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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被很多书迷称为“爱玲爱玲”年，因为今年9月30日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从60多年前在沦陷区“孤岛写作”，在上海滩声名鹊起，到远走香港、美国事业遇阻，再到港台、大陆的重新出版引发阅读热潮，最终客死他乡，张爱玲的一生可谓真正的“传奇”。
1984年，作家、学者止庵第一次读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敏锐地发现这部小说和当时国内的其他作品完全不同。他和张爱玲的缘分从此建立起来。作为张爱玲研究专家、简体版《张爱玲全集》的主编，对张爱玲所有资料都烂熟于心的止庵，感叹市面上关于张爱玲的书和传记中，“正经八百”的也没有几本。他更愿意向读者谈论的是《色·戒》《小团圆》等张爱玲的后期作品，因为比起年轻时的华丽恣睢，张爱玲这些新的创作“平淡而近自然”，且有更加高远的追求。
在张爱玲百年诞辰前夕，我们和止庵一起回望张爱玲的作品与经历，会发现，她作品中的现代性和个人主义立场似乎更贴近当代人的心理状态。这或许是她的作品长盛不衰，且不断被改编成影视剧、舞台剧流传于后世的秘密。
以下是止庵自述。
1984年，我在《收获》杂志第一次读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不只是我，当时阿城、贾平凹等人也读到了。她的作品跟当时的其他中国人写的东西有点不一样，应该说是跟谁都不一样。那时候，中国人写的东西都是阶级论，个人的事必须在阶级里面解决，她不是。她的语言也不一样，所写的事也不一样。我那时候起就开始找张爱玲的其他作品，《流言》《传奇》内地能买到，别的买不到，就只能去香港买。
张爱玲一度在文学史上没人提及，最大的原因其实是“瞧不上”。为什么？1943年到1945年，张爱玲在上海写作，当时中国分成三块地方：沦陷区、解放区和国统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作家瞧不上沦陷区的作家，甚至有人认为在沦陷区写作是大逆不道的。1945年以后，她的名气就进入低潮了。1949年以后，张爱玲在上海写的《十八春》《小艾》，都是在小报上登的，虽然出了单行本，也没有引起上海市民和文坛的关注。
张爱玲1952年离开内地去香港，在那里写了两本英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1955年就去了美国。这两本书在内地没有多大影响，但《秧歌》在海外非常成功，在《纽约时报》还上过畅销书榜。《赤地之恋》只在香港出了英文版，没有什么反响。
20世纪50年代，张爱玲离开香港去美国时的照片。图/FOTOE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研究中，最早提到张爱玲的时间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本书叫《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其中有一段讲张爱玲，说她属于鸳鸯蝴蝶派，这个派系里的人，当时被认为是主流文坛以外的、比较“低级”的文人。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张爱玲最早发表小说是在《紫罗兰》上，这是一本鸳鸯蝴蝶派杂志;第二：她写小说都是个人的小事，不是写阶级之类的意识，不是左翼文学也不是正统文学;第三，她用的语言不是新文学语言，而是从中国传统小说沿袭的传统，并不是新文学的翻译腔。鸳鸯蝴蝶派是“不入文史”的，《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发表后，张爱玲就不在这些地方发表作品了，后来她投稿的《杂志》《万象》《新天地》都是新文学刊物，但是还给定成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界对她就没有重视。
1961年，夏志清的英文作品《中国现代小说史》被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注：《中国现代小说史》用43页介绍张爱玲，篇幅超过鲁迅，初次为张爱玲在文学史上奠定了地位），最早是当论文发表。那个时候台湾的新锐作家都以张爱玲为宗师，比如白先勇、王祯和、陈若曦、欧阳子等。她就开始成为了名人。
1968年，皇冠在台湾第一次出版《张爱玲全集》（第一套）。当时皇冠出版社总编辑平鑫涛同时在一个文艺副刊当编辑，喜欢文艺，他认识张爱玲的好友宋淇。1966年宋淇给他推荐了几个作家，其中就有张爱玲。
大陆的杂志最早介绍张爱玲是在1981年，上海《文汇月刊》刊登了《张爱玲传奇》，再后来，是1984年上海《收获》杂志刊登了《倾城之恋》。1986、1987年左右，《传奇》和《流言》在大陆出版了，当时还是没授权的盗版。这时候张爱玲在台湾出的书已经非常“红”了——大概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走红了。此后，大陆和台湾这两个支流就合流了。
