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的某一天，在太湖大学堂听说彼得·圣吉和杜维明在杭州开完会要来看望南怀瑾先生。我马上说，杜维明是不可能来的。同修们起先皆觉得诧异，但后来果不其然，彼得独自到了大学堂怏怏地说，杜教授临时有事不来了。我为什么敢如此断言？说来话长。
　　杜维明是否认识南怀瑾？很多人好奇地问。如今怀师已逝，我可以透露一些秘密。怀师《大学微言》第二章“从教授来访说起”中提及的那位哈佛大学教授正是杜维明。他是多次求見，“事先经人约好时间，所以才有见面一谈的机会”，时间是1996年8月底。那次见面老杜对怀师执弟子礼甚恭。因为杜维明说自己曾师事徐复观，亦受牟宗三思想影响，他们皆拜在熊十力门下。怀师少年成名，曾与熊十力及其老师欧阳竟无先生为忘年交。入台后，声名更远在徐复观和牟宗三之上。怀师不愿提及杜维明当年的香港问道，实在是顾及他的面子。
　　那么老杜为什么又三缄其口，再也不提南怀瑾呢？在国际上，杜维明是当代新儒家的大师。他很看重这个江湖地位，当然不希望山外还有青山在。在台湾长大的杜维明，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哈佛大学，曾出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和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杜维明用在美国学得的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发挥牟宗三的儒学发展“三期说”理论，认为从先秦到西汉是儒学发展的第一期，他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来说明儒学出现和发展的原因；宋元明清是儒学发展第二期，是针对佛教挑战的“一个创造性的回应”，用岛田虔次的说法此期儒学是东亚文明的集中体现；而第三期儒学的发展，则是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因此，新儒学必须与西方对话，在超越层面上与基督教对话，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深度心理学层面上与弗洛伊德学说对话。杜维明著作等身，但其理论并不深奥。他多次申请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都未获通过。他是用一套西方世界熟悉的学术语言写作，因此在西方产生了相当影响，被视为中国当代儒家的代表，赢得了各种各样的桂冠。
　　与杜维明初次见面是1994年，我刚到香港不久，在《亚洲周刊》工作。有一天接到通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第三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我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其实是想拜访几位国内来参加会议的老朋友。在会场外，见到了杜维明，记忆中是朱维铮教授介绍的。在此之前，老杜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上世纪80年代，正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时候。有一种说法，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和儒家文化有关。中国的有志之士都开始关注杜维明的儒家第三期学说。当时他经常在《读书》、《知识分子》和《书林》上发表文章。原先想象中的新儒家杜维明应该是长袍马褂、老气横秋的，想不到出现在我眼前的他，却是年轻潇洒，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交谈之后，我写成《新儒学和全球华人的命运》一文，作为当期社论发表。其中“文化中国”的概念就是老杜的发明。后来我调任《明报》主笔，除了撰写社论之外，还要主编报纸的言论版“思潮”。每天整整一版，广邀中外名家撰稿。杜维明自然在被邀的作者之列。尽管老杜的名气已是如日中天，但他对于约稿倒是几乎来者不拒，且十分认真。记得他发来的是英文稿，发表前还得请人翻译成中文。他对译稿审阅得很仔细，几次传真往还，才肯在报上发表，显见其严谨的学者本色。
　　自1978年，杜维明第一次回到阔别数十年的中国大陆后，他几乎每年都会回到国内，不顾舟车劳顿，马不停蹄地去各地讲学、开会；频频面对媒体，侃侃而谈；交游各级官员，杯斛交错；先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杜维明胸怀复兴儒家文化的大志。他认为，儒学只有经过纽约、巴黎、东京最后回到中国，在这些文化中生根，才能保持生命力。言下之意，当代儒学复兴的火种在美国，在哈佛。因此作为美籍华人的杜维明将当仁不让地肩负起儒学复兴的大业。有一班蔑视怀师的中国学者拜倒在老杜脚下，因为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南怀瑾没有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