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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陈先哲，教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转型研究、学术职业与学术制度研究，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并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研究。
当今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的核心目的是“购买希望”：父母把教育投资看作促进孩子获得成功的手段，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得社会阶层地位的提升
笔者：调查显示，由于教育竞争不断加剧，近年来我国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家庭从孩子呱呱坠地便开始投入到一场漫长的教育竞争中去，所以大部分家长都十分焦虑。您认为家长有必要对孩子的教育投入那么大吗？
陈先哲：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曾提出“文化资本”概念，他认为，教育是社会阶层保持优势的隐蔽手段，因此下一代的文化资本累积尤其重要。我国刚刚经历过几十年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父母对于家里的“独苗”如何实现阶层上升或起码保持阶层优势更是寄予厚望并费尽心思。
笔者：但是，现在国家已经放开了独生子女政策。
陈先哲：布尔迪厄还提出了“惯习”的概念，他认为人的行为是在社会制度和结构中不断塑造而成的。文化资本的形成需要花费精力学习，需要长时间持续投入，而且不能由他人代替。因此，在独生子女时代，父母及其子女也塑造出了一种集体性的教育惯习。从胎教、早教、幼教、择校、辅导班、兴趣班，再到各种游学、夏令营等，独生子女们获得了远超父辈的教育投入，但他们所面对的同辈竞争和父母压力也大大增加，这又使他们感到紧张和焦虑。现在，早期的独生子女，80后和90后们已经陆续为人父母，他们自然而然会将已经内化的教育惯习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代所背負的教育竞争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学习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所以，放开独生子女政策以后，教育的内卷现象不会消失。
笔者：您认为父母们的投入值得吗？
陈先哲：当今中国家庭的教育投入，核心目的是“购买希望”：父母把教育投资看作促进孩子获得成功的手段，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得社会阶层地位的提升，这是整个家庭对未来的希望。
现在，教育供给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公立学校系统为主的教育服务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家长们的需要，一大批提供课外辅导和艺术兴趣培养的机构应运而生，并不断改造升级。而参加各种培训机构所开办的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越来越成为父母教育投资的“标配”。由于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分布不均衡，家庭在教育投资上的竞争不断加剧，有“标配”的又希望追求“高配”。加上商业势力也抓住社会大众心理并培养出新的教育消费观念——辅导班的作用不仅是“补差”，更重要的是“培优”，似乎人人都应该上辅导班……就这样，随着教育市场的不断扩大并刺激需求，教育焦虑不断被制造出来，并不断升级。
“教育拼妈”在我国普遍存在，母亲成为“教育经纪人”，父亲则仅仅是“教育合伙人”，以至于出现“严母慈父”现象。虽然父亲对孩子的教育影响具有长远价值，但并不受母亲的待见
笔者：现在社会各界都在呼吁父亲“回归家庭”，都在强调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可是，作为传统观念上的一家之主，父亲是何时离开家庭、失职家庭教育的呢？
陈先哲：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因为教育竞争不断升级，教育消费不断加大，我国家庭角色分工也不断发生变化。尤其在城市，家庭以育儿为中心，“教育母职化”成为普遍现象。“教育母职化”指的是母亲全权负责孩子的教育。随着“起跑线”前移，母亲开始全面接管孩子的教育。城市女性多数认同并接受这种母职角色，面对工作与育儿的冲突，要么借助其他力量支持努力达到工作与育儿的平衡，要么调整工作保证育儿优先，当冲突无法调解时甚至选择放弃工作做全职妈妈。
有学者指出，中国母亲在教育方面的职责加重，呈现出“经纪人化”的特征，即母亲常常会以“教育经纪人”的职业化标准来追求子女在教育市场中的“经营业绩”，发挥着维护信息网络、了解教育市场产品与目标学校需求、定制个性化学习路线、规划参加各种辅导班和兴趣班的时间等一系列功能，以帮助子女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
因此，在如今的中国家庭中，母亲在家庭育儿和教育中越来越处于轴心地位。而且随着“教育经纪人”角色的强化和泛化，家庭越来越成为以子女教育为核心任务的工作场所，父亲仅仅是“教育合伙人”，更多起协助作用。这种变化导致出现了普遍性的“严母慈父”现象，传统的父权制文化在城市家庭中日趋式微。