20世纪90年代大陆曾经出过张爱玲文集，第一个得到授权的是安徽文艺出版社，这一版是正版，是张爱玲还在世时亲自授权给自己姑父的。但是她姑父岁数大了，版权弄得很乱，后来就收回了。1991年，台湾皇冠又出了第二套张爱玲全集，一共15本，加了《对照记》。
1995年张爱玲去世以后，她的作品名气更大了，但在大陆出的很多书还是盗版，大概在十年前，张爱玲作品的版权授权给了北京的新经典文化，一直到现在。
我可以谈一下张爱玲后期的作品，这些作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从《秧歌》到《怨女》这一时期，另一个是从《色·戒》开始，包括《色·戒》《相见欢》《浮花浪蕊》《同学少年都不贱》《小团圆》，这5篇小说是一个时期写的，是她真正的后期创作。这些小说，比她写《传奇》的时候水准要高，无论从写法上还是意识上看都是如此。她这一时期有一个基本追求：“平淡而近自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她就有这种追求，早年那些华丽的文字她自己已经看不上了，涉及人物也不像过去那么处理了。《金锁记》里曹七巧这样的人物她不喜欢了，所以后来才会把《金锁记》改成《怨女》。
《秧歌》在美国出版后是有影响力的，有23种译本是了不起的事，现在的书都不见得有这么多语种的译本。这件事让张爱玲认为自己能够用英文创作小说，所以去了美国。但是到美国之后，她写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怨女》的前身《粉泪》（Pink Tears），出版《秧歌》的出版社退稿了。從此以后，张爱玲在美国，在1955年到1967年这12年里，只发表过一个英语短篇《五四遗事》。 张爱玲的作品在美国不被接受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出版商有“东方想象”。他们觉得东方人是很特殊的人，和美国人不一样。当时一些日本作家二战后写的一部分书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写法特别讨西方人喜欢，包括三岛由纪夫、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等。当然，这些书价值不低，可是写这些都是为了翻译出去。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想象很多是来自于赛珍珠、林语堂的作品，觉得中国人是一群憨厚、老实、质朴的东方人。但张爱玲写的都是些奸诈之徒，他们受不了这件事。所以张爱玲曾经给夏志清写信说：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
但是张爱玲碰壁了。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唐纳德·金（美国日本文学研究第一人）看过《怨女》，很不满意，说这人物怎么都这么丑陋？“东方想象”不是真的，张爱玲不想满足他们，想破坏，是自找苦吃。但我觉得，谷崎润一郎等人和张爱玲其实都没有错，只不过她这样做在美国会不太顺利。所以《怨女》在美国非常失败，最后在英国出版了。在英美出版是用同一种语言，英国出版基本上拿不到钱，也没人发行，就是一个象征性出版。
还有一个原因更复杂。当时美国出版界和读者认为中国1949年发生的变化是坏的，是从好变坏。可是你张爱玲把前面的中国写得很坏。有一个编辑给她写信说：如果1949年以前中国是这样的话，发生变化就是必然的了，共产党来了就是对的。他们接受不了这逻辑，没法解决。
张爱玲作品被电影、电视剧、舞台剧不断改编，《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电影评价比较好，但我觉得，其实这几部电影改编得也都不太好。
《半生缘》电影比较中规中矩，但它没有把小说的意思拍出来。其中一个原因是，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都是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没办法改成电影。另外选角也有些问题。所以这部电影只是比较起来稍稍好一点。不过，电影是不是庸俗化文学这事，我觉得不重要。《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很多人也是透过看电影了解的。这些只是文学的传播方式。而且电影再怎样也还是电影，最失败的还是《金锁记》《倾城之恋》之类的电视剧，简直是胡编。张爱玲的八卦流言还能勾起读者一点点兴趣，无关大雅，电影可能是导演没有拍好，但电视剧就是一个“坏东西”：她很多作品就一个短文，拍一集都嫌多，能拍几十集么？
张爱玲的书卖得好，无可厚非。图书出版是个商业行为。有一句话我想说：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是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是愚不可及。谈到消费一个作家，一般指的是图书出版以外的、商业化的事。皇冠出版社对张爱玲是敬若神明的态度，他们是比较老派的出版社，怕她商业化，没有做周边产品。真正消费是指出了文创，把一个作家当产业了，比如在欧洲有J·K·罗琳、托尔金等。而国内恐怕还都没达到这个程度，谈不上消费她。而研究张爱玲的书里，正经八百（有实际内容）的书没有几本。好多作家借着张爱玲出了一堆传记，这些书也算有一点点“消费”吧？但也真的挣不了这么多钱。
