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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土地被征用，世代耕作于斯的农民，有的迫不及待、欢欣鼓舞，有的怅然若失、心神不宁；
亲人常年在外打工，留守者有的暗自神伤、勉力维持生活，有的心向往之、不安于故土家园；
工业化进程对农村的影响，城市化建设对家乡的改变，如何保护劳动者权益，如何在科学规范中建设新农村……
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只有不断地及时地总结完善，才能科学发展，才能社会和谐。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故乡无疑是自己最熟悉、最能感受其发展变化的所在。
这组文章是本刊部分记者春节回家期间的所见所闻，虽多为一村一地之事，但也能从细微处显现当下，引人思考。
（中标）一样征地，两样心情
喜迎征地
姚冬琴（江苏）
春节前一个月，家里打电话让我把户口从南京迁回老家去，说是村里要卖地了，卖地收入按人头分，我户口如果不在家，就拿不到这份钱。
当年考上大学时，户口可自愿选择，迁往学校，或是留在老家。当时，家里积极地为我办了户口迁移手续，理由用妈妈的话来说，就是“脱离了一个‘农’字”。
迁户口是一件十分繁琐的事情。春节前，爸爸在南京和老家之间往返了两三趟才办妥，我也从北京往家里寄了两回所需的材料给他。电话中，我问他，这么麻烦又是何苦，况且迁回去我又变成“农民”了，他总是说“要卖地，要卖地”。
不知道乡亲们对耕种了几十年的土地有没有一丝不舍，但有一点是明摆着的，他们对卖地没有不安和慌乱，早就作好准备了，况且有别的地方卖地的经验在，一切都按程序进行。唯一在预料之外的就是，地卖了，而当初主导卖地的村长却在村干部选举中高票“下台”了。
对于卖地，村里人几乎没有异议，而且一些人企盼已久。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靠种地谋生了，村里的青壮劳力们都出门打工，剩下的妇孺顶多只种些口粮地，大多数农田早就承包给外地人种植大棚蔬菜了。但卖地的钱怎么用却是个大问题。毕竟这些地是村里的集体土地，钱不会直接到农民手里，而是要通过村里来分配。这时候，出现了两种提议：一是直接分现钱，二是用这笔钱给村民上社保。第二种方案，给失地农民一个保障，想来是好的，但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这也是导致村长“下台”的直接原因。也许在他们看来，交了保险金，自己拿到手的钱就变少了，没有什么比真金白银揣在兜里更保险。
记得以前回家，妈妈常会带我去田里，一来看看自家庄稼的长势，二来她说绿油油的田野会让我这个“城市人”心旷神怡。今年是没什么可看的了，或许是卖地之前大家就放弃了耕种，我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我家房后的那片田地，妈妈说，以后好像要建一座化工厂，也许连家里的宅基地也要被征用，到时候又能补偿一些钱。听到这些，我没有一点喜悦。
“吃完了补偿款，我们会怎样？”
唐珊珊（河北）
开着摩的每天在街头招揽生意，这已经是高中都没毕业又没有一技之长的刘群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
刘群以前是农民，家里既在土里刨食，又开了一个小煤场，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当自己所在的镇变成了开发区，当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动迁后，他就再也没有感到安心过。
“谁愿意被拆迁啊？”刘群说，“每个人拆迁费15万，回迁补偿是35平米，加在一起，每家可以得到一二百万元的拆迁补偿，别人都以为我们很高兴呢。可是，再多的钱总有花完的一天。政府说帮我们安置工作，可除了摆摊、开摩的、打零工，我们能干什么？在开发区找工作很难，那些高新企业谁要我们？有点钱我们也不敢乱投，看不准。只好开摩的每天赚个三五十的生活费。我们现在农民不是农民，城里人不是城里人了。”
