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先生很大度，不计较小事情，受委屈时不气馁。“文革”时他被开除下乡，受了那么多年的委屈，但是他从来不谈这些事。他很爱书，买了那么多书，那些书很宝贵，比如美术全集，一大摞子，几大套，当时很不容易买，也很值钱。当时他以为自己今后不能再继续搞敦煌学了，就都送给资料室。从那种状况过来的人，一定有很多的怨气，但是他没有。他平反回来后，没当领导时不说，当了领导后仍然不说，发牢骚都没有过。当了院长既不吹嘘自己，也不诉说自己的委屈。段先生品格就是这样，对什么事情他都能放得开，从来没有一句怨言，至少我在他跟前没听到过。这种大度一是源于他个人品质是这样，二是源于他看中的还是事业，看中的不是哪一个人。他就是为了敦煌，为了整个事业，我们是接触比较多的，他就一心扑在工作上，扑在敦煌事业上，段先生的这些方面非常值得人敬佩。他为人考虑的不是自己，他考虑的是公，公和私的天平，他是放在公这边的。
　　他非常重视人才，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敦煌事业的发展。即使他对你某些方面并不满意，但是为了工作，仍然会重用你、培养你。有些人的某些方面我们确实不一定看得中，但是他认为他是个人才就用他，就用他的一技之长；有些人尽管有才，但是德实在不怎么样的话，也不用。在用人爱才上面，段先生的确让人钦佩。为什么很多同事愿意和他在一起工作，愿意多干，这与段先生以身作则、情操高尚有很大的关系。
　　他是一代宗师，既临摹画画又搞研究，还当领导，几方面都很全。他画画是头一把手，在院里是临摹第一把手，我知道他画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那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的画已经被破坏成那个样子，看不清楚了，他是拿着油灯，追踪寻迹，一点一点把线条接起来，有的衣服上只残留有一点点颜色，他就通过这点颜色来填充整个画面，来把画画出来，而且画得那么完满清楚。那么多人物，连头上的头饰，衣服上的花纹、衣纹，都画得很好，确实是很了不起的工程。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再创造。段先生与别人画画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也搞研究。在我们院里，搞研究就是从他开始的，敦煌壁画服饰的研究最早也是他发起的。如果他不进行研究，就出不了那个画（莫高窟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复原临摹），因为如果不进行深入研究，他就不知道线条怎么接得起来，画出来就不是唐代的味道了。1962年，他去北京的时候中央美院请他讲课，那时能够到中央美院讲课的，院里只有他一个。
　　随着知识分子落实政策返城，他回到了莫高窟，后来当了所长，当时大家都在一门心思搞研究，想把敦煌学研究搞上去，憋着一股劲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抗争。大家憋着劲却不知道该怎么搞，这时就是他出来鼓励大家说：“你们写，写了我来想办法给大家出版。”他当了所长以后，出版了第一本《敦煌学研究文集》，创办了《敦煌研究》杂志。这两个都是我亲手经过的，所以我知道得很清楚。1979年那段时间，大家写了些东西，由我收集起来，准备内部出个刊物，当时是12万字的文章，如果不是段院长，就准备只出个油印本，根本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出了研究文集，大家就有了个搞研究的阵地，阵地最重要的就是《敦煌研究》。我有很深刻的感觉，没有段先生的鼓励，《敦煌研究》这个杂志就做不起来。最初，大约1979年左右，所里属于“三不管”的时候，我自己找几个同志来写一些佛经故事，写出来没处发表。当时在敦煌，思想很禁锢，不知道外面已经可以找地方发表。这时段先生就说：“你写，你写出来我找人帮你发表。”段先生就是这样，只要你搞学问，他就很鼓励。只要你愿意搞，他就极力鼓励，极力创造条件，还鼓励大家集中起来搞。他说如果我们不搞杂志，很可能大家就不写东西，或者写出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得有个阵地，要把大家的东西整合起来，只有让大家觉得写了东西有发表的地方，大家的劲头才更大，研究才更深入。创建这么个杂志，才会使我们的敦煌学通过发表文章，通过讨论甚至争论，通过批评和反批评，一步步往上走，没有这个阵地，敦煌学的前景就只能禁锢在小的方面。
　　他白天做所长、院长的工作，事务很多，没有时间，只能早起，早起来写这些东西。我们那时住在山上，我们两家的房子是斜对面，我那时早上起得很早，三四点钟就起床，但我每次起来，就能看见他家里的灯是亮着的。可以说这点光亮刺破了长空的黑暗，给人一种振奋的感觉，他的东西写得好，质量很高。
　　段先生很重视研究和学术交流，重视学术研究这个工作。我谈的所有东西，都旨在说明段先生是一心扑在敦煌、一心扑在工作、一心扑在搞敦煌学上。（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