的技术进步和快速的资本深化是其下降的直接原因
根据黄先海（2012），即使不区分技术进步类型，影响资本租赁价格（资本边际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有：资本深化速率■、乘数θKK和技术进步率■。其中θKK是边际资本生产率关于资本的弹性，含义为：资本投入量每变动1%，资本边际产出变动的百分比，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其他要素投人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资本的投入，资本的边际收益减少，因此θKK<0。具体公式如下：
θKK=■=■=■+■，
θKK=■（2）
我们使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增长模型Yt=AtKαtL1-αt，假定希克斯技术中性，规模报酬不变，其中At=eβ+γt，γ代表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增长率，α代表资本产出弹性，1-α代表劳动产出弹性，0<α<1。劳动力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就业人数，实际资本存量数据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序列计算的结果，实际资本存量和实际GDP数据都是1978年不变价。通过对模型的变换，使用下列方程对1978—2011年的数据进行OLS回归：
■=■
（3）
回归的结果为：γ=0.027，说明在1978—2011年间TFP平均年增长率为2.7%；α=0.581，说明资本收入弹性为0.581，劳动收入弹性为0.419。1978—2011年将资本收入弹性明显高于1952—1977年间的0.309，说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得到显著提升。
根据模型，资本边际生产率■，边际资本生产率关于资本的弹性θKK等于-（1-α）。经过计算我们得到图4，我们发现边际资本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持续下降，并且在2007年后加速下降。
趋势4：中国资本回报率自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水平在20%左右，在2007年后持续下降。较低的劳动者报酬份额和名义资本-产出比使得中国资本回报率一直高于美国、日本
我们按照白重恩等（2007）方法计算中国实际资本回报率，依旧采用新增固定资产（NIFA）、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TIFA）三个投资序列进行估算，图5为中国税前资本回报率。可以看到，利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计算的资本回报率在2005年以前一直都是三者中最低，这主要是因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比其他投资流量大。而在2005年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TIFA）平均每年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高出36%。
经过计算，中国1978—2011年税前、税后（扣除生产税净额）资本回报率均值分别为20%、13.5%。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资本回报率在1978—1992年间一直上升，这一时期中国固定资本形成率只有28.4%。经历1992—1994年的大幅波动后，中国资本回报率开始缓慢攀升。尽管2000年后中国固定资本形成率平均水平高达40%，在这样的高投资率下中国资本回报率仍在20%左右波动，基本稳定。按照白重恩（2007）的公式，中国之所以在过去三十几年保持较高水平的资本回报率，得益于不断增长的资本收入份额，即不断下降的劳动者报酬份额。而劳动者报酬份额之所以不断下降，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在于中国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而制造业的劳动者报酬本身就相对于服务业劳动者报酬低，同时在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向城市输送的背景，使得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一直享受着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拉低了劳动者报酬份额。
另一方面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劳动力供给相对资本更充足，因此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远远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所以，中国进行了快速的资本积累，保持着非常高的投资率（资本形成率），即使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资本收入份额也在不断提高，从而提高了资本回报率。
三、资本回报率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
（一）资本回报率、FDI和人民币汇率
在测算和分析了中国资本回报率之后，我们来考察资本回报率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那么，在中国仍然实施资本项目管制（即国际资本在中国并不能自由进出）和一定的汇率管制的背景下，资本回报率是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呢？
我们认为，资本回报率对汇率的影响与劳动生产率类似，主要是：一国的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资本（劳动）生产率差异越大，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越高，如果一价定律成立的话，那么该国非贸易品的价格的升高会带动该国总体加权物价水平的上升，导致该国的实际汇率上升。
由于我们的资本回报率是一种基于物质性资本的回报率，而非仅仅是金融资产的资本回报率，因此我们假设中国资本回报率通过吸引外资以FDI形式进入中国，然后借助于对外贸易来影响人民币汇率。
首先，我们通过图6直观地观察下资本回报率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IS）。由于实际有效汇率不仅考虑了所有双边名义汇率的相对变动情况，而且还剔除了通货膨胀对货币本身价值变动的影响，所以它能够综合地反映人民币的对外价值和相对购买力。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回报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基本呈正相关。在1978—2007年间，中国资本回报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有效汇率就会上升1.13%，即人民币升值1.13%。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中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下降，但是这一时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却持续上升。 我们接着来考察中美资本回报率差与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的关系。实际汇率可以写成q=EP*/P，q为实际汇率，E为间接标价法的名义汇率，P为国内物价水平，P*为国外物价水平。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采用中国和美国以1994年为基期的CPI指数对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进行平减。中美资本回报率差采用两国税后回报率相减。我们发现二者呈显著负相关。经过回归，我们发现1994—2007年间中美资本回报率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民币实际汇率下降1.24%，即人民币升值1.24%。而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资本回报率差开始明显下滑，但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却持续升值。这一“背离”与前面相同。