据刘群介绍，这些年开发区发展很快，很多农民的土地陆续都被征用了，也相继住上了宽敞的房子。但是，搬进新居的喜悦很快就被不安定的感觉所替代，“物业费、取暖费什么的都要交。而且那么多外地人来我们这儿买房子，已经把物价都抬起来了。我们都快买不起了。”
谈到未来，刘群多了几分忧郁。“以前有土地种的时候，至少不担心吃不上。现在，柴米油盐什么都要用钱买了。前两年种地不挣钱，可这些年国家对农民的政策这么好，当农民要比下岗职工强多了，可惜我们已经享受不到了。真不敢想象，吃完了补偿款后，我们会怎样？”
“也许是当农民当惯了吧，没有了土地，现在钱再多，也觉得心里不安生。”刘群说。
何处是故乡
工业化路上的故乡
张俊才（安徽）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连接故乡的水泥路上，三五成群的赶集乡亲，身上背着红纸炮竹正悠闲地走着。
车子有些颠簸，“村村通”的小水泥路已经坑凹相继，不到20公里的路，开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看到淮河边上老家的房子了。
“路是工程车轧坏的，今年乡里开了个铁矿。”村口抽烟的村长迎过来说。
县领导在上海推介时所说的“华东第一铁矿”，落在了我的故乡，新公司所在地就是我读小学时要走过的田洼。
“矿是河北人开的，用工都是外地的，据说出了工伤事故容易解决。”村长向我补充。
为了避开风雪，赶到家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九。93岁的祖母半醒半迷间敦促着孙儿们“爬坟头”。“都在等你，一天到晚外头忙，祖宗的坟难得上，多烧点（纸钱）。”祖母对我说。
磕完头，坟茔还冒着青烟，大家就急匆匆散去。回到家中，四邻宁静。原来，大人们直奔麻将桌，孩子们都迷上电视剧。母亲告诉我：“现在人们很少串门，也不缺吃的，习惯各自待在家中了。”
年夜大餐，依然热闹。
祖母门下四代三十多人挤满两大桌。老人已经没有往年精神了，抓筷子有点抖，好在帮忙的人多。席间三婶说“我吃饱了”，就走回自己家里。“三叔没有回，还在福建”，妹妹说，“三婶心里一定想着三叔，一年没见面了，都怪这场大雪。”
三婶今年49岁，有两个女儿，中学毕业后都外出打工，一个在温州，过年回来了，另一个和三叔在福建，雪路阻隔，没有回家。
离开老家的路上，忽然怀念起小时侯过大年。瑞雪飞扬。孩子们呵着冻得红红的手，挨家捡炮竹。大人们哼着小调，抽着烟卷，互相走动，村子弥漫着新年气息。
一个城市的化妆记
繁易（内蒙古）
故乡地处内蒙古东部，是座移民城市，人口不到30万，一条河流蜿蜒穿越，将她分成东西两部分。“草原明珠”是人们对家乡最流行的介绍。
记忆中的故乡，是骑上40分钟的单车就可以看到天然的大草原，是蓝天白云下悠闲的羊群、马群和牧民，是市区内塞外与内地人文风貌和谐的共存。
今年春节回家，一进市区我就傻眼了，这还是我的故乡么？要不是父亲坐在身边，我还真以为自己回错了家！几乎所有马路两旁的建筑都被装饰上蒙古族的文化符号，有花纹，有图腾，甚至还有和楼体一样巨大的浮雕，花花绿绿甚是热闹，最有创意的是，这些建筑物的顶部都安装着一个水泥蒙古包。据说，市里要打造“草原明珠”。
毫无疑问，蒙古族的建筑文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化之一，但因此就把临街建筑都统一装上蒙古包，就能体现蒙古族的文化吗？
记得几年前家乡也有过一次声势浩大的城市形象打造工程，当时所有的建筑都被盖上了红顶，以便游客在飞机上一眼就可以看到。
难道“草原明珠”就是从飞机上向下看，绿草原上一片片红顶的房子？就是大街上一排排戴着蒙古包、撑起罗马柱的“四不像”？
一个城市有她自己的特点，也有她的性格，就好像一个人，你能指望给一个老外穿上中山装就说他是中国人么？一个城市的形象应该是经过历史积淀的自然流露，不应该是被太多人为装饰的东西。
我心中的“草原明珠”应该是真实的经过岁月敲打而富有内涵的城市，哪怕这座城市只是由平凡的四四方方的小楼组成的。
