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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布的减排目标在赢得美誉的同时,也引来不少专家的担心:这样大幅度的减排目标,中国企业是否会为成背负上沉重的负担,反而影响了发展?至于目标提出后如何实现,学者们普遍认为,一定会有后续的政策出台。虽然目前各产业将面临如何的调整还不知晓,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将是中国大刀阔斧地进行产业结构改革与调整的契机。而企业作为减排的主体,必须“挺身而出”,从挑战中寻找新的发展契机。如何通过战略转型实现绿色经济,这已成为企业未来10年要在市场上抢占先机所需解决的头号问题。
风险“试金石”
“气候变化对企业最大的挑战不是管理,也不是技术,而是战略。”上海国研院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气候变化工作室负责人于宏源认为,气候变化真正考验的是企业领导人的战略决策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
就全球五百强前250个企业的调查,85%的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都重点论述了气候变化的问题。一些大企业,如英国的BP公司(被认为是第一家公开呼吁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全球能源公司),早在1997年,当人们还在为《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而争论不休时,它就率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如果人类事实上是在改变气候,那么能源产业必须是解决问题的一员”,成为石油行业首个对气候变化问题公开表态的企业。
为此,BP制定了到2010年要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排放水平上降低10%的目标,并于2001年提前9年实现了这一目标。自2001年以来,BP已成功地将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幅减少了一半,平均每年减少约500万吨。
“坦率地讲,我们并没有过多地关注此次哥本哈根峰会,因为嘉吉长久以来就一直致力于通过在自身运营上的节能减排来实现我们的气候保护目标。”据嘉吉公关及社会责任经理郑泽群介绍,嘉吉早在2000年就制定出了2010年气候保护目标,即到2010年,能源使用效率比2001年要提高20%;所使用能耗中的10%要来源于可再生资源;温室气体排放比2006年要下降8%。与此目标相适应的,是企业的使用设备、生产工艺甚至整个运营模式的改变。
显然,对于经济实力雄厚、技术开发能力先进的跨国企业而言,它们早已“嗅到”未来的经济会是“绿色经济”。对于它们而言,“绿色经济”更多需要的是自下而上的发起,是对未来市场先知先觉的定位与判断。
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引则更为直接、有效。近年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在十一五规划里面提出了明确的节能减排的目标:以2005年为一个基本年,在五年内实现能源强度降低20%。为了推动目标的实现,政府投入巨资,选择了1008家大企业,建立了千家大企业能源审计和管理项目,并制定了相应的节能减排目标。随着国资委将节能减排工作纳入央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中,节能减排在央企发展战略中也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响应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后,我就一直琢磨,2010年我们企业的社会责任工作怎么进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方案,就是2010年,我们的工作重点在节能减排。”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分公司副总经理高捷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回答。
“电力行业是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大户,其节能减排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总体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据天津电力公司负责人介绍,2006年以来,天津市电力公司就深入开展替代发电,按照《节能发电调度办法(试行)》的电厂排序原则,对调度范围内水电、燃气发电、垃圾焚烧发电等机组进行排序,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发电资源;在电网负荷出现缺额时,优先安排绿色环保、煤耗低的机组,实现了发电、调度环节的资源优化配置。2009年,完成发电权交易电量11.8亿千瓦时,节约标煤12.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1万吨。
来自全球性的碳足迹研究显示,一个企业全部碳足迹的75%来自于产品中所使用的原材料。由此可见,节能减排最大的潜力来源于对低碳原材料的使用。而在所有原材料中,电能的消耗是最大的耗能。据统计,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是我国耗能排放最多的6大行业,占全国工业能耗近70%。
除了低碳原料的使用,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从企业内部的能源效率出发,从建设环保的办公大楼,到供暖、照明设备的管控,再到数字化办公等细节入手,尽可能减少自身日常运营对能源的使用和温室气体的排放。
“这两年来,我们真正切身体会到节能的好处。”西门子北京公司公共关系主管段伟说。2008年底,作为北京市第一座大型绿色智能建筑,位于朝阳区望京的西门子(中国)中心落成。该中心采用全套节能措施,如热能回收、免费供冷和冷梁技术等,使得西门子中心的能耗可以比普通建筑降低28%,从而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00吨至1600吨,每年可节省能耗开支150多万元。
“2010年,西门子将继续通过开发高效利用能源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以及可再生能源和环境技术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西门子制定了“2010加速度”战略目标暨2010年新订单额达到1000亿人民币的规划,着重推行节能环保。”据段伟介绍,2002年-2007年,西门子为客户提供的节能产品和解决方案每年能够减少1.14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西门子也为自己设定了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即到2011年,在2006年的基础上减少20%的二氧化碳排放。