我们继续考察了实际利用外资和资本回报率的关系。很明显，资本回报率是中国吸引FDI不断流入的重要原因，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虽然从2005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比重逐渐下降，外商投资企业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体，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可能是影响人民币汇率主要因素。
（二）两部门资本回报率与人民币汇率
下面我们从可贸易部门、不可贸易部门二分法来探讨它们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我们将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和工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归为贸易部门，把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归为非贸易部门。
为了估算两个部门的资本存量，我们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序列。其中，2001年以后有统计年鉴直接公布的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1953—2000年投资数据我们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50—2000》中第一产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对应的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1980年开始公布，1980年数据为估算值）、房地产开发投资（归为第三产业）、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城乡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叠加而成。折旧率都设定为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设定与上文相同。1952年资本存量估算结果见表2，其中可贸易部门资本存量为191.3亿元，不可贸易部门资本存量为579.5亿元，总计770.8亿元，与张军等（2004）以及前文估计资本存量比较接近。
各部门增加值平减指数都通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为基期）分项来计算。然后对名义增加值进行平减，从而得到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实际增加值（1978年不变价）。两部门劳动者报酬数据整理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04》。2005年后数据通过《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分行业工资总额”数据的变化趋势进行估算。
图7显示的是计算出的中国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资本回报率。可以看到，从1996年后中国贸易部门资本回报率一直高于不可贸易部门，这也是一直支撑中国大力发展贸易部门，保持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原因之一。尽管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两部门资本回报率出现了短暂的下降，但是自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可贸易部门资本回报率不断上升，也带动不可贸易部门资本回报率上升。但是在2009年之后，也就是金融危机之后，两部门资本回报率都发生了大幅下降，同时部门资本回报率差开始收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资本回报率自金融危机后不断下降这一结论又一次得到印证。
我们注意到，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无论从中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下降，中美资本回报率差明显下滑，外商投资企业净出口的表现，还是从中国两部门资本回报率差的缩小来看，都与这一时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兑美元汇率的持续上升相背离。我们认为，一种解释是，由于我们计算的资本回报率是一种基于物质性资本的回报率，而非金融资产回报率，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以后的汇率波动还可能受金融资产回报率的影响。特别是应当关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影响。另一种解释是人民币保持升值需要有更强的基本面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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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格斯·麦迪森著，李德伟，盖建玲译.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M].改革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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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贺菊煌. 我国资产的估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2（8）
[10]黄先海，杨君，肖明月.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与资本回报率：基于美国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12（9）
[11]蒋长流. 中国经济高增长时期资本深化与资本生产率变动研究.博士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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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珊，国家开发银行资金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生。陈光磊，宏源证券，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詹森强，浙江省德清县发改委）
