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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逝世以后,每年的6月13日,陈云的夫人于若木都要率子女,与在陈云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聚一聚,共同缅怀陈云。在世人面前,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最主要的理财人,陈云难免给人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其实,生活中的陈云非常平易近人,有着一种特有的人格魅力。
宣传自己个人的文章
全部“枪毙”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突然停播。关于这件事,陈云的夫人于若木介绍说:四川省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了解到,陈云在红军长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前往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陈云出川的过程富有戏剧性。曾经任四川雅安小学校长的席懋昭在当时受组织之托,护送陈云出川。于是,那位干部根据席懋昭生前的回忆材料,写成电视剧本《陈云出川》,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此剧本经秘书和陈云家属商量,同意拍摄,但未向陈云报告。
《陈云出川》拍好后,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由中央电视台播出。
陈云晚年患白内障及青光眼,视力很差,不看电视,每天一早一晚收听电台的“新闻联播”。如果有事,总叫人把广播录下来,有空时补听。
陈云不看电视,本来不会知道《陈云出川》的播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自觉地不向他透露。不料,一位新来的护士不知道要对陈云保密,跟陈云说在电视里看了《陈云出川》,很精彩。
陈云一听,连忙问:“什么《陈云出川》?”当他知道拍了这么一部电视连续剧之后,当即叫来秘书,把剧本读给他听。
听罢,他认为不能播放这样一部片子,遂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要求停播电视剧。于是,央视执行中途停播该剧的指示。
这就是陈云,一个谦逊有余的陈云。
早在1945年5月,陈云便在中共七大上这么说:“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
于若木说,有一篇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回忆文章,送到陈云那里审看。陈云看后,虽然同意发表,但却把文章中关于他的内容全部删去了。
在陈云生前,有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对陈云的书法作品很有兴趣,收集了陈云每年写的条幅,想出版一本《陈云墨迹选》。可是,一直不敢贸然出版。
1990年,上海市青浦县(今青浦区)和练塘镇为表达家乡人民对陈云的崇敬心情,决定在陈云旧居的基础上,建立“陈云同志革命历史陈列馆”。
陈云知道这一情况后,专门带信给当地有关部门,要求不要搞个人的革命业绩陈列馆。他强调:一切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革命人民的艰苦奋斗;离开了党,离开了群众,个人的能耐再大,也势必一事无成。
最后,根据陈云的意见,青浦县和练塘镇在展出内容和范围上进行了调整,改为陈列青浦县各个时代的所有革命先驱的斗争历史和业绩,并命名为“青浦县革命历史陈列馆”。不过,在陈云逝世后,家乡人民还是建设了陈云纪念馆。
国家领导人有什么重要活动,新华社一般都是要报道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李尚志说:“凡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如国庆、‘五一’、‘七一’等纪念活动,当然要发新闻。这类活动都有主持人、主讲人,他们都有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或报告稿,这种消息一般都是好写的。而单个领导人活动的新闻就复杂一些,对这类活动的报道,记者有‘三怕’:其一,有些领导人活动时没有讲话稿或发言稿,全靠现场‘发挥’,讲起话来跳跃性很大;其二,临时更改,原说不发消息,但活动完了,觉得活动还可以,又决定要发消息,使记者措手不及;其三,有的领导人自己不审定报道稿,而是委托秘书或有关行业的领导机关负责人审稿,有的秘书出于多多宣传自己首长的心理,或有的行业领导机关审稿人出于多多宣传本行业的想法,便在报道稿上添加内容,甚至领导人现场未讲的话也加上去一些,使新闻越来越长。”
李尚志说,他曾多次采访陈云的活动,却从未遇到过上述3种情况。陈云在活动结束后,凡是要发消息的,都是把记者、秘书和有关同志叫到身边,亲自商量如何修改报道稿。凡是他的活动,参加什么会议,或与什么人座谈、谈话,都是事前口授,让秘书先给他起草一份讲话稿,自己修改定稿后,再打印出来发给记者。而且明确规定:记者发稿时,引用他的话就以此稿为准,可以删减,但不能增加内容。
李尚志说:“陈云打印好的发言稿或谈话稿,都是言简意赅,文风很好。”
有一次,陈云对李尚志说:“发新闻时,我的讲话稿别添、别改,添改了就不是我的意思了,当然你们可以删减,总不能满篇都是我的话。”他还说:“有了这个打印稿,我们再谈话便轻松多了,再说了什么都可以不作数的。”
陈云这样“发新闻”,除了表现出这位老一辈革命家的严谨作风外,也包含着照顾记者、尊重记者劳动的意思。所以,同行们至今回忆起往事,对陈云都怀有深深的敬意。
陈云谦虚谨慎、淡泊名利,有关宣传他的文章,只要报到他那里审核,都要被他“枪毙”。据于若木回忆:“党的八大之后,丛书《红旗飘飘》要为每个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他始终不同意登他的传。”
谁请吃就让谁吃
“闭门羹”
陈云一生清正廉洁,对自己要求很严。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出“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大力倡导言行一致的作风。他向来公私分明,一点小事也不放过。他给自己立了个“不收礼”的规矩,并要求工作人员:凡是有人来送礼,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外宾送的礼品也要一一上交。他说:“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
一次,陈云在外地视察工作结束,乘火车回北京。当时,当地派来送陈云的两位同志告诉陈云的随行人员:“车厢后面有一个大柳条筐,是给首长的一点营养品,回去后好好给首长补补身体。”随行人员一听,急了:“首长是不收礼的,你们快把东西带回去。”
当地同志说:“首长在我们这里太辛苦了,找人谈话、开会、参观,工作很累,又不让提高伙食标准,而且他身体又弱,缺乏营养。筐里不过是两只老母鸡和一些青菜,请带回去给首长补养一下。”
怎么办呢?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犯难了,陈云是一贯不收任何人送的礼物的。请他们下车带回去,他们又说:“这不是哪个人送的,是几位领导同志共同决定的。东西又不多,就请首长收下吧。”双方你来我回的,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向陈云请示汇报了。
工作人员向陈云建议,既然东西已送上车了,再要他们带回去,面子上过不去,是否按市价把东西买下来。听完汇报和建议后,陈云说:“不能开这个先例,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以后就阻止不住了。还是请他们把东西带回去,要和他们说,心意我领了,但东西我不能收。”
1976年以后,一些老同志在陈云的关心下恢复了工作。一位老同志为表心意,送来一纸箱葡萄。陈云坚决地说:“带回去。”经过反复推让,陈云改口说:“那好,我尝5颗。”果真,他摘了5颗葡萄后,连朋友和葡萄一起送出门。
一次,一个大军区的两位领导同志来到陈云的住处,汇报军事演习的情况,并带来两盒当地产的葡萄。他们汇报完工作起身告辞时,陈云让他们把葡萄带走,并说:“我是中纪委书记,不能收你们的礼物。”
他们解释说,这值不了几个钱,算不上送礼,只是请您尝一尝。陈云说:“好吧,那我吃10颗,叫‘十全十美’,剩下的你们带回去。”
渐渐地,来人空手登门,不给陈云提东西送礼了。陈云幽默地开玩笑说:“如果主席、总理给我送礼,我就收,因为他俩没有求我的事儿。”
有一回,陈云家乡送来一份精美的文房四宝,请他为准备开办但还没有正式批准的一家公司题词。陈云听了很不高兴,说:“这个词不能题,一题词就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了。”他让人将送来的文房四宝如数退回,并嘱咐秘书向上海市委通报这件事。
陈云性格内向,平常说话不多,但勤于思考。他不喜欢客套,讲究实在。平时去外地,陈云向来不准当地领导人迎送,也不让老朋友、老部下到他家中做礼节性的拜访。用他的话说,叫做“不接不送”,“不请不到”。他总说:“大家都挺忙的,走那形式干嘛!”“没事别来,有事说事。如果电话中把事办了,就别跑腿了。”
有一次到外地,当地接待部门为陈云准备了一桌酒席。他看到后很不高兴,坚决要求他们撤掉,直到改换上平日的一荤一素才肯吃饭。
1961年,陈云到上海郊区搞调查,随行的工作人员只有3人。他们不住宾馆饭店,就住在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家中,每顿饭就是两小碟素菜,喝的是大麦茶。而陈云这次调查的内容,却是关乎千家万户吃饭的问题,即农村养猪问题是集体养好还是给私人养好。他得出的结论是:私人养成本低、收益高,能更好地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城市供给,能更快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1960年秋季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到陈云处谈工作。按过去的接待常规,工作人员要冲上一杯热茶给客人送上。但中央刚发了一个文件,其主要精神是:接待客人不送茶,不敬酒;参加各种会议的人员自带茶、烟;到各地视察工作,不迎来送往,不请客,不送礼。
现在周总理来了,送不送茶呢?当时在陈云办公室工作的杨乃智回忆说:“我们和陈云同志的卫士长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最后商定还是给周总理送一杯茶上去,理由是总理来了,不能与一般客人同等对待。”
当卫士将茶水放在周恩来面前时,周恩来立即严肃地批评卫士说,你们不知道中央刚发了文件,接待客人不准送茶吗?周总理拒绝喝茶,弄得卫士面红耳赤,手足无措,进退两难,不知是将茶水拿下去好还是放着好。
周恩来谈完工作离开后,陈云将所有的工作人员叫到他的办公室,严肃地问:“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你们学过没有?”进而说:“既然学过了,为什么不按文件规定执行呢?”
