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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阳光小学
行将报废的汽车只能把我送到这儿了，70里的山路还剩下一半，司机劝我趁早打消步行的狂妄想法，沿途的岔路口，加之人烟稀少且分散，很有可能会迷路。好在我要找的人——杨光，已经骑着摩托车在等我了。然而在去年没买摩托车之前，杨光也是用双脚在这条路上奔波往返，寒来暑往，已经10个年头了。
在雨后被碾过的深一道浅一道的车辙中，车轮小心地行驶着，常有四五十度延续近百米的大坡紧连着持续十多秒的急转弯，路边便是深达上百米的山谷。踏破小河的冰层时车身一个趔趄，悬着的心险些没跳出来。冷冽的寒风迎面扑来，叫嚣着似乎要把我的头盖骨掀了去。在乱草夹道的山路上颠簸了半个小时后，山西省大宁县赵坪村阳光小学——到了，我把自己的腿抬下车才感到阳光是如此温暖。
蓝天掩映下的国旗在风中猎猎地飘着，才在校门口抱着和自己一样高的扫帚扫地的两个男孩子现在坐在了旗杆前的石凳上，和两个女孩子一起没有标点地念着我一句都听不懂的课文。远处几个拿着本子看似高年级的同学正靠在墙上晒着太阳眯缝着眼念着什么。
两个篮板已朽腐、篮框耷拉着的篮球架瘫坐在校园围墙两边，一边围墙的墙根下有两张水泥砌就的没有球网的乒乓球桌，中间仅有的一块地方是木栏围起的金黄色的玉米棒子。一排簇新的尖顶红砖房整齐干净，右边4间教室的墙上挂着几副羽毛球拍。校长杨光说：“那都是一些单位捐的。”
信息产业部的何鹏在山西省临汾大宁县挂职任副县长，因感佩杨光的事迹与其交厚，2005年决定为孩子们修建一所能满足正常教学的学校，综合考虑后，将校址选在了赵坪村。在乡亲们的合力帮助下，短短20多天，就有了如今这所拥有13间教室的“阳光小学”。杨光将自己仅剩的3000元钱为学校买了一架脚踏风琴和一些教学用品。又靠着政府、企业和一些好心人捐赠的一些书成立了图书室，不过适合学校孩子们读的书并不很多。据三年级的任课教师成兰生说，因为锅（电视卫星接收器）时常信号不好，收不了几个台，所以图书室里捐来的那台大屏幕彩电也不常用。
今年55岁的成兰生已是满头白发，皱纹爬满了额头，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他负责三年级所有的课程，他和老伴儿连同杨光夫妇就是这个学校的所有老师。
依山而建的教室里，成兰生正用浓重的地方口音领读着课文，两排桌子前坐了共5个学生。冬天，这里没有暖气没有火炉，院子里反而要暖和得多。
即使这样，杨光已经非常满足了。一孔破败不堪的旧窑洞里，墙上抹一块水泥就是黑板，一块大石板权作课桌，衣衫破烂的山里娃坐在从家里带来的高低不同、样式各异的板凳上一个挤一个地问他：“你是我们新来的老师吗？”这便是学校最初的样子，杨光一辈子都忘不了。
山里的娃
我谢绝了杨光共进早餐的邀请，不是因为真的吃过了饭，只是实在不忍心再去分他们的口粮。米汤稀得可以数清米粒，白菜叶子上面飘着几根粉条，与其说是菜倒不如说是菜汤，并且这已经不能分辨出是第几天的剩菜了。
“偶尔家长们送些白菜，我们自己有两亩地种点萝卜、红薯什么的。一年四季就是萝卜白菜，我家还好些，隔几周就下趟县城去割点肉吃，村里大部分人家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吃点肉。”杨光说。
中午11点多的时候，因家远来不及回家吃饭的孩子们陆陆续续进到杨光的屋里，将自带的馒头放在杨光家的灶上热了，权当午饭。馒头大小不一，正中的馒头皮上都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标写了主人的名字，一个孩子很羡慕地问自己的同伴：“你那个是带馅儿的？什么馅儿啊？”
12点不到，杨光的妻子王春玲挑起棉门帘冲着教室方向喊：“拿馒头了！”“人到齐了再拿，别抢，都掉地上了。”可孩子们还是一拥而入，抢似的拿了自己的馒头在院子里坐着、站着、蹲着，即使一点菜都没有，也满意地啃着。在这样的条件下，村里的红白喜丧，在孩子们眼里就等同于肉。每到这时总是有很多人请假，甚至有的家长会主动帮孩子到学校来请假，不需开口杨光也全能理解。
