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南275公里，是中国离首都最近的省会城市—石家庄。从北京坐高铁，一个小时多一点抵达。
　　2012年年底，当了3年兵的河北人李飞退伍，他坐的飞机从云南出发落地石家庄，“一头扎进来，什么也看不见。”而出发时，机舱外山是山，水是水，很好看。
　　当时他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地方能够看到严肃的解释。
　　后来，PM2.5这个专业术语被推向公众视野，几乎成为空气质量的代名词。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问题的关注，也拉动了整个中国对环保的集体反思。
　　作为生活其中的个体，李飞认为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2016年年初，他成立了河北省第一家关注工业污染的环保机构。
　　此后不久，2017年雄安新区向世界亮相。作为距离首都最近的省会城市—石家庄，被人们调侃着。而之前的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十三五规划”中石家庄定位为“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第三极’”，谁也不知道这座城市将向何方行进。
　　在李飞看来，“也不是没有好处。不被众人瞩目，恰好可以更自由、轻松地发展”。
　　关于这座城市，这并不是主流观点。有人看到的是“庄里人”特有的“小确幸”心理。

个体尝试

　　李飞还记得回到河北后跟家乡人分享他对雾霾的感受时，看到的沉默和淡然。
　　是企业没控制好？还是政府没有监管到位？为什么我们来承担这个结果？他觉得必须得发声，让应该承担责任的人来承担。
　　他也可以离开这里到另一个环境好点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的问题还在啊。真正的负责是怎样让这个地方变好吧。”李飞说可能是因为当兵的原因，总有一种荣誉感在身体里乱撞。
　　每个人都可以发牢骚，但是你为你所满腹牢骚的问题做了什么？这成为李飞越思考越认为尤为重要的问题。
　　2014年，李飞结婚、生子。雾霾更成了摆脱不了的问题，“你要在这个地方就必须得面对，牢骚不是办法。”
　　2015年底，对法律感兴趣的李飞接触到一个环保组织，那个环保组织的主要途径是不断用法律诉讼，向政府要求信息公开。但是真正的效果微乎其微。“很容易就将自己放在与政府面对面的尴尬位置，但问题要解决，必须还得需要政府。”
　　待了半年多，那个环保组织就剩李飞一个人。李飞决定自己出来成立环保机构，注册时就遇到“不能注册非营利机构”的问题，他只能将它注册为公司，这个问题现在依然未解决。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实施。新环保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并对排污费的征收和使用情况作出说明。
　　李飞发现石家庄环保局并未公开信息。不过它也不是个例。
　　2017年4月20日，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发布了《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效果评估报告》。在排污费使用信息公开上，101个环保部门集体交了“白卷”。报告称，“所有环保部门均对《环境保护法》中关于环保部门有义务公开排污费使用信息的规定置若罔闻。”
　　而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权利的公民对环境信息的关注度也远远低于对其他信息公开的关注。2016年环保部受理的各类环境信息公开申请数量为499件，远低于2015年的682件和2014年的649件。
　　李飞就是在这个时间算是真正进入环保领域的。他成立的“绿行太行”，是河北省首个在工业污染防治方面真正行动起来的环保组织。

“法律很好，但诉政府不是一条好路子，要协助政府去解决问题。要真正地帮助污染受害者，对着法律条款没有用，而是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需要去一线调研。”

　　他们通过电话、邮件或者见面等方式，与石家庄环保局保持沟通，“就想让他们看到我们是做什么的，知道我们是谁。”
　　2017年，李飞起诉了石家庄环保局，“法律很好，但诉政府不是一条好路子，要协助政府去解决问题。要真正地帮助污染受害者，对着法律条款没有用，而是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需要去一线调研。”在李飞看来，这样更积极。
　　2018年，石家庄环保局的信息公开得很及时，在时间上属于第一批次，这在李飞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苗头。“政府看到民间还有力量”，李飞也经常被他们称为“勇士，社会上良性元素。”因为做环保，李飞要去很多地方，走了一圈下来感觉，河北的氛围要弱一些，没有更好的公益氛围。
　　但是政府层面会有关于环保的硬性指标在头上，可能是因为北京的原因，“所以都很头疼。”