工作人员哑口无言,只好如实地将当时给总理送茶的想法讲了一遍。陈云听后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国务院文件规定,对中央领导和普通群众都一视同仁,不能有任何特殊化,不能在执行中任意打折扣。”
杨乃智说:“从陈云同志办公室出来后,我们立即开了一次会,大家都作了自我检讨,并规定了一条制度,每周要进行一次集体学习,学习和讨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文件,以及按阅读范围可以学习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以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
穿了40多年的棉坎肩
有32个补丁
“粗茶淡饭,布衣素食”是陈云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有两套毛料中山装,只有在接见外宾、出席会议和重大活动时才穿,平时在家里办公,穿的是布衣皮鞋。他这两套礼服一直穿了30多年。他穿的衬衣都是补了又补;他的大衣是两用,春天、秋天是夹大衣,到了冬天把做好的厚绒衬里用几个扣子扣上,就成了厚大衣。
他用东西也很节约,有一个皮箱是延安时期的,直到1994年还在用。有一个刮胡刀,刀架是1935年由上海秘密去苏联之前买的,3个刀片用了10年,而刀架一直用到他逝世之前。
有一件坎肩,他自解放东北时开始穿,穿了40多年,坎肩上补丁叠缀,布料不一。在江西“蹲点”时,曾有人粗略数过,各种大小补丁有28块。直到1984年,棉坎肩已经有32个补丁,破旧得不行了,陈云才勉强同意换下来。如今,这件棉坎肩已经放进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成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俭朴生活的真实见证。
1985年6月13日,陈云80寿辰。之前,于若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陈云除外事活动外,从来不参加也不设什么宴会,所以曾提议召集一些老同志在一起吃顿便饭,共同为他简单地庆祝一下。但即便是这个提议,陈云知道后也坚决不同意。经过协商,最后决定全家照张相,留个纪念。
北长街71号(现为58号)院内有一幢2层小楼,这里既是陈云的办公室又是住家,他的家人和工作人员也住在这幢小楼里。1949年陈云从东北调到中央工作,就住进了这个院子,一住就是30年。
住进后的第一个夏天,就发现房顶漏雨,机关行政部门把屋顶的瓦全换了。从外面看,这小楼还不错,可是楼里各处年久失修,白色的墙,灰一块白一块,原来油漆的豆绿色墙围也变成了深灰色。夜晚,老鼠从旧地板缝中随意出入,如入无人之境。即便是这样,陈云也不让工作人员粉刷、油漆、整修房子。他总是说:“这不影响我办公,没必要收拾。”
再看看走廊和楼梯上铺的地毯,表面的毛都磨得差不多了,陈云也不让换新的。他还是那句话:“我上下楼梯时注意些就是了,不要换了。”后来,为了安全起见,避陈云上下楼滑倒,才换了一条价格便宜的胶皮地毯。
唐山地震后,楼房被破坏很大。机关行政部门决定让陈云先搬到另一处房子去住,把旧房拆掉另建一座新的。陈云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工作人员无奈,只好把楼房进行了必要的加固。一直到1979年,经有关部门反复劝说,陈云才勉强同意搬了家,离开了这个住了30年的小院,搬进了中南海。
亲情、人情背后的大爱
陈云对凡是来看望自己的部下,都说:“如果生活有困难,孩子上学有困难,我会帮忙。如果孩子出了事找我,你找上门来,我不但不帮,还会批评你。”
陈云对子女和亲友的要求也很严格。1949年,老家刚解放,陈云即给家乡一位老战友的儿子回信,提醒他和自己的表弟千万不要以功臣子弟自居。他说:“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洁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
对于5个子女来说,陈云是一位真正的慈父,他的一言一行影响和教育着子女的成长,父亲在儿女心中是一座无言的丰碑。
陈云给家人订下的“三不准”,曾经被广为传颂。这“三不准”就是: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
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那样学习和生活。家人在这方面也予以很好的配合与支持。
陈云的小儿子陈方上中学时,一次为买脚蹼,从生活秘书石长利手中要钱,超出了预算。黄昏,陈云散步时知道了这事。当晚,陈方坐在陈云面前,父子的对话开始了:“你从哪儿拿的钱?”“‘石头’(石长利)那儿。”“‘石头’哪来的钱?”“你的工资。”“我的工资谁给的?”“人民给的。”“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呢?”“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爸爸。”“记住,节约1分钱是节约人民的钱,我看你的行动。”
陈云是南方人,习惯于南方的气候。晚年,每到秋天他常住杭州和上海,往往在南方过冬,一住就是大半年。1977年至1992年,陈云几乎每年都去杭州,住上一两个月或三四个月。他常住在紧靠西湖的汪庄。他很喜欢美丽而宁静的西湖,生前曾26次来到杭州,在西子湖畔留下过许多轶事和佳话。
曾在陈云身边工作过的何宝生深有感触地说:“在杭州,陈云同志外出从不坐进口轿车,总是坐国产红旗车。他外出不搞前呼后拥,只带秘书和几个随身警卫,车辆也是最少的,轻车简从。陈云同志到杭州时,每次都带着3件宝:一是一只延安时期就跟随他的旧皮箱,这只旧皮箱用了几十年,连皮制襟襻、拎手都断了,他还一直在用;二是一台苏联制造的老式收音机,这台机子的电子管体积大、分量重,在杭州时坏过几次,当时找不到师傅修,工作人员只好求助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老师傅;三是一条薄薄的旧棉被,这是他到哪里都带着就寝时盖的,一直用到最后。”
曾多次接待过陈云的赵群鸣也回忆道:“首长生活俭朴,从没有什么高的要求。他住的房间陈设相当简单,不需要高级的东西。一年四季从不请客,从不加餐。”
在杭州,陈云每天身着中山装,脚穿一双老皮鞋,天冷外出时再加一顶蓝布帽、一件棉坎肩。每次到杭州,随行的亲属除了夫人于若木外,一般不带子女。
陈云不吃请,自己吃得也比较简单,这是他的习惯。但他并不“死板”,不反对必要的人情往来。20世纪80年代,陈云身边的一位警卫员的爱人生孩子,陈云知道后,专门叮嘱警卫员要照顾好母婴,在饮食上不能马虎,说:“要多喝鲫鱼汤和鸡汤,鲫鱼汤是下奶的;要用母乳喂养,母乳最有营养;孩子哭是一种运动,是好事,不要一哭就喂奶,不过还是要按时喂奶。”
即使是在那个火药味比较浓的时代,对一些必要的人情,陈云认为还是应该的,并不是凡事都“上纲上线”。在“对资改造”和“三反”、“五反”搞得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有些干部怕与资本家交往,怕被腐蚀,杯弓蛇影。对此陈云指出,要有来往,要做工作,而不是被腐蚀,也不要把正常的交往“敌对化”。他曾讲过一个小故事,天津有一位女老板,看到公方代表开会回来忙得顾不上吃饭,给他煮了一碗面条,公方代表绷紧了阶级斗争之弦,拍着桌子,吹胡子瞪眼睛说:“你想腐蚀我吗?”陈云认为这样做也太不近人情了。
风趣幽默的首长
常“大放噱头”
陈云说话风趣幽默,富有哲理。解放战争时,他刚到南满领导工作,当地的一些同志马上张罗给他挑一支好手枪。陈云微笑着回绝说:“好枪还是给前方打仗的人吧,如果到了需要我用枪的时候,仗早打输了。”
1982年的一天,赵天元被调到陈云身边做警卫员,到陈云住所报到。以前,赵天元在连队当战士,没有接触过大干部,因此乍一见陈云,心里不免有些紧张。陈云像是看出了赵天元的心情,便问了他叫什么名字,听后马上风趣地说:“赵钱孙李,天元(圆)地方。”然后,又问他的籍贯。赵天元说是河南沁阳,陈云听后又说:“你们老家可是产小米的地方啊,那小米过去是给皇帝进贡的,你知道吗?”