山上的气温已迫近零下，孩子们就在寒风里边吃馒头边嬉笑打闹着，有的嘴里嚼着馒头还在跳皮筋，馒头很快就不像刚从锅里拿出来那样热气腾腾的了。
坐在旗杆下石凳上的小男孩手里抱着个馒头，咬了几口就开始撕写有名字的馒头皮。我递给他两根火腿肠，他有点羞涩地接过来，放在腿上，我说：“赶紧吃，我帮你打开吧。”他摇摇头护着火腿肠，继续啃他的馒头。我想起还有两块糖，于是也给了他，再搜遍全身，已再没有能给他的东西了。
他的脸色发灰，鼻子下悬着的鼻涕已经凝固成了白色，脖子上的污垢有的已结成了黑痂子，他胸前的衣服已经脏得有些发亮，白色的冻疮纹爬满了他的脏手。馒头被他从左手倒到右手，又用手腕压在胸前，看着不远处的同学滚在土里嬉笑打闹着，自己也呵呵地笑着。
聊天中得知，男孩今年9岁，上一年级，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4个哥哥姐姐。正说着话，他的哥哥塞给他一根辣条子，这种一两毛钱一袋的腌制食品是他午饭中唯一的菜。他家住在离学校有十多里地一个叫西沟的村子，每天要和上四年级的哥哥一起走1个小时的山路，下午4点20放学，但回到家天已经擦黑了。这还不是最远的，三年级的老师成兰生说，最远的是背峪村的孩子，从家到学校大概有15里地，至少要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杨光说，为了照顾家远的孩子，到了大小寒的时候，上午要等到10点才上课。
杨光
时间回到1999年夏天的大连，一帮追逐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凭着对零点乐队的逼真模仿，乐团在东三省甚至天津、上海等地都小有名气，每位成员1个小时就有两百元的收入。对于年轻的他们来说，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收入还不错，这样的人生颇有些春风得意了。但也就是在那个晚上，键盘手杨光的决定，改变了他之后的生活。
当时CCTV-7一个叫《金土地》的节目正在报道北京知青程伟在山西省临汾大宁县开发农村旅游的事迹，节目中金疙瘩村小学的场景、山村孩子的朴实以及学堂破陋的窘困，勾起了杨光从农村到城市艰辛求学的甘苦记忆，那是从小在城市里养尊处优的队友们无法体会的。
向乐团告假10天，怀揣着1万块钱的杨光踏上了南下的列车经太原转至临汾，之后花了600块钱雇了一辆出租车直达金疙瘩，找到了那所小学。“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很震撼。”杨光就住在一孔破旧的窑洞里，就像当年的知青一样，到乡亲们家里吃派饭，每天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一些音乐知识。
通过家访，杨光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村里的人每家至少有3个孩子，多的5个、7个不等，有的人家床上睡不下，就在墙角堆一堆草，冬天那么冷的天就窝在那儿。”
来之前心里只是想要到这看看，为他们做些什么就回去，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但怎么也没想到，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一晃竟过了10年，“也没有说过是哪一天决定就要留下了，就是每天给孩子们上课，把每天的事做好，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说我要怎样。”杨光说。
我小心翼翼地问：“偶尔会后悔吗？”
“不是偶尔，是经常。而且我做过一次逃兵，不过没耽误事儿。”当时，在大宁县一待就是3年，为了让远在黑龙江省杜尔泊特蒙古族自治县他拉哈镇的父母安心，杨光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2002年年前，杨光决定回家陪父母过春节。拿着行李离开这个小山村时，他暗暗告诉自己不再回来了：“那时候真的撑不住了，只有我一个老师，回了家我忍不住就把实情向父母说了，我妈说，既然那么苦，那咱就不去了。”可是大年初五，杨光又出现在了学校：“是我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的，不能扔下就不管了。”