原来，老家这几家上市企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经营得很困难，无奈之下，公司纷纷向员工集资。每位员工必须借钱给所在企业，集资金额两到三千元不等。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据说许多员工都不愿意出钱，有的甚至因此而辞职。有的迫于无奈掏了钱，后来缺钱花的时候，便将集资凭证折价卖了。据说当时3000元的集资凭证可以卖2000元，2000元的集资凭证的卖价是1500元。
过了几年，这几家企业先后上市了，当年的集资凭证变成了原始股，1块钱1股。
又过了几年，中国的股市开始火了。
2007年，老家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翻了N倍。
于是，老家的街上便出现了那些新新的好车。
养猪致富
宁波会（河南）
我的老家是平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没山没水没资源，多少年来没什么变化。但今年回家，感觉最明显的变化，是用手机的多了，许多人把家里的固定电话都拆了。一进腊月，便有许多亲朋好友发短信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过年。以往，这个问题，他们只能问我父母。
手机多了的原因，是猪肉涨价。村子里很多人都养猪，2007年他们都赚了，最多的，一年赚了十几万。甚至个别不养猪的都卖猪赚了钱。
养猪的最怕猪得病，但现在猪的流行病又很多，给猪治病花钱多，还不容易治愈。以往，一些养猪户发现猪得病了，如果早期治不好，就赶快卖掉，因为收购者还看不出来，否则猪病得越重买得价钱越低，甚至没人要。但一些小猪得了病，即使卖掉也就几十块钱，而且收购者也嫌麻烦，还怕传染给已经收购的健康的猪，往往不要。于是，一些养猪户就将病死的小猪扔到野外的沟壑中。结果，有些人，包括不养猪的，就把死猪捡回去卖掉，做无本买卖。一些好心的养猪户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就偷偷把死猪埋掉，可惜巴掌大个村庄，毫无秘密可言，你前脚埋掉，后脚就会马上被人挖出来卖掉。于是，时间长了，再加上猪肉也一直涨价，大家都开始卖死猪病猪了。
猪越来越值钱后，有些养猪户的猪生病了，也不声张。一来怕收猪的知道了压价；二来大家都养猪，你家的猪有病，别人都不愿意进你家的门，也不愿意让你进自家的门，因为怕你身上带有病菌，传染给自家的猪。疫情严重时，甚至像我们这些不养猪的，也不敢乱窜门。
时间长了，谁家的猪有病，谁家的猪没病，大家都不是很清楚了。
所以，虽然村民们经常嘲笑城里人“吃病猪肉”，但自己也开始谨慎了。春节前，村子里会有几家养猪户杀猪卖肉。尽管他们不会也不敢和乡亲们玩猫腻，但熟知“潜规则”的村民，在买肉前，都要互相找关系好的打听一下，这几家中谁家的猪没事；或者直接问和自己关系最好的其中一家卖肉的，“你家的猪肉没问题吧”。
都市“大逃亡”
繁华下的城市空洞化
谈佳隆（上海）
春节期间与好友聚会时得知，自己曾经就读的静安区内两所市重点中学已经招不满学生了。
静安区地处上海市中心的黄金地段，至今仍以“繁华”著称，由于市政建设和商业地产的开发，大量原有居民搬出，再加上中心城区的房价超出中等收入人群的承受范围，许多人只能选择在市郊居住。或许中国很多城市离城市空洞化的话题很远，而在我眼中，上海正经历着这个过程，亦如纽约，亦如伦敦。
当夜幕降临，加完班的白领们花上几个小时坐着轨道交通、出租车、公交车向城市四周扩散开去，回到可以睡得起觉的屋子。这个屋子往往在中环线之外，外环线之外，甚至更远的地方。上海市中心的人口密度正毫无疑问地锐减。对于大部分上海人来说，市中心的功能仅仅是工作、商务、娱乐，而非居住。
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用“短征”（Short March）来形容这种现象，该文作者以自己在上海市郊松江买别墅为切入点阐述这种现象。文章称：“单在上海，城市规划者相信今后10年大约有500万人将移居所谓的‘卫星城’。这种进程——‘向郊区逃离’，是中国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核心，并将持续多年。”