本生产率随资本深化而下降，工业化完成后平稳。中国资本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持续下降，增量资本产出比自20世纪90年代后持续上升，投资效率恶化，资本回报率下降趋势与人民币汇率走势背离。从中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下降、中美资本回报率差明显下滑、外商投资企业净出口的表现及中国两部门资本回报率差的缩小来看，都与这一时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兑美元汇率的持续上升相背离。本文认为，一方面短期的汇率波动可能受金融资产回报率的影响，特别是应当关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影响，另一方面人民币持续升值还需要有更强的基本面支撑。
关键词：资本生产率 汇率 资本流动
一、引言
已有研究文献及报告对资本回报率的估算凤毛麟角，而尝试用资本回报率来解释FDI流入的更是少之又少。孙文凯等（2010）以跨国资本回报率差异为出发点来解释跨国投资率差异以及中国不断上升的FDI。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过去三十年拥有较高的投资率正是因为中国具有非常可观的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与投资率高度相关，说明其对投资率解释力度很强，可能是影响中国高投资率的最重要因素。同时，我国实际利用FDI增长率与中国资本回报率显著正相关。过去三十年中国资本回报率显著高于其他大国，而且并未出现收敛，因此带来了我国FDI较快速的增长。
二、资本回报率的衡量和计算
（一）资本回报率的衡量
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需要声明本篇文章中的资本回报率是基于国民收入核算框架，从宏观总量来计算的。采用宏观总量角度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样本不持续，缺乏一致性，中国微观的企业数据本身存在统计数据的优化过程，可能会影响最终结果；另一方面是利用宏观经济指标计算得到的资本回报率可以避免因会计方法、税收及所有制不同而导致的不同企业间的非可比性，更能反映一国总体的资本收益情况。在国民经济统计法则全球逐渐趋同的背景下，更有利于进行国际比较。目前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本回报率的指标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资本（平均）生产率（AverageProductivity Of Capital）。它指的是一定时期内（一年内））单位资本存量创造的产出（GDP）。用公式表示则APKt=Yt/Kt，其中K表示实际资本存量，Y表示实际GDP。资本生产率越高，一单位资本存量创造的产出越多，资本回报率越高。用公式表示则很明显，资本生产率是资本产出比的倒数。
第二种是资本增量产出比（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 ICOR）。它指的是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用公式表示则ICORt=It/ΔYt，近似于资本边际生产率。资本增量产出比越高，可以理解为增加一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投资越多，说明资本回报越低。其中，I表示固定资产投资I，ΔY表示GDP增量。
第三种是资本边际生产率（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Capital）。它指的是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新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投入（即新增加一单位资本存量）可以引致多少产出的增加。它是一个更全面反映资本利用效率的指标，其微观基础是充分竞争条件下具有经济理性行为的厂商的投资和生产活动，此时资本租赁价格等于资本边际生产率。在这个反映资本投入和产出的经济（不是技术）关系中，“产出”概念是国民核算中增加值的概念，既包括资本创造的（税前）收入，又包括对资本消耗的补偿。用公式表示则MPKt=dYt/dKt。
第四种方法，我们借鉴白重恩、谢长泰和钱颖一（以下简称“白”）（2007），从中国国民收入核算数据出发，采用资本-产出比、资本份额、投资平减指数增长率、GDP平减指数增长率、折旧率等数据，直接估算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实际资本回报率。在这种估算方法里，j类资本品的实际资本回报率可以通过Hall—Jorgenson资本租金的一个变化形式来计算：
rj（t）=■
=■（1）
其中，r（t）是实际资本回报率；Py（t）是产出价格；PKj（t-1）是在第t期期初购买j类资本品的价格，MPKj（t）是j类资本品的在第t期资本边际产出；δj是j类资本品在第t期的折旧率；■是在第t期产出价格增长率；■是j类资本品在第t期的价格增长率。
（二）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变动与解释
我们分别用衡量资本回报率的四种指标进行分析，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中国资本回报率变化的历史趋势。
趋势1：中国资本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持续下降，近年来降速加快，预计在完成工业化过程前仍将下降
图1和图2是通过三个投资序列计算的实际资本生产率及其增速（实际资本存量和实际GDP都是1978年价格），可以看到它们趋势基本是一致的。观察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计算的资本生产率，从1978—1994/1995年间，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即使这一时期中国资本积累显著加速，充分利用了劳动密集的禀赋结构，资本生产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不少（1978—1994年平均增长率为1.55%），但是在此之后，中国的资本生产率持续下降，而且在2007年后下降速度加快（1995—2011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8%，2007—2011年平均年增长率为-3.94%），这也证实了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因此在未来资本生产率仍将下降，直到工业化完成。
由于资本生产率趋于稳定时的数值等于折旧率与储蓄率的比值，则根据5%的折旧率以及1978-2011年按照GDP支出法计算的40.4%的平均储蓄率，中国的资本生产率的这一数值接近于0.12，而2011年中国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序列计算的资本生产率为0.33，因此中国的资本生产率仍存在一个下降空间。 趋势2：中国增量资本产出比自20世纪90年代后持续上升，投资效率恶化。资本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