过了一会儿,陈云开始散步了,他一边走一边与工作人员谈笑风生。他指指赵天元,笑着对周围的人说:“这位小同志‘第一’。赵钱孙李,赵是第一,天、元也都是第一。你有弟弟吗?要是有个弟弟,就该让他叫‘地方’了。”说得周围的人都笑了。
第二天,赵天元开始跟班熟悉情况。当天值班的是警卫员小徐和护士小赵。陈云喊护士小赵时,赵天元与她分不清在叫谁,就一齐答应。面对这滑稽的场面,大家都笑了,陈云也笑了。
小徐开玩笑说,为了区别,以后就叫护士小赵“黄毛丫头”吧。陈云听后笑着说:“不行,这个外号不行,我不批准。”大家问:“那怎么分清两个小赵呢?”陈云指着赵天元说:“这是警卫员小赵。”大家说:“这也不好叫呀。”
晚饭后,陈云突然对赵天元说:“你们家乡不是产小米吗?那就叫赵小米吧,可以吗?”赵天元点了点头:“可以,这就分清了。”
这时,护士小赵为报小徐给她起外号之“仇”,赶紧说:“首长,有‘小米’了,小米加步枪嘛,就叫警卫小徐‘步枪’吧。”
在一片欢笑声中,陈云高兴地说:“好,小米加步枪打出了新中国,就叫赵小米加徐步枪。”随后,陈云当着大家的面,乐呵呵地在一个本子上写到“赵小米 徐步枪”。
就这样,在陈云身边,“小米”这个名字渐渐叫响了。以后,有新同志来,不了解这个名字的原委,见陈云总叫赵天元“小米”,还真以为他姓“米”。
每到杭州,陈云必游云栖竹径。在那里,陈云心旷神怡,真可谓“云”栖“竹”径。有一年他在杭州住的时间长一些,前后竟去了7次之多。工作人员何宝生回忆道:“他每次出游,总是走在游客中间,凡是认识他的人,总是停步向他问好,有时他会停下步来与游客聊天。一天他在‘云栖竹径’散步,碰上几位上海旅客,他便打起了上海腔,与他们闲谈了好一会儿。有时他的出现会使游客闻讯赶来看他,有时围观群众会越来越多,负责警卫的同志感到担心,可他却谈笑风生。”
陈云经常到书场与群众一起听评弹,像普通百姓一样出入书场。首长的安全问题成了工作人员头痛的问题,每次去书场听书,工作人员都表现出为难情绪,一方面希望首长去听,开开心,也好调养身体;另一方面又怕首长的安全出问题。陈云察觉了工作人员的心思,笑着对他们说:“没有关系,你们不用担心。我不像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和朱德同志那样容易被群众注意和围观。”停了一下,他又说:“我们进书场不要过早,也不要过晚。”他还专门交待说:“我们不要在书场门前下车,与我同行的有一两个人就行了。”
就这样,陈云每次去书场,只有一辆车、一两个人跟随,进场不惊动群众,退场时静静地走旁门,从不影响群众听书,和百姓一起自得其乐。后来,有不少与陈云同场听过书的群众在街头巷尾自豪地说:“我不止七八次与陈云同志一起听书,我就坐在他的后排右侧。每逢演员放噱头(评弹中逗笑的话或举动),他就和大伙一起放声大笑,一点没有中央领导的架子!”
“木炭汽车”
长寿自有要诀
陈云的体质比较弱,早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身体比作“木炭汽车”,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冒发烧是常事。1959年,他患了冠心病,后来经过治疗有所恢复,但没有根除。1979年,他患直肠癌,成功地做了手术切除。1984年,又发现他患有帕金森病。
陈云工作十分繁忙,新中国成立后,他担子重,经常是上下午都开会,或者看文件、处理问题,晚上8点钟到周总理那里,12点钟到毛主席那里。但陈云都能有条不紊,从容应对,而且工作出色,成绩斐然。
陈云以并不强壮甚至是羸弱的身体,顽强而又出色地工作着,支撑着共和国的经济大厦,直到晚年依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而且能够享年90岁,真是不容易。究其原因,除了有先进的医学科学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外,同时也和他良好的个人修养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陈云遇事沉稳,处变不惊,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使自己的身心总是处于良好的状态,为他的长寿之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陈云心中装着人民,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为民说话,胸怀坦荡,心胸开阔,始终保持乐观健康、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陈云一生淡泊名利,他曾经书写过这样一个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他非常谦虚,不居功自傲,历来不愿意宣传自己,但对党的事业则看得重似千钧,即使自己有身败名裂的风险,也坚持原则,挺身而出。
于若木回忆说:“我与他风雨同舟几十载,其间有革命征途上的急流险滩,也有革命队伍内的风云变幻,无论遇到哪种情况,我从来没见他慌张过。正如他自己常说的:‘我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过来人。’如果不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这种淡泊名利的心态对他个人的健康也很有裨益。
陈云和其他中国革命领袖一样,他们的饮食习惯与他们的凌云壮志之间有着一种朴素而深刻的关系,那就是: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吃好饭”,而自己则吃得简单。陈云在这方面可谓是一个有鲜明特点的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时,陈云一日三餐的伙食标准是:早餐稀饭、面包、果酱、咸菜;午饭一个素菜、一个荤菜、二两米饭;晚饭一个豆制品、一个素菜、一两半米饭。
早些年,大家担心伙食太差,影响他的健康,便提出晚饭时给他增加一小盘质量较好的营养菜,陈云却怎么也不答应。直到1962年,他的肠胃出了毛病,才和家人分开吃饭,也不过是加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为此,他常开玩笑说:“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想吃,没有东西吃;现在革命胜利了,有东西吃了,又不能吃,真是没有口福呀!”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的经济开始好起来了,陈云的伙食有所改善,但依然很简单,一日三餐是:早餐豆浆、面包、果酱和稀饭;午饭一荤一素;晚饭一个素菜,主要是烧豆腐,主食则为大米饭。他食偏素,这是战争年代馈赠给他的特殊“礼物”。他经历过长征,出生入死,饥一顿饱一顿是家常便饭。
陈云吃饭总是细嚼慢咽,不急不忙,他对主食是“讲究”的,因为他是上海青浦人。他只爱吃大米饭,为了定量准确,每次做饭都要称重,中饭100克、晚饭75克。据他的一位保健医生说,他每餐吃一小碟花生米,永远是13粒。每餐的米饭都吃完,一粒也不剩。他每餐配有水果,经常是香蕉。他的这些食谱是常年不变的,即使逢年过节和过生日也不改变。
有一次过节,身边工作人员建议首长加几个菜,陈云笑了笑:“我天天都过年,不用再加菜了。”
在接受专访时,于若木说:“正是他这种平衡的膳食,对他晚年的健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从不吃零食,也从不喝饮料,这保证了他的肠胃正常,从无积食或腹泻的情况发生。”
1988年起,张佐良在陈云身边做保健工作。他回忆说:“我注意到,陈云同志的生活非常简朴,作息很有规律,一日3餐的食谱相当简单。他的体重保持在60公斤左右。从保健的角度看,他的食谱中最好增加一点蛋白质,体重也应稍微再增加一点,使身体内有些储备,增强抵抗力。他的胃肠对牛奶很敏感,喝过一两次觉得不舒服,只好放弃。由于他的牙不好,又不爱吃牛、羊肉,因此我们在跟他商量食谱时,有人建议他吃一点海味。他说海参、鱼翅和燕窝这些东西太名贵,不肯吃。我们为了给他增加营养,在一次午餐时试着在小碟子里盛几根红烧鱼翅端了上去。他很快发下话来,不准再上,我们只好就此作罢。为此,厨师、主管生活的同志和保健医生确实伤了一番脑筋。”
接受采访时,于若木对我们讲:“陈云同志的生活可以说是‘数字化’,他定时定量,吃饭是这样,散步也是这样。散步,身体好时走2000米,都是用尺子量好的,身体差一点时走1000米,再后来不按距离丈量,而是按散步的时间来计算。他每天补充的热量多少及运动量,在营养学或运动学上是有科学根据的。”
陈云饮食简朴,荤素兼顾,以素为主,除了他一向的节约朴素作风外,就是他比较注意饮食结构平衡,从不大吃大喝,更不用说暴饮暴食了。在中共领导人中,他是当时少数几位90多岁高寿去世的健康老人。而他在青壮年时期出生入死,身患多种疾病,晚年时期还得过癌症,如果没有均衡的、健康的饮食调理,他能高寿是不可想像的。
陈云的生活哲学是“睡眠第一,吃饭第二”。他非常重视有一个高质量的、充足的睡眠,这是长期战争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他说:“在长征途中,在遇到后有追兵、前有敌人堵截时,往往需要急行军,必须绕道走很多路,才能躲避开敌人的精锐部队,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因此,吃不饱肚子是常有的事,但当部队找到了宿营地后,许多人第一件事不是吃饭,而是设法找地方睡觉。因为,只有恢复体力才有胃口吃饭,即使吃不上饭,也会有体力走路。”事实上,他的睡眠并不充足,建国初他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左右。陈云当时对苏联朋友说:“身体还可以,就是睡觉太少,一天4个小时都保证不了。”
多才多艺的评弹
“老听客”