话剧《红玫瑰白玫瑰》。图/新华
张爱玲的“假金句”很多，有人经常给我转发这种网文。这类网文作者今天想出一个句子，认为他自己说的话肯定没人听，明天就能把它们说成是张爱玲说的。这不就有传播了？也是满足了他们创造的欲望。演员马思纯前一阵子用错了张爱玲的金句，歌手罗中旭到张爱玲故居前拍视频，也引用错了句子。这些人挺有意思。他们只上网，不读书。没办法，网络就是给这些人预备的。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位已故学者给人写的序，谈女性立场，他认为，张爱玲从丁玲作品所提倡的女性立场里后退到传统立场里了。所谓女性立场，从小的方面说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立场，从大的方面说涉及女性命运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改变。丁玲所强调的是，女性解放跟男性解放一样，得通过你所在的阶级的位置改变才能得以改变。
按那位学者的说法，那就是只有一条路，只要不在这条路上的，都是退到“之前”去。可要承认，还有另外一条路，甚至到现在为止，另外一条路（个人主义立场）成为大家主要的一条路了。
张爱玲确实不关心女性群体的解放问题，她认为这件事是个谎言，认为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解放。丁玲在《莎菲女士日记》里还说的是自己的事，后来的小说都变成描写参加土改，大家一起解决问题的方式了。但张爱玲并不是站在这条路里。她认为自己的事自己解决，没有人能帮你，甚至亲人都不能。个人的问题的解决在于你自己，最关键的是，每个人在世界上要有一个自己的立足之地，去找你的立足之地，问题就解决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人可能找不到立足之地，那么我会对你表示同情。
举个例子，人们在北京可能面临租房、交通、升职、成家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不都是得自己解决吗？所以张爱玲这条路，现在就更能被大家所认同。
归结起来，张爱玲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她笔下的人物都在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大部分人无法解决。
（实习生朱恩民对本文亦有贡献。）
1984年，作家、学者止庵第一次读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敏锐地发现这部小说和当时国内的其他作品完全不同。他和张爱玲的缘分从此建立起来。作为张爱玲研究专家、简体版《张爱玲全集》的主编，对张爱玲所有资料都烂熟于心的止庵，感叹市面上关于张爱玲的书和传记中，“正经八百”的也没有几本。他更愿意向读者谈论的是《色·戒》《小团圆》等张爱玲的后期作品，因为比起年轻时的华丽恣睢，张爱玲这些新的创作“平淡而近自然”，且有更加高远的追求。
在张爱玲百年诞辰前夕，我们和止庵一起回望张爱玲的作品与经历，会发现，她作品中的现代性和个人主义立场似乎更贴近当代人的心理状态。这或许是她的作品长盛不衰，且不断被改编成影视剧、舞台剧流传于后世的秘密。
以下是止庵自述。
“大概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走红了”
1984年，我在《收获》杂志第一次读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不只是我，当时阿城、贾平凹等人也读到了。她的作品跟当时的其他中国人写的东西有点不一样，应该说是跟谁都不一样。那时候，中国人写的东西都是阶级论，个人的事必须在阶级里面解决，她不是。她的语言也不一样，所写的事也不一样。我那时候起就开始找张爱玲的其他作品，《流言》《传奇》内地能买到，别的买不到，就只能去香港买。
张爱玲一度在文学史上没人提及，最大的原因其实是“瞧不上”。为什么？1943年到1945年，张爱玲在上海写作，当时中国分成三块地方：沦陷区、解放区和国统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作家瞧不上沦陷区的作家，甚至有人认为在沦陷区写作是大逆不道的。1945年以后，她的名气就进入低潮了。1949年以后，张爱玲在上海写的《十八春》《小艾》，都是在小报上登的，虽然出了单行本，也没有引起上海市民和文坛的关注。