笔者：这种现象对家庭教育利大还是弊大？
陈先哲：“教育母职化”强化了母亲的权威，能够使家庭形成教育合力，但也制造出了新的矛盾。
第一，父亲在家庭中的教育功能被弱化，因而常常无所适从。在许多家庭，母亲为了维护教育的正确性，逼迫父亲参与家务劳动和家庭教育，但不会放松限制和监督，随时纠正，甚至半途终止，从而使父亲对教育的投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这样的结果是，母亲成了孤立无援的角色，抱怨“爸爸去哪儿了”，吐槽“丧偶式教育”，而父亲一肚子苦水无处倾诉。其实，并非所有父亲都对家庭教育不感兴趣，只是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之下，他们似乎怎么做都是错的，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节节败退，最后干脆撒手不管。
第二，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发生变化，矛盾丛生。中国的祖辈出于自觉的义务和延续香火的期待，愿意分担孙辈抚育工作，而年轻的父母出于尽孝的伦理和分担养育压力的现实需要，在家庭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母亲尽管是“教育经纪人”，在家庭中拥有更多话语权，但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并未因此而完全退场，从而滋生出各种角色冲突和家庭矛盾。
笔者：有祖辈的参与，家庭争端会更加复杂。
陈先哲：是的。公平地说，我国的年轻母亲承受着沉重的性别压力：在职场，女性是“去性别”的，工作要求和工作强度与男性基本同等;回到家，通常要立刻开始“第二轮班”（家务劳动）甚至“第三轮班”（辅导作业、送辅导班等）。母亲需要得到家庭成员的支持和理解。但是，家庭毕竟不是职场，没有清晰的工作职责和边界，祖辈的育儿经验常常和年轻父母所信奉的科学育儿理念发生冲突，祖辈的家长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又试图防卫和反击。尤其是在爷爷奶奶参与育儿的家庭，丈夫的角色常常处于一个尴尬的夹缝之中，他很难完全理解妻子的困境，即使理解也很难给予积极的配合。一方面，丈夫的育儿角色受到妻子的排斥，另一方面，丈夫常常要顾及父母的感受而试图平衡各方，总是弄巧成拙地激发家庭内战，妻子埋怨丈夫不支持，甚至斥之为“妈宝男”，丈夫又感到很憋屈。这种家庭内战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日积月累也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笔者：是的，因子女教育问题而离婚的家庭正不断增加，而在单亲家庭中，孩子的养育又面临着更加复杂而多变的局面。
即使父母都普遍重视教育投入，但绝大多数的孩子长大后还是成了普通人。好的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笔者：家庭与学校的矛盾也不容忽视。
陈先哲：只有在全社会对教育取得更多共识的基础上，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边界才会得到更好的厘清。客观地说，中国家庭的种种冲突，在于家庭或主动或被动地过多承载了学校教育的功能。家庭高度重视子女的教育投入，甚至开始替代学校成为孩子个性化学习的组织者。但家庭不是职场，要让学校的责任归学校，家庭的责任归家庭。
笔者：您认为怎样才能改变母亲压力过大，而父亲不作为的局面呢？
陈先哲：从根本上讲，父亲和母亲都要警惕子女教育导致的焦虑。对教育的投入，是中国家庭的刚需。目前在我国，尤其是在城市，教育正作为一条纽带，串起了择校、购买学区房、辅导班消费等社会生活，重构了家庭角色分工并制造了新的冲突。然而，多数家庭的教育焦虑与冲突都在于过度放大了教育的功用，教育也因此被赋予过高的期待。父母都希望孩子接受“四个一流”教育：一流幼儿园、一流小学、一流中学、一流大学，然后再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直升机式父母”，父母尤其是母亲几乎是如影随形，为孩子进行各种教育安排。
但是，即使父母都普遍重视教育投入，但绝大多数的孩子长大后还是成了普通人。好的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真正高质量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不是所有孩子都变成一个模样，而应是各有优长。父母也要转变观念，使孩子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有更多发现自我和内心成长的可能，父母尤其是要主动拒绝教育竞争和内卷的低龄化。
筆者：有的媒体似乎刻意将“缺席的父亲”描写成不负责任的负面角色，有失公允。
陈先哲：是的。中国“教育母职化”的兴起，不仅异化了教育，也异化了母亲的角色，更制造出新的家庭矛盾。有些流量媒体出于商业目的，将这种现象描绘为“缺席的父亲 焦虑的母亲 失控的孩子”的家庭模式，越来越多的父母参与到声讨父亲的大军中。这样的后果是令父亲与母亲、父亲与孩子之间更加割裂，而不是父亲回归家庭并发现父亲角色的价值。
笔者：最好的家庭教育模式是父亲不缺席、母亲不焦虑。请问，母亲如何欢迎父亲回归家庭？
陈先哲：第一，母亲要端正认知，父亲不可能像母亲那样教育孩子，孩子对父爱的期待也不是父亲来复制母爱。第二，母亲要有足够的耐心，父亲的教育优势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才能显现出来，因而不可急功近利。第三，母亲们要有包容心，要允许父亲做事毛手毛脚、吃东西不讲卫生、鼓励孩子冒险等，要取其长处，发挥其积极性，遇事多商量。要知道，家和万事兴，只有父母通力配合，才能给孩子最好的家庭教育。