陈云在工作之余,或者同疾病斗争之时,能够静下心来得到休息,得益于听评弹。评弹是流行于江南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陈云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听评弹,先是跟舅舅在当地镇上的茶馆里听书,后来听上瘾了,有时大人不去就自己去,靠在墙边站着听。他风趣地说,这叫听“壁书”。后来由于从事革命活动,听评弹就中断了。
1959年,他患心脏病休养期间,为静心养病,遵照医嘱,开始重新听起评弹。那时,苏联领导人给每个中共中央常委送了一台老式的录音机,他就用这个录音机听。后来,周恩来把自己的那台也送给了他。在这之后的30多年中,他听的评弹书目之多,在全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评弹界尊称他为“老听客”。
每逢江南落花时节,西湖分外明媚,正是听评弹的好季节。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在杭州、苏州、上海休养的时候,听评弹成了伴随他休养时的最大乐趣,他笑称评弹是“半个大夫”。
无论到外地,还是住院,700多盘评弹磁带和4台轮流使用的老式收音机是必备的物品。在陈云晚年,评弹界每周向陈云提供的评弹新节目录音带不下于10小时。陈云总是抽时间听,听毕,还往往托人告知他的意见。据了解,陈云关于评弹的谈话、书信等就不下十万言。
陈云多才多艺,除了评弹之外,他还会吹箫、吹笛,也会拉二胡,在繁忙工作之余以此自娱。据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晚年的陈云用牛皮纸包书、用绳子捆扎仍很利索,连年轻人都赶不上他。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也得益于年轻时当店员的经历,因为往外寄书,要包得结实,地址也要用毛笔写得端端正正。
他的子女回忆说:“父亲喜爱摄影,常给我们照相。我们更爱和父亲一起到大海里游泳,在湖边散步,坐在一起听评弹。”
后来,由于病情发展,他散步的距离越来越短。直到住院前,他仍坚持让工作人员扶着在房间里活动。在医院里,精神好一点的时候,他提出过要下病床坐一坐,或者下地走一走,但终因身体太弱,而没有能够如愿。
晚年,陈云几乎每天都坚持写字,站着悬腕用毛笔写大字,并以此锻炼身体、活动筋骨。“闻鸡晨舞剑,借萤夜读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这些是陈云经常手书的内容。晚年写字时,他有一个习惯,即末尾不写年、月、日,而写“时年X岁”。不过,这岁数写的是虚岁。
练书法,刚开始他每次练半个小时左右,后来因为年纪大了,按照医生的意见,减少为20分钟左右。最后到10分钟左右,写完大字之后,他还经常自我欣赏,寻找毛病,以便下次改进。因为过去练大字不多,开始时笔甩不开,后来逐渐甩开了,书法日见臻进,他自得其乐地说:“现在的字有飘逸感了。”
在生命的最后300多天
20世纪90年代初,陈云毕竟是高龄老人了,健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全身各器官系统的功能慢慢地衰退,特别是心脏病逐渐加重,需要不断地调整各种治疗药物的剂量与服用方法。加之肺部反复感染发炎,需用抗菌素治疗,住进医院去治病的次数也增加了。
1994年5月13日,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回京后,陈云的心情一直很好。正当他像往年那样在消除旅途疲劳的过程中,5月25日下午,医务人员观察到他左肺有轻度的炎症,建议住院治疗。陈云同医疗专家商量,说能不能在家里治疗。专家说,还是住院治疗好。他又问,住院期间每天是否可以照常听新闻。专家回答说:“可以”。
于是,当天晚上9点多钟,陈云因肺炎住进北京医院。没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中南海的那个家。
工作人员回忆说:“陈云同志同疾病斗争的精神是很顽强的,他的头脑一直是清楚的,他的脑血管硬化很轻,脑萎缩的程度也很小。他始终信赖医务人员,只要把必须采取的医疗措施的道理同他讲清楚,他都会高兴地接受,并密切配合治疗。”
在医院里,陈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坚持收听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以及15分钟的“国际新闻”。他收听新闻非常认真,同看《人民日报》一样,从不放过任何细节。而且,他很用脑子记,记忆力之强也是十分惊人的。有时他听了重要新闻,就会及时提醒工作人员注意。有时没有听清楚某条新闻,他会反复听好几遍录音,直到听清楚为止。如果仍然没有听清楚,就会问工作人员,而身边的工作人员往往答不上来,因为他们听过后并没有记住,只好回答说查一查。
后来,他的听力跟不上广播员播音的速度,于是让工作人员每天把新闻稿借来讲给他听。但他听讲以前,自己仍然坚持先听一遍新闻录音。在他住院的日子里,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听新闻,并要秘书每天给他讲讲国内外大事。有时白天发烧昏睡,但晚上退烧清醒时,也会把秘书找去讲讲当天的新闻。
1995年1月19日,他在《陈云文选》再版补充文稿的送审本上,用铅笔签下“陈云”两字,成为他一生的绝笔,而“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成了他留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嘱托。签完字之后,他嘱咐一定要送请中央审阅。
春节时,陈云的病情还比较稳定,精神也比较好。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来看望他。他们很了解陈云的习惯,几句问候话后,就谈起形势与工作,他听得很认真,也很高兴。江泽民告别时,陈云双手伸出大拇指说,谢谢你们,表示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信赖和厚望。
当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不少老同志得知陈云精神不错,都想来看望时,陈云就让工作人员转达说,大家工作都很忙,泽民同志、李鹏同志都来看望过了,可以代表大家了,其他同志就不要来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1995年4月10日清晨5点多,北京医院220病房的值班医务人员给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首长有情况”,所有工作人员立即赶到医院。医生说,刚才首长的血压突然下降,现在已经采取措施,血压和心律开始趋于稳定,但还要密切观察。这时,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高度紧张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点。
中午12点左右,薄一波办公室打来电话,说薄老很想念陈云同志,准备马上到医院看望。12点45分,薄一波来到医院。薄一波习惯地走到陈云病床的右侧。陈云睁开眼睛望着他,头脑还很清醒,但已不能讲话了。见到薄一波后,陈云就挥手示意,要薄一波到他的病床左侧来,以便好说话。因为陈云的右耳有些背,左耳听力好些。薄一波见他病成这样子,心情很沉重。
薄一波说:“陈云同志,大家都很想念你。”陈云像往常那样,仔细地听薄一波讲话,面部不时露出微笑。有些话他没有听清,便示意身边秘书再重复一遍。
薄一波感到自己不便久留,便向陈云告别。陈云抬起头来,依依不舍地目送薄一波离开。之后,陈云听了一会儿评弹,安静地休息了。离开时,薄一波见陈云神志异常清醒,担忧这是回光返照。
果然,不到下午两点钟,陈云的病情开始恶化,血压、脉律急剧下降,随即出现自律心律,血压曲线迅速变成一条起伏不大的直线。这时,医务人员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进行抢救。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得知陈云病危的消息,立即赶到医院。
14时04分,在同疾病顽强斗争了321天后,终因年事太高,又患多种疾病,各种脏器功能均已衰竭,这颗跳动了近一个世纪的心脏骤然停止了搏动……
“忆昔艰辛治国,重整破碎河山。几经劫难过,板荡识英贤。百姓柴米心叩,万家忧乐怀牵。有道是,知难行更难,远足赖前瞻。惟实不惟上,警世留真言。净宇若胸襟,双袖清风展。后世论楷模,念及几潸然。”(《念陈云》)
是的,陈云走了,但他一生功勋卓著,德高望重,是矗立在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不走的是他的精神与灵魂,不走的是他的情操与风范。
宣传自己个人的文章
全部“枪毙”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突然停播。关于这件事,陈云的夫人于若木介绍说:四川省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了解到,陈云在红军长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前往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陈云出川的过程富有戏剧性。曾经任四川雅安小学校长的席懋昭在当时受组织之托,护送陈云出川。于是,那位干部根据席懋昭生前的回忆材料,写成电视剧本《陈云出川》,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此剧本经秘书和陈云家属商量,同意拍摄,但未向陈云报告。