张爱玲1952年离开内地去香港，在那里写了两本英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1955年就去了美国。这两本书在内地没有多大影响，但《秧歌》在海外非常成功，在《纽约时报》还上过畅销书榜。《赤地之恋》只在香港出了英文版，没有什么反响。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研究中，最早提到张爱玲的时间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本书叫《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其中有一段讲张爱玲，说她属于鸳鸯蝴蝶派，这个派系里的人，当时被认为是主流文坛以外的、比较“低级”的文人。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张爱玲最早发表小说是在《紫罗兰》上，这是一本鸳鸯蝴蝶派杂志;第二：她写小说都是个人的小事，不是写阶级之类的意识，不是左翼文学也不是正统文学;第三，她用的语言不是新文学语言，而是从中国传统小说沿袭的传统，并不是新文学的翻译腔。鸳鸯蝴蝶派是“不入文史”的，《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发表后，张爱玲就不在这些地方发表作品了，后来她投稿的《杂志》《万象》《新天地》都是新文学刊物，但是还给定成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界对她就没有重视。
1961年，夏志清的英文作品《中国现代小说史》被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注：《中国现代小说史》用43页介绍张爱玲，篇幅超过鲁迅，初次为张爱玲在文学史上奠定了地位），最早是当论文发表。那个时候台湾的新锐作家都以张爱玲为宗师，比如白先勇、王祯和、陈若曦、欧阳子等。她就开始成为了名人。
1968年，皇冠在台湾第一次出版《张爱玲全集》（第一套）。当时皇冠出版社总编辑平鑫涛同时在一个文艺副刊当编辑，喜欢文艺，他认识张爱玲的好友宋淇。1966年宋淇给他推荐了几个作家，其中就有张爱玲。
大陆的杂志最早介绍张爱玲是在1981年，上海《文汇月刊》刊登了《张爱玲传奇》，再后来，是1984年上海《收获》杂志刊登了《倾城之恋》。1986、1987年左右，《传奇》和《流言》在大陆出版了，当时还是没授权的盗版。这时候张爱玲在台湾出的书已经非常“红”了——大概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走红了。此后，大陆和台湾这两个支流就合流了。
20世纪90年代大陆曾经出过张爱玲文集，第一个得到授权的是安徽文艺出版社，这一版是正版，是张爱玲还在世时亲自授权给自己姑父的。但是她姑父岁数大了，版权弄得很乱，后来就收回了。1991年，台湾皇冠又出了第二套张爱玲全集，一共15本，加了《对照记》。
1995年张爱玲去世以后，她的作品名气更大了，但在大陆出的很多书还是盗版，大概在十年前，张爱玲作品的版权授权给了北京的新经典文化，一直到现在。
“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
我可以谈一下张爱玲后期的作品，这些作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从《秧歌》到《怨女》这一时期，另一个是从《色·戒》开始，包括《色·戒》《相见欢》《浮花浪蕊》《同学少年都不贱》《小团圆》，这5篇小说是一个时期写的，是她真正的后期创作。这些小说，比她写《传奇》的时候水准要高，无论从写法上还是意识上看都是如此。她这一时期有一个基本追求：“平淡而近自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她就有这种追求，早年那些华丽的文字她自己已经看不上了，涉及人物也不像过去那么处理了。《金锁记》里曹七巧这样的人物她不喜欢了，所以后来才会把《金锁记》改成《怨女》。
《秧歌》在美国出版后是有影响力的，有23种译本是了不起的事，现在的书都不见得有这么多语种的译本。这件事让张爱玲认为自己能够用英文创作小说，所以去了美国。但是到美国之后，她写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怨女》的前身《粉泪》（Pink Tears），出版《秧歌》的出版社退稿了。從此以后，张爱玲在美国，在1955年到1967年这12年里，只发表过一个英语短篇《五四遗事》。 张爱玲的作品在美国不被接受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出版商有“东方想象”。他们觉得东方人是很特殊的人，和美国人不一样。当时一些日本作家二战后写的一部分书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写法特别讨西方人喜欢，包括三岛由纪夫、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等。当然，这些书价值不低，可是写这些都是为了翻译出去。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想象很多是来自于赛珍珠、林语堂的作品，觉得中国人是一群憨厚、老实、质朴的东方人。但张爱玲写的都是些奸诈之徒，他们受不了这件事。所以张爱玲曾经给夏志清写信说：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