半年后，杨光的父母才知道他又回到了那个地方。正是在这一年，杨光迎来了他的爱情。妻子王春玲是当地人，她的父母对杨光究竟能在大宁留多久不能确定，虽然对二人的婚事一直不赞成，但终于还是拗不过，同意了。
我指着王春玲手上的戒指问她：“这是结婚戒指吗？”她噗哧一下笑了：“不是，这是去年买的。”王春玲丝毫不隐瞒自己曾经羡慕过村里其他女孩子结婚时的风光，但很快她对此就毫无感觉了。杨光说：“我那时候穷得连铺盖卷都没有，结婚时就只带了自己去。”
杨光决定今年带妻子和女儿一起回家过年，这是近10年来第二次回家。“不是没时间，主要是没钱。”两口子每人每月300元钱的收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即使是300元，他们也已经3个月没有领到了。
近10年的大山生活，也阻断了杨光和他的同学甚至乐队哥们儿的联系。如今杨光手已经生了，只能听着从前乐团的录音带，凝神静立凭吊往事。有时候，油然而生的孤独感郁积在胸中，不知该如何排解：“有个人能和我这么聊聊，感觉很好。”
2008年6月，中南海电信局的援建项目中，为这所连油路都不通的学校送来了电脑，并铺设了专线。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虽不至于让杨光不知秦汉，但明显地杨光已经跟不上山外朝夕万变的时代节奏，如今的他用电子信箱接收邮件都有困难。
冷暖人生
老师短缺一直是杨光颇为头疼的事，对于当地政府的努力杨光表示感谢，但也非常理解：“这种穷地方根本没有老师愿意来，即使来了也总是过不久就托关系调走。来了走，走了来，走马灯似的差不多有上百位了。有的老师上午来了下午就走，我连他的样子都不记得。所以每次开学前我都要提前给老师们打电话或到家里拜访，生怕他们不再来了，这就是‘铁打的学校流水的老师’。”杨光苦笑着。
成兰生和老伴儿扎在阳光小学已经3年了，是除了杨光之外在学校任教时间最长的老师，也是这所小学唯一的正式教师，月薪1500元。
杨光无奈地说，目前的师资力量决定了学校只能是维持，根本谈不上什么教育，这与杨光的初衷差得太远了。听说临汾市浮山县的中学每年都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去支教，杨光羡慕不已，但又自嘲：“这么苦的地方，人家怎么能来呢？”
在闲暇时或外出办事的时候杨光会绕到其他的村子，对一些小学校进行调查，他发现，有的老师只用一周的时间就把所有的课上完，之后就再也不露面了。
杨光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地方。”大宁县太古乡副乡长王对林说，他所在的乡是国家级贫困县里最穷最偏的乡，那里有一所中心初中，两所中心小学，都是200人的规模，下面村里分布有5个教学点，也就10多名学生的规模，那里的教学条件更加艰苦。为了不让自己“太闹心”，杨光不再走村串乡地去调查了。如今他能做的，就是把每节课都上好，教孩子们如何做人。不能普照大地，那就温暖一个角落吧。
看着一个个面有菜色的孩子，杨光忧心忡忡：“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一个个营养不良面有菜色，如果孩子们能有些菜吃，那是再好不过了。”曾经与临汾市扶贫局下属的扶贫协会合作，由协会募捐些钱，每天给每个孩子一个鸡蛋吃，但最后也不了了之，还有人愿意为孩子提供一种饲养的可以食用的虫子，被杨光拒绝了：“那东西虽然有营养，但还是不放心。”
曾经最多时有120多个学生的阳光小学，目前只有一年级、三年级和四、五年级的一个复式班，4个年级3个班一共25名学生，阳光小学的何去何从令杨光颇为苦恼却无计可施。不知道从哪听来是真是假的消息，大宁县委、县政府决议将散落在附近的几个村子全部合并在赵坪村，把路打通，这样就可以弥补因村民陆续搬走流失的生源。哈尔滨工业大学第九届研究生服务支教队队长许哲也表示，只要路打通，愿意尽全力向学校争取几个到阳光小学支教的队员。
据说，最近县里也在考虑对杨光代办教师的身份重新界定，以期对他个人提供些实际性的帮助，毕竟他的女儿一天天在长大。10年，一辈子能有几个10年？杨光把他人生最精彩的部分播撒在了这块土地上，可以说，他的冷暖也是如今世道人心的冷暖。