《陈云出川》拍好后,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由中央电视台播出。
陈云晚年患白内障及青光眼,视力很差,不看电视,每天一早一晚收听电台的“新闻联播”。如果有事,总叫人把广播录下来,有空时补听。
陈云不看电视,本来不会知道《陈云出川》的播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自觉地不向他透露。不料,一位新来的护士不知道要对陈云保密,跟陈云说在电视里看了《陈云出川》,很精彩。
陈云一听,连忙问:“什么《陈云出川》?”当他知道拍了这么一部电视连续剧之后,当即叫来秘书,把剧本读给他听。
听罢,他认为不能播放这样一部片子,遂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要求停播电视剧。于是,央视执行中途停播该剧的指示。
这就是陈云,一个谦逊有余的陈云。
早在1945年5月,陈云便在中共七大上这么说:“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
于若木说,有一篇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回忆文章,送到陈云那里审看。陈云看后,虽然同意发表,但却把文章中关于他的内容全部删去了。
在陈云生前,有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对陈云的书法作品很有兴趣,收集了陈云每年写的条幅,想出版一本《陈云墨迹选》。可是,一直不敢贸然出版。
1990年,上海市青浦县(今青浦区)和练塘镇为表达家乡人民对陈云的崇敬心情,决定在陈云旧居的基础上,建立“陈云同志革命历史陈列馆”。
陈云知道这一情况后,专门带信给当地有关部门,要求不要搞个人的革命业绩陈列馆。他强调:一切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革命人民的艰苦奋斗;离开了党,离开了群众,个人的能耐再大,也势必一事无成。
最后,根据陈云的意见,青浦县和练塘镇在展出内容和范围上进行了调整,改为陈列青浦县各个时代的所有革命先驱的斗争历史和业绩,并命名为“青浦县革命历史陈列馆”。不过,在陈云逝世后,家乡人民还是建设了陈云纪念馆。
国家领导人有什么重要活动,新华社一般都是要报道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李尚志说:“凡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如国庆、‘五一’、‘七一’等纪念活动,当然要发新闻。这类活动都有主持人、主讲人,他们都有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或报告稿,这种消息一般都是好写的。而单个领导人活动的新闻就复杂一些,对这类活动的报道,记者有‘三怕’:其一,有些领导人活动时没有讲话稿或发言稿,全靠现场‘发挥’,讲起话来跳跃性很大;其二,临时更改,原说不发消息,但活动完了,觉得活动还可以,又决定要发消息,使记者措手不及;其三,有的领导人自己不审定报道稿,而是委托秘书或有关行业的领导机关负责人审稿,有的秘书出于多多宣传自己首长的心理,或有的行业领导机关审稿人出于多多宣传本行业的想法,便在报道稿上添加内容,甚至领导人现场未讲的话也加上去一些,使新闻越来越长。”
李尚志说,他曾多次采访陈云的活动,却从未遇到过上述3种情况。陈云在活动结束后,凡是要发消息的,都是把记者、秘书和有关同志叫到身边,亲自商量如何修改报道稿。凡是他的活动,参加什么会议,或与什么人座谈、谈话,都是事前口授,让秘书先给他起草一份讲话稿,自己修改定稿后,再打印出来发给记者。而且明确规定:记者发稿时,引用他的话就以此稿为准,可以删减,但不能增加内容。
李尚志说:“陈云打印好的发言稿或谈话稿,都是言简意赅,文风很好。”
有一次,陈云对李尚志说:“发新闻时,我的讲话稿别添、别改,添改了就不是我的意思了,当然你们可以删减,总不能满篇都是我的话。”他还说:“有了这个打印稿,我们再谈话便轻松多了,再说了什么都可以不作数的。”
陈云这样“发新闻”,除了表现出这位老一辈革命家的严谨作风外,也包含着照顾记者、尊重记者劳动的意思。所以,同行们至今回忆起往事,对陈云都怀有深深的敬意。
陈云谦虚谨慎、淡泊名利,有关宣传他的文章,只要报到他那里审核,都要被他“枪毙”。据于若木回忆:“党的八大之后,丛书《红旗飘飘》要为每个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他始终不同意登他的传。”
谁请吃就让谁吃
“闭门羹”
陈云一生清正廉洁,对自己要求很严。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出“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大力倡导言行一致的作风。他向来公私分明,一点小事也不放过。他给自己立了个“不收礼”的规矩,并要求工作人员:凡是有人来送礼,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外宾送的礼品也要一一上交。他说:“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
一次,陈云在外地视察工作结束,乘火车回北京。当时,当地派来送陈云的两位同志告诉陈云的随行人员:“车厢后面有一个大柳条筐,是给首长的一点营养品,回去后好好给首长补补身体。”随行人员一听,急了:“首长是不收礼的,你们快把东西带回去。”
当地同志说:“首长在我们这里太辛苦了,找人谈话、开会、参观,工作很累,又不让提高伙食标准,而且他身体又弱,缺乏营养。筐里不过是两只老母鸡和一些青菜,请带回去给首长补养一下。”
怎么办呢?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犯难了,陈云是一贯不收任何人送的礼物的。请他们下车带回去,他们又说:“这不是哪个人送的,是几位领导同志共同决定的。东西又不多,就请首长收下吧。”双方你来我回的,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向陈云请示汇报了。
工作人员向陈云建议,既然东西已送上车了,再要他们带回去,面子上过不去,是否按市价把东西买下来。听完汇报和建议后,陈云说:“不能开这个先例,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以后就阻止不住了。还是请他们把东西带回去,要和他们说,心意我领了,但东西我不能收。”
1976年以后,一些老同志在陈云的关心下恢复了工作。一位老同志为表心意,送来一纸箱葡萄。陈云坚决地说:“带回去。”经过反复推让,陈云改口说:“那好,我尝5颗。”果真,他摘了5颗葡萄后,连朋友和葡萄一起送出门。
一次,一个大军区的两位领导同志来到陈云的住处,汇报军事演习的情况,并带来两盒当地产的葡萄。他们汇报完工作起身告辞时,陈云让他们把葡萄带走,并说:“我是中纪委书记,不能收你们的礼物。”
他们解释说,这值不了几个钱,算不上送礼,只是请您尝一尝。陈云说:“好吧,那我吃10颗,叫‘十全十美’,剩下的你们带回去。”
渐渐地,来人空手登门,不给陈云提东西送礼了。陈云幽默地开玩笑说:“如果主席、总理给我送礼,我就收,因为他俩没有求我的事儿。”
有一回,陈云家乡送来一份精美的文房四宝,请他为准备开办但还没有正式批准的一家公司题词。陈云听了很不高兴,说:“这个词不能题,一题词就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了。”他让人将送来的文房四宝如数退回,并嘱咐秘书向上海市委通报这件事。
陈云性格内向,平常说话不多,但勤于思考。他不喜欢客套,讲究实在。平时去外地,陈云向来不准当地领导人迎送,也不让老朋友、老部下到他家中做礼节性的拜访。用他的话说,叫做“不接不送”,“不请不到”。他总说:“大家都挺忙的,走那形式干嘛!”“没事别来,有事说事。如果电话中把事办了,就别跑腿了。”
有一次到外地,当地接待部门为陈云准备了一桌酒席。他看到后很不高兴,坚决要求他们撤掉,直到改换上平日的一荤一素才肯吃饭。
1961年,陈云到上海郊区搞调查,随行的工作人员只有3人。他们不住宾馆饭店,就住在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家中,每顿饭就是两小碟素菜,喝的是大麦茶。而陈云这次调查的内容,却是关乎千家万户吃饭的问题,即农村养猪问题是集体养好还是给私人养好。他得出的结论是:私人养成本低、收益高,能更好地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城市供给,能更快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1960年秋季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到陈云处谈工作。按过去的接待常规,工作人员要冲上一杯热茶给客人送上。但中央刚发了一个文件,其主要精神是:接待客人不送茶,不敬酒;参加各种会议的人员自带茶、烟;到各地视察工作,不迎来送往,不请客,不送礼。
现在周总理来了,送不送茶呢?当时在陈云办公室工作的杨乃智回忆说:“我们和陈云同志的卫士长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最后商定还是给周总理送一杯茶上去,理由是总理来了,不能与一般客人同等对待。”
当卫士将茶水放在周恩来面前时,周恩来立即严肃地批评卫士说,你们不知道中央刚发了文件,接待客人不准送茶吗?周总理拒绝喝茶,弄得卫士面红耳赤,手足无措,进退两难,不知是将茶水拿下去好还是放着好。
周恩来谈完工作离开后,陈云将所有的工作人员叫到他的办公室,严肃地问:“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你们学过没有?”进而说:“既然学过了,为什么不按文件规定执行呢?”