大庆油田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石油工业基地,但产能大户也是“能耗大户”,然而近3年来,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大庆油田却做到年均节能25万吨标准煤,各项环保指标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十五”以来累计完成环保专项工程近300项,实现连续多年污水零外排,废气零排放,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率100%,油田绿化覆盖率达到24%,在世界以盐碱沼泽地为主要覆盖区域的油田中居于前列。
另一个例子则很好地展示了在旧有格局中开创新局面所带来的竞争力,中国节能投资公司是全国唯一一家以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为主业的央企,长期推动节能环保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专注于城市节能环保基础设施和工业领域节能减排,专注于清洁技术和新能源业务,是中国节能环保领域最具特色、最具竞争力的产业投资集团和集成服务运营商。公司围绕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新能源和清洁技术三大主业方向,重点强化工程服务、运营管理服务、装备制造和科技研发孵化与产业化推广四大支撑,各主业板块已形成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和较大的产业规模。
这两个企业分别以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践行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生存“分水岭”
此前,中国2020年减排目标一出,就有学者表示,担心此举会给中国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造成影响、带来危机。于宏源则认为,对于人类而言,气候变化是危大于机,而对于企业来说,是机大于危的。中国企业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取决于中国的科技和经济等自我创新能力。
宝钢集团经济管理研究院研究员张龙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可能成为优秀企业与落后企业的分水岭。气候变化对于优秀企业而言应该是机大于危,企业通过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直接实现碳减排、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核心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相应的低碳技术创新可以成为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企业应提高对碳资源价值的认识,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研究关注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获取企业最大战略利益。
如果企业有相对较高的经济承受能力、明显的信息优势和超前的环保理念,尤其是行业中企业经营的佼佼者,他们最有可能率先尝试参与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并从中获胜。企业应当顺应市场需求,为新的基础设施开发出更有效的低碳解决方案,提供新的低碳商品,如建造新型住宅、厂房或汽车实现的减排,通常比翻新改进现有资产实现的减排更为有效。
来自美国的伊顿公司是一个多元化的产品制造商,从空中客车A380飞机上的液压传动系统,到互联网数据中心的不间断电源(UPS),从广州环保公交车中的混合动力系统,一直到电力输配电设备,节能减排的低碳理念都是融入各种产品的核心理念,希望通过各种产品的使用帮助客户更高效地利用电能、流体动力和机械能。如可以帮助客户将能源消耗降低30%以上的照明控制系统、能使卡车司机在夜间行使时关闭发动机减少尾气排放的电气化系统等。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混合动力技术,可以降低汽车30% - 60%的污染排放及能源消耗。当然,伊顿在中国的发展也得益于这样的产品理念。2008年,伊顿与广州一汽签订协议,使用伊顿混合动力系统的公交车在广州市大批量投入运营,为伊顿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后哥本哈根:绿色经济商机无限
目前,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已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0%,经济中的碳含量过高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中国经济急需转型。值得期待的是,经济增长的彻底转型,会带动新产业的出现。
例如,通过向发电厂大规模供应生物能,或者以纤维素乙醇为基础快速降低能源成本从而带来运输燃料供应模式的重大改变,这些都将导致出现新的价值链。据世界最大的生物酶技术公司诺维信最新调查显示:到2020年,纤维素乙醇每年可替代3100万吨汽油,使中国的石油进口量降低10%;每年带来32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在纤维素价值链上的中国公司将成为主要受益者,包括价值960亿元人民币的国内工程和建造市场以及潜在的国际市场;纤维素乙醇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9000万吨,并创造有利的相关经济效益。
作为世界最大的生物酶制剂生产商,诺维信如今已拥有50%的世界市场份额。20世纪90年代,诺维信第一个将以粮食为原料的第一代生物乙醇带入中国,开创了中国生物燃料新纪元,也实现了诺维信近30%的销售增长。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由于粮食危机的影响,诺维信投入巨大资金与人力,开始向以秸秆、树叶为原料的第二代生物乙醇展开冲刺。
“就在2010年,诺维信就能实现用于纤维素乙醇生产的酶的技术成熟和商业化,诺维信将成为第一家能批量供应用于商业化生产的第二代生物乙醇用酶企业,第二代生物乙醇在中国就能真正开始批量化生产。”诺维信沟通经理朱晓青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言语间透露着难抑的兴奋。