行将报废的汽车只能把我送到这儿了，70里的山路还剩下一半，司机劝我趁早打消步行的狂妄想法，沿途的岔路口，加之人烟稀少且分散，很有可能会迷路。好在我要找的人——杨光，已经骑着摩托车在等我了。然而在去年没买摩托车之前，杨光也是用双脚在这条路上奔波往返，寒来暑往，已经10个年头了。
在雨后被碾过的深一道浅一道的车辙中，车轮小心地行驶着，常有四五十度延续近百米的大坡紧连着持续十多秒的急转弯，路边便是深达上百米的山谷。踏破小河的冰层时车身一个趔趄，悬着的心险些没跳出来。冷冽的寒风迎面扑来，叫嚣着似乎要把我的头盖骨掀了去。在乱草夹道的山路上颠簸了半个小时后，山西省大宁县赵坪村阳光小学——到了，我把自己的腿抬下车才感到阳光是如此温暖。
蓝天掩映下的国旗在风中猎猎地飘着，才在校门口抱着和自己一样高的扫帚扫地的两个男孩子现在坐在了旗杆前的石凳上，和两个女孩子一起没有标点地念着我一句都听不懂的课文。远处几个拿着本子看似高年级的同学正靠在墙上晒着太阳眯缝着眼念着什么。
两个篮板已朽腐、篮框耷拉着的篮球架瘫坐在校园围墙两边，一边围墙的墙根下有两张水泥砌就的没有球网的乒乓球桌，中间仅有的一块地方是木栏围起的金黄色的玉米棒子。一排簇新的尖顶红砖房整齐干净，右边4间教室的墙上挂着几副羽毛球拍。校长杨光说：“那都是一些单位捐的。”
信息产业部的何鹏在山西省临汾大宁县挂职任副县长，因感佩杨光的事迹与其交厚，2005年决定为孩子们修建一所能满足正常教学的学校，综合考虑后，将校址选在了赵坪村。在乡亲们的合力帮助下，短短20多天，就有了如今这所拥有13间教室的“阳光小学”。杨光将自己仅剩的3000元钱为学校买了一架脚踏风琴和一些教学用品。又靠着政府、企业和一些好心人捐赠的一些书成立了图书室，不过适合学校孩子们读的书并不很多。据三年级的任课教师成兰生说，因为锅（电视卫星接收器）时常信号不好，收不了几个台，所以图书室里捐来的那台大屏幕彩电也不常用。
今年55岁的成兰生已是满头白发，皱纹爬满了额头，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他负责三年级所有的课程，他和老伴儿连同杨光夫妇就是这个学校的所有老师。
依山而建的教室里，成兰生正用浓重的地方口音领读着课文，两排桌子前坐了共5个学生。冬天，这里没有暖气没有火炉，院子里反而要暖和得多。
即使这样，杨光已经非常满足了。一孔破败不堪的旧窑洞里，墙上抹一块水泥就是黑板，一块大石板权作课桌，衣衫破烂的山里娃坐在从家里带来的高低不同、样式各异的板凳上一个挤一个地问他：“你是我们新来的老师吗？”这便是学校最初的样子，杨光一辈子都忘不了。
山里的娃
我谢绝了杨光共进早餐的邀请，不是因为真的吃过了饭，只是实在不忍心再去分他们的口粮。米汤稀得可以数清米粒，白菜叶子上面飘着几根粉条，与其说是菜倒不如说是菜汤，并且这已经不能分辨出是第几天的剩菜了。
“偶尔家长们送些白菜，我们自己有两亩地种点萝卜、红薯什么的。一年四季就是萝卜白菜，我家还好些，隔几周就下趟县城去割点肉吃，村里大部分人家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吃点肉。”杨光说。
中午11点多的时候，因家远来不及回家吃饭的孩子们陆陆续续进到杨光的屋里，将自带的馒头放在杨光家的灶上热了，权当午饭。馒头大小不一，正中的馒头皮上都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标写了主人的名字，一个孩子很羡慕地问自己的同伴：“你那个是带馅儿的？什么馅儿啊？”
12点不到，杨光的妻子王春玲挑起棉门帘冲着教室方向喊：“拿馒头了！”“人到齐了再拿，别抢，都掉地上了。”可孩子们还是一拥而入，抢似的拿了自己的馒头在院子里坐着、站着、蹲着，即使一点菜都没有，也满意地啃着。在这样的条件下，村里的红白喜丧，在孩子们眼里就等同于肉。每到这时总是有很多人请假，甚至有的家长会主动帮孩子到学校来请假，不需开口杨光也全能理解。
山上的气温已迫近零下，孩子们就在寒风里边吃馒头边嬉笑打闹着，有的嘴里嚼着馒头还在跳皮筋，馒头很快就不像刚从锅里拿出来那样热气腾腾的了。