工作人员哑口无言,只好如实地将当时给总理送茶的想法讲了一遍。陈云听后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国务院文件规定,对中央领导和普通群众都一视同仁,不能有任何特殊化,不能在执行中任意打折扣。”
杨乃智说:“从陈云同志办公室出来后,我们立即开了一次会,大家都作了自我检讨,并规定了一条制度,每周要进行一次集体学习,学习和讨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文件,以及按阅读范围可以学习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以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
穿了40多年的棉坎肩
有32个补丁
“粗茶淡饭,布衣素食”是陈云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有两套毛料中山装,只有在接见外宾、出席会议和重大活动时才穿,平时在家里办公,穿的是布衣皮鞋。他这两套礼服一直穿了30多年。他穿的衬衣都是补了又补;他的大衣是两用,春天、秋天是夹大衣,到了冬天把做好的厚绒衬里用几个扣子扣上,就成了厚大衣。
他用东西也很节约,有一个皮箱是延安时期的,直到1994年还在用。有一个刮胡刀,刀架是1935年由上海秘密去苏联之前买的,3个刀片用了10年,而刀架一直用到他逝世之前。
有一件坎肩,他自解放东北时开始穿,穿了40多年,坎肩上补丁叠缀,布料不一。在江西“蹲点”时,曾有人粗略数过,各种大小补丁有28块。直到1984年,棉坎肩已经有32个补丁,破旧得不行了,陈云才勉强同意换下来。如今,这件棉坎肩已经放进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成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俭朴生活的真实见证。
1985年6月13日,陈云80寿辰。之前,于若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陈云除外事活动外,从来不参加也不设什么宴会,所以曾提议召集一些老同志在一起吃顿便饭,共同为他简单地庆祝一下。但即便是这个提议,陈云知道后也坚决不同意。经过协商,最后决定全家照张相,留个纪念。
北长街71号(现为58号)院内有一幢2层小楼,这里既是陈云的办公室又是住家,他的家人和工作人员也住在这幢小楼里。1949年陈云从东北调到中央工作,就住进了这个院子,一住就是30年。
住进后的第一个夏天,就发现房顶漏雨,机关行政部门把屋顶的瓦全换了。从外面看,这小楼还不错,可是楼里各处年久失修,白色的墙,灰一块白一块,原来油漆的豆绿色墙围也变成了深灰色。夜晚,老鼠从旧地板缝中随意出入,如入无人之境。即便是这样,陈云也不让工作人员粉刷、油漆、整修房子。他总是说:“这不影响我办公,没必要收拾。”
再看看走廊和楼梯上铺的地毯,表面的毛都磨得差不多了,陈云也不让换新的。他还是那句话:“我上下楼梯时注意些就是了,不要换了。”后来,为了安全起见,避陈云上下楼滑倒,才换了一条价格便宜的胶皮地毯。
唐山地震后,楼房被破坏很大。机关行政部门决定让陈云先搬到另一处房子去住,把旧房拆掉另建一座新的。陈云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工作人员无奈,只好把楼房进行了必要的加固。一直到1979年,经有关部门反复劝说,陈云才勉强同意搬了家,离开了这个住了30年的小院,搬进了中南海。
亲情、人情背后的大爱
陈云对凡是来看望自己的部下,都说:“如果生活有困难,孩子上学有困难,我会帮忙。如果孩子出了事找我,你找上门来,我不但不帮,还会批评你。”
陈云对子女和亲友的要求也很严格。1949年,老家刚解放,陈云即给家乡一位老战友的儿子回信,提醒他和自己的表弟千万不要以功臣子弟自居。他说:“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洁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
对于5个子女来说,陈云是一位真正的慈父,他的一言一行影响和教育着子女的成长,父亲在儿女心中是一座无言的丰碑。
陈云给家人订下的“三不准”,曾经被广为传颂。这“三不准”就是: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
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那样学习和生活。家人在这方面也予以很好的配合与支持。
陈云的小儿子陈方上中学时,一次为买脚蹼,从生活秘书石长利手中要钱,超出了预算。黄昏,陈云散步时知道了这事。当晚,陈方坐在陈云面前,父子的对话开始了:“你从哪儿拿的钱?”“‘石头’(石长利)那儿。”“‘石头’哪来的钱?”“你的工资。”“我的工资谁给的?”“人民给的。”“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呢?”“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爸爸。”“记住,节约1分钱是节约人民的钱,我看你的行动。”
陈云是南方人,习惯于南方的气候。晚年,每到秋天他常住杭州和上海,往往在南方过冬,一住就是大半年。1977年至1992年,陈云几乎每年都去杭州,住上一两个月或三四个月。他常住在紧靠西湖的汪庄。他很喜欢美丽而宁静的西湖,生前曾26次来到杭州,在西子湖畔留下过许多轶事和佳话。
曾在陈云身边工作过的何宝生深有感触地说:“在杭州,陈云同志外出从不坐进口轿车,总是坐国产红旗车。他外出不搞前呼后拥,只带秘书和几个随身警卫,车辆也是最少的,轻车简从。陈云同志到杭州时,每次都带着3件宝:一是一只延安时期就跟随他的旧皮箱,这只旧皮箱用了几十年,连皮制襟襻、拎手都断了,他还一直在用;二是一台苏联制造的老式收音机,这台机子的电子管体积大、分量重,在杭州时坏过几次,当时找不到师傅修,工作人员只好求助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老师傅;三是一条薄薄的旧棉被,这是他到哪里都带着就寝时盖的,一直用到最后。”
曾多次接待过陈云的赵群鸣也回忆道:“首长生活俭朴,从没有什么高的要求。他住的房间陈设相当简单,不需要高级的东西。一年四季从不请客,从不加餐。”
在杭州,陈云每天身着中山装,脚穿一双老皮鞋,天冷外出时再加一顶蓝布帽、一件棉坎肩。每次到杭州,随行的亲属除了夫人于若木外,一般不带子女。
陈云不吃请,自己吃得也比较简单,这是他的习惯。但他并不“死板”,不反对必要的人情往来。20世纪80年代,陈云身边的一位警卫员的爱人生孩子,陈云知道后,专门叮嘱警卫员要照顾好母婴,在饮食上不能马虎,说:“要多喝鲫鱼汤和鸡汤,鲫鱼汤是下奶的;要用母乳喂养,母乳最有营养;孩子哭是一种运动,是好事,不要一哭就喂奶,不过还是要按时喂奶。”
即使是在那个火药味比较浓的时代,对一些必要的人情,陈云认为还是应该的,并不是凡事都“上纲上线”。在“对资改造”和“三反”、“五反”搞得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有些干部怕与资本家交往,怕被腐蚀,杯弓蛇影。对此陈云指出,要有来往,要做工作,而不是被腐蚀,也不要把正常的交往“敌对化”。他曾讲过一个小故事,天津有一位女老板,看到公方代表开会回来忙得顾不上吃饭,给他煮了一碗面条,公方代表绷紧了阶级斗争之弦,拍着桌子,吹胡子瞪眼睛说:“你想腐蚀我吗?”陈云认为这样做也太不近人情了。
风趣幽默的首长
常“大放噱头”
陈云说话风趣幽默,富有哲理。解放战争时,他刚到南满领导工作,当地的一些同志马上张罗给他挑一支好手枪。陈云微笑着回绝说:“好枪还是给前方打仗的人吧,如果到了需要我用枪的时候,仗早打输了。”
1982年的一天,赵天元被调到陈云身边做警卫员,到陈云住所报到。以前,赵天元在连队当战士,没有接触过大干部,因此乍一见陈云,心里不免有些紧张。陈云像是看出了赵天元的心情,便问了他叫什么名字,听后马上风趣地说:“赵钱孙李,天元(圆)地方。”然后,又问他的籍贯。赵天元说是河南沁阳,陈云听后又说:“你们老家可是产小米的地方啊,那小米过去是给皇帝进贡的,你知道吗?”