值得庆幸的是，上海轨道交通的蓬勃发展让“短征”成为可能。目前，上海已拥有8条轨道交通线，累计运营线路长度达到234公里。在全球年运送旅客人数超过5亿人次的城市里，上海路网规模位列世界第七，但上海地铁的运载强度却达到了世界第一。
当上海的执政者正积极考虑如何发展轨道交通时，如何避免城市过快出现空洞化也应当有所规划。
“韩资企业外逃”成讨论焦点
刘科研（山东）
回到烟台，跟朋友聊天听到最多的就是关于韩资企业外逃的一些议论。
早在今年1月份，就有韩国媒体报道说，位于烟台的一家韩资企业10余名韩国管理人员半夜集体撤离烟台，据说拖欠当地外包企业人民币3000多万元，还欠下银行1500万元贷款。这事在烟台以及山东沿海地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山东沿海地区的韩资企业非常多，尤其以青岛、烟台、威海等地为主。在烟台有的地方，指示路牌除中文外，可以没有英文，但是一定会有韩文。而前几年更是听说经常有韩国商人周末专程坐飞机到烟台等地来打高尔夫球，因为中国不仅场地好，而且费用低，就算加上来回的机票钱，也比在韩国打高尔夫便宜。
关于韩国企业撤离，当地流传有不少原因。有的说主要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加上人民币升值，企业职工的工资也随之上涨，导致经营成本太高；也有的说，当初国家政策对外资企业3年免税，而现在要收税，形成企业负担加大；还有人认为国家规定不管内外资企业，一律都要给员工上社会医疗保险，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等等。此次韩商外逃给当地的一些韩资外包企业带来了不少的损失，这些企业或者为韩资企业提供设备或者做一些加工定单，都有不少欠款没有得到结算。
据说当地政府在得到韩资企业撤离消息后，迅速到相关工厂查封资产。有部分企业和员工在烟台相关部门配合下，成功地拿到了拖欠工资和补缴的社会保险费。
但也有老百姓认为，有的韩资企业拖欠工资不是一两天的事，有的已拖欠达三四个月。政府部门应该早就察觉这方面的动向，等到事情发生了，政府再插手，有点太晚了。
据说，韩国相关机构已经开始到青岛等地进行调研和考察，中韩双方也在就此事进行积极的沟通。
亲人常年在外打工，留守者有的暗自神伤、勉力维持生活，有的心向往之、不安于故土家园；
工业化进程对农村的影响，城市化建设对家乡的改变，如何保护劳动者权益，如何在科学规范中建设新农村……
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只有不断地及时地总结完善，才能科学发展，才能社会和谐。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故乡无疑是自己最熟悉、最能感受其发展变化的所在。
这组文章是本刊部分记者春节回家期间的所见所闻，虽多为一村一地之事，但也能从细微处显现当下，引人思考。
（中标）一样征地，两样心情
喜迎征地
姚冬琴（江苏）
春节前一个月，家里打电话让我把户口从南京迁回老家去，说是村里要卖地了，卖地收入按人头分，我户口如果不在家，就拿不到这份钱。
当年考上大学时，户口可自愿选择，迁往学校，或是留在老家。当时，家里积极地为我办了户口迁移手续，理由用妈妈的话来说，就是“脱离了一个‘农’字”。
迁户口是一件十分繁琐的事情。春节前，爸爸在南京和老家之间往返了两三趟才办妥，我也从北京往家里寄了两回所需的材料给他。电话中，我问他，这么麻烦又是何苦，况且迁回去我又变成“农民”了，他总是说“要卖地，要卖地”。
不知道乡亲们对耕种了几十年的土地有没有一丝不舍，但有一点是明摆着的，他们对卖地没有不安和慌乱，早就作好准备了，况且有别的地方卖地的经验在，一切都按程序进行。唯一在预料之外的就是，地卖了，而当初主导卖地的村长却在村干部选举中高票“下台”了。
对于卖地，村里人几乎没有异议，而且一些人企盼已久。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靠种地谋生了，村里的青壮劳力们都出门打工，剩下的妇孺顶多只种些口粮地，大多数农田早就承包给外地人种植大棚蔬菜了。但卖地的钱怎么用却是个大问题。毕竟这些地是村里的集体土地，钱不会直接到农民手里，而是要通过村里来分配。这时候，出现了两种提议：一是直接分现钱，二是用这笔钱给村民上社保。第二种方案，给失地农民一个保障，想来是好的，但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这也是导致村长“下台”的直接原因。也许在他们看来，交了保险金，自己拿到手的钱就变少了，没有什么比真金白银揣在兜里更保险。