气候危机已迫在眉睫,需要人类共同面对,需要所有人共同的努力。这也是哥本哈根会议带给人们最大的启迪。
值得庆幸的是,通过对企业的采访我们发现,“气候危机”早已被企业灵敏地感知,并开始从企业理念转向具体的行动。排除一些技术和政策上的困难与等待,不少企业已经做好迎接气候危机挑战的准备,并开始从中找到突破重围的“生存砝码”。
风险“试金石”
“气候变化对企业最大的挑战不是管理,也不是技术,而是战略。”上海国研院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气候变化工作室负责人于宏源认为,气候变化真正考验的是企业领导人的战略决策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
就全球五百强前250个企业的调查,85%的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都重点论述了气候变化的问题。一些大企业,如英国的BP公司(被认为是第一家公开呼吁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全球能源公司),早在1997年,当人们还在为《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而争论不休时,它就率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如果人类事实上是在改变气候,那么能源产业必须是解决问题的一员”,成为石油行业首个对气候变化问题公开表态的企业。
为此,BP制定了到2010年要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排放水平上降低10%的目标,并于2001年提前9年实现了这一目标。自2001年以来,BP已成功地将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幅减少了一半,平均每年减少约500万吨。
“坦率地讲,我们并没有过多地关注此次哥本哈根峰会,因为嘉吉长久以来就一直致力于通过在自身运营上的节能减排来实现我们的气候保护目标。”据嘉吉公关及社会责任经理郑泽群介绍,嘉吉早在2000年就制定出了2010年气候保护目标,即到2010年,能源使用效率比2001年要提高20%;所使用能耗中的10%要来源于可再生资源;温室气体排放比2006年要下降8%。与此目标相适应的,是企业的使用设备、生产工艺甚至整个运营模式的改变。
显然,对于经济实力雄厚、技术开发能力先进的跨国企业而言,它们早已“嗅到”未来的经济会是“绿色经济”。对于它们而言,“绿色经济”更多需要的是自下而上的发起,是对未来市场先知先觉的定位与判断。
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引则更为直接、有效。近年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在十一五规划里面提出了明确的节能减排的目标:以2005年为一个基本年,在五年内实现能源强度降低20%。为了推动目标的实现,政府投入巨资,选择了1008家大企业,建立了千家大企业能源审计和管理项目,并制定了相应的节能减排目标。随着国资委将节能减排工作纳入央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中,节能减排在央企发展战略中也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响应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后,我就一直琢磨,2010年我们企业的社会责任工作怎么进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方案,就是2010年,我们的工作重点在节能减排。”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分公司副总经理高捷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回答。
“电力行业是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大户,其节能减排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总体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据天津电力公司负责人介绍,2006年以来,天津市电力公司就深入开展替代发电,按照《节能发电调度办法(试行)》的电厂排序原则,对调度范围内水电、燃气发电、垃圾焚烧发电等机组进行排序,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发电资源;在电网负荷出现缺额时,优先安排绿色环保、煤耗低的机组,实现了发电、调度环节的资源优化配置。2009年,完成发电权交易电量11.8亿千瓦时,节约标煤12.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1万吨。
来自全球性的碳足迹研究显示,一个企业全部碳足迹的75%来自于产品中所使用的原材料。由此可见,节能减排最大的潜力来源于对低碳原材料的使用。而在所有原材料中,电能的消耗是最大的耗能。据统计,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是我国耗能排放最多的6大行业,占全国工业能耗近70%。
除了低碳原料的使用,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从企业内部的能源效率出发,从建设环保的办公大楼,到供暖、照明设备的管控,再到数字化办公等细节入手,尽可能减少自身日常运营对能源的使用和温室气体的排放。
“这两年来,我们真正切身体会到节能的好处。”西门子北京公司公共关系主管段伟说。2008年底,作为北京市第一座大型绿色智能建筑,位于朝阳区望京的西门子(中国)中心落成。该中心采用全套节能措施,如热能回收、免费供冷和冷梁技术等,使得西门子中心的能耗可以比普通建筑降低28%,从而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00吨至1600吨,每年可节省能耗开支150多万元。
“2010年,西门子将继续通过开发高效利用能源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以及可再生能源和环境技术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西门子制定了“2010加速度”战略目标暨2010年新订单额达到1000亿人民币的规划,着重推行节能环保。”据段伟介绍,2002年-2007年,西门子为客户提供的节能产品和解决方案每年能够减少1.14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西门子也为自己设定了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即到2011年,在2006年的基础上减少20%的二氧化碳排放。