过了一会儿,陈云开始散步了,他一边走一边与工作人员谈笑风生。他指指赵天元,笑着对周围的人说:“这位小同志‘第一’。赵钱孙李,赵是第一,天、元也都是第一。你有弟弟吗?要是有个弟弟,就该让他叫‘地方’了。”说得周围的人都笑了。
第二天,赵天元开始跟班熟悉情况。当天值班的是警卫员小徐和护士小赵。陈云喊护士小赵时,赵天元与她分不清在叫谁,就一齐答应。面对这滑稽的场面,大家都笑了,陈云也笑了。
小徐开玩笑说,为了区别,以后就叫护士小赵“黄毛丫头”吧。陈云听后笑着说:“不行,这个外号不行,我不批准。”大家问:“那怎么分清两个小赵呢?”陈云指着赵天元说:“这是警卫员小赵。”大家说:“这也不好叫呀。”
晚饭后,陈云突然对赵天元说:“你们家乡不是产小米吗?那就叫赵小米吧,可以吗?”赵天元点了点头:“可以,这就分清了。”
这时,护士小赵为报小徐给她起外号之“仇”,赶紧说:“首长,有‘小米’了,小米加步枪嘛,就叫警卫小徐‘步枪’吧。”
在一片欢笑声中,陈云高兴地说:“好,小米加步枪打出了新中国,就叫赵小米加徐步枪。”随后,陈云当着大家的面,乐呵呵地在一个本子上写到“赵小米 徐步枪”。
就这样,在陈云身边,“小米”这个名字渐渐叫响了。以后,有新同志来,不了解这个名字的原委,见陈云总叫赵天元“小米”,还真以为他姓“米”。
每到杭州,陈云必游云栖竹径。在那里,陈云心旷神怡,真可谓“云”栖“竹”径。有一年他在杭州住的时间长一些,前后竟去了7次之多。工作人员何宝生回忆道:“他每次出游,总是走在游客中间,凡是认识他的人,总是停步向他问好,有时他会停下步来与游客聊天。一天他在‘云栖竹径’散步,碰上几位上海旅客,他便打起了上海腔,与他们闲谈了好一会儿。有时他的出现会使游客闻讯赶来看他,有时围观群众会越来越多,负责警卫的同志感到担心,可他却谈笑风生。”
陈云经常到书场与群众一起听评弹,像普通百姓一样出入书场。首长的安全问题成了工作人员头痛的问题,每次去书场听书,工作人员都表现出为难情绪,一方面希望首长去听,开开心,也好调养身体;另一方面又怕首长的安全出问题。陈云察觉了工作人员的心思,笑着对他们说:“没有关系,你们不用担心。我不像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和朱德同志那样容易被群众注意和围观。”停了一下,他又说:“我们进书场不要过早,也不要过晚。”他还专门交待说:“我们不要在书场门前下车,与我同行的有一两个人就行了。”
就这样,陈云每次去书场,只有一辆车、一两个人跟随,进场不惊动群众,退场时静静地走旁门,从不影响群众听书,和百姓一起自得其乐。后来,有不少与陈云同场听过书的群众在街头巷尾自豪地说:“我不止七八次与陈云同志一起听书,我就坐在他的后排右侧。每逢演员放噱头(评弹中逗笑的话或举动),他就和大伙一起放声大笑,一点没有中央领导的架子!”
“木炭汽车”
长寿自有要诀
陈云的体质比较弱,早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身体比作“木炭汽车”,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冒发烧是常事。1959年,他患了冠心病,后来经过治疗有所恢复,但没有根除。1979年,他患直肠癌,成功地做了手术切除。1984年,又发现他患有帕金森病。
陈云工作十分繁忙,新中国成立后,他担子重,经常是上下午都开会,或者看文件、处理问题,晚上8点钟到周总理那里,12点钟到毛主席那里。但陈云都能有条不紊,从容应对,而且工作出色,成绩斐然。
陈云以并不强壮甚至是羸弱的身体,顽强而又出色地工作着,支撑着共和国的经济大厦,直到晚年依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而且能够享年90岁,真是不容易。究其原因,除了有先进的医学科学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外,同时也和他良好的个人修养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陈云遇事沉稳,处变不惊,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使自己的身心总是处于良好的状态,为他的长寿之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陈云心中装着人民,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为民说话,胸怀坦荡,心胸开阔,始终保持乐观健康、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陈云一生淡泊名利,他曾经书写过这样一个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他非常谦虚,不居功自傲,历来不愿意宣传自己,但对党的事业则看得重似千钧,即使自己有身败名裂的风险,也坚持原则,挺身而出。
于若木回忆说:“我与他风雨同舟几十载,其间有革命征途上的急流险滩,也有革命队伍内的风云变幻,无论遇到哪种情况,我从来没见他慌张过。正如他自己常说的:‘我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过来人。’如果不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这种淡泊名利的心态对他个人的健康也很有裨益。
陈云和其他中国革命领袖一样,他们的饮食习惯与他们的凌云壮志之间有着一种朴素而深刻的关系,那就是: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吃好饭”,而自己则吃得简单。陈云在这方面可谓是一个有鲜明特点的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时,陈云一日三餐的伙食标准是:早餐稀饭、面包、果酱、咸菜;午饭一个素菜、一个荤菜、二两米饭;晚饭一个豆制品、一个素菜、一两半米饭。
早些年,大家担心伙食太差,影响他的健康,便提出晚饭时给他增加一小盘质量较好的营养菜,陈云却怎么也不答应。直到1962年,他的肠胃出了毛病,才和家人分开吃饭,也不过是加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为此,他常开玩笑说:“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想吃,没有东西吃;现在革命胜利了,有东西吃了,又不能吃,真是没有口福呀!”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的经济开始好起来了,陈云的伙食有所改善,但依然很简单,一日三餐是:早餐豆浆、面包、果酱和稀饭;午饭一荤一素;晚饭一个素菜,主要是烧豆腐,主食则为大米饭。他食偏素,这是战争年代馈赠给他的特殊“礼物”。他经历过长征,出生入死,饥一顿饱一顿是家常便饭。
陈云吃饭总是细嚼慢咽,不急不忙,他对主食是“讲究”的,因为他是上海青浦人。他只爱吃大米饭,为了定量准确,每次做饭都要称重,中饭100克、晚饭75克。据他的一位保健医生说,他每餐吃一小碟花生米,永远是13粒。每餐的米饭都吃完,一粒也不剩。他每餐配有水果,经常是香蕉。他的这些食谱是常年不变的,即使逢年过节和过生日也不改变。
有一次过节,身边工作人员建议首长加几个菜,陈云笑了笑:“我天天都过年,不用再加菜了。”
在接受专访时,于若木说:“正是他这种平衡的膳食,对他晚年的健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从不吃零食,也从不喝饮料,这保证了他的肠胃正常,从无积食或腹泻的情况发生。”
1988年起,张佐良在陈云身边做保健工作。他回忆说:“我注意到,陈云同志的生活非常简朴,作息很有规律,一日3餐的食谱相当简单。他的体重保持在60公斤左右。从保健的角度看,他的食谱中最好增加一点蛋白质,体重也应稍微再增加一点,使身体内有些储备,增强抵抗力。他的胃肠对牛奶很敏感,喝过一两次觉得不舒服,只好放弃。由于他的牙不好,又不爱吃牛、羊肉,因此我们在跟他商量食谱时,有人建议他吃一点海味。他说海参、鱼翅和燕窝这些东西太名贵,不肯吃。我们为了给他增加营养,在一次午餐时试着在小碟子里盛几根红烧鱼翅端了上去。他很快发下话来,不准再上,我们只好就此作罢。为此,厨师、主管生活的同志和保健医生确实伤了一番脑筋。”
接受采访时,于若木对我们讲:“陈云同志的生活可以说是‘数字化’,他定时定量,吃饭是这样,散步也是这样。散步,身体好时走2000米,都是用尺子量好的,身体差一点时走1000米,再后来不按距离丈量,而是按散步的时间来计算。他每天补充的热量多少及运动量,在营养学或运动学上是有科学根据的。”
陈云饮食简朴,荤素兼顾,以素为主,除了他一向的节约朴素作风外,就是他比较注意饮食结构平衡,从不大吃大喝,更不用说暴饮暴食了。在中共领导人中,他是当时少数几位90多岁高寿去世的健康老人。而他在青壮年时期出生入死,身患多种疾病,晚年时期还得过癌症,如果没有均衡的、健康的饮食调理,他能高寿是不可想像的。