坐在旗杆下石凳上的小男孩手里抱着个馒头，咬了几口就开始撕写有名字的馒头皮。我递给他两根火腿肠，他有点羞涩地接过来，放在腿上，我说：“赶紧吃，我帮你打开吧。”他摇摇头护着火腿肠，继续啃他的馒头。我想起还有两块糖，于是也给了他，再搜遍全身，已再没有能给他的东西了。
他的脸色发灰，鼻子下悬着的鼻涕已经凝固成了白色，脖子上的污垢有的已结成了黑痂子，他胸前的衣服已经脏得有些发亮，白色的冻疮纹爬满了他的脏手。馒头被他从左手倒到右手，又用手腕压在胸前，看着不远处的同学滚在土里嬉笑打闹着，自己也呵呵地笑着。
聊天中得知，男孩今年9岁，上一年级，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4个哥哥姐姐。正说着话，他的哥哥塞给他一根辣条子，这种一两毛钱一袋的腌制食品是他午饭中唯一的菜。他家住在离学校有十多里地一个叫西沟的村子，每天要和上四年级的哥哥一起走1个小时的山路，下午4点20放学，但回到家天已经擦黑了。这还不是最远的，三年级的老师成兰生说，最远的是背峪村的孩子，从家到学校大概有15里地，至少要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杨光说，为了照顾家远的孩子，到了大小寒的时候，上午要等到10点才上课。
杨光
时间回到1999年夏天的大连，一帮追逐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凭着对零点乐队的逼真模仿，乐团在东三省甚至天津、上海等地都小有名气，每位成员1个小时就有两百元的收入。对于年轻的他们来说，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收入还不错，这样的人生颇有些春风得意了。但也就是在那个晚上，键盘手杨光的决定，改变了他之后的生活。
当时CCTV-7一个叫《金土地》的节目正在报道北京知青程伟在山西省临汾大宁县开发农村旅游的事迹，节目中金疙瘩村小学的场景、山村孩子的朴实以及学堂破陋的窘困，勾起了杨光从农村到城市艰辛求学的甘苦记忆，那是从小在城市里养尊处优的队友们无法体会的。
向乐团告假10天，怀揣着1万块钱的杨光踏上了南下的列车经太原转至临汾，之后花了600块钱雇了一辆出租车直达金疙瘩，找到了那所小学。“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很震撼。”杨光就住在一孔破旧的窑洞里，就像当年的知青一样，到乡亲们家里吃派饭，每天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一些音乐知识。
通过家访，杨光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村里的人每家至少有3个孩子，多的5个、7个不等，有的人家床上睡不下，就在墙角堆一堆草，冬天那么冷的天就窝在那儿。”
来之前心里只是想要到这看看，为他们做些什么就回去，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但怎么也没想到，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一晃竟过了10年，“也没有说过是哪一天决定就要留下了，就是每天给孩子们上课，把每天的事做好，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说我要怎样。”杨光说。
我小心翼翼地问：“偶尔会后悔吗？”
“不是偶尔，是经常。而且我做过一次逃兵，不过没耽误事儿。”当时，在大宁县一待就是3年，为了让远在黑龙江省杜尔泊特蒙古族自治县他拉哈镇的父母安心，杨光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2002年年前，杨光决定回家陪父母过春节。拿着行李离开这个小山村时，他暗暗告诉自己不再回来了：“那时候真的撑不住了，只有我一个老师，回了家我忍不住就把实情向父母说了，我妈说，既然那么苦，那咱就不去了。”可是大年初五，杨光又出现在了学校：“是我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的，不能扔下就不管了。”