【编辑：陈彤】
陈先哲，教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转型研究、学术职业与学术制度研究，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并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研究。
当今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的核心目的是“购买希望”：父母把教育投资看作促进孩子获得成功的手段，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得社会阶层地位的提升
笔者：调查显示，由于教育竞争不断加剧，近年来我国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家庭从孩子呱呱坠地便开始投入到一场漫长的教育竞争中去，所以大部分家长都十分焦虑。您认为家长有必要对孩子的教育投入那么大吗？
陈先哲：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曾提出“文化资本”概念，他认为，教育是社会阶层保持优势的隐蔽手段，因此下一代的文化资本累积尤其重要。我国刚刚经历过几十年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父母对于家里的“独苗”如何实现阶层上升或起码保持阶层优势更是寄予厚望并费尽心思。
笔者：但是，现在国家已经放开了独生子女政策。
陈先哲：布尔迪厄还提出了“惯习”的概念，他认为人的行为是在社会制度和结构中不断塑造而成的。文化资本的形成需要花费精力学习，需要长时间持续投入，而且不能由他人代替。因此，在独生子女时代，父母及其子女也塑造出了一种集体性的教育惯习。从胎教、早教、幼教、择校、辅导班、兴趣班，再到各种游学、夏令营等，独生子女们获得了远超父辈的教育投入，但他们所面对的同辈竞争和父母压力也大大增加，这又使他们感到紧张和焦虑。现在，早期的独生子女，80后和90后们已经陆续为人父母，他们自然而然会将已经内化的教育惯习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代所背負的教育竞争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学习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所以，放开独生子女政策以后，教育的内卷现象不会消失。
笔者：您认为父母们的投入值得吗？
陈先哲：当今中国家庭的教育投入，核心目的是“购买希望”：父母把教育投资看作促进孩子获得成功的手段，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得社会阶层地位的提升，这是整个家庭对未来的希望。
现在，教育供给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公立学校系统为主的教育服务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家长们的需要，一大批提供课外辅导和艺术兴趣培养的机构应运而生，并不断改造升级。而参加各种培训机构所开办的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越来越成为父母教育投资的“标配”。由于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分布不均衡，家庭在教育投资上的竞争不断加剧，有“标配”的又希望追求“高配”。加上商业势力也抓住社会大众心理并培养出新的教育消费观念——辅导班的作用不仅是“补差”，更重要的是“培优”，似乎人人都应该上辅导班……就这样，随着教育市场的不断扩大并刺激需求，教育焦虑不断被制造出来，并不断升级。
“教育拼妈”在我国普遍存在，母亲成为“教育经纪人”，父亲则仅仅是“教育合伙人”，以至于出现“严母慈父”现象。虽然父亲对孩子的教育影响具有长远价值，但并不受母亲的待见
笔者：现在社会各界都在呼吁父亲“回归家庭”，都在强调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可是，作为传统观念上的一家之主，父亲是何时离开家庭、失职家庭教育的呢？
陈先哲：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因为教育竞争不断升级，教育消费不断加大，我国家庭角色分工也不断发生变化。尤其在城市，家庭以育儿为中心，“教育母职化”成为普遍现象。“教育母职化”指的是母亲全权负责孩子的教育。随着“起跑线”前移，母亲开始全面接管孩子的教育。城市女性多数认同并接受这种母职角色，面对工作与育儿的冲突，要么借助其他力量支持努力达到工作与育儿的平衡，要么调整工作保证育儿优先，当冲突无法调解时甚至选择放弃工作做全职妈妈。
有学者指出，中国母亲在教育方面的职责加重，呈现出“经纪人化”的特征，即母亲常常会以“教育经纪人”的职业化标准来追求子女在教育市场中的“经营业绩”，发挥着维护信息网络、了解教育市场产品与目标学校需求、定制个性化学习路线、规划参加各种辅导班和兴趣班的时间等一系列功能，以帮助子女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
因此，在如今的中国家庭中，母亲在家庭育儿和教育中越来越处于轴心地位。而且随着“教育经纪人”角色的强化和泛化，家庭越来越成为以子女教育为核心任务的工作场所，父亲仅仅是“教育合伙人”，更多起协助作用。这种变化导致出现了普遍性的“严母慈父”现象，传统的父权制文化在城市家庭中日趋式微。
笔者：这种现象对家庭教育利大还是弊大？
陈先哲：“教育母职化”强化了母亲的权威，能够使家庭形成教育合力，但也制造出了新的矛盾。