陈云的生活哲学是“睡眠第一,吃饭第二”。他非常重视有一个高质量的、充足的睡眠,这是长期战争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他说:“在长征途中,在遇到后有追兵、前有敌人堵截时,往往需要急行军,必须绕道走很多路,才能躲避开敌人的精锐部队,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因此,吃不饱肚子是常有的事,但当部队找到了宿营地后,许多人第一件事不是吃饭,而是设法找地方睡觉。因为,只有恢复体力才有胃口吃饭,即使吃不上饭,也会有体力走路。”事实上,他的睡眠并不充足,建国初他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左右。陈云当时对苏联朋友说:“身体还可以,就是睡觉太少,一天4个小时都保证不了。”
多才多艺的评弹
“老听客”
陈云在工作之余,或者同疾病斗争之时,能够静下心来得到休息,得益于听评弹。评弹是流行于江南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陈云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听评弹,先是跟舅舅在当地镇上的茶馆里听书,后来听上瘾了,有时大人不去就自己去,靠在墙边站着听。他风趣地说,这叫听“壁书”。后来由于从事革命活动,听评弹就中断了。
1959年,他患心脏病休养期间,为静心养病,遵照医嘱,开始重新听起评弹。那时,苏联领导人给每个中共中央常委送了一台老式的录音机,他就用这个录音机听。后来,周恩来把自己的那台也送给了他。在这之后的30多年中,他听的评弹书目之多,在全国恐怕是独一无二的,评弹界尊称他为“老听客”。
每逢江南落花时节,西湖分外明媚,正是听评弹的好季节。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在杭州、苏州、上海休养的时候,听评弹成了伴随他休养时的最大乐趣,他笑称评弹是“半个大夫”。
无论到外地,还是住院,700多盘评弹磁带和4台轮流使用的老式收音机是必备的物品。在陈云晚年,评弹界每周向陈云提供的评弹新节目录音带不下于10小时。陈云总是抽时间听,听毕,还往往托人告知他的意见。据了解,陈云关于评弹的谈话、书信等就不下十万言。
陈云多才多艺,除了评弹之外,他还会吹箫、吹笛,也会拉二胡,在繁忙工作之余以此自娱。据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晚年的陈云用牛皮纸包书、用绳子捆扎仍很利索,连年轻人都赶不上他。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也得益于年轻时当店员的经历,因为往外寄书,要包得结实,地址也要用毛笔写得端端正正。
他的子女回忆说:“父亲喜爱摄影,常给我们照相。我们更爱和父亲一起到大海里游泳,在湖边散步,坐在一起听评弹。”
后来,由于病情发展,他散步的距离越来越短。直到住院前,他仍坚持让工作人员扶着在房间里活动。在医院里,精神好一点的时候,他提出过要下病床坐一坐,或者下地走一走,但终因身体太弱,而没有能够如愿。
晚年,陈云几乎每天都坚持写字,站着悬腕用毛笔写大字,并以此锻炼身体、活动筋骨。“闻鸡晨舞剑,借萤夜读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这些是陈云经常手书的内容。晚年写字时,他有一个习惯,即末尾不写年、月、日,而写“时年X岁”。不过,这岁数写的是虚岁。
练书法,刚开始他每次练半个小时左右,后来因为年纪大了,按照医生的意见,减少为20分钟左右。最后到10分钟左右,写完大字之后,他还经常自我欣赏,寻找毛病,以便下次改进。因为过去练大字不多,开始时笔甩不开,后来逐渐甩开了,书法日见臻进,他自得其乐地说:“现在的字有飘逸感了。”
在生命的最后300多天
20世纪90年代初,陈云毕竟是高龄老人了,健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全身各器官系统的功能慢慢地衰退,特别是心脏病逐渐加重,需要不断地调整各种治疗药物的剂量与服用方法。加之肺部反复感染发炎,需用抗菌素治疗,住进医院去治病的次数也增加了。
1994年5月13日,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回京后,陈云的心情一直很好。正当他像往年那样在消除旅途疲劳的过程中,5月25日下午,医务人员观察到他左肺有轻度的炎症,建议住院治疗。陈云同医疗专家商量,说能不能在家里治疗。专家说,还是住院治疗好。他又问,住院期间每天是否可以照常听新闻。专家回答说:“可以”。
于是,当天晚上9点多钟,陈云因肺炎住进北京医院。没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中南海的那个家。
工作人员回忆说:“陈云同志同疾病斗争的精神是很顽强的,他的头脑一直是清楚的,他的脑血管硬化很轻,脑萎缩的程度也很小。他始终信赖医务人员,只要把必须采取的医疗措施的道理同他讲清楚,他都会高兴地接受,并密切配合治疗。”
在医院里,陈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坚持收听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以及15分钟的“国际新闻”。他收听新闻非常认真,同看《人民日报》一样,从不放过任何细节。而且,他很用脑子记,记忆力之强也是十分惊人的。有时他听了重要新闻,就会及时提醒工作人员注意。有时没有听清楚某条新闻,他会反复听好几遍录音,直到听清楚为止。如果仍然没有听清楚,就会问工作人员,而身边的工作人员往往答不上来,因为他们听过后并没有记住,只好回答说查一查。
后来,他的听力跟不上广播员播音的速度,于是让工作人员每天把新闻稿借来讲给他听。但他听讲以前,自己仍然坚持先听一遍新闻录音。在他住院的日子里,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听新闻,并要秘书每天给他讲讲国内外大事。有时白天发烧昏睡,但晚上退烧清醒时,也会把秘书找去讲讲当天的新闻。
1995年1月19日,他在《陈云文选》再版补充文稿的送审本上,用铅笔签下“陈云”两字,成为他一生的绝笔,而“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成了他留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嘱托。签完字之后,他嘱咐一定要送请中央审阅。
春节时,陈云的病情还比较稳定,精神也比较好。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来看望他。他们很了解陈云的习惯,几句问候话后,就谈起形势与工作,他听得很认真,也很高兴。江泽民告别时,陈云双手伸出大拇指说,谢谢你们,表示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信赖和厚望。
当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不少老同志得知陈云精神不错,都想来看望时,陈云就让工作人员转达说,大家工作都很忙,泽民同志、李鹏同志都来看望过了,可以代表大家了,其他同志就不要来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1995年4月10日清晨5点多,北京医院220病房的值班医务人员给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首长有情况”,所有工作人员立即赶到医院。医生说,刚才首长的血压突然下降,现在已经采取措施,血压和心律开始趋于稳定,但还要密切观察。这时,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高度紧张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点。
中午12点左右,薄一波办公室打来电话,说薄老很想念陈云同志,准备马上到医院看望。12点45分,薄一波来到医院。薄一波习惯地走到陈云病床的右侧。陈云睁开眼睛望着他,头脑还很清醒,但已不能讲话了。见到薄一波后,陈云就挥手示意,要薄一波到他的病床左侧来,以便好说话。因为陈云的右耳有些背,左耳听力好些。薄一波见他病成这样子,心情很沉重。
薄一波说:“陈云同志,大家都很想念你。”陈云像往常那样,仔细地听薄一波讲话,面部不时露出微笑。有些话他没有听清,便示意身边秘书再重复一遍。
薄一波感到自己不便久留,便向陈云告别。陈云抬起头来,依依不舍地目送薄一波离开。之后,陈云听了一会儿评弹,安静地休息了。离开时,薄一波见陈云神志异常清醒,担忧这是回光返照。
果然,不到下午两点钟,陈云的病情开始恶化,血压、脉律急剧下降,随即出现自律心律,血压曲线迅速变成一条起伏不大的直线。这时,医务人员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进行抢救。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得知陈云病危的消息,立即赶到医院。
14时04分,在同疾病顽强斗争了321天后,终因年事太高,又患多种疾病,各种脏器功能均已衰竭,这颗跳动了近一个世纪的心脏骤然停止了搏动……
“忆昔艰辛治国,重整破碎河山。几经劫难过,板荡识英贤。百姓柴米心叩,万家忧乐怀牵。有道是,知难行更难,远足赖前瞻。惟实不惟上,警世留真言。净宇若胸襟,双袖清风展。后世论楷模,念及几潸然。”(《念陈云》)
是的,陈云走了,但他一生功勋卓著,德高望重,是矗立在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不走的是他的精神与灵魂,不走的是他的情操与风范。