但是张爱玲碰壁了。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唐纳德·金（美国日本文学研究第一人）看过《怨女》，很不满意，说这人物怎么都这么丑陋？“东方想象”不是真的，张爱玲不想满足他们，想破坏，是自找苦吃。但我觉得，谷崎润一郎等人和张爱玲其实都没有错，只不过她这样做在美国会不太顺利。所以《怨女》在美国非常失败，最后在英国出版了。在英美出版是用同一种语言，英国出版基本上拿不到钱，也没人发行，就是一个象征性出版。
还有一个原因更复杂。当时美国出版界和读者认为中国1949年发生的变化是坏的，是从好变坏。可是你张爱玲把前面的中国写得很坏。有一个编辑给她写信说：如果1949年以前中国是这样的话，发生变化就是必然的了，共产党来了就是对的。他们接受不了这逻辑，没法解决。
“她很多作品就一个短文，能拍几十集么？”
张爱玲作品被电影、电视剧、舞台剧不断改编，《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电影评价比较好，但我觉得，其实这几部电影改编得也都不太好。
《半生缘》电影比较中规中矩，但它没有把小说的意思拍出来。其中一个原因是，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都是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没办法改成电影。另外选角也有些问题。所以这部电影只是比较起来稍稍好一点。不过，电影是不是庸俗化文学这事，我觉得不重要。《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很多人也是透过看电影了解的。这些只是文学的传播方式。而且电影再怎样也还是电影，最失败的还是《金锁记》《倾城之恋》之类的电视剧，简直是胡编。张爱玲的八卦流言还能勾起读者一点点兴趣，无关大雅，电影可能是导演没有拍好，但电视剧就是一个“坏东西”：她很多作品就一个短文，拍一集都嫌多，能拍几十集么？
张爱玲的书卖得好，无可厚非。图书出版是个商业行为。有一句话我想说：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是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是愚不可及。谈到消费一个作家，一般指的是图书出版以外的、商业化的事。皇冠出版社对张爱玲是敬若神明的态度，他们是比较老派的出版社，怕她商业化，没有做周边产品。真正消费是指出了文创，把一个作家当产业了，比如在欧洲有J·K·罗琳、托尔金等。而国内恐怕还都没达到这个程度，谈不上消费她。而研究张爱玲的书里，正经八百（有实际内容）的书没有几本。好多作家借着张爱玲出了一堆传记，这些书也算有一点点“消费”吧？但也真的挣不了这么多钱。
张爱玲的“假金句”很多，有人经常给我转发这种网文。这类网文作者今天想出一个句子，认为他自己说的话肯定没人听，明天就能把它们说成是张爱玲说的。这不就有传播了？也是满足了他们创造的欲望。演员马思纯前一阵子用错了张爱玲的金句，歌手罗中旭到张爱玲故居前拍视频，也引用错了句子。这些人挺有意思。他们只上网，不读书。没办法，网络就是给这些人预备的。
“她笔下的人物都在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位已故学者给人写的序，谈女性立场，他认为，张爱玲从丁玲作品所提倡的女性立场里后退到传统立场里了。所谓女性立场，从小的方面说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立场，从大的方面说涉及女性命运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改变。丁玲所强调的是，女性解放跟男性解放一样，得通过你所在的阶级的位置改变才能得以改变。
按那位学者的说法，那就是只有一条路，只要不在这条路上的，都是退到“之前”去。可要承认，还有另外一条路，甚至到现在为止，另外一条路（个人主义立场）成为大家主要的一条路了。
张爱玲确实不关心女性群体的解放问题，她认为这件事是个谎言，认为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解放。丁玲在《莎菲女士日记》里还说的是自己的事，后来的小说都变成描写参加土改，大家一起解决问题的方式了。但张爱玲并不是站在这条路里。她认为自己的事自己解决，没有人能帮你，甚至亲人都不能。个人的问题的解决在于你自己，最关键的是，每个人在世界上要有一个自己的立足之地，去找你的立足之地，问题就解决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人可能找不到立足之地，那么我会对你表示同情。
举个例子，人们在北京可能面临租房、交通、升职、成家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不都是得自己解决吗？所以张爱玲这条路，现在就更能被大家所认同。
归结起来，张爱玲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她笔下的人物都在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大部分人无法解决。
（实习生朱恩民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