第一，父亲在家庭中的教育功能被弱化，因而常常无所适从。在许多家庭，母亲为了维护教育的正确性，逼迫父亲参与家务劳动和家庭教育，但不会放松限制和监督，随时纠正，甚至半途终止，从而使父亲对教育的投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这样的结果是，母亲成了孤立无援的角色，抱怨“爸爸去哪儿了”，吐槽“丧偶式教育”，而父亲一肚子苦水无处倾诉。其实，并非所有父亲都对家庭教育不感兴趣，只是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之下，他们似乎怎么做都是错的，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节节败退，最后干脆撒手不管。
第二，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发生变化，矛盾丛生。中国的祖辈出于自觉的义务和延续香火的期待，愿意分担孙辈抚育工作，而年轻的父母出于尽孝的伦理和分担养育压力的现实需要，在家庭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母亲尽管是“教育经纪人”，在家庭中拥有更多话语权，但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并未因此而完全退场，从而滋生出各种角色冲突和家庭矛盾。
笔者：有祖辈的参与，家庭争端会更加复杂。
陈先哲：是的。公平地说，我国的年轻母亲承受着沉重的性别压力：在职场，女性是“去性别”的，工作要求和工作强度与男性基本同等;回到家，通常要立刻开始“第二轮班”（家务劳动）甚至“第三轮班”（辅导作业、送辅导班等）。母亲需要得到家庭成员的支持和理解。但是，家庭毕竟不是职场，没有清晰的工作职责和边界，祖辈的育儿经验常常和年轻父母所信奉的科学育儿理念发生冲突，祖辈的家长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又试图防卫和反击。尤其是在爷爷奶奶参与育儿的家庭，丈夫的角色常常处于一个尴尬的夹缝之中，他很难完全理解妻子的困境，即使理解也很难给予积极的配合。一方面，丈夫的育儿角色受到妻子的排斥，另一方面，丈夫常常要顾及父母的感受而试图平衡各方，总是弄巧成拙地激发家庭内战，妻子埋怨丈夫不支持，甚至斥之为“妈宝男”，丈夫又感到很憋屈。这种家庭内战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日积月累也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笔者：是的，因子女教育问题而离婚的家庭正不断增加，而在单亲家庭中，孩子的养育又面临着更加复杂而多变的局面。
即使父母都普遍重视教育投入，但绝大多数的孩子长大后还是成了普通人。好的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笔者：家庭与学校的矛盾也不容忽视。
陈先哲：只有在全社会对教育取得更多共识的基础上，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边界才会得到更好的厘清。客观地说，中国家庭的种种冲突，在于家庭或主动或被动地过多承载了学校教育的功能。家庭高度重视子女的教育投入，甚至开始替代学校成为孩子个性化学习的组织者。但家庭不是职场，要让学校的责任归学校，家庭的责任归家庭。
笔者：您认为怎样才能改变母亲压力过大，而父亲不作为的局面呢？
陈先哲：从根本上讲，父亲和母亲都要警惕子女教育导致的焦虑。对教育的投入，是中国家庭的刚需。目前在我国，尤其是在城市，教育正作为一条纽带，串起了择校、购买学区房、辅导班消费等社会生活，重构了家庭角色分工并制造了新的冲突。然而，多数家庭的教育焦虑与冲突都在于过度放大了教育的功用，教育也因此被赋予过高的期待。父母都希望孩子接受“四个一流”教育：一流幼儿园、一流小学、一流中学、一流大学，然后再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直升机式父母”，父母尤其是母亲几乎是如影随形，为孩子进行各种教育安排。
但是，即使父母都普遍重视教育投入，但绝大多数的孩子长大后还是成了普通人。好的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真正高质量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不是所有孩子都变成一个模样，而应是各有优长。父母也要转变观念，使孩子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有更多发现自我和内心成长的可能，父母尤其是要主动拒绝教育竞争和内卷的低龄化。
筆者：有的媒体似乎刻意将“缺席的父亲”描写成不负责任的负面角色，有失公允。
陈先哲：是的。中国“教育母职化”的兴起，不仅异化了教育，也异化了母亲的角色，更制造出新的家庭矛盾。有些流量媒体出于商业目的，将这种现象描绘为“缺席的父亲 焦虑的母亲 失控的孩子”的家庭模式，越来越多的父母参与到声讨父亲的大军中。这样的后果是令父亲与母亲、父亲与孩子之间更加割裂，而不是父亲回归家庭并发现父亲角色的价值。
笔者：最好的家庭教育模式是父亲不缺席、母亲不焦虑。请问，母亲如何欢迎父亲回归家庭？
陈先哲：第一，母亲要端正认知，父亲不可能像母亲那样教育孩子，孩子对父爱的期待也不是父亲来复制母爱。第二，母亲要有足够的耐心，父亲的教育优势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才能显现出来，因而不可急功近利。第三，母亲们要有包容心，要允许父亲做事毛手毛脚、吃东西不讲卫生、鼓励孩子冒险等，要取其长处，发挥其积极性，遇事多商量。要知道，家和万事兴，只有父母通力配合，才能给孩子最好的家庭教育。
【编辑：陈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