记得以前回家，妈妈常会带我去田里，一来看看自家庄稼的长势，二来她说绿油油的田野会让我这个“城市人”心旷神怡。今年是没什么可看的了，或许是卖地之前大家就放弃了耕种，我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我家房后的那片田地，妈妈说，以后好像要建一座化工厂，也许连家里的宅基地也要被征用，到时候又能补偿一些钱。听到这些，我没有一点喜悦。
“吃完了补偿款，我们会怎样？”
唐珊珊（河北）
开着摩的每天在街头招揽生意，这已经是高中都没毕业又没有一技之长的刘群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
刘群以前是农民，家里既在土里刨食，又开了一个小煤场，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当自己所在的镇变成了开发区，当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动迁后，他就再也没有感到安心过。
“谁愿意被拆迁啊？”刘群说，“每个人拆迁费15万，回迁补偿是35平米，加在一起，每家可以得到一二百万元的拆迁补偿，别人都以为我们很高兴呢。可是，再多的钱总有花完的一天。政府说帮我们安置工作，可除了摆摊、开摩的、打零工，我们能干什么？在开发区找工作很难，那些高新企业谁要我们？有点钱我们也不敢乱投，看不准。只好开摩的每天赚个三五十的生活费。我们现在农民不是农民，城里人不是城里人了。”
据刘群介绍，这些年开发区发展很快，很多农民的土地陆续都被征用了，也相继住上了宽敞的房子。但是，搬进新居的喜悦很快就被不安定的感觉所替代，“物业费、取暖费什么的都要交。而且那么多外地人来我们这儿买房子，已经把物价都抬起来了。我们都快买不起了。”
谈到未来，刘群多了几分忧郁。“以前有土地种的时候，至少不担心吃不上。现在，柴米油盐什么都要用钱买了。前两年种地不挣钱，可这些年国家对农民的政策这么好，当农民要比下岗职工强多了，可惜我们已经享受不到了。真不敢想象，吃完了补偿款后，我们会怎样？”
“也许是当农民当惯了吧，没有了土地，现在钱再多，也觉得心里不安生。”刘群说。
何处是故乡
工业化路上的故乡
张俊才（安徽）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连接故乡的水泥路上，三五成群的赶集乡亲，身上背着红纸炮竹正悠闲地走着。
车子有些颠簸，“村村通”的小水泥路已经坑凹相继，不到20公里的路，开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看到淮河边上老家的房子了。
“路是工程车轧坏的，今年乡里开了个铁矿。”村口抽烟的村长迎过来说。
县领导在上海推介时所说的“华东第一铁矿”，落在了我的故乡，新公司所在地就是我读小学时要走过的田洼。
“矿是河北人开的，用工都是外地的，据说出了工伤事故容易解决。”村长向我补充。
为了避开风雪，赶到家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九。93岁的祖母半醒半迷间敦促着孙儿们“爬坟头”。“都在等你，一天到晚外头忙，祖宗的坟难得上，多烧点（纸钱）。”祖母对我说。
磕完头，坟茔还冒着青烟，大家就急匆匆散去。回到家中，四邻宁静。原来，大人们直奔麻将桌，孩子们都迷上电视剧。母亲告诉我：“现在人们很少串门，也不缺吃的，习惯各自待在家中了。”
年夜大餐，依然热闹。
祖母门下四代三十多人挤满两大桌。老人已经没有往年精神了，抓筷子有点抖，好在帮忙的人多。席间三婶说“我吃饱了”，就走回自己家里。“三叔没有回，还在福建”，妹妹说，“三婶心里一定想着三叔，一年没见面了，都怪这场大雪。”
三婶今年49岁，有两个女儿，中学毕业后都外出打工，一个在温州，过年回来了，另一个和三叔在福建，雪路阻隔，没有回家。