大庆油田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石油工业基地,但产能大户也是“能耗大户”,然而近3年来,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大庆油田却做到年均节能25万吨标准煤,各项环保指标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十五”以来累计完成环保专项工程近300项,实现连续多年污水零外排,废气零排放,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率100%,油田绿化覆盖率达到24%,在世界以盐碱沼泽地为主要覆盖区域的油田中居于前列。
另一个例子则很好地展示了在旧有格局中开创新局面所带来的竞争力,中国节能投资公司是全国唯一一家以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为主业的央企,长期推动节能环保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专注于城市节能环保基础设施和工业领域节能减排,专注于清洁技术和新能源业务,是中国节能环保领域最具特色、最具竞争力的产业投资集团和集成服务运营商。公司围绕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新能源和清洁技术三大主业方向,重点强化工程服务、运营管理服务、装备制造和科技研发孵化与产业化推广四大支撑,各主业板块已形成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和较大的产业规模。
这两个企业分别以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践行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生存“分水岭”
此前,中国2020年减排目标一出,就有学者表示,担心此举会给中国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造成影响、带来危机。于宏源则认为,对于人类而言,气候变化是危大于机,而对于企业来说,是机大于危的。中国企业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取决于中国的科技和经济等自我创新能力。
宝钢集团经济管理研究院研究员张龙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可能成为优秀企业与落后企业的分水岭。气候变化对于优秀企业而言应该是机大于危,企业通过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直接实现碳减排、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核心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相应的低碳技术创新可以成为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企业应提高对碳资源价值的认识,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研究关注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获取企业最大战略利益。
如果企业有相对较高的经济承受能力、明显的信息优势和超前的环保理念,尤其是行业中企业经营的佼佼者,他们最有可能率先尝试参与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并从中获胜。企业应当顺应市场需求,为新的基础设施开发出更有效的低碳解决方案,提供新的低碳商品,如建造新型住宅、厂房或汽车实现的减排,通常比翻新改进现有资产实现的减排更为有效。
来自美国的伊顿公司是一个多元化的产品制造商,从空中客车A380飞机上的液压传动系统,到互联网数据中心的不间断电源(UPS),从广州环保公交车中的混合动力系统,一直到电力输配电设备,节能减排的低碳理念都是融入各种产品的核心理念,希望通过各种产品的使用帮助客户更高效地利用电能、流体动力和机械能。如可以帮助客户将能源消耗降低30%以上的照明控制系统、能使卡车司机在夜间行使时关闭发动机减少尾气排放的电气化系统等。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混合动力技术,可以降低汽车30% - 60%的污染排放及能源消耗。当然,伊顿在中国的发展也得益于这样的产品理念。2008年,伊顿与广州一汽签订协议,使用伊顿混合动力系统的公交车在广州市大批量投入运营,为伊顿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后哥本哈根:绿色经济商机无限
目前,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已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0%,经济中的碳含量过高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中国经济急需转型。值得期待的是,经济增长的彻底转型,会带动新产业的出现。
例如,通过向发电厂大规模供应生物能,或者以纤维素乙醇为基础快速降低能源成本从而带来运输燃料供应模式的重大改变,这些都将导致出现新的价值链。据世界最大的生物酶技术公司诺维信最新调查显示:到2020年,纤维素乙醇每年可替代3100万吨汽油,使中国的石油进口量降低10%;每年带来32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创造600万个就业岗位;在纤维素价值链上的中国公司将成为主要受益者,包括价值960亿元人民币的国内工程和建造市场以及潜在的国际市场;纤维素乙醇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9000万吨,并创造有利的相关经济效益。
作为世界最大的生物酶制剂生产商,诺维信如今已拥有50%的世界市场份额。20世纪90年代,诺维信第一个将以粮食为原料的第一代生物乙醇带入中国,开创了中国生物燃料新纪元,也实现了诺维信近30%的销售增长。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由于粮食危机的影响,诺维信投入巨大资金与人力,开始向以秸秆、树叶为原料的第二代生物乙醇展开冲刺。
“就在2010年,诺维信就能实现用于纤维素乙醇生产的酶的技术成熟和商业化,诺维信将成为第一家能批量供应用于商业化生产的第二代生物乙醇用酶企业,第二代生物乙醇在中国就能真正开始批量化生产。”诺维信沟通经理朱晓青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言语间透露着难抑的兴奋。
气候危机已迫在眉睫,需要人类共同面对,需要所有人共同的努力。这也是哥本哈根会议带给人们最大的启迪。
值得庆幸的是,通过对企业的采访我们发现,“气候危机”早已被企业灵敏地感知,并开始从企业理念转向具体的行动。排除一些技术和政策上的困难与等待,不少企业已经做好迎接气候危机挑战的准备,并开始从中找到突破重围的“生存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