社会成本

　　2014年北京APEC会议前夕，北京开启奥运会后动用力量最大的空气保障工作。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启动了“空气保卫战”。
　　就是那一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谢坚做了关于“环境政策对社会（民生）的影响”的议题，他和他的团队将目光放在河北石家庄鹿泉区的水泥厂“并停并转”现象。
　　“因为当时没有给很多企业、工人缓冲时间，直接关停，而水泥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谢坚认为这后面是有问题的。
　　4年来，通过调研、走访，谢坚组织了两次对话，将當地政府、农民、企业叫到一起，“坐下来，倾听对方的声音。”
　　按照相关政策，企业主的经营是符合环保产业政策的。农民虽是农民的身份，但是他们一直在做工人的事情，多年来没有其他就业能力。
　　对失业的农民来说，失业前两年有储蓄。接下来，储蓄越来越少，“恐慌才会慢慢显出来。”对于企业主来说，多数企业主普遍年龄大、知识水平不高，曾经只会做水泥、卖水泥。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对于转型，很多企业主是不乐意的，但没有办法。其实拆、停很容易，关键是怎么转型。” 　　谢坚担心找不到转型方向的企业主们在观望了一段时间以后，陷入消沉阶段。而非法集资的平台现在又如洪水肆虐，据他了解，有很多企业主，甚至农民的钱都进了金融平台。
　　“总体来说，当时政府想得很好，也想绿色，也想转型，但是外面招不进来，内部又偏保守，以稳妥为主。”谢坚说。
　　上述政府工作人员对《南风窗》说，“在体制内做事还是很难的。怎么去实施，很多也得走一步看一步。”
　　曾经的鹿泉华恒水泥厂的厂址上，是核桃露深加工基地，这是转型中的一家企业。2018年的5月底，门可罗雀，尘土飞扬。从沿海地方传过来的产能，也有落地，效果不理想，比起核桃深加工基地更难找到地址。
　　2018年，石家庄市会召开两届旅行发展大会，第二届的主题是“绿水青山、多彩鹿泉”。会场就设在鹿泉，所以，在鹿泉到处可以看到标语，也听得到广播里传来的声音，“到处搞旅游”，李飞表示暂时有点看不明白。
　　就是从2014年开始，石家庄发现，原来发展工业经济不行了，北京现在更看重的是空气质量。之后，《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实施方案》《开展利剑斩污行动实施方案》《大气污染防治调度令》等文件接连下发，以华药为代表的一系列重污染工业企业，全都面临搬迁、停产、优化组合的命运。
　　2016年11月17日，石家庄紧急启动“利剑斩污”行动，这被称作“史上最严”治霾方案。近千家企业关停限产。治霾“休克式疗法”已在那一轮重霾之地次第上演，山西、四川、河南、北京、天津、山东……数千企业加入到了停工限产大军之中。
　　一声令下，石家庄这座有千万人口的省会城市付出巨大代价，却似乎没有换来等值的回报。
　　谢坚认为，对于一个城市的环保、转型道路，人们更多关注企业、政策的落实，但是很少去关注政策背后的社会民生成本，“也就是政策给当地老百姓到底带来了什么。”
　　“推动政策的改变是实际是上很难的。但是愿意倾听就是一个好的开始。”谢坚表示，议题还会持续下去，继续观察。

硬规划中的柔软

　　2003年，河北人高群书取材石家庄真实案例改编创作了电视剧《征服》，这部仅仅20集体量的电视剧随即成为中国涉案题材影视作品中极为浓墨重彩的作品。即使在十几年后的今天，重播时，依旧有着不错的收视率。
　　2016年，《收获》杂志刊登的高群书和徐展雄的对话中，他这么描述《征服》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八十年代的江湖，大家可以砍砍杀杀，争强斗狠赢得一片天地。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轨，资源丰富和经济繁荣的城市已经荣光不再，而沿海的贸易经商者们取代了踏实的劳动者成为了时代的新宠儿。

　　《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是万能青年旅店创作并于2010年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专辑《万能青年旅店》中。它和它的乐队让石家庄成为中国摇滚之城，同时不可缺少的是《我爱摇滚乐》这本杂志。
　　对这首歌最多的解读是，创作的背景是80年代，它描述了北方重工业城市在经历过了时代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轨所经历的阵痛，和那些被遗忘或者是被抛弃的群体的失落和愤怒的感受。资源丰富和经济繁荣的城市已经荣光不再，而沿海的贸易经商者们取代了踏实的劳动者成为了时代的新宠儿。
　　石家庄市十三五发展规划里给出了石家庄的战略定位是京津冀城市群第三极、协同创新示范区，是绿色发展先行区、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城市、歷史文化旅游名城，也是低平源生态修复区。
　　而河北省的十三五规划给出的版本是：支持石家庄提升省会功能，发展壮大服务经济，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努力建成功能齐备的省会城市和京津冀城市群“第三极”。打造冀中南功能拓展区，推动石家庄、邯郸、邢台、衡水强化先进制造业发展、科技成果产业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农副产品供给功能，着力建设正定新区、冀南新区、邢东新区、滨湖新区，加快形成城乡统筹发展重要示范区。
　　综合比较看下来，石家庄在建设功能齐备的省会城市的同时，更多地还要融入京津冀城市群，作为城市群功能拓展区的一份子而存在。因此省会城市的建设很可能主要涉及政治方面，而并河北省的各地区将根据京津的不同需求分别谋求自身角色定位。而考虑到这一点，充分融入京津冀一体化的大格局并享受其红利，是石家庄未来发展最好的结果。
　　有媒体对石家庄做一个比喻，“这座城市就仿佛一团橡皮泥，你看不出它有任何想法或脾气，也没什么打算和长远规划。所有的改变和调整，都是为了适应北京的手感，让自己捏起来更合手。”
　　按照石家庄市政府网发布的信息，市四大班子机关及部分市直部门将搬迁至正定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