离开老家的路上，忽然怀念起小时侯过大年。瑞雪飞扬。孩子们呵着冻得红红的手，挨家捡炮竹。大人们哼着小调，抽着烟卷，互相走动，村子弥漫着新年气息。
一个城市的化妆记
繁易（内蒙古）
故乡地处内蒙古东部，是座移民城市，人口不到30万，一条河流蜿蜒穿越，将她分成东西两部分。“草原明珠”是人们对家乡最流行的介绍。
记忆中的故乡，是骑上40分钟的单车就可以看到天然的大草原，是蓝天白云下悠闲的羊群、马群和牧民，是市区内塞外与内地人文风貌和谐的共存。
今年春节回家，一进市区我就傻眼了，这还是我的故乡么？要不是父亲坐在身边，我还真以为自己回错了家！几乎所有马路两旁的建筑都被装饰上蒙古族的文化符号，有花纹，有图腾，甚至还有和楼体一样巨大的浮雕，花花绿绿甚是热闹，最有创意的是，这些建筑物的顶部都安装着一个水泥蒙古包。据说，市里要打造“草原明珠”。
毫无疑问，蒙古族的建筑文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化之一，但因此就把临街建筑都统一装上蒙古包，就能体现蒙古族的文化吗？
记得几年前家乡也有过一次声势浩大的城市形象打造工程，当时所有的建筑都被盖上了红顶，以便游客在飞机上一眼就可以看到。
难道“草原明珠”就是从飞机上向下看，绿草原上一片片红顶的房子？就是大街上一排排戴着蒙古包、撑起罗马柱的“四不像”？
一个城市有她自己的特点，也有她的性格，就好像一个人，你能指望给一个老外穿上中山装就说他是中国人么？一个城市的形象应该是经过历史积淀的自然流露，不应该是被太多人为装饰的东西。
我心中的“草原明珠”应该是真实的经过岁月敲打而富有内涵的城市，哪怕这座城市只是由平凡的四四方方的小楼组成的。
原来，老家这几家上市企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经营得很困难，无奈之下，公司纷纷向员工集资。每位员工必须借钱给所在企业，集资金额两到三千元不等。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据说许多员工都不愿意出钱，有的甚至因此而辞职。有的迫于无奈掏了钱，后来缺钱花的时候，便将集资凭证折价卖了。据说当时3000元的集资凭证可以卖2000元，2000元的集资凭证的卖价是1500元。
过了几年，这几家企业先后上市了，当年的集资凭证变成了原始股，1块钱1股。
又过了几年，中国的股市开始火了。
2007年，老家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翻了N倍。
于是，老家的街上便出现了那些新新的好车。
养猪致富
宁波会（河南）
我的老家是平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没山没水没资源，多少年来没什么变化。但今年回家，感觉最明显的变化，是用手机的多了，许多人把家里的固定电话都拆了。一进腊月，便有许多亲朋好友发短信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过年。以往，这个问题，他们只能问我父母。
手机多了的原因，是猪肉涨价。村子里很多人都养猪，2007年他们都赚了，最多的，一年赚了十几万。甚至个别不养猪的都卖猪赚了钱。
养猪的最怕猪得病，但现在猪的流行病又很多，给猪治病花钱多，还不容易治愈。以往，一些养猪户发现猪得病了，如果早期治不好，就赶快卖掉，因为收购者还看不出来，否则猪病得越重买得价钱越低，甚至没人要。但一些小猪得了病，即使卖掉也就几十块钱，而且收购者也嫌麻烦，还怕传染给已经收购的健康的猪，往往不要。于是，一些养猪户就将病死的小猪扔到野外的沟壑中。结果，有些人，包括不养猪的，就把死猪捡回去卖掉，做无本买卖。一些好心的养猪户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就偷偷把死猪埋掉，可惜巴掌大个村庄，毫无秘密可言，你前脚埋掉，后脚就会马上被人挖出来卖掉。于是，时间长了，再加上猪肉也一直涨价，大家都开始卖死猪病猪了。
猪越来越值钱后，有些养猪户的猪生病了，也不声张。一来怕收猪的知道了压价；二来大家都养猪，你家的猪有病，别人都不愿意进你家的门，也不愿意让你进自家的门，因为怕你身上带有病菌，传染给自家的猪。疫情严重时，甚至像我们这些不养猪的，也不敢乱窜门。