半年后，杨光的父母才知道他又回到了那个地方。正是在这一年，杨光迎来了他的爱情。妻子王春玲是当地人，她的父母对杨光究竟能在大宁留多久不能确定，虽然对二人的婚事一直不赞成，但终于还是拗不过，同意了。
我指着王春玲手上的戒指问她：“这是结婚戒指吗？”她噗哧一下笑了：“不是，这是去年买的。”王春玲丝毫不隐瞒自己曾经羡慕过村里其他女孩子结婚时的风光，但很快她对此就毫无感觉了。杨光说：“我那时候穷得连铺盖卷都没有，结婚时就只带了自己去。”
杨光决定今年带妻子和女儿一起回家过年，这是近10年来第二次回家。“不是没时间，主要是没钱。”两口子每人每月300元钱的收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即使是300元，他们也已经3个月没有领到了。
近10年的大山生活，也阻断了杨光和他的同学甚至乐队哥们儿的联系。如今杨光手已经生了，只能听着从前乐团的录音带，凝神静立凭吊往事。有时候，油然而生的孤独感郁积在胸中，不知该如何排解：“有个人能和我这么聊聊，感觉很好。”
2008年6月，中南海电信局的援建项目中，为这所连油路都不通的学校送来了电脑，并铺设了专线。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虽不至于让杨光不知秦汉，但明显地杨光已经跟不上山外朝夕万变的时代节奏，如今的他用电子信箱接收邮件都有困难。
冷暖人生
老师短缺一直是杨光颇为头疼的事，对于当地政府的努力杨光表示感谢，但也非常理解：“这种穷地方根本没有老师愿意来，即使来了也总是过不久就托关系调走。来了走，走了来，走马灯似的差不多有上百位了。有的老师上午来了下午就走，我连他的样子都不记得。所以每次开学前我都要提前给老师们打电话或到家里拜访，生怕他们不再来了，这就是‘铁打的学校流水的老师’。”杨光苦笑着。
成兰生和老伴儿扎在阳光小学已经3年了，是除了杨光之外在学校任教时间最长的老师，也是这所小学唯一的正式教师，月薪1500元。
杨光无奈地说，目前的师资力量决定了学校只能是维持，根本谈不上什么教育，这与杨光的初衷差得太远了。听说临汾市浮山县的中学每年都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去支教，杨光羡慕不已，但又自嘲：“这么苦的地方，人家怎么能来呢？”
在闲暇时或外出办事的时候杨光会绕到其他的村子，对一些小学校进行调查，他发现，有的老师只用一周的时间就把所有的课上完，之后就再也不露面了。
杨光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地方。”大宁县太古乡副乡长王对林说，他所在的乡是国家级贫困县里最穷最偏的乡，那里有一所中心初中，两所中心小学，都是200人的规模，下面村里分布有5个教学点，也就10多名学生的规模，那里的教学条件更加艰苦。为了不让自己“太闹心”，杨光不再走村串乡地去调查了。如今他能做的，就是把每节课都上好，教孩子们如何做人。不能普照大地，那就温暖一个角落吧。
看着一个个面有菜色的孩子，杨光忧心忡忡：“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一个个营养不良面有菜色，如果孩子们能有些菜吃，那是再好不过了。”曾经与临汾市扶贫局下属的扶贫协会合作，由协会募捐些钱，每天给每个孩子一个鸡蛋吃，但最后也不了了之，还有人愿意为孩子提供一种饲养的可以食用的虫子，被杨光拒绝了：“那东西虽然有营养，但还是不放心。”
曾经最多时有120多个学生的阳光小学，目前只有一年级、三年级和四、五年级的一个复式班，4个年级3个班一共25名学生，阳光小学的何去何从令杨光颇为苦恼却无计可施。不知道从哪听来是真是假的消息，大宁县委、县政府决议将散落在附近的几个村子全部合并在赵坪村，把路打通，这样就可以弥补因村民陆续搬走流失的生源。哈尔滨工业大学第九届研究生服务支教队队长许哲也表示，只要路打通，愿意尽全力向学校争取几个到阳光小学支教的队员。
据说，最近县里也在考虑对杨光代办教师的身份重新界定，以期对他个人提供些实际性的帮助，毕竟他的女儿一天天在长大。10年，一辈子能有几个10年？杨光把他人生最精彩的部分播撒在了这块土地上，可以说，他的冷暖也是如今世道人心的冷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