我们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计算实际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得到图3。从图中来看，资本生产率的下降（对应ICOR的增加）主要表现在1992年之后，1978—1994年资本生产率并未出现显著上升之势。 由于80年代的发展走的是农村工业化道路，上亿农民涌入工业部门，大大拉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这一关键要素和低廉的土地价格、低廉的实际税收一起成就了当时工业化整体的低成本。而到了1992年，中国进行了土地要素和资金要素使用的体制改革，特别是土地要素从无价变为有价。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国家进行大量基础设施投入和社会保障投入，要素价格整体上也被不断推高，资本生产率也自然有所下降。同时由于投资对产出贡献存在一个滞后期，90年代后期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入，为总产出增长带来的贡献要在若干年之后才能体现出来，这也造成了资本生产率的进一步下降。
趋势3：中国资本边际生产率在持续下降，缓慢的技术进步和快速的资本深化是其下降的直接原因
根据黄先海（2012），即使不区分技术进步类型，影响资本租赁价格（资本边际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有：资本深化速率■、乘数θKK和技术进步率■。其中θKK是边际资本生产率关于资本的弹性，含义为：资本投入量每变动1%，资本边际产出变动的百分比，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其他要素投人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资本的投入，资本的边际收益减少，因此θKK<0。具体公式如下：
θKK=■=■=■+■，
θKK=■（2）
我们使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增长模型Yt=AtKαtL1-αt，假定希克斯技术中性，规模报酬不变，其中At=eβ+γt，γ代表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增长率，α代表资本产出弹性，1-α代表劳动产出弹性，0<α<1。劳动力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就业人数，实际资本存量数据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序列计算的结果，实际资本存量和实际GDP数据都是1978年不变价。通过对模型的变换，使用下列方程对1978—2011年的数据进行OLS回归：
■=■
（3）
回归的结果为：γ=0.027，说明在1978—2011年间TFP平均年增长率为2.7%；α=0.581，说明资本收入弹性为0.581，劳动收入弹性为0.419。1978—2011年将资本收入弹性明显高于1952—1977年间的0.309，说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得到显著提升。
根据模型，资本边际生产率■，边际资本生产率关于资本的弹性θKK等于-（1-α）。经过计算我们得到图4，我们发现边际资本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持续下降，并且在2007年后加速下降。
趋势4：中国资本回报率自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水平在20%左右，在2007年后持续下降。较低的劳动者报酬份额和名义资本-产出比使得中国资本回报率一直高于美国、日本
我们按照白重恩等（2007）方法计算中国实际资本回报率，依旧采用新增固定资产（NIFA）、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TIFA）三个投资序列进行估算，图5为中国税前资本回报率。可以看到，利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计算的资本回报率在2005年以前一直都是三者中最低，这主要是因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比其他投资流量大。而在2005年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TIFA）平均每年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高出36%。
经过计算，中国1978—2011年税前、税后（扣除生产税净额）资本回报率均值分别为20%、13.5%。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资本回报率在1978—1992年间一直上升，这一时期中国固定资本形成率只有28.4%。经历1992—1994年的大幅波动后，中国资本回报率开始缓慢攀升。尽管2000年后中国固定资本形成率平均水平高达40%，在这样的高投资率下中国资本回报率仍在20%左右波动，基本稳定。按照白重恩（2007）的公式，中国之所以在过去三十几年保持较高水平的资本回报率，得益于不断增长的资本收入份额，即不断下降的劳动者报酬份额。而劳动者报酬份额之所以不断下降，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在于中国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而制造业的劳动者报酬本身就相对于服务业劳动者报酬低，同时在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向城市输送的背景，使得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一直享受着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拉低了劳动者报酬份额。
另一方面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劳动力供给相对资本更充足，因此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远远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所以，中国进行了快速的资本积累，保持着非常高的投资率（资本形成率），即使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资本收入份额也在不断提高，从而提高了资本回报率。
三、资本回报率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
（一）资本回报率、FDI和人民币汇率
在测算和分析了中国资本回报率之后，我们来考察资本回报率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那么，在中国仍然实施资本项目管制（即国际资本在中国并不能自由进出）和一定的汇率管制的背景下，资本回报率是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呢？
我们认为，资本回报率对汇率的影响与劳动生产率类似，主要是：一国的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资本（劳动）生产率差异越大，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越高，如果一价定律成立的话，那么该国非贸易品的价格的升高会带动该国总体加权物价水平的上升，导致该国的实际汇率上升。
由于我们的资本回报率是一种基于物质性资本的回报率，而非仅仅是金融资产的资本回报率，因此我们假设中国资本回报率通过吸引外资以FDI形式进入中国，然后借助于对外贸易来影响人民币汇率。