时间长了，谁家的猪有病，谁家的猪没病，大家都不是很清楚了。
所以，虽然村民们经常嘲笑城里人“吃病猪肉”，但自己也开始谨慎了。春节前，村子里会有几家养猪户杀猪卖肉。尽管他们不会也不敢和乡亲们玩猫腻，但熟知“潜规则”的村民，在买肉前，都要互相找关系好的打听一下，这几家中谁家的猪没事；或者直接问和自己关系最好的其中一家卖肉的，“你家的猪肉没问题吧”。
都市“大逃亡”
繁华下的城市空洞化
谈佳隆（上海）
春节期间与好友聚会时得知，自己曾经就读的静安区内两所市重点中学已经招不满学生了。
静安区地处上海市中心的黄金地段，至今仍以“繁华”著称，由于市政建设和商业地产的开发，大量原有居民搬出，再加上中心城区的房价超出中等收入人群的承受范围，许多人只能选择在市郊居住。或许中国很多城市离城市空洞化的话题很远，而在我眼中，上海正经历着这个过程，亦如纽约，亦如伦敦。
当夜幕降临，加完班的白领们花上几个小时坐着轨道交通、出租车、公交车向城市四周扩散开去，回到可以睡得起觉的屋子。这个屋子往往在中环线之外，外环线之外，甚至更远的地方。上海市中心的人口密度正毫无疑问地锐减。对于大部分上海人来说，市中心的功能仅仅是工作、商务、娱乐，而非居住。
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用“短征”（Short March）来形容这种现象，该文作者以自己在上海市郊松江买别墅为切入点阐述这种现象。文章称：“单在上海，城市规划者相信今后10年大约有500万人将移居所谓的‘卫星城’。这种进程——‘向郊区逃离’，是中国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核心，并将持续多年。”
值得庆幸的是，上海轨道交通的蓬勃发展让“短征”成为可能。目前，上海已拥有8条轨道交通线，累计运营线路长度达到234公里。在全球年运送旅客人数超过5亿人次的城市里，上海路网规模位列世界第七，但上海地铁的运载强度却达到了世界第一。
当上海的执政者正积极考虑如何发展轨道交通时，如何避免城市过快出现空洞化也应当有所规划。
“韩资企业外逃”成讨论焦点
刘科研（山东）
回到烟台，跟朋友聊天听到最多的就是关于韩资企业外逃的一些议论。
早在今年1月份，就有韩国媒体报道说，位于烟台的一家韩资企业10余名韩国管理人员半夜集体撤离烟台，据说拖欠当地外包企业人民币3000多万元，还欠下银行1500万元贷款。这事在烟台以及山东沿海地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山东沿海地区的韩资企业非常多，尤其以青岛、烟台、威海等地为主。在烟台有的地方，指示路牌除中文外，可以没有英文，但是一定会有韩文。而前几年更是听说经常有韩国商人周末专程坐飞机到烟台等地来打高尔夫球，因为中国不仅场地好，而且费用低，就算加上来回的机票钱，也比在韩国打高尔夫便宜。
关于韩国企业撤离，当地流传有不少原因。有的说主要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加上人民币升值，企业职工的工资也随之上涨，导致经营成本太高；也有的说，当初国家政策对外资企业3年免税，而现在要收税，形成企业负担加大；还有人认为国家规定不管内外资企业，一律都要给员工上社会医疗保险，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等等。此次韩商外逃给当地的一些韩资外包企业带来了不少的损失，这些企业或者为韩资企业提供设备或者做一些加工定单，都有不少欠款没有得到结算。
据说当地政府在得到韩资企业撤离消息后，迅速到相关工厂查封资产。有部分企业和员工在烟台相关部门配合下，成功地拿到了拖欠工资和补缴的社会保险费。
但也有老百姓认为，有的韩资企业拖欠工资不是一两天的事，有的已拖欠达三四个月。政府部门应该早就察觉这方面的动向，等到事情发生了，政府再插手，有点太晚了。
据说，韩国相关机构已经开始到青岛等地进行调研和考察，中韩双方也在就此事进行积极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