首先，我们通过图6直观地观察下资本回报率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IS）。由于实际有效汇率不仅考虑了所有双边名义汇率的相对变动情况，而且还剔除了通货膨胀对货币本身价值变动的影响，所以它能够综合地反映人民币的对外价值和相对购买力。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回报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基本呈正相关。在1978—2007年间，中国资本回报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有效汇率就会上升1.13%，即人民币升值1.13%。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中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下降，但是这一时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却持续上升。 我们接着来考察中美资本回报率差与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的关系。实际汇率可以写成q=EP*/P，q为实际汇率，E为间接标价法的名义汇率，P为国内物价水平，P*为国外物价水平。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采用中国和美国以1994年为基期的CPI指数对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进行平减。中美资本回报率差采用两国税后回报率相减。我们发现二者呈显著负相关。经过回归，我们发现1994—2007年间中美资本回报率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民币实际汇率下降1.24%，即人民币升值1.24%。而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资本回报率差开始明显下滑，但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却持续升值。这一“背离”与前面相同。
我们继续考察了实际利用外资和资本回报率的关系。很明显，资本回报率是中国吸引FDI不断流入的重要原因，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虽然从2005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比重逐渐下降，外商投资企业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体，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可能是影响人民币汇率主要因素。
（二）两部门资本回报率与人民币汇率
下面我们从可贸易部门、不可贸易部门二分法来探讨它们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我们将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和工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归为贸易部门，把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归为非贸易部门。
为了估算两个部门的资本存量，我们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序列。其中，2001年以后有统计年鉴直接公布的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1953—2000年投资数据我们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50—2000》中第一产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对应的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1980年开始公布，1980年数据为估算值）、房地产开发投资（归为第三产业）、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城乡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叠加而成。折旧率都设定为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设定与上文相同。1952年资本存量估算结果见表2，其中可贸易部门资本存量为191.3亿元，不可贸易部门资本存量为579.5亿元，总计770.8亿元，与张军等（2004）以及前文估计资本存量比较接近。
各部门增加值平减指数都通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为基期）分项来计算。然后对名义增加值进行平减，从而得到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实际增加值（1978年不变价）。两部门劳动者报酬数据整理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04》。2005年后数据通过《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分行业工资总额”数据的变化趋势进行估算。
图7显示的是计算出的中国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资本回报率。可以看到，从1996年后中国贸易部门资本回报率一直高于不可贸易部门，这也是一直支撑中国大力发展贸易部门，保持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原因之一。尽管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两部门资本回报率出现了短暂的下降，但是自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可贸易部门资本回报率不断上升，也带动不可贸易部门资本回报率上升。但是在2009年之后，也就是金融危机之后，两部门资本回报率都发生了大幅下降，同时部门资本回报率差开始收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资本回报率自金融危机后不断下降这一结论又一次得到印证。
我们注意到，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无论从中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下降，中美资本回报率差明显下滑，外商投资企业净出口的表现，还是从中国两部门资本回报率差的缩小来看，都与这一时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兑美元汇率的持续上升相背离。我们认为，一种解释是，由于我们计算的资本回报率是一种基于物质性资本的回报率，而非金融资产回报率，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以后的汇率波动还可能受金融资产回报率的影响。特别是应当关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影响。另一种解释是人民币保持升值需要有更强的基本面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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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珊，国家开发银行资金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生。陈光磊，宏源证券，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詹森强，浙江省德清县发改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